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逻辑、理论阐释和未来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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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金融：发展逻辑、理论阐释和未来展望内容摘要：经济与金融互生共荣，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通过溯源经济思想史中的绿色思想，刻画出绿色金融的演化脉络，并辨析了演化过程中相关衍生术语的内涵及异同；基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利益关联方，阐释绿色金融理论基础和核心特征，从而构建出绿色金融发展的四方主体框架。绿色金融研究未来应该遵循新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国际视野；从区域经济协调体制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消费者绿色行为、气候风险防范等方面创新绿色金融政策、市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关键词：绿色金融；经

2、济思想史；可持续发展；四方主体；绿色发展正 文纵观人类发展史，尽管气候、环境、资源等自然因素一直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很长的时期内相对被忽视。工业革命以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唤醒了人类对自然的广泛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自然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从常数转为变数，从确定性走向未知性、从相对稳定趋于绝对失衡，这种变化态势在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的同时，也提醒人类经济发展必须考虑代际可持续和空间公平。不可否认，这种变化和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因此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和评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系统（气候变化、资源利用

3、、环境保护等）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通过绿色转型实现新的均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能源危机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等多重冲击的爆发，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落实深化，各大经济体都将保护生态环境和适应气候变化作为提高经济发展韧性的主要措施。绿色金融作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其理论研究、政策实践和产品创新等议题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大致从以下四个方向展开：1）以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核心，探究国际和中国地方政府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实践进展与理论问题；学者首先分析了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绿色金融的概念和内涵作了诠释，并在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方

4、面作了相关探索与延伸；2）以绿色金融政策或工具为研究对象，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与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以及绿色债券投资的绿色溢价、绿色投资效率等；3）以绿色金融政策推进、监管评价的实践对象，即相关行业、企业为研究单元，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微观主体活动的影响，如绿色金融地方试点对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对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的绿色创新活力提升效应等；4）着眼于气候风险带来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分析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和信贷质量的影响，从而提出关于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的发展建议。总体来看，绿色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金融的制度解读、政策评价、实践效益和气候

5、风险等方面，以系统、整体的视角对绿色金融的理论起源、历史解构、分析框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和重视。当前绿色金融在政策推进和实践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和困境，如绿色金融的标准制定和应用、绿色金融的风险防范、环境信息披露的信息不对称、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等根源上都与对绿色金融本质认识、概念界定、理论阐述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系统阐释绿色金融的演化逻辑、概念演变、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丰富和创新绿色金融研究的理论探讨与机理框架，基于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基本遵循，探索勾勒绿色金融未来的研

6、究方向。一绿色金融的发展逻辑与概念演变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消耗，与此同时造成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逐渐对经济发展方式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提出明确的指向性要求，从而推动了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的诞生和发展。经济学研究对于自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变迁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和变革，虽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真正重视始于20世纪70至80年代，但古往今来众多经济学家都曾涉及或研究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经济发展与人类进步离不开自然资源。经济学中有关自然资源的众多思想为绿色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引，绿色发展一方面从思想演化的角度，为绿色金融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明晰了绿

7、色金融的支持方向和应用场景，提供了绿色金融发展必要性的证据。 （一）绿色金融的演化逻辑1.经济思想史中的绿色发展思想。回顾经济思想的演化历史，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从古希腊、中世纪时期过渡到古典经济学，再从新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脉络。从中溯源人与自然、自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及之前的经济学家对环境的关注始于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重视，而对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采取经济措施改善环境污染等议题直到现代经济学时期才被正式考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深刻认识并强调人类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回归绿色本质。古希腊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

8、们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的主要农作物和各种资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亚里士多德的财富观可知，当时财富主要是通过狩猎、耕种的方式从大自然中获取，并形成了相应的商业环境。中世纪时期就有极端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事迹，中世纪西欧异常寒冷的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农业产量造成破坏性影响，气候和环境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地区的人类在物质生产方面的内容与方式，也正因此促进了当时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农商文明的演进。18世纪的重农学派崇尚“自然秩序”，并明确提出，农业、土地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重农学派较早提出了自然资源是生产投入要素的观点，但其对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认知相对单一，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实际上，

