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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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内容摘要：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具有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碳达峰碳中和实质上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复合影响。其实现将遵循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的路径，分别以降低绿色溢价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将以收紧目标约束，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明确方向性问题，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

2、为政策导向，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可再生能源；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正 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即将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序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作为经济工作重点之一，要求创造条件

3、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主动提出的最新气候目标，需要生态文明整体布局框架下的经济社会系统性转型，关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全国已形成积极落实“双碳”目标的良好氛围，但依然存在很多认识误区。研究从诸如能源、技术等维度展开，具有必要性和实践意义，但并没有摆脱弱可持续性的思维模式。碳达峰碳中和内涵丰富，既不是简单的对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施加资源环境约束，也无法通过单一维度的路径优化来实现。基于此，本文从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基础出发，探讨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经济社会转型路径。一碳达峰碳中和的科学与政策内涵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

4、碳中和是相互关联、辩证统一的两个阶段，既符合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要求，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减排能力相适应。 （一）碳达峰碳中和的科学内涵碳达峰指特定时间区间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最大值，随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的过程，包括达峰路径、达峰时间以及峰值水平三个关键要素。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也存在二氧化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并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情况。因此，碳达峰的实现与否往往有赖于经济体进一步确认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并做出声明。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碳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40%。基于现行经济发展范式，碳达峰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自然达峰型。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5、的碳峰值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施之前，受减排政策影响较小。二是经济衰退型。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东欧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或经济衰退导致碳排放量下降，实现碳达峰。三是经济波动型。美国、日本等国家在经济转型或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放缓并伴随着碳达峰，此类外力作用下的碳达峰往往存在碳排放回弹和平台期。四是政策驱动型。中国等后发国家超前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等气候目标后，面对比工业化国家时间更紧张、强度更大的减排要求，需要中央政府的强介入和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以政策驱动碳达峰目标的实现。碳中和，也称为净零二氧化碳排放，指特定时期内全球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

6、为二氧化碳消除量相等。碳中和是一个净值的概念，并不等同于零排放，主体不仅限于国家和地区，也包括行业、企业、社区乃至个人，核心是经济活动全生命周期和影响范围内的净碳排放为零。例如，由于国际贸易隐含碳、碳转移问题的存在，即使一国领土范围内净排放量削减至零，也不等同于碳中和。现阶段，共 49个国家及欧盟承诺实现“净零”目标，涵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基于碳循环过程的全球剩余碳预算是碳中和的科学基础。从1950年左右开始，化石能源成为人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加入了大气、海洋和陆地生物圈数千年之久的碳循环。基于自然碳循环趋势、自然碳汇对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的响应，科学研究得以量化与特定气候

7、目标一致的未来剩余碳排放。1.5温控目标意味着到2030年，全球人为二氧化碳净排放相对2010年水平下降约45%，在2050年左右碳中和。2温控目标要求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2010年的水平减少约25%，并在2070 年左右达到净零碳排放。然而，根据更新的自主贡献目标，在以 1.5为目标的碳预算下，2020-2030年间的全球累积碳排放可能消耗剩余碳预算的89%；即便碳预算与2温控目标保持一致，未来十年仍可能消耗剩余碳预算的 39%。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与行动与 巴黎协定 温控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超额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并进一步提升气候雄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

8、水平，能源结构等因素显著影响碳排放水平。KAYA恒等式通过数学分析方法，建立起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与人口规模、技术水平、能源结构、环境规制等的联系。KAYA恒等式指出，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取决于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以及单位能耗碳排放水平。各因素受到技术水平、环境规制等的影响，又作用于生产和消费活动对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已明确碳排放提前达峰的“碳”指二氧化碳，而且主要指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而“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的“碳”，则指全经济领域的温室气体。中国的碳中和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综合性目标，兼顾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是实现工业化

