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_1978_1999_周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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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2期第 17卷JOURNAL OF TSINGHU 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No.2 2002Vol.17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 1999)*周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摘要:通过对中国各地区 1978 1999年金融资产相关比率(FIR)及其他指标的计算,文章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及其特征。改革开放 2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一直代行着财政功能,并在 90年代中期超过了财政的平衡作用,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是以中央金融控制能力的上升为前提的,

2、中国牺牲了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保证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行。只有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将政府在财政能力上的缺位变为到位,在金融发展上的越位变为归位,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关键词: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市场开放;政府治理;金融改革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2-0060-15*本文为作者 2001年 9月提交哈佛大学“中国金融部门改革”(Financial Sector Reform in China)研讨会的论文;会后,作者又根据反馈和多位专家意见,对论文作了多次修改。论文的初稿曾提交 2001年 4月中央财经

3、领导小组金融工作会议专家咨询会。本项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感谢论文成文过程中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王子明博士,世界银行王君先生,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孟健军博士的批评与建议。收稿日期:2001-12-20作者简介:周立(1970-),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后,副教授;胡鞍钢(1953-),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纵观几十年来世界的转轨经济体,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最具特色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因其次序与其他国家迥异,而被称为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之谜”。而滞后的金融制度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是这一改革的

4、一大特色。研究独特的中国渐进式金融改革路径,并探讨其影响,对认识未来的中国及世界,意义深远。但是,在衡量中国发展状况时,研究者却常常只是简单地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或者只将目光集中到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上,而很少注意中国内部的差距。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区际、省际、甚至省内发展差距都极不平衡的大国,经济金融发展是不可能平衡的。由于金融问题的外部性很强,其发展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关系密切,从关注经济发展差距、社会发展差距甚至政治问题的角度考虑,我们都应当关注国内的金融发展地区差距,而不能将中国的金融业只是简单地看作一个整体。同时,由于金融业的条块分割和地方政府作用,统一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政策

5、响应也明显不同,我们也应该分析地区差距的成因,否则,统一的政策实施就无法把握准未来前进的方向。一、研究现状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近几十年已经非常多。(一)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在金 融发 展理 论方 面,一些 经 济学 家,如Gurley andShaw(1955)、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等,将金融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根据他们的观点,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可以部分解释经济增长率。他们对于金融结构、金融压制、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分析,使人们开始认识到金融的作用并深入探讨金融发展的路径。后来的Ross Levine、Asli和 Demirg c-Kun

6、t等一大批内生经济学家,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他们的理论对于研究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国际上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及转轨经济的国别实证研究成果虽然已有不少,但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探讨则比较少,这一方面因为中国 20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太多,国外对中国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另一方面也因为获取中国的资料太困难,难以进行定量研究。世界银行(1989a,1989b)、亚洲开发银行(2000)、NicholasR.Lardy(1998,1999)等对中国金融业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研究中国金融发展问题迫切性的认识,但这些研究还主要着重于金融改革与金融危

7、机的应对层面上,有待于上升到长期金融发展的层面上进行全面的定量研究。(二)近些年国内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对于整体金融发展状况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谢平(1992)、易纲(1996)、张杰(1997)、赵志君(2000)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定量分析,推动了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胡鞍钢(1999)、王绍光等(1999)对中国通货紧缩、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使宏观金融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在方法论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江其务(1998)、樊纲等(2000)对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说明了将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协调进行的必要性。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将中国金融业当作一个整体来

8、探讨,有待于深入到具体的地区。关于中国区 域间的资金配置和 流动,唐旭(1995)和贝多广(1995)的研究较早,唐旭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1985 1994年,贝多广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79 1986年。由于样本区间较短,使用的统计数据比较零碎,没有形成统一的衡量指标,所以这些研究没能刻画出中国改革以来资金配置的根本特征。谈儒勇(2000)对中国金融发展有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样本期间也十分短(1993 1998)。张军洲(1995)和殷德生、肖顺喜(2000)都以“区域金融”分析与研究为题,用了较大的篇幅去探讨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但其研究还有待深入。(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作者在中国金