9、土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还是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约束性因素，这一观点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被提出并重视。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生态思想，体现在认识到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会影响人类进步和经济增长，主要讨论了包括土地和矿产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在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人假设看来，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欲望，引起对资源的无节制利用和环境破坏，是人与自然的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土地质量有级差，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会造成农业报酬递减，抵消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带来的增长，以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马尔萨斯（T. R. Malt

10、hus）更为直接地用人口论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规模和算数级数增长的生产资料难以相互适应，人口不断增长会耗竭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料。当时的生态经济思想中只是初步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消耗会影响产出和经济增长，但尚未意识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破坏会对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产生难以预测的突发性的破坏性后果。对于人与自然的发展关系，马克思（K. Marx）也曾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理论、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条件和措施，这种思想与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经济模式相契合。恩格斯（F. Engels）也曾发出提醒：“不要过分陶

11、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资本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前瞻性。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在资源稀缺和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发展状态。马歇尔（A. Marshall）认同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但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略了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从而低估了生产资料对人口的承载力。在讨论环境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时，马歇尔认为在人口增长、需求增加的同时，自然资源的消耗存在外部性，这是生态环境应该具有货币价值的思想源泉。杰文斯（W. S. Jevons）在其资源耗竭理

12、论中，强调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在于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其思想中明确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及可能的破坏。此外，杰文斯还通过太阳黑子理论，引出了气候因素可能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太阳黑子影响气候变化，从而影响农业收成，进而对工业产生影响，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新古典时期经济学已经发现自然资源、气候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由于当时技术处于快速进步阶段，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科学技术能够化解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问题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现代经济学发展以来，人类日益严峻的生存现状警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不止作用于经济产出，而是影响到区际和

13、代际的可持续发展，关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涌现出多个流派。生态宏观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有极限的，并且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无法互相替代，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限制性。在环境治理手段方面，经济学主要探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手段的有效性问题。制度主义环境经济学强调将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有机结合，而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干预是无效的，主张利用自由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后凯恩斯主义环境经济学则认为政府干预是有效的治理措施。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环境保护论者发表了多部报告与专著，提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的主张，发展出多个考虑自然环境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梅多斯（D. L. Meadows）等人提出

14、的较为极端的“增长极限论”，巴尼特（J. Barnett）和莫尔斯（C. Morse）提出的环境资源稀缺论，强调经济增速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应该重视资源和环境。鲍尔丁（K. E. Boulding）还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的设想，指出经济发展方式可以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加以转变。在已有研究理论和现实证据的基础上，工业化国家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反思，重新审视现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索洛（R. M. Solow）的经济增长模型重点强调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库兹涅茨（S. S. Kuznets）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受到自然资源绝对稀缺

15、的阻碍，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先升高后降低，呈倒U型曲线。这一时期尽管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但学者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虑相对乐观，依然认为技术创新的应用足以改善自然资源的约束问题。诺德豪斯（W. D. Nordhaus）同样认为不能忽略技术进步和开发利用新能源对资源稀缺问题的缓解作用，他认为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真正威胁的是全球温室效应，尤其是碳排放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儒家思想中的和谐，强调了天、地、人同根同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也”等内含了中国古代思想

16、中提倡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的主张。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理念，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形成硬约束的新时代，我国社会各界对环境的重视达到空前的高度。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论充分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愿景，相继提出了“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思想，完整体现了历史观、自然观、民生观、系统观、法治观、全民观与全球观，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17、了根本指引。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思想演化历程，无一不说明人类对自然界的立场和态度始于敬畏自然，到过度依赖、开发利用自然，最终将归于保护自然。人类发展历史上对环境资源的关注使得发展绿色经济有思想基础和充分条件，经济学研究也将随资源约束和环境变迁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关注气候、资源、环境的绿色发展思想深化为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理念，绿色发展、绿色经济是人类和经济发展最具可持续性、也最具挑战的发展方式。2.从资源的供需平衡演化阐释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从总量到质量、从时间到空间，还是从区际到代际，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环境、气候等物品的供给都在不断减少，

18、反观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工业化革命以来，技术进步迅速，人类曾误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抵消或解决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退化的问题，供给和需求都在不断激增，最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损害。从经济学发展阶段来看，人类发展中资源需求和资源供给的变化经历了供需双限、降需限供、提供增需、供需双增、增供激需、供需协调提质的历程（图1）。从资源供需的演化可以看出，随着人类进步，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穷性特征更加明显，对于许多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来说，碳排放额也成为稀缺资源之一，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和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行动必须相结合，倡导有节制的消费，引导理性需求。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做到提质减量、理性供

