邵燕祥诗歌的普希金情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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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瞬羊诗歌的普希金情结邵燕祥诗歌创作中潜隐着“俄苏气质”，不仅体现在内容、题材方面，还有精神、气质、风格，以及写作的姿态。他 在1950年代写作了一系列以“建设”为主题的抒情诗，就是来自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影响，其中我们建设了这条超高压 送电线在当时流传甚广。邵燕祥不仅对当时的苏联诗人关注较多，与俄国古典诗人普希金的关联也颇多。普希金被誉 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对中国诗人影响广泛，但在某个诗人身上找到受其影响的具体特征并不容易。邵燕祥在文本内 容、具体操作等方面与普希金的联系，既有可循的实证，又有可推断的具体文本，也有诗歌文本中出现的普希金形象叙 事等。一、从精神推崇到技艺摹仿19301940

2、年代，藉由苏联的普希金复兴运动，中国文艺界对其关注越来越多。普希金诗歌作品及其相关评论更 多地进入到读者视野之中。比如鲁迅在译文创刊号中，专门做了普希金百年诞辰特辑。当时中国的许多刊物都登载 了普希金诗歌及其评论文章。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浪潮中，普希金获得了与高尔基相当的地位。文艺界对普希金的诞辰、 逝世的纪念活动都比较重视。在1947年普希金逝世110年之际，上海各文艺团体联合举办了纪念会。郭沫若在会上专 门做了演讲向普希金看齐郭沫若：像普希金看齐，孙绳武编：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499页。，号召文艺工作者向普希金看齐。胡风在A.S.普希金与中国中强调普希金身上的“反

3、抗性”，“因为 是反抗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反抗的诗人，所以被看成了我们自己的诗人，如此而已”胡风：A.S.普希金与中国， 孙绳武编：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邵燕祥曾在文章中叙述了自己与普希金“结缘”的历程。从1947年阅读普希金文集开始，跨越时空，邵燕祥“遇 见”了普希金。他在我的朋友普希金一文中说道：“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纨跨子弟看，也许他出入上流社会，衣 着吐属，都与我这个东方平民的孩子不同，以致相去甚远，然而我不怀疑他将接纳我，他会带我去看望他的奶娘，他的 女友，他对我全不避讳，尤其是他会让我跟他一起参加秘密会见，就像我当时在北平投入地下活动一样。”邵燕祥

4、：我 的朋友普希金，孙绳武编：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从中明显感受到邵燕祥对 普希金的热爱。邵燕祥称普希金是自己的忘年交，在他看来，他们的身份、年龄上虽相去甚远，但是不妨碍二人的“交往”。 邵燕祥接受的动因，即是对普希金精神气质的认同，普希金身上的“革命性”也召唤着邵燕祥投入地下活动，成为当时的 进步青年。邵燕祥也将精神上的这种感动呈现在诗歌中。在1949年为纪念普希金诞生150周年之际，他写作了普希金和 他的剑邵燕祥：找灵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这首诗以“剑”的意象，扬 发普希金的精神气质。诗中开篇即道：普希金，普希金！生命

5、是一盏宝剑/闪烁在/爱人和敌人的中间/它的锋芒似北方的雪，铮铮鸣响/跃动在鞘里/,无数的爱人/鼓舞它寒光 四射/向寒噤的敌人，挺身挑出。任何的拷打，/不能把宝剑的灵魂，/拷打出宝剑的身体，/放逐在大风雪里也不算痛苦， /天下最痛苦的，便是屈服，/用剑一样的眼，怒目而视啊，/对敌人，要残酷，要骄傲！ /假如死在决斗里，/宝剑就送到未 死的兄弟们跟前。它气吞雷霆，/它斫铁如泥，/只待一声令下，/直取敌人的首级倘使不行倒下去，/当在牢狱和幸福之间变 一条道路，/看仗剑的兄弟们，/身沾敌的血凯旋/从路上路过，死者可以安息，/兄弟们的胸脯，是你光荣的墓碑。/从无数 的爱人那里发源，/像伏尔加之水，闪烁着

6、冰雪似的寒光。诗中不仅有“剑”意象的本体语意，也体现出普希金的精神本质，将其生命内核通过“剑”表达出来。用“剑”喻人，写“剑” 即是写人，将“剑”与诗人精神糅合到一起，如“它气吞雷霆，/它斫铁如泥，/只待一声令下，/直取敌人的首级”。普希金文 学精神穿越历史，直抵当下。邵燕祥曾说：“在残酷的年代，我歌唱过自由。就凭这一点，我得引他为兄长，为同志， 我也许会陪他去西伯利亚的矿坑底层，把锋芒如雪的宝剑送到为自由而受难的囚徒手上。”邵燕祥：我的朋友普希金， 孙绳武编：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诗中对普希金反抗专制暴政、争取自由的精 神，呈现出崇敬之情，与时代语境相契合，表