9、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上已有较多的积累,已有的研究(周立,2001;胡鞍钢、周立,2001)已经揭示出: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央财政能力下降后,推行了纵向分割式的金融改革;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拨改贷)后,强化了横向分割式的金融控制。由此,导致了中国各地区金融资源的条块分割,无法形成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有效配置。加之中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均不足,使得中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完全处于政府掌控之下。要打破中国金融改革的僵局,必须通过加强政府治理和扩大对外开放。二、衡量指标(一)金融发展指标在做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时,通常用金融增长(Financial Growth)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金融增

10、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这两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增长水平。戈德史密斯(1969)意图“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而促成金融发展”。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 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 之比”。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 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麦

11、金农(1973)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衡量一国的金融增长时,主要使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标尺。并认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向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银行资金的镜子 看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 的最简单标尺”。通常,人们一般将其简化为 M2与 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很明显,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都是从总体上去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的。但在此引入,作为衡量中国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在作金融地区差距的比较时,由于中国缺乏各地金融资产和 M2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和麦氏指标。而只能利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

12、标,去揭示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并找出金融能力61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 1999)与财政能力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银行的最主要资产也是存款和贷款,所以利用存贷款的数据,基本可以揭示出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我们主要利用 1978 1998年的国有银行存贷款数据,来反映地区间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使其能从总体上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并利用1995 1999年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衡量的金融相关比率做出补充,以反映金融资产分化后的各地金融发展实际水平。这样,将国有银行存贷款与 GDP的数据,整理成 国 有 金 融 相 关 比 率(state-owned fi

13、nancialinterrelation ratio,SOFIR),其衡量公式为:SOFIR=(Ds+Ls)/GDP其 中,Ds代表国有 银行存款(deposits of state-owned banks),Ls代表 国有银 行贷款(loans ofstate-owned banks)。将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 GDP的数据,整理成全 部 金 融 相 关 比 率(total interrelation ratio,TFIR),其衡量公式为:TFIR=(St+Lt)/GDP其中,St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Lt代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上述两类金融相关比率将用来反映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二)

14、金融结构指标对于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我们也将做出分析。其中,使用的指标有收入比(income ratio,IR)、存贷 差(deposits-loans surplus,DLS)和 存 贷 比(deposits-loans ratio,DLR)。若 DLS为正,称之为存差(deposits surplus),若为负,称之为贷差(loans surplus)。收入比反映单位国民收入形成的存款额数量,以一个地区的存款占比(deposits proportion,Dp)和 GDP占比(GDP proportion,GDPp)的比率,来揭示一个地区的相对储蓄能力。其衡量公式为:IR=Dp/GDPp 存

15、 贷 差 是 一个 地 区 一 定 时 期 内 存 款 额(deposits,D)与贷款额(loans,L)的差额,它反映一个地区使用外来银行贷款或向外输出银行贷款的绝对数额。其衡量公式为:DLS=D-L存贷比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地区信贷资金的自给程度。若超过其信贷资金来源(存款额扣除上缴存款准备金部分),则信贷资金不能自给,反之,则信贷资金自给有余。其衡量公式为:DLR=L/D在行文中,还涉及到相对差异系数、弹性系数等的计算,此处不再一一说明。通过利用存贷款数据对上述指标进行计算,可以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和地区差距的一些特征,可以找出中国金融发展差距与经济差距、财政

16、差距的关系,并分析其成因,然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三、地区差距状况虽然我们无法获得中国各地区的全部金融资产数目。但可以以各地区的存贷款作为替代指标进行比较,并根据有关金融指标做出估算,以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一)金融深化程度的地区比较1.对国有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1978 1998)1978 1999年来,中国的金融资产一直在递增。1978 1997年,中国的金融相关比率从 92%上升到 196%,提高了 1倍。而且 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资产的上升态势明显加速(见图 1)。由 1978年以来国有银行各地区存贷款占 GDP比重的金融相关比率看,各地区在改革开放时,金融发展初始条件大致相同(从