19、需，实现新供给与新需求的均衡需要绿色发展。未来经济活动依然离不开生产资料的投入和消耗，经济发展伴随的气候环境问题成为无法忽视的生产成本和风险因素，生态系统破坏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要求人类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协调与适应，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无法通过技术创新摆脱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现在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都要求人类必须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冲突与矛盾。通过对经济思想史和供需发展规律的分析可以看出，绿色经济是在生产规模无限制扩张、消费需求快速上涨，而经济增速低迷、环境代价攀升的阶段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不仅考虑当代地区间

20、的绿色协调发展，还考虑后代能否有物质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基本方向和未来趋势。3.绿色金融的源起与绿色发展、绿色经济一脉相承。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学也大致经历了从早期古典货币数量论到新古典金融学，再到金融改革创新的金融经济学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耦合关系，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和资源配置的机制，其不仅能通过提供资金促进经济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还能通过资金配置功能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向产生引导作用，而当资源过度配置到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时则不利于绿色发展。经济活动需要以自然环境为载体，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暖等问题的爆发驱使人类思考经济发

21、展方式与金融支持方式的深度变革。金融部门无法忽视生态破坏对金融资产本身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金融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协调促进关系转为金融、经济与生态三者之间的交互联动关系。金融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传统金融模式难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需求的时候，将出现新的金融模式对原有模式进行变革和修正。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签署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首次提出“应筹集资金来维护和改善环境”，鼓励世界各国加入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阵营。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

22、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1997年制定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旨在防止人类受到气候变暖的威胁，在其中提出了碳排放权交易的三种机制。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在气候融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的要求。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组织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推动了以上重要协议的签署，极大带动了金融业的环境保护行动。金融业逐步开展支持环境保护的融资业务，探索环境金融和可持续金融在金融机构方面的发展前景。联邦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最早开展环境投融资业务，并于1974年成立了第一家保护生态与环境的“生态银行”。此外，专门用于支持环境保护项目和活动的波兰环境保

23、护银行（Bank Ochrony rodow-iska）也在1991年开始运营。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的金融自律组织（UNEPFI）发布了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和金融业环境暨可持续发展宣言等重要文件，旨在推广和普及银行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共识。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提出了银行业的项目融资标准，即赤道原则（EPs），该标准要求金融机构进行项目融资时要全面评估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进一步明确了金融部门要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后来发展成为最早的绿色金融标准。赤道原则源于银行业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刻觉醒，对各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起到了标准示范作用，更是激发

24、了政府部门对环境与金融领域的关注。国际上绿色金融投资组织和原则相继设立，代表性的如2006年成立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2012年英国政府成立的专门为绿色低碳项目融资的绿色投资银行（GIB），2019年联合国携手全球领先的130家银行发布的负责任银行原则等。随着气候变暖问题加重，气候金融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部分，为气候适应项目和减碳行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联合国环境署 2006年发布了气候变化中的适应性和脆弱性：金融业的作用，报告中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会不断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建立新型的融资和保险服务来应对经济损失。我国基于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于2015年首次正

25、式提出发展绿色金融。近几年已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包括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趋于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成果丰富和绿色金融地方试点有序开展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试点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特点，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围绕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精准提炼出我国绿色金融当前及未来的发展重点是“五大支柱”，与此同时要关注气候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加强金融细分领域的环境风险分析，扩大绿色金融的支持范围，助力碳中和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转型等多个领域。绿色经济是政府和市场有效结合的经济，绿色金融的提出与绿色经济具有高度的匹配性，二者发展具有整体性

26、和规律性。绿色金融的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困境所需的金融应对措施，也符合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一方面，绿色金融是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的手段，从发达国家到欠发达国家，从国家层面到区域层面，从宏观到微观，产业、行业、企业的绿色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的资金支持，金融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协助调整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都或多或少与绿色金融市场相联系，可以说，人类的发展方式与资金融通方式是相辅相成、与时俱进的。另一方面，绿色金融的提出，承担了金融业的社会环境责任，极大程度上分担了财政的绿色投资压力，绿色金融通过明确绿色标准、创新金融产品、支持绿色产业、提高绿色项目融资效率、防范金