9、、城镇化，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后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其以国家经历经济增长过程并实现较高水平的物质积累和社会福利为前提，关系到国家竞争优势、能源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 （二）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内涵除了少数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已经实现碳中和之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停留在碳达峰前后的阶段。碳达峰往往在发达经济体中首先出现，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总结经济规律、主动加压制定政策驱动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参考。1.经济发展可持续化。自然达峰型经济体大多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碳达峰一般出现在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人均GDP在两万美元以上。碳达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现象，碳排放呈现强度、人均、总量

10、依次出现的达峰顺序，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往往出现在碳排放达峰之后。工业化、城镇化也是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在低中收入阶段，工业化生产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加，而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相关性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开始显现。大部分发达国家达峰时的城市人口占比超过 50%。可以预测，印度等投资扩张型新兴经济体将因人口增加、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未来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最快、增幅最大的国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后发国家和地区规划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必然选择。“先污染后治理”是弱可持续性范式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基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观念，忽视了

11、化石能源等关键自然资源以及大气、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无力继续承担后发国家和地区延续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负荷。在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等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内在要求是关键自然资本不可减少，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本结构合理，整合资本之后非零增长。2.能源系统多元化、低碳化、智能化。发达经济体碳达峰主要依靠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三种途径，呈现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双达峰”、“双下降”的趋势。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通过立法推进可再生

12、能源开发利用。英国在1972年实现本土碳达峰，减排主要发生在电力部门，40%的来自电力“去煤”。美国于2007年实现碳达峰，主要归因于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优化，有赖于健全的产业体系和资源基础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剥离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关系的关键。中国长期以来能源结构偏重，能源消费尚未达峰，尽管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因技术关隘和体制机制共同导致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暂未解决。工业、建筑、交通等部门以及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均通过能源电力系统协同建立起广泛而复杂的经济联系，无论从能源安全、经济发展还是气候、资源、环境约束考虑，推动能源系统多元化

13、、低碳化、智能化都是首要选择。3.产业结构高度化。碳达峰时，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占比远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呈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发达经济体碳达峰时的主导产业以高加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产业重点向第三产业转移，生产要素由劳动向技术、知识演进，最终产品的比重逐渐上升。除波兰外，1996年以后所有实现碳达峰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在65%以上，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比重甚至接近80%。例如，欧盟等超饱和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已逾峰值，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约70%，碳排放主要来自生活品质提升和基础设施运行。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不断提高结构效益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二氧化碳等污染排放。发达经济体的碳达峰

14、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将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国家和地区。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局部的产业转移只是“数字游戏”。在全球碳排放紧约束下，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需要站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分工、重构的角度，基于安全性、稳定性、韧性需求分析优化路径，促进产品高附加值化，产业组织合理化、集约化，产业高技术化以及加工深度化。4.技术创新应用规模化。工业化发展范式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乃至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和应用部署的关系密切。能源、工业、建筑、交通、消费等领域的技术成熟度被发达经济体视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正外部性，局部的技术创新和应用部署也将最终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美国等

15、技术扩张型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较强，通过先进低碳技术较好地平衡了经济规模扩张、人口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碳达峰碳中和是围绕低碳、零碳乃至负碳技术创新与应用展开的竞争。尽管发展中国家引进、模仿、学习低碳技术的成本远小于创新成本，在一段时间内具有后发优势。然而，全球尚未出现高度工业化后实现碳中和的经济体，关键技术面临创新和风险不确定性等挑战。政策驱动型碳达峰的技术需求和与之适配的制度环境与发达经济体在相同经济阶段时存在差异，无法照搬现有经验。引导原始创新、自主创新，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也防止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最后，降低技术成本，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商业运行和终端应用是技术创新的意义之所在

16、。 （三）中国提前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涉及生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内容，具有多重意义。除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基础目标外，碳达峰碳中和不仅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也是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带来负面影响。联合国领导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明确指出，1750 年左右以来，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长期不足使得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全球15个已知的气候临