17、三大区域整体情况看,中部各省区相对偏低,但由于湖南 1978 1979存贷款数据明显有误,扣除湖南省后,中部平均金融相关比率为 87%,与东部平均的 98%和西部平均的 100%相差不大;实际上,若扣除京津沪,1978年东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仅为 84%,为全国最低),改革开放62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于地区金融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获得各地区金融资产的数据,而只能选取金融资料较齐全的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作为地区间金融资产比较的依据。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是中国金融业的主力军(近些年,伴随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不断兴起,国有银行的资产份额有所降低,但到 1999年仍然占全部金融机构的 70%),

18、选取国有银行作为分析对象,有其代表意义。为与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包含的口径相一致,本文所指的西部将原属于中部的内蒙古、东部的广西划并进来,总共为 12个省区。相应的,本文所指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将分别只包括 11个和 8个地区。这样,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个地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 8个地区,西部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个地区。以后,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也就是说,都处在金融深化状态中,但地区不平衡(见图 2),东部省区金融深化较快,在

19、 1998年时,各省平均金融相关比率达到 204%,而中部为 151%,西部为 201%。9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图 1中国金融资产状况(1978 1999)图 2地区金融资产状况(1978 1999)注:(1)图 2的东中西部数据是所含省区金融相关比率的加权平均数;中部的 1978 1979国有银行存贷款额统计不含湖南;东部1995 1999年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数不含山东、福建。(2)SOFIR=(Ds+Ls)/GDP;TFIR=(St+Lt)/GDP。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由于非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证券保险业的发展,仅用国有银行存贷款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

20、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必须对 90年代后,尤其 1995年后的金融相关比率重新计算。2.对全部金融相关比率的测算(1995 1999)利用中国金融年鉴(2000)“各地金融篇”中的经济金融资料,重新计算了各地 1995 1999年的金融发展水平。计算表明,虽然在国有金融资源争夺赛中,西部遥遥领先,东部略逊一筹,中部更是力有未逮。但在全部金融资源的竞争中,东部稳操胜券,1996年后领先趋势逐年扩大(见图 3)。这说明,东部地区在 90年代后,由对国有金融资源的争夺,转向对市场金融资源的争夺,并使金融资源的调配不再单纯地依赖国有金融机构,从而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市场金融资源。在 1995年时,东中西部全部

21、金融机构的金融相关比率相对于国有金融相关比率分别高出 100、32和 26个百分点(以加权数衡量),到 1998年时,则分别高出 68、40和 22个百分点(东部扣除了有统计问题的福建、山东两省),到 1998年,东部63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 1999)全部金融相关比率与国有金融相关比率的差距已相当于全部金融相关比率的近 30%,中部约 20%,而西部则为 10%。这反映了中国各地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东部开放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发展也明显较快,中西部基本上还是国有金融一统天下。图 3全部金融相关比率与国有金融相关比率的差距(三大区域)从省区情况看,东部的北京、深圳、

22、海南、上海、广东五省市是全国金融相关比率最高的地区,1999年都高于 300%。中部省区的金融相关比率最低,湖南、安徽、湖北、江西、河南五省区 1999年金融相关比率还不足 200%,西部省区多在 200%300%之间。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这与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吻合),上述地区也成为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但从金融资产来源上看,深圳、广东和海南的金融业更接近市场化,而北京、上海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北京 1998年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金融相关比率只比国有金融相关比率高出 27个百分点,上海高出 35个百分点,都低于东部的平

23、均水平,而广东、海南则高出 105和 122个百分点,深圳虽然没有国有金融相关比率的数字,但由于其为金融业开放试点城市,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发展在全国一向处于领先位置,其相关指标肯定高过广东的数字。相对来讲,西部省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最低,贵州、四川(含重庆)非国有金融相关比率还不足 20%,西藏是国有金融一统天下。中部的黑龙江也低于 20%。(二)收入比的地区比较对收入比的计算显示,东部储蓄能力较强,中部最低,西部基本平衡。东部的收入比(以单位国民收入形成的存款额衡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储蓄能力)一直大于 110%(仅 1993年和 1994年略低于此数),这在中国的资金呈现区域分割的布局下,为