27、融资产的环境气候风险等具体措施，利用金融融资机制助力绿色发展、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的逻辑统一。无论是可持续金融、环境金融，还是绿色金融、气候金融，概念的起源均具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必然性。绿色金融是保障绿色发展的前提，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绿色金融是一脉相承、三位一体的，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基本方向和未来趋势。 （二）绿色金融概念演变与内涵异同经济系统中，不同时期，人与自然、自然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治理内容均呈现互相促进与制约的关系，金融业为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逐步将环境作为投资决策的考虑因素。自金融部门的环保意识萌芽以来，衍生出一系列与绿色金融有交叉内涵的术语，不同术语基于不同的支

28、持重点和发展阶段由相关机构提出（表1）。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上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发展目标要实现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1992年银行业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发布后，可持续金融应运而生。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七条即为“确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016年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等七个目标都与气候、环境、生物等主题相关，可持续金融的支持重点更加明确。当前可持续金融提倡将环境

29、、社会和治理（简称ESG）评价纳入投资决策，提高金融支持包容性增长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生态金融和环境金融都是将金融部门融资支持作为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解决环境治理融资难题的创新方式。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污染气体和废弃物，对环境造成较大程度的损害。为应对环境污染，满足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环境金融的概念被提出，是指金融部门为了满足环保产业的资金需求而在金融部门开展的金融创新活动。德国在金融机构承担环境责任、支持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体系较为成熟，20世纪70-90年代在生态银行、环境生态立法、环境责任保险方面均有丰富的前期实践。我国在1995年就明确要利用信贷政策促

30、进环境保护工作，2005年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生态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气候金融和碳金融起源于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其要求各国降低气候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成为较为有效的减碳工具，与其相关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称为碳金融。欧盟在2005年开始建立全球最早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目前已经建成最为成熟和交易规模最大的交易市场。中国在2011年开始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21年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的研究和实践在国内外得到快速发展。气候金融的范围在碳金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包括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低碳技术等相

31、关的金融活动。随着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问题日益凸显，人类对经济发展的底线要求更加明确，即绿色是经济发展应该回归的本质底色。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以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全方位深化，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从中国2016年主动发起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和升级后的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均得到国际认同可以看出绿色金融对全球发展的重要性。关于绿色金融的定义，2016年的G20绿色金融报告中将其定义为“绿色金融是能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同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对绿色金融定义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

32、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目前这是我国关于绿色金融基本含义最为权威的解释，但从绿色金融的支持方向来看，该概念对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内容未明确界定。从2015至2021年，绿色金融在国内外取得多层次合作与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也更加明确。我国绿色金融除了着力于支持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碳排放权交易等，还重点支持清洁能源发展、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由此衍生出了能源金融、绿色供应链金融、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等多种形式。能源金融提出时间较早，通常认

33、为可以分为能源虚拟金融和能源实体金融，与绿色金融相关的能源金融更多是利用绿色金融支持清洁能源体系建设、提高能源效率、助力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公平。绿色供应链金融、转型金融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是为了提高传统供应链金融绿色效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和扩大绿色金融对气候环境的关切范围而提出的不同概念，为绿色金融更全面、深入地促进人类可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向。在不同发展阶段，衍生出了以上多个具有目标指向性和边界差异性的绿色金融概念。总体来看，可持续金融最早在国际范围内得到重视，包含内容也最为丰富，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可持续金融内在包含了绿色金融，相对而言绿色金融具有更全面的生态环境

34、效应，其他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均属于绿色金融的范畴，是绿色金融具体落实到各个层面的重要分支和支持内容。具体来说，绿色金融囊括了早期的环境金融和生态金融，又基于支持方向包含了更多范畴的金融活动。这源于绿色金融的概念表述是意象而非具象，是意译而非直译，绿色集中代表了环保、清洁、安全、健康、生态、集约、高效、低碳、循环等概念。人类要改善、弥补、重塑与自然的关系，生产、生活、消费等方式必须实现全面绿色化发展。二绿色金融的理论阐释与机理框架绿色金融是助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关键资金来源，也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绿色金融一方面通过优化资金配置支持绿色项目开展，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绿色投资比重

