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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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银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近年来,个人信息非法获取、泄漏和滥用事故高发,保障个人敏感信息成为大众关心的现实问题。2021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给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带来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商业银行属于信息密集型企业,如何依法维护好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是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发展进程过去,在社会观念、经济环境、科技应用等诸多原因限制下,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有关法律规定分散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等一系列法律、司法解释和技术标准,从不同层面规范个人信息保护制度。2016年以后,随着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力度的加大,相关法律规范相继颁布实施,为不同
2、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法律依据。2016年11月,网络安全法颁布,首次立法界定了个人信息并集中规范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措施。2017年10月,民法总则施行,从民法层次确认个人信息权利受到法律保障,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行为,为制订个人信息保护单行法奠定了立法基础。2018年8月,历时六年的电子商务法颁布,其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较网络安全法更为细分。2021年1月施行的民法典进一步对个人信息法定地位、保护原则和信息处理者法定义务进行规范。2021年11月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成为中国首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全面规制个人信息权利、处理规则、处理者义务和法律责任,有效改善了原有法条分
3、散、标准不齐的立法状况。金融监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管理规范,可以追溯至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领域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制度。近年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等金融信息监管规定、国家标准相继发布,对金融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的合规性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其中,202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密切结合监管实践,系统规范个人金融信息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为金融机构建立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体系提供了专业指南。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逐步建立基本法与专门法并存、部门规章和行业规范相结合的全方位立法体系。其中,个人
4、信息保护法创制的宪法背景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到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层次,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对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合规性规定个人信息权益涉及人身、财产和隐私等多重基本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此规定公开、透明、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以“告知同意”为核心内容的多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维护个人知情权和决定权等信息权利,强调信息处理者的责任,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制定如下合规要求:其一,明确定义敏感个人信息及其处理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明文规定,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必须符合“特定目的性”“充分必要性”
5、以及“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三项条件,须在事前评估影响且向个人告知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其二,明确个人所享有的信息控制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注重对个人权利的实质性保障,赋予个人知情决定、撤回许可、查询复制、转移携带、修改补充、申请删除、代为行使、获得救济和请求解释等多项信息权利,规定信息处理者必须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行使方式和流程,为个人行使权利提供便捷的受理处理机制,保障个人自主维护合法权益。其三,界定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坚持“合法、正当、必要”原则,遵守“最小影响、最小范围、最短时间”规则,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义务和责任。信息处理者必须公开个人
6、信息处理规则,以明示处理目的、方式和收集范围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在目的性上,应当明确、合理和直接相关,体现“合法性、正当性”原则。在影响程度和范围上,应当选择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和达成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质量应以防止对个人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为合规标准。如果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信息安全的,信息处理者应承担相应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参考欧盟立法经验,确立域外管辖权,如果涉及向中国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或者涉及分析和评价中国境内自然人的行为,则即使该信息处理者为境外主体或信息处理活动发生在境外,仍须
7、受到本法规制。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定的法律后果根据刑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违法行为需视情形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商业银行收集处理的个人金融信息归属敏感个人信息,如果泄露可能直接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和财产权益,商业银行将会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民事责任。为破解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益维护难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实行过错推定和公益诉讼制度,商业银行在承担民事责任时可能面临过错推定风险和公益诉讼风险。一是过错推定风险。作为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的主体,信息处理者是数据价值的最大受益者,应承担与其地位和受益相当的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适用过错推定原
8、则,确定信息处理者必须承担侵权举证责任,通过转移举证责任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多个信息处理者协同处理个人信息损害个人权益的,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不受双方约定的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全面记载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并妥善留存相关记录,实现有据可查以满足举证责任。二是公益诉讼被诉风险。在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侵犯个人信息案件存在取证难、认定难、赔偿难等难点。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健全司法救济机制,赋予检察院、依法成立的消费者组织以及国家网信主管部门认定的组织向法院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力,有效解决个人信息侵权案件波及范围广、个体举证难等问题。行政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针对违法严重程度,严格划分
9、法律责任,梯次设置行政处罚,大幅提高处罚力度,增强监管执法震慑。对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轻微或一般违法行为,可由执法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以及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对拒不改正的可处最高一百万元罚款;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处最高五千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的罚款(二者择其高),除行政罚款之外,还可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并对相关责任人员判处最高100万元罚款或予禁业限制,记入信用档案。刑事责任。在当前信息产业“刑法先行”的治理背景下,厘清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的衔接问题,对于商业银行防范刑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
10、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发布,确认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有关规定”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个人信息保护法依此属于“国家有关规定”的类型,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将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持续高发,形成从非法收集窃取、出售提供到交易交换等环节完整的利益链条,交易数据涵盖用户账号、密码、网银等鉴别信息以及手机号码、兴趣爱好等隐私信息,其中银行员工往往成为个人金融信息贩卖的重要源头。因此,银行或其工作人员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达到上述标准,将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并将严重损害银行声誉。商业银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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