24、东部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而西部收入比在 100%上下波动,国民收入与其储蓄基本平衡。中部的收入比一直较低,最高也不过 85%,反映了中部储蓄能力的低下。从贷款使用情况看,创造了较多产值的东部,使用的国有银行贷款则比较少。(三)存贷差和存贷比的地区比较从存贷差和存贷比数据看,中国各地区国有银行在改革开放以来都存在着严重的过度放贷,存贷差一直上升,而到 90年代初出现了方向性变化,中西部继续呈现贷差现象,而且中部的贷差还在继续扩大,保持 2000多亿元的高额,西部贷差在 1997年上升到 1821亿元。而东部自 1992年就开始出现存差,并且逐年迅速扩大,带动全国从 1995年起一

25、改改革开放以来的贷差局面,开始出现存差(1 356亿元),1998年,东部存差已扩大到 10 294亿元,使全6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我们从金融组织的发展上可以看出深圳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到 1999年年末,深圳除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外,还有国内金融机构 42家(含证券机构);外资金融机构 50家,其中,外资银行 27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2家,代表处 21家。见中国金融年鉴(2000),177页。在中国金融年鉴(2000)中,东部的福建、山东二省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数字等同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有金融机构数字,这使得两个省成为全国金融相关比率最低的省区。西部的广西和西藏也是如此

26、。但西藏确实是国有金融一统天下。国存差额达到 8128亿元。以往,国有银行的超贷基本上依赖中央银行的再贷款,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又来自于巨额的货币发行收益。伴随 90年代以来货币化区间的日渐减少,超贷的空间日渐狭窄,由贷差转化为存差是必然趋势。但东部与中西部在存贷差的变动趋势上正好与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趋势背离,国有银行的资金配置与经济效率呈相反趋势。存贷比数据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1992年以前,各地区存贷比都大于 100%,严重超贷,中部地区超贷最为严重,曾两度达 175%以上(1978 1979年和 1985 1986年)。1992年起,东部存贷比就开始低于 100%,并逐年下降,而中西部地区

27、仍然一直处于超贷状态(虽然总体趋势也在逐年下降)。1978 1998年间,东部的存贷比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左右。东部的巨额存差和中西部的巨额贷差,东部较低的存贷比和中西部较高的存贷比,反映了国有银行已经成为由东部向中西部“分配”资金的主渠道。(四)人均存贷款与人均 GDP的地区比较1.人均存贷款地区差距大于人均 GDP地区差距,没有趋同趋势按照 Barro等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应与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Barro,1998),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趋同(convergence)。而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检验表明,并没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绝对趋同现

28、象,绝对趋同通常只存在于最富裕的国家之间以及最贫穷的国家之间(Ben-David,1998;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也就是说存在“趋同俱乐部”。但由图 4可见,中国的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呈现出趋同趋势,在 80年代人均 GDP的差距有所缩小后,90年代却在拉大,而且人均存贷款也与人均 GDP一样没有趋同趋势,从 1992年起相对差距在拉大。图 4显示出,中国的人均存款的相对差异系数大于人均贷款,而人均贷款又大于人均 GDP。在 90年代以前,人均存款、人均贷款和人均 GDP的相对差异性在缩小,但 90年代后则在逐渐拉大,呈现出很强的一致性。只不过人均 GD

29、P差异扩大的起始年份在 1990年,而人均存款和人均贷款的起始年份在1992年。金融差距的扩大,从时间上看,好像是对经济差距的滞后反映。但由于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金融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对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产生影响。2.国有金融资源的配置并非按照效率原则我们以东部为例,观察国有银行资金的配置状况,发现其中蕴涵的特征。从总体情况看,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50%左右上升到 1998 年的 约 56%,其 存款 由 59%上升 到62%,贷款由 53%只上升了 1个百分点,到 54%。图 5显示出,东部国有银行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大于贷款和 GDP占比,表明东部的

