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2887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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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 关键词词: 死刑刑缓期执行行制度/罪罪大恶极/死缓变更更内容提提要: 从从我国现行行刑法的规规定看，我我国的死刑刑适用条件件并非传统统刑法理论论所说的“罪罪大恶极”，而而是“罪行行极其严重重”。当行行为人“罪罪行极其严严重”且“恶恶极”时，即即行为人主主观恶性极极大、人身身危险性极极为深重时时，就要适适用死刑立立即执行;当行为人人“罪行极极其严重”但但“恶不极极”时，即即行为人主主观恶性不不是极大、人人身危险性性不是极重重时，就要要适用死刑刑缓期2年年执行。与与此相对应应，死缓犯犯如果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故意犯犯罪，且经经查证属实实，那么最最高人民法法院就应当当立

2、即核准准执行死刑刑。死刑缓缓期执行制制度(以下下简称死缓缓)是我国国立法者独独创的一项项刑罚执行行制度。由由于该制度度既体现了了我国历来来所坚持的的“少杀慎慎杀”刑事事政策，又又与当前国国际上所流流行的通过过限制死刑刑的适用达达到最终废废除死刑的的潮流趋同同，因此，该该制度被人人们广为称称颂。但是是，从这项项制度的适适用效果看看，它并不不像人们所所预期的那那样理想。 究其原原因，除了了该制度本本身还存在在尚需完善善之处外，人人们对该制制度的理解解存在重大大分歧可能能也是影响响该制度效效果的重要要原因之一一。因此，对对该制度及及其相关内内容进行合合理的解读读就显得非非常重要。一、死死缓适用条条件

3、之解读读根据11997年年修正的中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刑法法(以下下简称刑刑法)第第48条第第1款的规规定，适用用死缓的条条件有二：(1)“应应当判处死死刑”;(2)“不不是必须立立即执行”。关于何何谓“应当当判处死刑刑”，我国国现行刑法法和司法解解释均未作作出明确的的说明。从从刑法理论论上讲，行行为人是否否应当被判判处死刑，应应当结合犯犯罪行为的的主、客观观要素来进进行判断。具具体来说，行行为人应当当被处死刑刑一般是指指行为人“犯犯罪的性质质极其严重重、犯罪的的情节极其其严重以及及犯罪分子子的人身危危险性极其其严重，即即三个方面面必须极其其严重”。 其中“犯犯罪性质和和犯罪情节节极其严重重”是指

4、犯犯罪行为的的客观危害害结果极其其严重，而而“犯罪分分子的人身身危险性极极其严重”是是指犯罪分分子的主观观恶性极大大。有学者者认为，“罪罪行极其严严重”也就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罪罪大恶极”，其其含义应以以“罪大”和和“恶极”来来把握。所所谓“罪大大”是指犯犯罪行为及及其后果极极为严重，给给社会造成成的损失特特别巨大，它它体现的是是犯罪行为为在客观上上所造成的的危害后果果的一面，是是社会对危危害行为和和危害结果果的一种物物质的、客客观的评价价;“恶极极”则是指指犯罪分子子的主观恶恶性和人身身危险性特特别大，通通常表现为为犯罪分子子蓄意实施施犯罪行为为、犯罪态态度坚决、极极端背弃法法制秩序和和道德准

5、则则，是社会会对犯罪行行为的一种种主观评价价。关于何何谓“不是是必须立即即执行”，我我国现行刑刑法和司法法解释同样样也未作出出明确的规规定。我国国刑法学界界有不少学学者认为，具具有下列情情形之一的的，可以视视为不是必必须立即执执行死刑的的情况：犯犯罪分子犯犯罪以后自自首、立功功或者有其其他法定从从轻情节的的;在共同同犯罪中罪罪行不是最最严重或者者与其他同同样或者同同类案件相相比较罪行行不是最严严重的;因因被害人的的过错而导导致犯罪人人犯罪的;犯罪人有有令人怜悯悯的情形的的;有其他他应当留有有余地的情情况，等等等。 从从表面上看看，上述观观点似乎没没有什么问问题，但如如果我们仔仔细琢磨上上述观点