17、界点，已有9个被激活。大气环境容量有限并具有全球流动性，作为生物圈圈层之一还将与其他圈层相互作用、均衡调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不止步于碳中和的长期努力。占比高、增温效应强、生命期长的二氧化碳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与关键，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降碳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提升行动力。中国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等国家自主贡献强化目标，为应对气候变化注入新的活力。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累计碳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发展中大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中国碳达峰，世界才能碳达峰；只有中国碳中和，世界才能碳中和。2.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

18、建立了以合作为基础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巴黎协定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第二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建立了“自下而上”的规则框架。然而，各国上报的国家自主贡献强化目标和其他气候减缓承诺仅在原先预测的2030年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基础上减少了7.5%，与2目标（减排30%）和1.5目标（减排55%）的减排需求相去甚远。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全球碳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气候问题迫切需要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将大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比发达国家经历更短的时间、更大的降幅，从这一相对意

19、义来说中国比发达国家走得更快。中国不仅与欧盟、美国展开气候合作，也通过“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经验支持。作为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关键。3.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寻求更具包容性、经济韧性的可持续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粗放式的、规模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相比较，二氧化碳排放轨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之下也必然更为优化，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互为表里，

20、实现逻辑具有一致性。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意味着能源、产业、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方位绿色低碳转型，是推动经济增长由规模和速度型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的关键。除了强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碳达峰碳中和也引导适度、低碳、健康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自然开发、保护与末端治理方面，推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展循环经济，复原生态红利。这同时也是推动经济转向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增长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将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中国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之一。二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基础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矛盾在于协调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

21、发展的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发展范式的选择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实践。随着稀缺的对象由人造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也经过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关于自然资本总量、可替代性的争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动态发展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要求关键自然资本不可减少，要素资本结构合理，以及整合资本之后非零增长。在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和脱钩理论分别从总量、弹性角度关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正好对应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两者的有机结合为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分析碳达峰碳中和提

22、供理论基础。1.规模效应。以经济发展为先，规模效应主导的阶段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较高的特点。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认为经济增长初期一般会导致资源环境负荷加重。如图1所示，当经济社会进入工业化、城镇化（AB区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以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产业，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规模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碳排放呈增长联结状态。产出规模的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的边际投入量增加，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AB区间内边际排放曲线显著上升且大于零，碳排放总量加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

23、平提升，环境意识和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催生出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直接约束生产碳排放，将生产外部性纳入价格体系以抑制生产外部性，并提供碳治理等公共物品。环境规制增强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经济发展进入挖潜增效阶段（BP区间），表现为人口增长放缓、环境规制增强、能源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但规模效应仍占据主导地位。边际排放曲线呈下降趋势但依旧大于零，为碳排放总量缓速增长阶段，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相对脱钩。2.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是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脱钩的主要驱动力，主要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趋势，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能

24、源系统呈现多元化、低碳化、智能化趋势，消费结构由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需求侧的单位产出能耗降低和供给侧的单位能耗碳排放下降，共同促进了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下降。从点B开始，经济发展的增长率超过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边际排放曲线呈下降趋势，表现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脱钩，即经济增长的“去碳排放化”过程开始。政策驱动型碳达峰的峰值点和平台期将在低经济高排放阶段的后期出现。随着人口、化石能源消费达到峰值，边际排放曲线与横坐标轴趋于相交。当边际排放为零时，实现碳达峰（点 P），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绝对脱钩。平台期（PM区间）内碳排放总量呈现下降、增长或不变的波动趋势，脱钩状态较为

25、复杂。根据碳排放总量曲线，中国已度过碳排放加速增长阶段，将在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碳达峰。结构效应持续作用至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赶超规模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以高经济高排放为主要特征的集约扩张阶段一般出现在经济转型初见成效时，呈现出经济发展的同时碳排放总量下降的绝对脱钩状态。人口、化石能源消费过了峰值呈下降趋势，二氧化碳主要由消费引致。根据经济发展规律，自然达峰型的碳达峰将出现在该阶段。3.技术效应。技术效应是推动相对脱钩走向绝对脱钩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主要发挥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是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二是发挥技术替代作用，以低碳、零碳技术替代高碳技术，以技术要素替

