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治理之村坊与城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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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社会治理之村坊与城乡作者：李若晖 光明日报（2016年03月21日11版）城市与文字、货币被认为是人类步入文明的三大标志。但张光直坚持：“中国初期的 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西周春秋 曾经存在普遍的邑居。靠近农田的小邑大约可容纳三十户，墙垣马里胥管理着农人的口出 而作，日入而息。先秦至隋唐的大都邑实质上是小邑的聚合。规整的街道分割出类似于小 邑的坊里，全城的坊门在鼓声中晓开昏闭。除个别年节，实行宵禁。汉代万户侯、唐代三 品以上高官的宅第才能临街开门，其余宅门只能开于坊内。商业被置于固定的集市，在规 定的时间内开市。隋炀帝盲目追求普遍城居，大业十

2、一年诏：“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 居，田随近给。”（隋书炀帝本纪）结果是“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 （隋书食货志）这成为隋末天下大乱的诱因之一。唐武德七年，天下大定，颁武 德律，行均田令及租庸调制，令“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旧唐书食货 志）正式规定了村坊制。但此时的村坊只是居住地不同，除大都市工商别籍者外，一般 城居者仍受田务农。通典卷二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其城居之人，木县无田者，听隔 县受。”在大都市中，商业的力量逐渐突破了坊墙的限制。先是坊里之中出现了店铺，然后店 铺为了生意的方便，往往凿破坊墙。代宗大历二年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 等，先处分一切不许

3、，并令毁拆。”（唐会要卷八十六）但到了宋代的汴京，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卷三云：“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处处拥 门”的夸耀，显然正是针对墙垣森严的坊里而言。宋代汴京猫鼠游戏的焦点已是“侵 街”，即侵占街道搭建居舍店铺。真宗咸平五年，以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门祗侯谢 德权广之。德权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日：“臣死不敢奉诏！” 上不得已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宋代在法律意义上区分“坊郭户”和“乡村户”。由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十八可 知，宋代镇、寨、城、市等与县、州并列为坊郭。坊郭户与此前汉唐城居者最大的区别， 即在于脱离了农业，正如曾拜相的张商英晚年著护法论所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 者十居七八。”此时的“乡村”之意义，便也不单是行政层级“乡”与“村”的并称，更 是与城市相对的农村乡下。哲宗元祐二年殿中御史孙升言：“城郭、乡村交相生养。城郭 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 四）乡村生产，城市消费的观念清晰可见。（李若晖，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