6、就就会发现事事情并非如如此简单。作作为判断是是否“罪行行极其严重重”的标准准，除了行行为人所犯犯罪行是否否极其严重重之外，就就是其在共共同犯罪中中的作用、平平常的一贯贯表现、犯犯罪后的表表现以及是是否以实际际行动悔罪罪、被害人人有无过错错等，而这这些恰恰也也是判断是是否“不是是必须立即即执行”时时所应考虑虑的内容。这这种将相同同的情节和和内容既作作为是否“应应当判处死死刑”的情情节看待又又作为判断断是否“不不是必须立立即执行”的的情节使用用的做法显显然是不恰恰当的。它它不仅存在在逻辑上循循环论证的的嫌疑，而而且也违反反了刑法中中的禁止重重复评价原原则，所导导致的结果果是“应当当判处死刑刑”与“

7、不不是必须立立即执行”的的要件无法法区分。正正因为如此此，有学者者痛心疾首首地说：“死死缓和死刑刑立即执行行之间的界界线，或者者说死缓的的适用条件件真是模糊糊到家了”。之所以以会出现上上述现象，笔笔者认为，主主要是因为为我国刑法法学界与司司法实务部部门在对死死缓适用条条件的认识识上存在重重大误识。从从理论上讲讲，死缓并并非一个独独立的刑种种，而是死死刑的一种种执行方式式，死缓的的适用对象象与死刑立立即执行的的对象都是是应当判处处死刑的犯犯罪分子;但在刑法法规定与司司法实践中中，死缓与与死刑立即即执行被严严格区分开开来。如果果犯罪分子子“罪大”而而“恶不极极”，尚有有教育改造造、重新做做人的可能

8、能，那么就就被认定为为“不是必必须立即执执行”，就就适用死缓缓。换言之之，在立法法与司法实实践中，死死缓实际上上被看做是是比死刑立立即执行低低一个档次次的刑罚。可可是，我国国许多刑法法学者并没没有意识到到这一点，因因而在对死死缓适用条条件的认识识上出现了了上述“剪剪不断、理理还乱”的的混乱局面面。实际上上，从我国国现行的刑刑法规定看看，死刑(包括死缓缓在内)的的适用条件件，相对来来说是比较较清楚的。11997年年刑法第第48条第第1款前段段明确规定定：“死刑刑只适用于于罪行极其其严重的犯犯罪分子。”与与19799年刑法法第433条：“死死刑只适用用于罪大恶恶极的犯罪罪分子”的的规定相比比，19

9、997年刑刑法将“恶恶极”二字字删掉了，只只保留了“罪罪大”的要要求即“罪罪行极其严严重”。对对此，有些些学者颇有有微词， 但这些些学者的批批评并没有有什么道理理。一方面面，我国现现行刑法在在修改过程程中从整体体上强化了了客观主义义的立场，在在有关定罪罪量刑的规规定上采用用了看得见见、摸得着着的定量标标准，删除除了很多内内容暧昧、外外延不确定定的用语。例例如，“恶恶极”就属属于描述行行为人主观观心理状态态的贬义词词，其内容容含糊、法法官认定的的随意性比比较大，因因此，将其其删除实属属难免，用用不着大惊惊小怪。另另一方面，这这种修改也也是为了消消除刑法在在死刑适用用条件上所所固有的缺缺陷。为什什

10、么这么说说呢?因为为死缓是死死刑的一种种执行方式式，从本质质上讲还是是死刑。但但是，死缓缓毕竟是现现在不杀将将来也有可可能不杀之之刑，即“生生刑”，而而死刑立即即执行是现现在就剥夺夺罪犯生命命的“死刑刑”，二者者之间存在在天壤之别别。既然如如此，二者者在适用条条件上必定定会存在一一定的差别别。19779年刑刑法第443条仅规规定了“罪罪大恶极”这这种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的条件件，而从这这一规定中中显然无法法看出死缓缓与死刑立立即执行之之间的差别别。由此可可见，我国国现行刑法法的规定是是大有深意意的。我国国现行刑法法中作为死死刑适用前前提的“罪罪行极其严严重”，应应当仅指客客观上实施施了最为严严

