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贫困_一个基于托达罗模型的分析框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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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本文以中国为背景，分析了托达罗模型的普适性以及在中国所“遭遇”的三重变异；在此基础上，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必要修改，并以此为逻辑主线，分析了农民工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制度上的三个方面的边缘化特征以及所衍生的经济贫困和人文贫困。提出，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调整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的塑造最终解决农民工的贫困。关键词：托达罗模型农民工贫困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相互作用、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从产业结构上讲，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产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从空间上讲，是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究其本质，是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配置的过程。

2、有关劳动力流动转移的经典理论，首推刘易斯等人于1950年代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在此之后托达罗（Todaro,1969）建立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的新古典迁移模型以及钱纳里等人（Chenery和Syrquin,1975）的实证研究模型，从而为农业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农村向城市人口转化问题提供了一个视野更为开阔的研究范式。近年来，有关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及其相关问题又成了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他们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建立了劳动力转移的静态均衡模型（Carrington,1996）和动态均衡模型（Borjas,2001等）。其二是从劳动力的需求角度出

3、发，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建立了劳动力转移的局部均衡模型（Spilimbergo,199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关系及变迁历史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的一般均衡模型（Daveri,1999）。但从目前看，解释劳动力迁徙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徙时基本上是沿用托达罗模型进行阐释的。一是该模型对移民行为作了合理假设，即“潜在的移民将在比较迁移的预期效用和流在农村的预期效应后决定是否迁移”；二是该模型对“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作出了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比较相符”（巴德汉、尤迪，2002）。我国学者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沿着国外研究范式进行的，即通过引入劳动力

4、市场、公共产品市场等制度性因素，对我国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分析，但在这些分析中，一是我们难以看到这些制度障碍如何在分析框架尤其是分析中国农民工迁徙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形式化地体现出来；二是难以看到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将上述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的分析范式。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因符合托达罗模式的分析范式，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在于比较转移前后的（家庭）收益和成本（制度约束下），但同时又表现出一系列中国特质，这便是解读中国农民工贫困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的逻辑前奏。（一）托达罗模型的理论框架及其改进托达罗模型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5、用公式表示：M=f（d），f 准 0（1）式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 准 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按照托达罗的观点，农业部门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人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城镇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可以表示如下：d=w-r（2）这里，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表示就业概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就业概率与前一个因素成正比，与后一个因素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w=N/（S-N）（3）在

6、（3）式中，表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N表示现代部门总的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于是，和N的乘积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S与N之差表示城市失业人数。托达罗根据该模型及其对城市失业动态均衡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一个将乡村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相联系的一个动态均衡的解释模型，即将控制城市收入上升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和发展农业走农村工业化道路并重的路子，以此缓解居高不下的城市失业率。托达罗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前提：一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劳动剩余；二是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而且是上升的。因为前者，他主张发展农村经济；

7、因为后者，他认为人口流动速度快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从而造成城市失业率上升。托达罗模型较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中即使出现失业，农村劳动力仍还进入城市的问题，有效克服了刘易斯模型暗含假设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率为零这一与事实相悖的缺陷。但该模型在合理解释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及其相关问题等方面，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转型背景，因此其阐释力自然有所局限。首先，该模型所面临的背景发生双重变异。其一是市场变异，即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绝大多数都是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劳动力市场就业，固然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但其核心症结在于社会结构或社会身份的二元结构，即我们所说的第

8、二重变异：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现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从本质上来讲不是建立在劳动者人力资本基础上，而是以户籍身份为标准建构起来的“人为二元结构”下的市场。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只能进入第二劳动力市场而不能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就不再由托达罗模型所描述的因素来确定，而是取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农民工人数（M）农民工贫困：一个基于托达罗模型的分析框架*叶普万周明*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DJY059）和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西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阶段成果。农民工贫困：一个基于托达罗模型的分析框架短论174-管理世界(月刊)2008年第

9、 9 期和从农村流人城市的农民工总人数（M）两个因素。即：=M/M（4）其次，则是由于双重变异从逻辑上自然延伸出的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城乡有别的在经济权益方面的差别对待。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上，城市居民的就业、工资与福利待遇，由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明确的规定，具有制度层次上的潜在保证。而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及其于此相关的经济利益则被“制度化地”地予以剥夺：其一是，工资报酬低。农民工被视为体制以外的“三不管”群体，由老板与用人单位自行决定农民工的工资报酬。在没有规范的制度标准的情况下，用工单位为了自己的利润总是尽可能的压低雇用人员的工资；其二是，同工不同酬。上述两种行为可以