35、防范环境气候风险，降低不良资产率。高环境效益的绿色项目通常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具有普惠性与公共性，需要政府加以引导和支持，同时绿色金融的长久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的参与，如何有效联合各方利益主体共同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和绿色金融效益发挥，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分析其行为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一）绿色金融的理论支撑与核心特征1.理论基础：基于绿色金融主体的阐述。绿色金融通常由政府提出的缘由在于生态、环境、空气等属于公共产品，其提供与维护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政府需要发挥供给作用。外部性是一种时空概念，既分析代内外部性，考察当期的资

36、源配置是否合理，也分析代际外部性，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要求资源的配置除了考虑当代的需求，还要着力消除当代对后代的不利影响。为了解决外部性，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方式，较为典型的包括科斯（R. H. Coase）的产权理论与庇古（A. C. Pigou）提出的“庇古税”工具。科斯认为，只要明确界定财产的所有权，并能够加以有效的保护，在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外部性问题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市场自身得到改善。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污权的概念，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环境权益交易，如碳排放权、二氧化硫排放权等权益交易，将企业生产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而庇古认为，在存在环境负外

37、部性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制定税收机制，通过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税的办法来使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当存在环境正外部性时，政府则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已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实行的环境税、资源税、碳税就体现了庇古的成本内部化思想。现有理论体现出治理环境或气候问题需要将治污成本内部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政府采取规制、确权和监管等行为。在政府与企业构成的二元主体中，若单纯依赖政府通过税收或界定产权内部化成本，将给企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减排成本，其中需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根据白钦先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作为同样具有稀缺性的资源

38、，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实现金融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关于绿色金融的发展结构设计，林毅夫等的新结构环境金融理论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结构存在差异，最优金融设计要与环境结构、金融结构的变迁相适应。因此，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一方面是为了助力绿色产业的发展，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金融机构的资产能够应对环境冲击所带来的物理风险（也称为实物风险），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带来的转型风险。总体来看，现有解释绿色金融各发展主体行为的理论包括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和庇古税理论，以及其他关于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新结构环境金融理论等。相

39、关理论分析对绿色金融发展中政府的功能、企业的行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缘由等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但在实际发展中，对于绿色金融涉及的实际利益主体更多关注政府和金融机构层面，对绿色金融系统性发展的考虑不足。2.核心特征：基于稀缺性和生态产品价值的阐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上升，资源稀缺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绿色”资源的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生态资源的稀缺和可用绿色资金的稀缺。效用价值论认为消费物品所能带来的效用可以评价物品的价值，而物品具有价值一方面是物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般效用和边际效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具有稀缺性。人口规模上升、城镇化建设、消费需求提高都意味着人类需要不断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然而

40、历史发展过程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导致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生态资源的品质与数量均在下降，稀缺性决定生态资源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人类对生态资源的消耗应充分考虑生态产品的价值成本。无论是对于生态产品物质和服务本身的客观需求，还是对生态产品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方面的主观需求，都决定了生态资源到生态产品的转变需要考虑其价值实现。从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容易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通过影响生存环境与人力资本引入等条件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出现“资源诅咒”效应。这说明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来看，将稀缺性资源视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利用绿色金融工具投资

41、生态资源，将其转型为有经济价值的生态产品，实现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产再到生态资本的转变，是破除过度依赖资源开采地区经济发展瓶颈的有效措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在于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价值的界定和认可，主要实现模式包括生态产品开发、生态权益交易、生态环境补偿等。绿色金融通过提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环境权益交易等金融工具，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而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此外，绿色金融的资金作为一种金融资源也具有稀缺性。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估计表明，我国每年所需的绿色投资为2万亿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国内各大机构预测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投资金额区间大致在70万亿元至138万亿元，面

42、对巨额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财政资金供给相当有限，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作用不可或缺。但目前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更多是政府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债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从长期来看，资金供给更应依靠社会资本，通过市场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提高全社会融资规模中绿色资金比重，同时注重供求平衡。绿色金融市场需要通过新的供求分析，实现新均衡，即确定市场机制实现生态产品、生态资源、碳排放权及其他环境权益的价值交换，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走向市场配置资源。然而在实际发展进程中，尽管绿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工具框架和根本价值已经较为明晰，但目前绿色金融的发展规模占金融总规模比重仍然偏低