30、储蓄能力很强。在 1990年以前,东部的国有银行贷款占比大于GDP占比,在这段时期,东部相对于中部和西部,使用了较多的国有金融资源(虽然这些贷款资金主要来自东部的高额储蓄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但1991年后,东部贷款占比开始小于 GDP占比,在国有资金的使用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可见,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形成的存款额在持续大幅度增加,但从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却相对在减少。此外,东部国有银行贷款的增长率在 1987 1995年期间一直滞后于经济增长率,而中、西部则相反。图 4人均存款、贷款和 GDP的相对差异65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 1999)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和趋同问

31、题的论述,可参阅胡鞍钢、邹平(2000),175 203页;王绍光、胡鞍钢(1999),45 88页;蔡、都阳(2000)。本文只简单地用人均 GDP的倍数差异来表示这一趋势。图 5 东部存款、贷款、GDP占全国的比重(1978 1998)通过对中国国有金融机构与人员配置的计算,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在中国的东部,还是中或西部,恰好大约 1万人设置一个金融机构。这明显表明,各地金融机构的设置并非按效率原则。而由于按行政区划原则设置金融机构,导致中西部地区国有金融机构平均和职工人均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创造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均大大低于东部。由上可见,国有银行实际上扮演了由东部向中西部

32、输出资金主要管道的角色(从表 3存贷差和存贷比的比较中更能清楚地看出),这种资金的输出方向,正好与财政地区间转移支付相同,由此推测,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期间一直具有“准财政”或“第二财政”的特征。四、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的特征 对第二财政功能的衡量(一)中国金融发展的特征通过对金融地区差距的计算和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国家垄断20世纪 80年代,四大国有银行占据中国金融资产的 90%以上,90年代有所下降,但到 90年代末仍占据 70%。从存贷款这一较窄的口径看,1995 1998年,国有银行占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比重分别为 78.2%、79.0%、80.

33、5%和 80.8%,近几年国有银行存贷款占比还在上升。可以说,国有银行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这使得对国有银行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金融业的分析。2.信贷供给制中国的金融资源的供给(主要是贷款)不是按效率原则,而是由国有银行总行(代表中央政府)统一调配,形成类似于财政分配式的资金供给制度。这种资金供给制度不是由各家银行按市场需求提供信贷,而是按中央银行统一的计划“分配”信贷资金。虽然 90年代后期这种信贷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特征一直存在于整个改革期间。3.机构科层式配置通过 20多年的金融分割,中国出现了一个依附于行政结构的庞大的金融组织科层结构。8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银行纵向分割,

34、形成四大商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依照各个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政银不分,奠定了中国机构设置按行政科层的特征基础;财政包干和“拨改贷”,使地方政府大量介入“当地”金融机构的运作,加剧了科层本质,导致了中国金融组织空间分布的均齐,使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效率代价。4.资源条块分割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导致了中国金融资源的纵向分割,可以称之为条条分割;地方政府介入金融改革后,导致了中国金融资源的横向分割,可以称之为块块分割。这使得各地区相互复制金融发展模式、金融机构种类,并进行金融资源的地区封锁。使资源固化在每一个条块之中,难以流动起来,从而带来资源配置的低

35、效率。5.金融增长弹性较高从增长弹性来看,中国金融增长的弹性系数较高(表明金融增长一直快于 GDP增长),与财政收入的低增长弹性形成鲜明对比(见表 1)。66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表 1金融资产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当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1979 1998年)金融资产增长财政收入增长1979 19841.360.171985 19891.110.191990 19941.060.221995 19981.391.341979 19981.200.42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6.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总体来讲,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金融差距要大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差距

36、,金融差距在 80年代下降后在 90年代又开始上升。7.存贷比下降伴随中国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货币化的空间日渐狭窄,减少了各地的超贷空间。使得中国各个地区的存贷比都在不断下降,并在 1995年实现贷差向存差的转换。但存贷比下降的程度并不一致,在下文金融发展差距特征中再作详细分析。(二)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的特征1.金融差距先缩小,后扩大中国的金融差距在 1992年前,一直在缩小,从1992年起,开始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金融差距最大,之后在整个 80年代和 90年代初一直在减少。其中人均存款的相对差异系数由 1978年的最高点(1.76)下降到 1992年的最低点(1.06),人均贷

