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产权究竟属于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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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的产权究竟属于谁？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引擎的数字经济，一些学者依然采用传统的生产要素（甚至生产资料）的视角来解读数字经济的关键数据，另一些学者则是在给定的监管框架和外部约束下讨论数据使用的可能边界。如果说前者把数据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因而在他们看来，数据存在占有权、使用权和受益权，进而产生所谓的数据产权问题，那么，后者则强调“有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进而强调数据的产权保护能力。二者在数据产权需要进行合理界定上达成部分“共识”。我的问题是数据的产权究竟属于谁呢？第一，类似于车轨和足迹，数据是交易过程的客观记录，数据的产权属性其实很难界定。对于车轨和足迹，你不能讲，因为是某类交通工

2、具或某个行人产生的，因而它是属于该交通工具的主人或该行人；当然，同样不能讲，因为车轨和足迹印在了道路上，那它就应该属于道路的所有者。类似于今天的很多非私人品，数据的产权属性是难以界定的。也许产权界定只适合私人品，甚至其中部分私人品。世界上很多重要，甚至很有价值的客观存在根本无法界定产权，而数据只是诸多客观存在中的一种。第二，产权概念最初的提出，只是为了方便法律的实施。我们注意到，产权的内涵外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调整中。我们以产权最典型的实现形式之一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例。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从Hart以来逐步演变为一种剩余权利，并从此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标准产权定义。什么是剩余权利呢？那就是对于已经规定

3、好的事项就按规定的来，只有对于那些尚未在（不完全）合约规定的事项，作为权益所有者的股东（以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方式）才有最后裁决（使用、受益）的权利。例如，集体享有所有者权益的股东可以否决格力董明珠大姐有一年即兴提出的年终增发员工薪酬的临时动议，但股东无权阻止格力向完成绩效考核指标的董大姐放发事先约定的天价薪酬。后者是说好了的，而前者则是没有说好的。我们看到，从剩余权利到传统的占有权、使用权等的产权内涵演进，始终遵循的内在逻辑是如何方便法律的实施，而不是为了原本子虚乌有的产权概念而舍本逐末，甚至刻舟求剑。第三，零星的数据除了对自己，也许对其他第三方并没有价值，但数据经过积累成为“大数据”，再经过

4、开发利用，才会变得有价值。我们以蚂蚁为例。蚂蚁利用交易数据建立的特殊征信系统可以帮助蚂蚁识别潜在的信贷风险，降低呆坏账率。大数据构成蚂蚁信贷业务开展十分重要的风险管理模型。而原本的交易记录除非对于需要自证清白的“妻管严”等个别用户可能有用外，在大部分情形下可能都是无用的。因此，数据变得有价值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数据需要积累到一定规模，成为“大数据”；其二是大数据经过再开发，再加工和再利用。因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数据的价值是经过平台积累、加工成为“大数据”后的价值。把原本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大的数据变得有价值恰恰是平台的贡献。第四，大数据带来的价值增加事实上成为很多平台创建的内在动机和长

5、期激励，并最终使得大数据形成成本的内在化。我们同样以蚂蚁为例。为了实现风险管理的目的，蚂蚁有激励投入人力物力对记录交易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类，这使得大数据形成的成本完全内在化了，并被大数据形成的价值增加所覆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平台为数据变得有价值投入了积累和加工成本，但我们并不能由此简单地将数据的产权简单归属于平台。原因依然是数据并不像标准的私人品那样容易界定产权属性。作为对照，很多产权界定明确的私人品是需要私人品的所有者投入额外成本来保护产权的。第五，虽然用户并没有从平台获得数据分享的直接补偿，但每个用户事实上都是平台大数据开展利用的间接受益者。这些也许我们每一位用户心里都明白，除非我们

6、故意装“不明白”：没有淘宝、京东，我们的购物也许没有那么快捷便利；没有美团、饿了吗，我们也许无法足不出户，品尝美食；没有滴滴、神州出行、曹操出行，我们也许还在寒风中耐心地等待在漫无目的寻找客户的出租车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得不分享很多隐私的信息。它也许是我们为了获得便利而不得不付出的一项成本。第六，与数据究竟属于谁的讨论相比，一个更有意思的讨论也许是如果由于数据外泄导致用户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如何进行事后的法律救济？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平台由于管理不善导致信息外泄，那么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责任甚至在法律上可以界定得很重，以此来构成一种可置信的威胁，督促平台认真履行信息安全义务。基于以上讨论，我的建议是，法律界和政策制定也许并不需要去论证子虚乌有的数据究竟属于谁的产权问题，而是应该转而讨论如何界定和追究平台信息外泄的法律责任。后者更加实际可行。其实，我理解，如果用户信息外泄有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来追究平台的责任，用户压根儿就不关心数据产权究竟属于谁这一子虚乌有的问题。因为产权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帮助法律高效实施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