26、代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降低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三是创新负排放技术等末端治理技术。在“超工业化”路径下，技术效应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零和博弈走向协调共赢的关键。技术效应持续作用到碳中和，前期的应用部署应避免技术锁定。第一，在现有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加强管理足以实现碳达峰。该阶段的技术重点在于节能提效，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实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第二，在碳达峰后的高经济高碳排放阶段，脱碳技术的重心在于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低碳产业体系。由于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渐进性和认知的局限性，技术主导的“超工业化”路径主要防范技术“锁定”的风险：经济社

27、会被“锁定”在低碳路径中，而未遵循碳中和所必须的零碳路径。4.要素替代效应。在经济社会的资源环境负荷达到大气、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拐点之前，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要素替代效应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向可持续发展持续优化。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共同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基本完成后，经济发展进入呈现高经济低碳排放特征的绿色发展阶段，二氧化碳减排进入高成本区间。除了少数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处于区间OA），碳中和预期出现在该阶段的后期。一定体量的、分散的排放源使得二氧化碳总量曲线呈现“长尾曲线”。该阶段的技术重心在于发展自然碳汇以及负排放技术，末端治理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自然资本具有绝对稀缺性和不

28、可替代性，发展自然碳汇将贯穿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全过程。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自然资本被纳入生产函数。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本质上是通过在生产中以技术、人造资本乃至非关键自然资本替代关键自然资本的方式，实现了关键自然资本的留存。这是与规模效应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初期截然不同的、逆向的过程。同时，自然资本的产品形态和附加值也发生变化。自然资本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原材料、投入品，而是以开发“生态产品”等方式直接实现其作为最终产品的价值，提供生命支持、休闲娱乐等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在高经济低排放的高减排成本区间（EN）里发挥吸收汇的重要作用。三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与政策导向碳达峰碳中和是整体性、系

29、统性、全局性的工作，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一）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以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为核心的“节能”，强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增效”，以及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主要途径的“替能”是改善能源消费规模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路径。此外，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也是促进碳中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控制化石能源消费。能源结构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粗放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居高不下，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上升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中，控制能源消费规模即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

30、构下，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费仍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从能源供给角度来看，要立足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保障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同时，作为要素市场的需求方，产业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两者相互影响、同步进行。因此，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需重点关注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部门。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总终端能耗的65%，是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部门。需通过提升电气化水平、创新产品、技术和工艺路线，提高系统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降低直接碳排放和钢铁、水泥、化工等生产过程的间接碳排放。建筑部门能耗约占总终端能耗的 20%，且有增加趋势，需合

31、理规划和控制建筑总规模，强化建筑节能标准，改进建筑供暖方式。交通部门占中国终端碳排放的15%，随着城镇化进程发展也有增长趋势，需统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进绿色交通装备标准化和清洁化，引导社会公众出行的理念和生活方式。2.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对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加速能源格局由煤电风光多种能源并举的多元化发展阶段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阶段。最终，电力系统形成“三分天下、互为补充”的格局，即可再生能源成为电量主体，并提供一定的电力支撑；大型可控电源，作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

32、石，并提供基础的调节服务；短时电池储能与必要的长时储能互补构成全时间尺度的系统调节能力。一是转变传统化石能源角色和利用方式，将火电由发电主力军转变为承担基荷、调峰和储能需求的调节、补充能源。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平，将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三是通过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可再生能源从西部地区向全国跨省跨区消纳，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时空转移”。3.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是碳中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当通过能源转型减70%的碳排放后，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的、无法实现脱碳的生产模式将依靠自然碳汇、负排放技术等抵消剩余排