37、款的相对差异系数由 1978年的最高点(1.16)下降到1992年的最低点(0.81)。之后又逐渐拉大,到 1998年,人均存款和人均贷款的相对差异系数分别又上升到 1.34和 0.95,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见表 2和图 6)。表 2 金融与财政的相对差异系数比较(1978 1998)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人均存人均贷GDP19781.820.691.761.161.0219801.990.601.651.150.9219851.700.611.330.890.7119901.030.521.090.840.5919910.900.501.090.820.6219920.880.461.060.

38、810.6419930.790.451.120.850.6619940.890.581.200.840.6719950.920.661.230.850.6819960.910.661.230.850.6919970.960.721.360.920.7119980.970.731.340.950.72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图 6 金融、财政与 GDP的相对差距(1978 1998)2.金融差距大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差距总体上看,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金融差距要大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差距。由表 2和图 6可见,存款、贷款的相对差异系数一直大于 GDP的相对差异系数。同时,自 198

39、9年起,由于存款的相对差距不断上升和财政收入差距的不断下降,存款相对差异系数开始大于财政收入的相对差异系数,而贷款的相对差异系数则一直高于财政支出的相对差异系数,与财政收入的相对差异系数在 90年代大致相等。3.存贷比的下降幅度明显不同伴随货币化区间的减少,各地的存贷比都在下降,但下降程度差异甚大,东部的存贷比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并从 1988年起,进入迅速的下降期,在 1992年,率先实现了贷差向存差的转换,由于其67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 1999)巨额的存差,带动了全国由 1995年起出现存差,并在不断扩大。而中西部却通过行政努力,在整个改革期间一直保持着贷差地位,

40、继续像使用财政援助一样,使用着由中央银行和东部转移来的金融援助。(三)金融业的“第二财政”功能 金融差距、财政差距与经济差距的比较1.对金融业“第二财政”功能的衡量财政功能与金融功能理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财政要实现公平的目标,兼顾效率,而金融则应当以效率为目标,只有政策性金融才去考虑公平问题。但是,为了弥补分权化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而带来的中央财政能力的不足,中央政府加强了金融控制,使金融业代行了部分财政功能。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逐渐加强了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也强化了金融业的财政作用。使得金融业沦为第二财政。利用表 2的相对差异系数,做成表 3和图

41、 7,对财政支出和国有银行贷款平衡地区差距的作用进行比较。比较的依据是:假设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出结构不变。财政收入差距(public financial revenuegap,PFRG)越大,财政支出的平衡难度越大。若财政 支 出 差 距(public financial expenditure gap,PFEG)为零,则财政收入差距被支出完全平衡;若人均财政支出差距等于人均财政收入差距,则财政支出不具备任何平衡作用;若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超过人均财政收入差距,则产生了支出扭曲。表 3金融与财政对地区差距的平衡作用变化(1978 1998)单位:%财政支出国银贷款19786234198070301

42、9856433199050231991442519924824199344241994343019952831199627311997243219982529资料来源:根据表 2计算。图 7 金融与财政对地区差距的平衡作用变化(1978 1998)同样,由于中国的金融业也发挥着财政作用,我们也仿照对财政支出平衡作用的衡量方法衡量国有银行贷款对地区差距的平衡作用。国有银行贷款差距(state-owned bank loans gap,SBLG)对国有银行 存 款 差 距(state-owned bank deposits gap,SBDG)的平衡作用也同上分析。这 样,财 政 支 出 对 地 区

43、差 距 的 平 衡 作 用(balance function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BFFE)的衡量公式为:BFFE=(1-PFEG/PFRG)100%。国有银行贷款对地区差距的平衡作用(balancefunction of state-owned banks loans,BFSBL)的衡量公式为:BFSBL=(1-SBLG/SBDG)100%。计算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地区平衡作用在整个改革期间一直在下降,90年代下降更为显著(由50%下降到 25%),而国有银行贷款的平衡作用有30%,在 80年代末略有下降后,90年代在持续上68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升,