10、视为对农民工工资的价格歧视（用C1表示）；其三是，工资拖欠严重（设拖欠率为）；其四是，出于对农民工管理需要应运而生的名目繁多的各项管理费用（用C2表示）。此外，由于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所延伸出的另一后果则是农民工由于乡土亲情分离以及在城市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等因素造成的心理成本（用C3表示）加大问题。这个心理成本，主要是由于遭受不平等待遇，尤其是城市公共产品分配政策的歧视性程度（0，1）造成的，即C3=H（）。再次，托达罗模型中的工作搜寻成本（用C4表示）同样在中国产生变异，主要表现为就业信息的不对称。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发现和获取就业信息是弱势的，表面上可以通过劳务市场、街头招工广告、报纸、乡

11、镇干部的代理联系等多种途径和渠道获取信息，但目前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以滚动方式进城。因此，新进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成本主要和前期农民工数量相关，即：C3=g（p（Mt-1）。考虑到上述因素，农民工打工的实际工资为：w=M/M（1-）（w-C1）-C2-H（）-g（p（Mt-1）-C5（5）其中，C5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产生的交通等成本。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可以将托达罗模型作适当修改。毫无疑问，托达罗模型的微观基础是迁移者单个人的理性经济行为，即迁移者根据个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决定是否迁移。事实上，迁移的微观基础是家庭理性决策行为。二元

12、经济中的农村，以农业为主，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和收入分配，家庭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所进行的分配，是使家庭全体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这种决策是在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和获取最大化收入之间的一种最优风险收益组合。设N0表示留在农村的人数，M为进城打工的人口数量，则家庭的最优决策满足：maxU=max（N0r+Mw）/（N0+M）（6）这样，托达罗模型就可以修正为：maxU=max（N0r+Mw）/（N0+M）M=f（d），f 准 0d=M/M（1-）（w-C1）-C2-H（）-g（p（Mt-1）-C5-r（7）（二）托达罗模型的变异及其农民工的边缘化特征由于托达罗模型在中国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

13、构的双重变异，由此决定农民工在和城市居民相比时，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在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人一等，被边缘化。第一，社会身份边缘化：职业和身份错位。改革开放前，在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人们的户籍身份和职业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但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分化，人们的职业身份和户籍身份开始分离。就农民工而言，尽管他们的职业性质已经改变，但其职业变动只是在操作层面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没有在制度层面得到社会的认可，制度仍然认为他们是农民。第二、社会地位边缘化：强势和弱势换位。城市农民工是农村中典型的精英群体，是农村中的优势群体，但这个精英群体在城市却

14、长期属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就业大多局限于收入低、环境差、待遇差且极不稳定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一些城市政府为了保证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甚至制定了限制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工种”制度，禁止农民工出事某种职业，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衡量社会地位的四个依据，即经济收入、政治权利、职业声望、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得到清晰印证。首先，从经济地位来看。如果参照家乡农民，他们在当地农村属于中等偏上阶层，属于强势群体。与家乡农民相比时，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占44%，属于中上层的占32.8%，属于上层的占16.6%，而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和下层的只占5.2%和1.2%。但如果与其所在城市的居

15、民相比时，评价结果明显低于与家乡农民相对比时的评价，总体样本中有23.5%的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社会的下层，37.5%认为是中下层，28.4%的民工认为是中层，7.9%的民工认为是中上层，只有2.4%的民工认为自己是上层。其次，从衡量社会地位的四个综合变量看，结论也是如此。与农村居民相比，“农民工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较高，“经济收入”认同“中等及以上地位”的为90.7%，“政治权利”认同“中等及以上地位”的占76.4%，“职业声望”认同“中等及以上地位”的占85.0%，“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认同“中等及以上地位”的占85.0%。但是，农民工的这种优势地位在进入城市后则发生明显逆转,农民工对自

16、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较低，其中:“经济收入”认同“中等及以下地位”的为94.3%，“政治权利”认同“中等及以下地位”的为99.0%，“职业声望”认同“中等及以下地位”的占95.4%，“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认同“中等及以下地位”的占96.4%（刘祖云、戴洁，2006）。第三，制度边缘化：“一城两制”。由于二元社会制度下的农民工体制，使他们和城市居民相比，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时，同工不能同权，经济上没有福利，政治上没有地位。他们不仅不能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甚至倾向于和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相隔绝，从而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收入和待遇的巨大差异。一项在6城市所作的调查表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和