7、达了 一种新的使命感和价值观。1957年邵燕祥又写下了普希金的宝剑 邵燕祥：找灵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一诗，与之前的诗在意象、主题上都比较 相近，但更为凝练，富有层次感。如诗中第一、二句“是你怀中的三尺剑/依然斜挂在墙上，一百年已过去，/它还在黑色 的剑鞘中中铮铮鸣响。我来到这里拔剑出鞘”通过人称的变换，既拉近了诗人与普希金的距离，同时营造出时空感。 诗歌中间部分一面呈现普希金对“仇敌”“沙皇”“宪兵”“第三厅的长官”的反抗，一面体现与十二月党人的亲密，“西伯利亚矿 坑里的兄弟/也等待着这柄利剑，斩断冰冷的镣铐锁链”，运用对比的写法，进一步突出普希金的精神世界的

8、整体性。尾 句“从此宝剑斜挂在墙上，尘封着千古遗恨，满腔痛苦和悲愤难忍，到今天还在鞘中跃动。“剑”意象在这首诗中衔接不同 的时空，通过时空转换，拉近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普希金”的关联，即巴赫金的“时间地理(Chronotopos)。空间和时 间的转换，将“空间体验”转化为“时间体验二强化了其真实可感性。新诗在发展过程中的“仿作”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在新诗萌芽发展期，很多新诗的创作者在向西方诗歌学习的过程 中，有意对外国诗人的诗歌进行效仿。如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穆旦，都自觉 或不自觉地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邵燕祥对普希金的偏爱有目共睹，在诗歌或散文中，他多次抒发

9、对普希金的喜爱之情， 将普希金视为“知己”与“朋友”，并且在诗歌技艺上也有意地模仿普希金。邵燕祥在我的朋友普希金一文中说到，因为 自己的俄文水平不足以领略普希金诗歌之美，于是将穆旦的格律体、吕荧的自由体小说进行对照式阅读，期待能进一步 走进普希金的文学世界。1979年的诗歌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明显受到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影响。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查良铮译)邵燕祥的诗：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还是要迎

10、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一挥手！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让我们紧紧地拉住手。/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我们仍旧要一齐举杯，不管是甜酒还是苦酒。/忠实和信任最醇厚！/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在喉管还没有割断的时候。/该欢呼的欢呼，该 诅咒的诅咒。/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旅伴，/我的朋友，/他们不肯拯救自己的灵魂，/就留给上帝去拯救，/阳光下毕竟是白昼。 /时间呀，时间不会倒流，/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11、/明天比昨天更长久。邵燕祥这首诗歌从体式、内容到意蕴，与普希金诗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邵燕祥本人也坦承这种化用与传承常 金秋：诗神远游：普希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北方论丛2015年第2期。他曾自述道：“有人问，你的假如 生活重新开头，是不是受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感觉是可靠的。”邵燕祥：我的朋 友普希金，孙绳武编：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邵燕祥的诗歌既打上了普希金 诗歌的烙印，同时又是诗人对自我生活经历的体悟与感慨，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虽然在形式、 意蕴上有借鉴、模仿的痕迹，但具体内容已经有了新意。诗歌写于1979年11月，

12、刊发在1980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上，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普希金诗中，抒情主体召唤的对象是单人称的“你”，而邵燕祥诗中则 是不确指的“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指向更广泛的群体。结合邵燕祥本人的经历，“旅伴”“朋友”是与诗人一样经历坎坷的 群体一“归来，的知识分子、诗人。用“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来呈现那一段无法言说的“内伤”。但是“归来”的初心，仍是“迎 着朝阳出发”，态度仍是“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九死而不悔的坚忍，以及对未来的执着：“时间呀，时间不会倒流，生活 却能够重新开头明天比昨天更长久”。与普希金诗中的“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精神一致，洋溢着积极、乐观主义精 神，显现执