11、重的犯罪罪即“罪大大”，而对对于行为人人是否主观观恶性极为为严重、人人身危险性性是否最为为深重即“恶恶极”，则则没有要求求。由于上上述结论对对于理解死死缓的一系系列问题极极为重要，因因此，笔者者在此还有有必要多作作一些说明明。实际上上，从我国国现行刑法法的相关规规定来看，我我国对于死死刑(包括括死缓)的的适用条件件已经不再再像过去那那样要求“罪罪大恶极”，而而是要求客客观上具有有严重犯罪罪即“罪大大”就足够够了。这一一点在我国国刑法分则则的相关条条款当中已已经表现得得相当明显显。例如，从从劫持航空空器罪看，11997年年刑法第第121条条明确规定定，劫持航航空器“致致人重伤、死死亡或者使使航空

12、器遭遭受严重破破坏的，处处死刑”。从从该条规定定中不难看看出，适用用死刑的唯唯一标准就就是客观上上了引起了了“致人重重伤、死亡亡或者使航航空器遭受受严重破坏坏”的后果果。又如，从从绑架罪的的规定看，其其处死刑的的唯一标准准也是绑架架“致使被被绑架人死死亡或者杀杀害被绑架架人”。再再如，从盗盗窃罪的规规定看，盗盗窃金融机机构，数额额特别巨大大的，或者者盗窃珍贵贵文物，情情节严重的的，可能被被判处死刑刑。与19979年刑刑法相比比，19997年刑刑法对于于死刑适用用条件的规规定从字面面上看似没没有什么大大的变动，但但实际上是是动摇了死死刑只能适适用于“罪罪大恶极”的的犯罪分子子的传统观观念。本来来

13、，死刑是是最严厉、最最极端的刑刑罚，只能能对那些客客观上造成成了最为严严重的危害害社会后果果、主观上上最为恶劣劣、人身危危险性最为为深重的犯犯罪分子即即“罪大恶恶极”者适适用，但由由于在我国国死刑的执执行方式有有两种：一一是立即执执行，二是是缓期2年年执行，因因此，法院院在适用死死刑时就必必须对其作作严格的区区分。而区区分的方式式又不外乎乎两种：一一种是在主主观恶性上上作同等的的要求，但但在客观危危害性上作作区别对待待，即客观观危害性较较小者处死死缓，对客客观危害性性较大者处处死刑立即即执行;二二是在客观观危害性上上作同等要要求，但在在主观恶性性上作区别别对待，即即对主观恶恶性较小者者处死缓，

14、对对主观恶性性较大者处处死刑立即即执行。从从19977年刑法法第488条第1款款“死刑只只适用于罪罪行极其严严重的犯罪罪分子”的的规定来看看，我国显显然是采用用了后一种种做法，即即处死刑立立即执行者者必须“罪罪大恶极”，而而处死缓者者则只是要要求其“罪罪大”而不不要求其“恶恶极”。笔者的的上述观点点在最高人人民法院的的相关文件件中也得到到了印证。例例如，针对对故意杀人人、故意伤伤害的案件件，最高人人民法院在在19977年10月月27日发发布的全全国法院维维护农村稳稳定刑事审审判工作座座谈会纪要要中规定定：“对于被害害人一方有有明显过错错或对矛盾盾激化负有有直接责任任，或者被被告人有法法定从轻处

15、处罚情节的的，一般不不应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又又如，针对对毒品犯罪罪案件，最最高人民法法院在20000年66月4日发发布的全全国法院审审理毒品犯犯罪案件工工作座谈会会纪要中中规定，对对在侦查中中受到特情情犯意引诱诱的被告人人“应当从从轻处罚，无无论毒品犯犯罪数量多多大，都不不应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对对在侦查中中受到特情情数量引诱诱的被告人人“应当从从轻处罚，即即使超过判判处死刑的的毒品数量量标准，一一般也不应应当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对对于无法查查清是否存存在犯意引引诱和数量量引诱的案案件，在考考虑是否对对被告人判判处死刑立立即执行时时，应当留留有余地;“对于毒毒品数量刚刚刚达到实实