17、城市本地劳动力工资差异的76%是由歧视造成的（王美艳，2003）。更为严重的是，在城市居民工资水平呈刚性增长的同时，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提高，而且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广东东莞市在对133家各类企业检查中，存 在 拖 欠 工 资 情 况 的 企 业 有101家，欠 薪 总 额3039.12万元（王雨林，2004）。在基本养老保障方面也是如此。珠江三角洲进行的外来民工的调查表明，厂方为打工者办理的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3.9%（“外来农民工”课题组，1995）。在北京、长春、南京、天津、武汉和西安6个175-城市,工作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14%，而城市本地职工中，这一比例却高达8

18、8%（蔡昉，2003）。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失业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虽然我国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从法律层面上对失业人员进行保护，拓宽了失业保险的范围，但是失业保险适用范围只是城镇职工，并未将农民工包括在内。此外，流动人口的住房、子女的基础教育也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以致不得不支付额外的费用，或者被排斥在服务以外。边缘化的另一后果便是农民工的人文贫困。首先是文化权利上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农民工自身职业教育的缺乏。其次是，政治权利的贫困。主要是农民工在公民选举权问题上的不平等。按照1995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19、大会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来看，一个农民仅相当于1/4个城市居民，这意味着农民的政治权利先天就低城市居民一等,从而在许多方面丧失话语权。我们认为，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贫困还包括组织权利的贫困，农民工被各种社会组织排斥在外，成为一个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据调查，农民工只有11.9%的人加入城市的一些组织（王春光，2001）。农民工并非不想成立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但自发形成的组织不仅难以得到相应的扶持，而且极易被扣上“非法

20、组织”的帽子，从而被迫解散。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难以参政议政，社会就难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无法维护自身权利。（三）几点结论与前述农民工边缘化特征及其所引发的贫困相对应，农民工的减贫对策应从下述三个方面的主体思路来进行。第一，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空间。在大力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步伐；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取向上，应该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强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当然，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协调不仅要注意量的比例，更应该注意质的层次，质的协调才是产业结构协调的真正标志。第二，积极调整完善社会政策，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切实消除人文贫困。其一是改革社会管理政策。一

21、是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建立消除歧视、公平竞争、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政策；三是调整城市管理政策。对农民工的管理从以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城务工转向公共服务和间接管理。其二是调整社会福利政策。一是在教育政策上必须保证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住房政策要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住房条件。一个可行性思路是,政府可采取降息、减税、降租、土地置换等手段让一些房屋投资开发商修建民工住宅，以廉租形式出租给农民工居住（上海浦东规划的“民工新村”已作出了这方面的尝试）；此外,还应该放开条件让有购买力且工作稳定的农民工与市民一样进入城市经济适用房购买的对象范围。对进城不久，收入

22、很低，租住民房的民工，政府可考虑适当给予住房津贴救济。其三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首先，要马上着手解决与生产密切相关、与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以及生命至关重要的工伤保险，在今后修改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中，应将农民工问题加以强调，保险关系应等同于城镇企业的合同制正式职工，采取强制性方式促使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其次，建立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尤其是大病医疗统筹。当然，在初始阶段，可以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工作服务时间较长的给予较高的医疗保险待遇。再次，从保障进城女民工的健康和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出发，要对在企业工作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建立生育保险，企业要为其缴纳

23、生育保险费并使其同本地女职工一样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和产假休息及其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其四是疏通农民工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以主人翁身份参政议政，消除以政治权利贫困为中心的人文贫困。第三,加强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塑造。从长远看，用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观点可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决定一个人贫富程度的关键，不在于拥有物质资本的多少，而在于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寡。在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和贫富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存量。（作者单位：叶普万，陕西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周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注释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www.

24、C参考文献（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刘祖云、戴洁：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3）普兰纳布巴德汉、克里斯托弗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外来农民工”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6）王美艳：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歧视的计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7）王雨林：对农民工权利贫困问题的研究，青年研究，2004年第9期。（8）Borjas,

25、G.J.,2001,“Does Immigration Grease the Wheelsof the Labor Market?”,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pp.69119.（9）Carrington,W.,Detragiache,E.,Vishwanath,T.,1996,“E-quilibrium 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AmericanEconomic Review,86(4),pp.909930.（10）Chenery,H.and M.Syrquin,1975,Patterns

26、 of 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1）Daveri,F.Faini,R.,1999,Where Do Migration Go?Ox-ford Economic Papers,51,pp.595622.（12）Robert,kenneth D.，2001,“The Determinants of JobChoice by Rural Labor Migrants in Shanghai”，China EconomicsReview,12，pp.1339.（13）Spilimbergo,A.,1999,“Labor Market Integration,Un-employment and Transf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7(4),pp.641650.（14）Todaro,M.P.A.,1969,“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Economic Review，1，pp.138148内部审计外包中的独立性和决策标准问题研究短论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