13、着、坚定的情怀。虽然忧伤隐含其中，并且触目惊心，但“在喉管没有被割断的时候，该欢呼的欢呼，该诅咒 的诅咒”，精神始终昂扬。邵燕祥历经严酷岁月的洗礼，仍对生活充满憧憬，勇往直前。结合自我的时代语境，在创造过 程中也有了崭新的东西，但是仔细揣摩二者诗歌的形与神，有“似是故人来”的感觉，如五十弦（第二十一首一诗中：我再也不摘一朵花/让花瓣憔悴在书页里，/把小小生命的摧残，/作一次郊游的纪念，/每一朵花有自己的青春，/并 且为自己的爱情而生。再看普希金一朵小花一诗：我看见一朵被遗忘在书本里的小花，它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就在这时，我的心灵里充满了一个奇怪的幻想： 它开在哪儿？什么时候？是哪一个春天？它

14、开得很久吗？是谁摘下来的，是陌生的或者还是熟识的人的手。（戈宝权译）邵燕祥受普希金诗歌催发不仅表现在体式上，还表现在主题方面。1824年普希金在敖德萨做小官员时，曾被当地 长官派去调查遭受蝗灾地区情况。普希金对此很不满，后来写作一首诗当作调查报告。长官因此而恼火，将他贬到父母 属地的乡村。邵燕祥在文章中曾介绍普希金的蝗虫诗，原诗如下：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就吃光，从此飞走无音信。（戈宝权译）邵燕祥对这首小诗记忆深刻，认为这首诗不仅是对蝗灾的简单写实，而且“有一些浪漫主义”邵燕祥：我的诗人 词典，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联系普希金在这件事情上的遭遇，邵燕祥感慨他并不适合小

15、文官 的工作。1948年邵燕祥著名汉野平，在国民新报发表诗歌蝗虫，写作的背景也是某地发生蝗灾，邵燕祥由此 产生联想而作此诗。诗歌如下：我们是褴褛的一群/我们是饥饿的一群/我们被逼到了 一起/而凄厉地嘶鸣着/混乱地拍击着瘦瘠的翅膀/举着手，激动 地/痛楚地抽搐着脸孔/袭击来了！向你们我们是黑压压的一片/我们是潮水/要淹死你们！ /我们汹涌着/我们的声音/是忿 怒的声音/我们要吼退逼我们死亡的命运！ 我们要粮食/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夺来你们的钥匙/打开你们粮仓的门！汉野 平：蝗虫，国民新报1948年8月24日第3版。普希金大概也预料不到，他随手写的小诗百年后会引起异国诗人多重思考。普希金笔下的飞蝗带

16、有“浪漫主义”色彩, 而邵燕祥诗中飞蝗则带有现代主义的风格。他笔下的蝗虫有了人格化的特征，从整体的对饥饿的印象描写到一系列的动 态描摹，蝗虫有了“人化”的色彩，诸如在情态上“痛楚”“愤怒”，对蝗虫的刻画不止于对象本身，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拟人 化写作产生了变形，从而呈现出另一种面貌。邵燕祥的创作也使源文本的生命力再次展现，生发出新的精神。中国新诗在20世纪初受西方现代诗歌发展潮流的促发孕育而生，在向“现代”行进过程中，所受滋养与哺育是复杂 而斑驳的。一方面它努力紧跟现在时的诗歌大潮，另一方面根据现实需要，也不断回顾过去时的诗歌根基，出现所谓的 “延迟性”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上海：

1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现象。 还有一种情况就像诗人黄灿然所指出的，“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浪漫主义原应成为西方诗歌的最后挽歌事实 则是，就诗人而言，是由歌德、华兹华斯、普希金、密茨凯维支、惠特曼等大诗人形成的；就这些大诗人的诗歌作品而 言，则是包含明显的现代性，为现代主义的蓬勃发展埋下伏笔”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书屋2009第 5期。一些诗人自身具备的这种“超前”，或者说厚重的底蕴，无疑使他们能够在“长远的时间”里屹立不倒。就对新诗发 展的影响来讲，普希金正属于此类诗人之一。邵燕祥兼容并收，接续、扬发普希金的诗歌传统，将诗根植于中国的本土 语境中，为中国社会的一段特定历

18、史留下一页心灵刻录。这里体现的关系不仅仅是摹仿，还有创新作用力下的承继。二、“消化”与“新的生长点”在考察邵燕祥对普希金的接受时，必须关注他的“消化”与新的“生长点”，既要看到普希金影响的实质，又要注意邵 燕祥的“独创性”和“新的贡献”。邵燕祥曾在文章中自述与普希金是“神交”，阅读普希金是“一卷在手，相携神游”邵燕祥：我的朋友普希金， 孙绳武：普希金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神交”有时具体呈现在其诗中，使诗人沉醉, “棋局上的青眼和白眼，/纷纷投来数不清的暗示，/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却长久地使我发痴”（五十弦（第六首）； 有时用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穿针引线、画龙点睛，如“奥