44、并在 1995年超过了财政的平衡作用,由代行财政功能变成了主导财政功能。从金额上看,国有银行贷款的金额也大于财政支出的金额。到 1998年,国有银行贷款已达 65 640亿元,东部地区的存贷差已经达到 10 294亿元,而当年财政支出仅为 10 798亿元,可见财政控制能力的下降是靠金融控制能力的上升来弥补的。金融业支付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大量成本,也可以说,中国在以牺牲金融业的发展推进渐进式改革。由此也带来了麦金农教授所说的市场化次序的“中国之谜”(Mckinnon,1992)。2.金融差距、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的可能关联无疑,经济发展差距导致了人均财政收入的差距和人均存款的差距,这反映在后两者

45、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前者一致,并且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前者。从表 3和图 6可见,GDP的差距在 80年代一直下降,到 1990年达到最低点,1991年开始上升。财政差距则滞后 3年(1993年达到最低点,1994年开始上升),金融差距滞后 2年(1992年达到最低点,1993年开始上升)。财政支出本身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其与财政收入本身有一定割裂。但由于国有银行贷款也发挥着财政功能,与国有银行存款也产生了割裂。这样,国有银行贷款和财政支出一道,起着减少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的作用。但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缩小金融差距(主要是信贷差距)来缩小经济差距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其结果只能是缩小金融组织规

46、模的空间差距,乃至形成地区趋同,但经济发展差距可能并未得到有效弥补。相反,由于地区间的资金封锁和资金效率的低下,经济差距可能被拉大了。同时,这也使得整个社会付出了沉重的效率代价。五、金融差距特征的政治解释地区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作用金融业的发展,无疑受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落后国家的金融发展过程,有着明显的政府过度介入特征,其金融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推动。政府之所以有动力推动金融发展,主要基于三个原因:(1)发展金融业,可以更有效地动员储蓄,从而获得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 资金;(2)发展并控制金融业,可以利用资金的高度流动性,主导资源配置,增强政府能力;(3)金融业提供的便利交易、风险管理、公

47、司监督、信用保证等功能,可以大大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从而会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但是,落后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市场化的过程。由于金融业从本质上不属于公共物品,由政府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长期持续。于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应当是政府的不断退出和市场的不断进入过程。同时,由于金融业巨大的外部性以及控制金融业的巨大收益,又使政府既不能够,也不愿意从金融发展中退出,从而产生了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冲突,两种力量的升降变化,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和水平。中国金融业具有政府过度介入的典型特征,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金融业市场化步伐加快,金融竞争加剧。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

48、,是否呈现了市场不断进入和政府不断退出的特征呢?作为分权改革的两大主角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金融发展中,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一)一个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金融体制也是由政府主导安排的,所以,其金融体制具有集权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过度介入”的典型特征,这使得金融业沦为“第二财政”。由此,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过程首先应是政府由“过度介入”到“适度进入”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政府的“适当退出”。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政府退出是变形的,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逐步退出和地方政府的逐步进入。而中央政府在逐步退出后仍在追求对经济运行的控制权,地方政府在部分拥有控制权的情况

49、下力图反控制(张杰,1998)。由此我们要看一下地方政府介入后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状况。(二)地区间“金融竞赛”、条块分割、改革惰性与开放困境1.地区间“金融竞赛”与资金的条块分割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69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 1999)在中国,市场化的次序与麦金农所描写的应有顺序相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后,而非在前,这被麦金农教授称为“中国之谜”。“中国之谜”的出现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需要大量资金,而分权改革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无力支付改革成本。这使

50、得政府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其成为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并以其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承担了改革的损失。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组织科层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在地方政绩的考核中,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由于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因素。盯准“钱袋子”就意味着盯准了经济增长;抓住了投资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央财政主导投资的时期,各地、各行业的投资饥渴症主要表现为对财政资金的游说。而“拨改贷”后,地方关注的目标随即转向了银行。而均齐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国有专业银行,正好为地方控制金融机构提供了渠道,从而一开始由中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