16、际掌握判判处死刑的的标准，但但综观全案案，危害后后果不是特特别严重，或或者犯罪人人的主观恶恶性不是特特别大，或或者具有可可酌情从轻轻处罚等情情节的，可可不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对于于被告人被被公安机关关查获的毒毒品数量不不够判处死死刑的标准准，但加上上坦白交代代的毒品，超超过了判处处死刑的数数量标准的的，一般应应予从轻处处罚，可不不判处死刑刑立即执行行”;对于于“掺假之之后毒品的的数量才达达到判处死死刑的标准准的，对被被告人可不不判处死刑刑立即执行行”;“对对仅有口供供作为定案案证据的，对对其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要特别别慎重”。再再如，针对对金融诈骗骗犯罪案件件，最高人人民法院在在20011年

17、1月221日发布布的全国国法院审理理金融犯罪罪案件工作作座谈会纪纪要中规规定：“对对于犯罪数数额特别巨巨大，但追追缴、退赔赔后，挽回回了损失或或者损失不不大的，一一般不应当当判处死刑刑立即执行行”。按照照上述会议议纪要的精精神，在被被告人“罪罪行极其严严重”应当当判处死刑刑的场合，如如果被告人人具有法定定或者酌定定从轻情节节(如受特特情引诱、挽挽回了损失失或者积极极退赔、坦坦白交代犯犯罪事实、主主观恶性不不是特别大大等)，或或者被害人人有过错(如对激化化矛盾负有有直接责任任等)，或或者证据存存在瑕疵(如仅有口口供作为定定案证据等等)，那么么就不能对对被告人判判处死刑立立即执行。由此可可见，死刑

18、刑的适用条条件并非传传统刑法理理论所说的的“罪大恶恶极”，而而是客观上上的“罪大大”即“罪罪行极其严严重”。以以“罪行极极其严重”为为基点，当当行为人“恶恶极”即主主观恶性极极大、人身身危险性极极为深重时时，就要对对其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与之之相反，当当行为人“恶恶不极”即即主观恶性性不是极大大、人身危危险性不是是极重时，对对其就只能能判处死刑刑缓期2年年执行。二、死死缓变更执执行之条件件和期限之之解读在死缓缓变更执行行的过程中中，首先遇遇到的问题题就是死缓缓犯变更执执行死刑的的条件问题题。虽然11997年年刑法将将19799年刑法法规定的的“抗拒改改造情节恶恶劣”修正正为“故意意犯罪”，取

19、取消了“确确有悔改”的的要求，将将死缓犯减减为有期徒徒刑的条件件由“确有有悔改并有有立功表现现”修正为为“无故意意犯罪且有有重大立功功表现”，从从而解决了了司法机关关过去对于于“抗拒改改造情节恶恶劣”难以以把握的问问题，但如如何理解和和把握这里里所说的“故故意犯罪”又又成为一个个新的问题题。我国刑刑法学界的的大多学者者认为，11997年年刑法第第50条所所说的“故故意犯罪”就就是指19997年刑刑法第114条所规规定的故意意犯罪，至至于故意犯犯罪性质如如何，是直直接故意犯犯罪还是间间接故意犯犯罪，故意意犯罪是否否完成，均均在所不问问。 其其理由是：立法者设设立死缓制制度的宗旨旨既是为了了给犯罪

20、人人以自新之之路，同时时也是为了了贯彻“少少杀慎杀”的的刑事政策策。如果死死刑犯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确有悔悔改表现，那那么就不可可能去实施施故意犯罪罪。相反，如如果死刑犯犯在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期间仍仍实施故意意犯罪，那那么就表明明其不思悔悔改，主观观恶性极大大。也有一一些学者认认为，对这这里的“故故意犯罪”应应作限制解解释，至于于如何限制制则又有不不同的意见见。有学者者认为，这这里的“故故意犯罪”应应是指表明明犯罪人抗抗拒改造情情节恶劣的的故意犯罪罪; 也也有学者认认为，这里里的“故意意犯罪”应应限定于比比较严重的的故意犯罪罪，即法定定最低刑为为3年以上上有期徒刑刑的犯罪; 还有有学