19、尔加的笑和达姬雅娜的啜泣，那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成为贵妇的 刹那死去”达姬雅娜是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奥尔加是其妹妹。（最后的独白）；或者是“浮 光掠影”，普希金带领他“神游”俄罗斯，穿越时空回到“鲍罗金诺古战场、高加索的群山，茨岗流浪的草原”。邵燕祥在诗 歌创作中，抒写俄罗斯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在青年时期，他主要是受时代潮流影响，怀着对苏联的憧憬之情，爱屋 及乌。邵燕祥曾经强调过不同国家文学带给他的感受，认为英法文学将自己引入的是“双城的宫闱，繁华的市肆”，唯有 俄罗斯的作品，让他不时地“悠游草原、森林、雪野中的庄园，雪橇和马车上的铃声，甚至船夫吆喝的号子，仿佛在不远 的地方召唤

20、我”。这类诗歌为数不少，以给伏尔加河船夫为例：这是怎样/旷古的悲凉啊，在北极星下面/,在白桦林里/,在伏尔加河/呜咽的秋天。两岸上有高矮的丘陵/和数不清的白桦树，/然而一同垂头，/一同歌哭。/奴隶们倾吐了/悲凉的凄楚的诅咒，荡漾在 河上/永远也不会销蚀的声音啊，/又穿进了前面的白桦林，/白桦哗哗地像撕破成匹的嫌帛，/也撕破坟山似的静默。我的眼睛在古中国之夜/看见了/伏尔加河上/在闪闪发光的啊。/在白天，在夜里，/白桦树还在沙沙的唱啊，/而奴隶 的命运，/却已经死掉了，被你们亲手埋葬了！邵燕祥在诗中将空间与人的历史并置，而重心在于描摹人的生命图景。在俄罗斯纪行组诗中，邵燕祥有多首 游历俄罗斯古迹

21、名胜后写作的诗歌，如红场遥远北方有座可爱的城北纬62度教堂。虽然诗歌主体对象是“红 场”“小城”“教堂”，但是呈现的重点并不是外在景观，而是背后的历史与人。如红场一诗所明示的，在这个“曾被太多 颂歌堆砌的红场二在石砖下、红墙上，在人们背后，邵燕祥看到的总是时而闪现的历史与人。诗人看到的是车尔尼雪夫 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陪杀场，是拉辛、布加乔夫走下囚车。他质疑“美丽的广场竟是刑场么:这类行游诗的底蕴丰 富，不是简单的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发，而是心灵的思考、历史的追问。诗中的说话者要穿越表象，直面时代，以及时代 中人的命运。当然，这些异国他乡图景还会触发他对自己民族历史之沉思，隐约之中呈现出“游俄想

22、中”之情。在金谷园一诗中，邵燕祥以晋代权贵石崇建造的“金谷园”为线索，再现了石崇宠妾绿珠的传说，而普希金的青 铜骑士由铜骑士塑像，构造了彼得堡城中底层小市民的故事。两部叙事长诗在写作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采用时空转 换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衔接起来，即叙述者都由所处的现时空间场景出发，穿越时空，呈现对过去事件的思考；一方面 抒写权贵的显赫威力，一方面勾勒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青铜骑士的主人公小职员欧根，租住在彼得堡的小屋里, 生活困窘，身份卑微，生活中唯一的期待就是与未婚妻成立个小家庭。然而洪水袭来，未婚妻被冲走，最后小职员在疯 癫中走向死亡。彼得大帝填海创建的新城彼得堡雄伟庄严，可对于像欧根这样的

23、底层小人物，繁华与美丽如幻相，生死 无足轻重。金谷园中主人公绿珠委身于大富豪石崇，后者为其在金谷园中修建豪华住所绿珠楼，以此来金屋藏 娇，然而石崇政敌索要绿珠之际，绿珠只能无奈坠楼而死。金谷园无法为绿珠遮挡突如其来的人生“风雨二浮华世界只 是绿珠的幻相而已。两首长诗都呈现出文本内嵌文本的模式，产生一种虚实相映的效果。具体表现为开头都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的引导带入读者走进历史的时空。在青铜骑士中设置了楔子，叙述者“我”从彼得堡城的建造者彼得大帝的铜像写起, 将彼得堡的壮丽庄严呈现出来。最后笔锋一转，讲述者说道要“叙述如下的一段事情”，并强调故事“可是异常的忧郁”。繁 华表象下的忧伤故事由此