43、，金融机构的潜力未充分发挥，企业和消费者等利益主体存在积极性不高、环保意识不足的问题。 （二）绿色金融发展的机理框架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生态产品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绿色金融发展初期，政府主导特征明显，市场动力不足，但绿色金融的长期发展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目前绿色投资所需资金缺口难以满足，从发展主体来看，企业和消费者的参与动力不足是关键原因。绿色金融的发展需同时依靠政策驱动、市场驱动、创新驱动和行为驱动，为了从更系统、更全面的角度进行阐释，本文构建了包含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绿色金融四方主体结构，明晰主体间的制约促进关系，寻求绿色金融系统的稳定均衡发展。绿色金融的发展，离

44、不开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的四方联动，如图2所示，政府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中承担了政策制定和监管的角色，尤其前期为绿色金融发展在政策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考核评价标准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金融机构在当前绿色金融发展中承担了政策落实和效果评估的角色，为兼顾经济绩效和环境效益创新出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企业作为绿色金融的资金需求方和使用方，是绿色技术创新、生产效率提升的主体。消费者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受益者，更是绿色金融长久发展的支持者，消费者通过绿色消费和绿色投资，起到“选票”的作用。政府部门需要在绿色金融发展规划、政策制定、政策监管等方面做指导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发展规划方面，政府确定绿

45、色金融的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国际合作等，对其他主体进行总体性规划和指引。政策制定和监管方面，政府针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实践、绿色金融标准、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工具考核评价办法等，对金融机构起到政策指导和激励约束的作用。针对企业生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优惠、利率优惠、环境规制、投融资工具等方式引导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高企业获得绿色融资的可操作性，将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针对消费者行为，普及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习惯的践行。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社会资本的提供方，政府应统筹考虑多方利益主体，扩大绿色资金池的规模。金融机构是绿色金融市场长期良好运行的保障，也是绿色金融

46、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主体。金融机构广泛包含银行机构、保险公司、投资机构等，多样化主体能够持续满足绿色投资的资金缺口。具体来说，金融机构根据绿色产业标准和特征提供合适的绿色金融工具，解决绿色项目建设和资金供给的期限错配问题，同时开展金融资产的环境压力测试，防范金融风险。针对投资到企业的资金，金融机构起到外部监管和效益评价的作用，及时披露金融机构业务的环境信息。针对消费者，金融机构创新绿色信用卡、绿色碳普惠等创新型产品，鼓励消费者开展绿色投资，并提供绿色低碳消费贷款业务。企业作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象，不仅是绿色资金的需求方，也是研发绿色技术的市场主体。企业的生产行为关乎绿色金融工具最终能实现的环境效

47、应大小，但当前企业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参与度不高，对资源的约束、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可能遭受的气候风险等认识不足。在绿色金融系统中，企业通常分为绿色企业、“棕色”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棕色”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考虑环境污染内部化的成本，绿色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前期项目资金投入，积极开展绿色技术研发，保证企业在环境质量提升和资源节约方面的成效。此外，企业可以是拥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主体，评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投资工具的环境价值。消费者是一切物质产品和金融产品的使用者，与自然是最牢固的命运共同体。消费者根据自身效用的大小来选择所消费或投资的产品，其消费选择是市场一切商品和服务的重要“选票”，能够对

48、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偏好选择。消费者积极选择绿色消费、绿色交通等生活方式，同时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行为加以外部监督。为保障绿色金融的长期发展，消费者必须认识到对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的支持，并非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任务，而是每个人为获取优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绿色行为。三绿色金融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绿色金融研究的基本原则与现实遵循绿色金融研究应立足于历史的发展逻辑和经验、贯穿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思路，本文基于绿色金融演化逻辑和概念演变、绿色金融理论阐释与机理框架的分析，认为未来对于绿色金融的研究需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则。1.基于经济学研究假设和范式的更新。不同理论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研究假设、

49、概念框架和实践创新，关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等问题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经济学研究的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和企业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往研究中，约束条件所指的生产要素投入并不包含生态环境相关的资源。随着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发展，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使其理应进入经济学研究框架，经济学研究应该考虑自然资源的硬性约束、生态产品的货币价值，以及经济学研究中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约束条件和投入要素时，均衡概念将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新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价值内核，绿色金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应该在充分考虑自然资源有限、生态产品有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结合绿色金融发展逻辑和现实情况加以研究，服务经济发展走向绿色经济。2.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