21、者认为为，这里的的“故意犯犯罪”原则则上是指11997年年刑法第第14条所所规定的全全部故意犯犯罪，但自自诉罪除外外。笔者同同意前述大大多数学者者的意见。因因为无论是是从形式上上看还是从从实质上看看，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所规规定的“故故意犯罪”都都应当是指指刑法分则则当中所规规定的全部部故意犯罪罪。从形式式上看，11997年年刑法第第50条所所规定的“故故意犯罪”意意思明确，不不存在任何何歧义。相相反，如果果认为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所规规定的“故故意犯罪”是是指“犯罪罪人抗拒改改造情节恶恶劣的故意意犯罪”，那那么就又会会回到19979年刑刑法所规规定的死刑刑执行条件件的老路上上

22、去了，而而这显然不不符合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规定定的本意。从从实质上看看，将“故故意犯罪”作作为将死刑刑缓期2年年执行变更更为死刑立立即执行的的条件也是是有其合理理根据的。人人的任何举举动都是基基于其自由由意思选择择的结果，都都需要内心心的特定心心理态度加加以支持。犯犯罪故意，是是指行为人人在对自己己行为的性性质和后果果具有认识识、能够选选择实施合合法行为的的情形下，竟竟然选择实实施违法行行为的心理理态度。由由于行为人人在这种选选择当中的的主观恶性性暴露无遗遗，因此，其其应受到比比过失犯罪罪更为严厉厉的谴责。也也正因为如如此，19997年刑刑法第114条和第第15条都都明文规定定，对故

23、意意犯罪原则则上都必须须追究刑事事责任，而而对过失犯犯罪只有在在法律有规规定的情况况下才追究究刑事责任任。把故意意犯罪作为为死刑缓期期2年执行行变更为死死刑立即执执行的唯一一条件，正正是基于上上述考虑。死死缓犯本来来已经犯下下应当被判判处死刑的的重罪，之之所以对其其不立即执执行死刑，是是因为有各各种情节表表明其主观观恶性不是是极为深重重，还有教教育改造的的可能。但但是，如果果死缓犯在在明知其最最终的生死死取决于其其被判死缓缓之后2年年间的表现现的特殊时时期仍然实实施比一般般的过失犯犯或者违反反监规的违违法行为更更为严重的的故意犯罪罪，那么就就无法让人人相信其主主观恶性不不是极为深深重，尚有有悔

24、过自新新、具有回回归社会的的现实可能能。因此，我我国现行刑刑法将不得得实施故意意犯罪作为为衡量死缓缓犯是否具具有变好可可能性的唯唯一标准并并不苛刻。在死缓缓变更执行行的过程中中，人们议议论最多的的第二个问问题是死缓缓犯变更执执行死刑的的时间问题题。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规定定：“判处处死刑缓期期执行的，在在死缓期间间，如果没没有故意犯犯罪，2年年期满以后后，减为无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有重大立功功表现，22年期满以以后，减为为15年以以上20年年以下有期期徒刑;如如果故意犯犯罪，查证证属实的，由由最高人民民法院核准准，执行死死刑”。由由于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对于于死缓犯减减为无期徒徒

25、刑或者有有期徒刑的的执行期限限均规定为为“2年期期满以后”，唯唯独对于变变更执行死死刑的时间间没有作明明确的规定定，因此，死死缓犯故意意犯罪且经经查证属实实，由最高高人民法院院核准执行行死刑的该该在什么时时候执行是等到到2年之后后才执行死死刑还是只只要故意犯犯罪一经查查证属实就就马上执行行死刑就成为一一个问题。我国绝绝大多数人人认为，死死缓犯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故意犯犯罪经查证证属实的，应应及时核准准执行死刑刑，不必等等到2年以以后。其理理由是：虽虽然法定的的死缓犯考考察期限为为2年，但但由于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对上上述前两种种情况都明明确规定在在“2年期期满以后”才才作出决定

26、定，而对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变变更为死刑刑立即执行行并没有规规定期限，因因此，从文文理解释的的角度看，死死缓犯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故意犯犯罪且经查查证属实的的，应及时时核准死刑刑。相反，如如果死缓犯犯在死缓期期间故意犯犯罪且经查查证属实的的，而要等等到2年期期满以后再再执行死刑刑，那么就就有可能导导致因故意意犯罪与执执行死刑的的时间间隔隔过长而使使死刑的执执行变得不不合理的结结果。(111)也有学学者认为，为为了减少死死刑的执行行，应承认认故意犯罪罪2年期满满以后再执执行死刑的的合理性。其其理由是：死缓是判判处行为人人死刑同时时宣告“缓缓期2年执执行”，如如果没有等等到2年期期满就执行