24、徐徐展开。在金谷园中叙述者“我”以游者的身份出现，走进金谷园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古迹。 开篇即带着悲愤与同情，将读者带到过去，“如果我生于西晋末叶，也只是一介逃生的蜷蚁”，由现实进入历史的时空。普希金在诗歌中常常以第一人称作为抒情或者是叙述主体，是颇有意味的。与全知叙述主体相比，第一人称叙述 者与读者之间呈现一种较为松散的关系。全知叙述主体在叙述中知晓一切，道德评判能力更强，在价值判断上显示较强 的优越性。而第一人叙述者，一般都是叙述个体经历、生活经验及其主体价值观。叙述者与读者之间不再是说教的关系， 而呈现出一种响应。青铜骑士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含混的多声调效果。华美的城市、肃穆的青铜塑像与卑微的生

25、命， 混响着多部声调。诗中既有对彼得堡城市的赞美之情，如诗中“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又有对国家、民族威力的颂扬, “我爱你，俄罗斯的军事重镇，/我爱你的堡垒巨炮轰鸣”，“蔚然伫立吧，彼得的城！ /像俄罗斯一样屹立不动。/总有一天, 连自然的威力，/也要对你俯首屈膝。”诗人将城市化身为俄罗斯，认为连自然也要臣服于它。诗中弥漫着国家主义情绪, 也夹杂着对彼得大帝的认同。邵燕祥则在金谷园中呈现出对历史的执着拷问，“你小小的年纪，只知有晋，/哪知道几千年的残暴荒淫”，“朱 门带给女奴的，不是福而是祸，/惹祸的金谷园却因此千古扬名一颗闪现的又委弃在谎言蔓草的明珠/诉说千百万被 蹂蹒的草根的无辜”，犀利

26、批判“笛声消失了，绿珠的歌声/惊起的粱尘也已经落定/那是乱世，杀人如草的年代/那是生命 得不到珍惜的年代”；对小人物生命之悲叹，“绿珠死去，再也不会知道/后来金谷园和洛阳城的兴废/更不会知道远在南荒 的父母/从生离到死别，哭干了眼泪:“复调不是希望消除多声部展开的众声喧哗，而是承认权力的永恒存在从而展开的永恒的搏斗或者对话吴 炫：否定主义文艺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86页。普希金对欧根的命运充满同情，对于小人物 的悲剧命运多是呈现，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在叙述中对历史与人民的思考，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 希腊诗人阿基洛库斯有关狐狸与刺猬的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

27、知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对俄国作家、思想家进行了划分。他认为狐狸“追逐许多目的，彼此之 间并无关联”，行为、观念甚至行动也是凌散、漫射的，没有统摄成一致的观点，而刺猬则把一切归于一条基本原则或是 一个基本理念，把所有的挑战和进退维谷的局面压缩为简单事实。伯林认为普希金属于狐狸类型。在青铜骑士中， 普希金的写作体现出这一特征，他的叙述是扩散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总体上体现的是一种“模糊”的姿态。反观 金谷园一诗，邵燕祥的姿态与行动清晰而明确，更接近于“刺猬”。他在后期的写作中也显示了这一精神。二十世纪新诗诞生之后，总是沿着断裂、革新、

28、超越这一线索演进，呈现一种显性的结构，但是不能否认，连接 与继承始终存在。邵燕祥身上总体呈现出的是一种接续与继承的精神，他兼容中外资源的优长，植根于中国本土，接续 的不仅是普希金的诗歌传统，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深处的犀利拷问，托尔斯泰对固有“身份”的超越，还有鲁迅对 民族、国民的深沉思考，对自我灵魂的寻找。纵观邵燕祥的俄苏情结，由共同形塑的集体记忆开始，至不断反思的个体 记忆结束。从诗人的声音沉入集体的齐声高歌“我永远的父亲和爱人!/在伏尔加河上，我们开始了胜利，/斯大林引导 我们向胜利前进”（伏尔加河），到后面的“最后的独白”（最后的独白）。从早期诗歌中的“普希金形象叙事”到 对普希金诗歌的借鉴、融合，进而展现出自我的创造性，建立自己诗学体系，最终实现了“采蜜”到“酿蜜”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