33、放实现。碳中和关注的碳汇，特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等人为活动增加的吸收汇，强调人的参与，侧重其社会属性。自然碳汇不仅发挥着固碳的作用，还能够提供生物质，具有生态、经济、社会等多重效益。但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存能力是有限的，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树木来抵消碳排放；且从长远来看，农业、林业的绿色植物是气候中性碳，即它们既是碳汇，也是碳源。负排放技术主要有土地利用和管理、直接空气捕获、生物能源的碳捕获与封存和碳矿化四类，只有在实现快速、深度减排的前提下才会有效，并且存在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昂、规划部署不明确等推广难题。几乎所有在21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都不同程度的依赖负排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负排

34、放抵消规模不同情况下约计100Gt1000GtCO2。 （二）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实现条件碳达峰碳中和既要颠覆性技术革命，也要系统性社会变革。将碳达峰碳中和简化为技术问题，忽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深刻转变难以实现碳中和目标背后更为根本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绿色溢价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充分条件；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系统性变革，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则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条件。1.降低绿色溢价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充分条件。技术创新以广泛应用部署为最终目标，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绿色溢价以应用绿色低碳技术与非零碳技术的成本之差作为度量标准（图2）。降低清洁能源利用成本，推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可以降低绿色溢价

35、，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市场竞争力。当不断缩小绿色溢价直到零甚至负值时，经济主体有了充分的动力主动选择绿色低碳技术，促进其推广使用。一是创新绿色低碳技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二是准确度量并内部化高碳能源利用的负外部性，提高化石能源成本。碳定价政策能够将社会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内化在价格机制中，推高碳密集型资源的价格，降低市场对此类资源的需求。2.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条件。碳达峰碳中和还需进一步破解体制机制约束，形成供需两端共同推进，全社会共同治理的格局。将碳中和“降维”成技术问题，仍是遵循绿色工业文明的思路。更为根本的是要依靠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在生态文明的整体布局下大力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

36、的全面深刻转变。单一的、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或来自企业和公众自下而上的非体制性力量，均不利于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转变。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共同治理，促进不同组织权责利的分离、协同与合作，推进共同意识的多元化行动。如图 3所示，政府发挥立法引领、标准推动、制度保障的作用，引导企业、公众转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市场主体，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落实绿色低碳政策，为消费者提供绿色产品。如果忽略消费端减排潜力、仅依靠生产端碳减排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不仅面临高额成本，还有可能抵消减排成果。终端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公众的低碳偏好和消费行为将倒逼

37、企业绿色生产。只有提升减碳政策的公众接受度与参与度才能使社会治理形成闭环，也只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才能为深度脱碳创造社会支持条件。 （三）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导向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的落实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和保障，有待明确政策设计原则与取向，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1.收紧目标约束。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紧约束。表面上，碳达峰碳中和是逐步扩大的温室气体纳入范围的过程，表现为从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为零过渡至温室气体净增量为零。实质上，两者内在逻辑一致，要求碳达峰以碳中和为导向提前规划布局，中国将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经历战略转型。基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碳达峰的“峰”并不必然是

38、单峰，更可能进入一段峰值水平呈小幅波动状态的平台期。不能因为在碳排放水平下降的过程中出现反弹与波动而“运动式”减碳。除了以经济停滞为代价的“一刀切”政策，还要警惕以长期技术“锁定”为代价的短期减排活动。2.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政策驱动型碳达峰推动峰值点左移，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以低峰位实现达峰。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创造条件“提前达峰”，而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边际变动，意味着届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略低于自然达峰型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提前达峰不是快速攀高峰、争空间，而是要削峰发展、压低峰位。选择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高速增长以尽快达到高峰值的“冲锋”模

39、式，与伴随经济社会转型控制碳排放增量而较晚达到低峰值的“削峰”模式，在达峰后将面临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中国面临比工业化国家时间更紧张、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越早以“削峰”模式实现二氧化碳达峰，越能为碳中和目标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3.明确方向性问题。政策驱动碳达峰碳中和必须首先明确方向性问题，解决好“立什么”、“破什么”的问题，既要避免“攀高峰”、“搭便车”的观望态度、侥幸心理，也要防止阻碍经济发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无米之炊”。把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持“立”在“破”前，没有“立”住之前，不要急于“破”，只有“立”得住，才能“破”得好。避免虚喊口号，逆经济规律地制定不切