27、行死刑，那那么就违反反了设立死死缓制度的的本意。另另外，这一一制度还涉涉及对先有有故意犯罪罪后有重大大立功表现现该如何处处理的问题题。如果认认为即使行行为人实施施了故意犯犯罪也要等等2年期满满以后才能能执行死刑刑，那么行行为人就有有可能通过过重大立功功免除死刑刑的执行。这这正好实现现了减少死死刑执行的的理念与目目的。(112)以上两两种观点是是对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规定定的两种完完全不同的的解读。前前者强调死死缓是对死死刑附条件件地暂不执执行，其中中的条件就就是“没有有故意犯罪罪”;后者者则注重死死缓是一定定期限之内内暂不执行行，其中的的一定期限限就是“22年”。笔笔者认为，在在上述两

28、种种观点中，前前者是对11997刑刑法第550条规定定有关死缓缓变更条件件最直接的的理解，而而后者则是是基于减少少死刑执行行的愿望而而对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规定定所可能具具有的意义义的另一种种解读。从罪刑刑法定的角角度看，上上述后一种种理解显然然过于牵强强。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明确确规定，“没没有故意犯犯罪”既是是已经宣告告的死刑不不再执行的的必要条件件，也是充充分条件。即即死缓犯在在死刑缓期期2年缓执执行期间，如如果没有故故意犯罪，那那么2年之之后就减为为无期徒刑刑，这是绝绝大多数死死缓犯最一一般的结局局。如果死死缓犯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不仅没没有实施故故意犯罪，而而

29、且还有重重大立功表表现的，那那么就会有有一个更好好的结局，即即2年之后后被减为115年以上上20年以以下有期徒徒刑。但是是，如果死死缓犯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故意犯犯罪，那么么先前的“没没有故意犯犯罪”的状状态就告消消失，对死死缓犯减为为无期徒刑刑或者有期期徒刑的条条件也就不不复存在，对对死缓犯变变更执行死死刑也就成成为必然。因因此在前述述情况下，一一定要等到到2年之后后再核准执执行死刑并并没有什么么实际意义义。从这种种意义上讲讲，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如如果故意犯犯罪，经查查证属实的的，由最高高人民法院院核准，执执行死刑”的的规定，既既是程序上上的要求，也也是时间上上的规定。(

30、13) 换句话说说，死缓犯犯在2年的的考验期之之内一旦故故意犯罪，就就应马上启启动查证程程序，一经经查证属实实，那么最最高人民法法院就应核核准执行死死刑，而没没有必要在在2年的考考验期满以以后才要求求最高人民民法院启动动死刑核准准程序。从我国国现行刑法法的规定看看，死刑立立即执行犯犯与死缓犯犯之间并不不存在天壤壤之别，二二者都属于于死刑犯。若若说两者之之间存在差差别，那就就是死缓犯犯被认定为为具有经过过教育改造造、重新做做人的可能能，而死刑刑立即执行行犯则没有有经过教育育改造、重重新做人的的可能。其其判断标准准，具体来来说，就是是罪犯是否否一贯表现现良好、是是否有自首首坦白的情情节、被害害人是

31、否具具有过错等等。既然判判处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的前提提是行为人人主观恶性性不是极大大、人身危危险性不是是极深，尚尚有改邪归归正的可能能，那么死死缓犯在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期期间，就应应当以实际际行动来证证明其被判判处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而不是是被判处死死刑立即执执行的正确确性。如果果死缓犯自自己不愿意意珍惜这样样的机会，在在死刑缓期期2年执行行期间仍然然故意犯罪罪，那么其其就是在以以实际行动动证明司法法机关对其其判决是不不合适的。因因此，如果果说死缓犯犯在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期间又又“故意犯犯罪”，死死刑缓期22年执行仍仍不足以证证明罪犯主主观恶性极极大，还要要等到2年年期满才能能作出结论论

32、，那么对对于同样被被判处死刑刑但已经被被立即执行行的罪犯来来说将是非非常不公平平的。为什什么在行为为人为普通通罪犯的情情况下，“罪罪大恶极”就就很容易被被认定，而而在行为人人为死缓犯犯的情况下下，“罪大大恶极”就就如此难以以认定呢?难道死刑刑立即执行行与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的差别别就有如此此之大吗?虽然设置置死缓具有有从总体上上减少和限限制死刑立立即执行的的数量的效效果，但设设置死缓的的目的并不不仅仅如此此。如果说说设置死缓缓是为了减减少死刑的的实际执行行数量，那那么取消死死刑制度岂岂不是更好好的选择吗吗?由此可可见，设置置死缓的目目的主要是是为了教育育改造罪犯犯，将那些些具有改造造可能的罪罪

33、犯挽救过过来，让他他们重新做做人。但是是，既然有有些罪犯不不能接受这这种条件，在在死刑缓期期2年执行行期间仍然然不好好改改造，故意意犯罪，在在这种情况况下为什么么还要让他他(她)苟苟延残喘到到2年以后后才被核准准死刑呢?难道我们们为了保证证每一个死死缓犯最终终不被执行行死刑就可可以一味地地放宽条件件，甚至不不惜付出曲曲解死缓规规定的代价价吗?因此此，无论从从哪个角度度看，死缓缓犯只要故故意犯罪，最最高人民法法院随时都都可以核准准执行死刑刑，而不必必等到2年年期满以后后。与死刑刑缓期2年年执行变更更为死刑立立即执行紧紧密相关的的第三个问问题是死缓缓犯在2年年考验期间间，既有重重大立功表表现又故意

34、意犯罪的该该如何处理理?本来这这不是个问问题，但在在死刑缓期期2年执行行的考验期期间，死缓缓犯故意犯犯罪的应该该何时核准准执行死刑刑成为问题题之后，上上述问题似似乎也就成成了一个问问题。对此此，有学者者认为，这这是个立法法漏洞，应应当通过修修改法律来来加以解决决;(144) 也有有学者认为为，应当将将死缓减为为无期徒刑刑。(155) 笔者者认为，这这个问题其其实是个假假问题。因因为如前所所说，死缓缓犯在死刑刑缓期2年年执行期间间，要想不不被执行死死刑的唯一一条件，就就是“没有有故意犯罪罪”，别无无其他选择择。既然死死缓犯在考考验期内又又故意犯罪罪，那么其其不被执行行死刑的前前提条件就就不复存在

35、在。即使行行为人在此此期间有其其他重大立立功表现，也也不可能回回复到“没没有故意犯犯罪”的状状态。此时时的唯一结结果，就是是由最高人人民法院核核准执行死死刑。这是是根据19997年刑刑法第550条的规规定所得出出的必然结结论。三、结结语我国刑刑法学界之之所以在死死缓的适用用条件及变变更执行条条件上存在在较大争议议，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原因是我国国现行刑法法对适用死死刑的必要要条件作了了重大变更更，即从“罪罪大恶极”变变为“罪大大恶不极”，可可是不少学学者并没有有与时俱进进，其对于于死刑适用用条件的认认识并没有有更新，依依然停留在在过去的认认识上。如同刑刑罚本身就就是一把双双刃剑一样样，死缓本本身也

36、具有有积极与消消极的双重重意义。就就其积极意意义而言，一一方面死缓缓为那些犯犯有严重罪罪行的犯罪罪分子提供供了一个改改过自新、重重新做人的的机会;另另一方面，死死缓在客观观上也为从从总量上减减少和控制制死刑的执执行提供了了一条路径径。但是，死死缓的消极极意义也不不能小看，一一个最显著著的弊端就就是其改变变了人们关关于死刑是是最为严厉厉的刑罚的的观念，降降低了死刑刑的适用条条件。本来来，死刑作作为最残酷酷、最极端端的刑罚，只只能适用于于客观上造造成了最严严重的危害害结果、主主观恶性最最大、人身身危险性最最为深重的的“罪大恶恶极”的犯犯罪分子，而而在存在死死缓的状况况下，这种种观念已经经发生了动动