40、实际的目标；不能盲目“大上、快上、抢上、乱上”“两高”项目；不能“运动式”关停，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不能空等“搭便车”，持观望态度、侥幸心理；也不能违背资源最优配置，“运动式”上马项目。4.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在以能源脱碳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系统性转型过程中，全国各地区都将凭借区域相对优势参与能源转型，同时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对产业发展、产业链构建和生产力布局进行重新设计。在经济下行、社会分化的趋势下，应特别关注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公正转型问题。从区域公平的角度分析，碳达峰碳中和对煤炭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击集中于少数地区。政策设计的有效性原则既要坚持“帕累托改进”原则，也要坚持“卡尔

41、多改进”补偿原则，对利益受损主体给予适度关照。5.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碳达峰碳中和不是中央政府或者一省一地积极倡导即可完成的目标，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多层面、多主体共同行动。在保障中央政府强介入，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目标、指标之外，最重要的是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地方需要在明确权、责、利的基础上主动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地设计地方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在分权体系下，中央既要通过政策设计帮助地方划清权、责、利的边界，通过统一的、科学的政策设计避免“开小灶”；也要在赋权地方的同时，健全监督机制，在下放环境行政权力和监测权力的同时，保证中央政府的环境监察权力；还要后置考核目标，倒逼地方政府创新减碳的

42、方式方法。四结语在大约30年内从碳达峰转向碳中和挑战巨大。中国在“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化思维下，既要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快速平稳转型，防范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也要协调适配的一揽子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还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从消费侧倒逼生产端绿色低碳转型。 （一）科学认识碳达峰碳中和的底层逻辑一是要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充分认识碳达峰碳中和的科学基础。二是要理顺可再生能源、负排放技术与自然碳汇三者在“双碳”行动中的作用和逻辑。忽视能力、成本和技术不确定性期待负排放技术与自然碳汇实现碳中和，既是没有抓对重点，也是推卸责任。三是要“抓大放小”，明确碳达峰碳中和在不同

43、阶段的战略重心和技术路线。要以节能增效、强化管理推动碳达峰，摘取“低悬的果实”；尽早布局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依靠自然碳汇、负排放技术等吸收汇实现碳中和。 （二）以系统思维统筹落实战略部署抓住“十四五”窗口期采取强有力措施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减排、发展与安全、短期与长期、减污与降碳的关系。一是把“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秉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减排、稳定的关系，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二是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自下而上”制定各自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统筹协同区域发展和产业

44、布局，统筹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利益关系，突破区域壁垒。三是统筹部署，推动资源禀赋深度融合。依据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安排，发挥府际合作、东西部省市对口协作的丰富经验，保障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峰。 （三）以碳定价政策推进技术创新应用碳定价政策是解决气候变化负外部性、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市场化政策工具。推行碳定价政策，既需要防范市场主体抵制和削弱碳定价政策的行为，也需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由于要素、商品价格上升而可能面临的生计问题。中国在继续建设全国碳市场的前提下，考虑适时引入碳税作为碳市场的补充。此外，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破解绿色项目“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卡脖子”难题。分步推动建立强制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帮助市场主体识别绿色项目，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 （四）以社会治理推动消费端碳减排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生产者的责任，也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一是更新消费端碳减排能力的公众认识，进行差异化宣传教育，将低碳理念转变为居民的自觉行动。二是发挥低碳消费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探索对消费偏好和消费倾向有引导和督促作用的制度机制和利益机制。三是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专业性强、灵活度大、渗透度和贴合度高等优势。四是规划、建设有利于形成低碳消费的基础设施。共同推动消费偏好绿色化、消费规模适度化、消费结构非物质化、消费资源可循环化、消费方式共享化。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