37、摇。死刑刑的适用条条件已经降降低为“罪罪行极其严严重的犯罪罪分子”，只只是在执行行方式上具具有差别而而已。由于于这种情形形的存在，本本来应当着着重研究的的生刑即有有期刑和无无期刑与死死刑(包括括死刑缓期期2年执行行)的差别别，就被另另一种意义义上的生刑刑(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与死死刑(立即即执行)的的差别所取取代，从而而导致出现现死刑缓期期2年执行行与无期徒徒刑之间的的界限模糊糊不清的后后果，使得得大量本应应判处无期期徒刑的罪罪犯被判处处了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本来来，死缓是是为了限制制和减少死死刑的适用用而设置的的，不料其其结果却是是适得其反反。由此看看来，就我我国目前的的状况而言言，学者

38、们们希望通过过大量适用用死缓来限限制、减少少并最终废废除死刑的的理想恐怕怕最终还很很难实现。当然，这这并不是说说人们在死死刑问题上上就注定无无所作为。实实际上，既既然我国现现行刑事立立法和司法法解释已经经明确规定定，死刑立立即执行只只适用于“罪罪大恶极”者者，而对“罪罪大恶不极极”者则适适用死刑缓缓期2年执执行，那么么如何界定定“恶不极极”刑法学学者和法官官们仍可以以大有作为为。笔者认认为，在犯犯罪分子的的罪行极其其严重且又又没有自首首、立功等等情节、被被害人又没没有过错等等情况下，如如果罪犯真真诚地悔罪罪，愿意用用其余生来来赎罪、报报答社会对对其不杀之之恩也是其其“恶不极极”的体现现，那么“

39、将将死缓作为为死刑执行行的必经程程序”(116) 的的理想就极极有可能实实现。注释： 有有学者指出出，在司法法实践中，死死缓的具体体适用逐渐渐偏离了立立法者设置置该制度的的初衷而异异化为一种种死刑扩张张的借口，并并使得死刑刑裁量的不不平衡更加加突出。参参见林维：论死刑刑缓期两年年执行制度度的异化，河河北法学22005年年第7期。 高高铭暄、马马克昌主编编：刑法法学，中中国法制出出版社20007年版版，第2886页。 参参见陈兴良良：刑法法疏议，中中国人民公公安大学出出版社19997年版版，第1339页。 参参见马克昌昌主编：刑刑法学，高高等教育出出版社20003年版版，第2442页;冯冯军、肖

40、中中华主编：刑法总总论，中中国人民大大学出版社社20088年版，第第525页页;孙国祥祥主编：刑刑法学，科科学出版社社20088年版，第第215页页。 赵赵兴洪：死死刑缓期两两年执行适适用标准研研究，载载陈兴良主主编：刑刑事法评论论第199卷，北京京大学出版版社20006年版，第第44页。 参参见龚培华华、肖中华华：刑法法疑难争议议问题与司司法对策，中中国检察出出版社20002年版版，第7页页。 参参见赵秉志志主编：新新刑法典的的创制，法法律出版社社19977年，第883页;马马克昌主编编：刑法法学，高高等教育出出版社20003年版版，第2442页;阮阮其林：刑刑法学，中中国政法大大学出版社社

41、20088年版，第第291页页。(112)(115) 参参见张明楷楷：刑法法学，法法律出版社社20077年版，第第416-417页页，第4117页，第第417页页。(114) 参参见刘霜：论死缓缓制度的缺缺憾及其弥弥补，西西南政法大大学学报22005年年第6期。 参参见竹怀军军：死缓缓执行变更更中若干疑疑难问题研研究，韶韶关学院学学报(社社会科学版版)20005年第11期。(111) 参见见高铭暄、马马克昌主编编：刑法法学，中中国法制出出版社20007年版版，第2889页。(133) 参见见王佩芬：死缓制制度焦点问问题新思考考，载谢谢望原等主主编：中中国刑事政政策报告，中中国法制出出版社20008年版版，第4778页。(166) 张文文、黄伟明明：死缓缓应当作为为死刑执行行的必经程程序，现现代法学22004年年第4期。文章来源：中顾法律律网 (免免费法律咨咨询，就上上中顾法律律网）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