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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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钟其提要：以县域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县域的历史发展着眼，结合“治理善治”理论的发展成果，提出应该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索，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首先，本研究根据“善治”理论，结合县域实际，试图澄清“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同时，本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实施“县域善治”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县域善治”的观念基础。此外，本研究还提出了构建融政权框架体系、决策咨询体系、管理执行体系、监督约束体系以及协调支持体系等五大体系为一体，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中国特

2、色的“县域善治”体系。关键词：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作者钟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浙江省社会学学会秘书长。（杭州 ）我国历来注重县治，古代政治家就提出过“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郡县治，天下安”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事实上，无论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政不下县”，还是近代强调地方自治的新县制改革，抑或是当代县域的党政治理模式，县域政权都拥有比较完整的国家治理功能。相对于中央政权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而言，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在当前我国的政权结构中，县级政权也处于承上启下、连接城乡、沟通条块的关键环节，对政令的上传下达、政权的顺

3、利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就在于切实关注作为基层的县域层级的社会治理。本报告提出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究，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一、“县域”之独特与重要县，“渊源于周、雏形于春秋、确立于秦”。自秦设郡县后 多年来，县一直是我国行政区划的基础一级，并且也是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不管历代县域以上的行政区划如何因时制宜，不拘一格，但县的设置始终不变，县的建制长期延续，是我国行政区划中最稳定的实体。目前，我国约有的县的设置本文系 年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理论支撑课题“县域善治：一项社会管理创新的

4、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迟全华院长之指点，谨此致谢；当然，文责作者自负。程方：中国县政概论，民国丛书 第四编，第 卷，上海书店影印，年，第页。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同时，相较于县域以上的各级行政组织的变动不居，县级行政组织也一直是我国历朝历代最稳定、最有效的基层政权组织。作为一种政治性枢纽，县级行政组织融财赋、司法、治安、教化于一体，功能齐全而完备，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县域”不仅指行政区划范畴，更体现为一种政治范畴、社会范畴和亲缘范畴。在悠长的历史发展中，“县域”既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基本地理单元，也是支持我国政治统一的基础元素，同时还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社会细胞。在县域，

5、制度与人情、政府与社区、集体与个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浑然一体，构成了所谓的地方社会。甚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基层社会隐含着中国历代社会发展大部分问题的密码。当前我国法定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基本架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不过，实际上在省与县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市（地区）。虽然县一级政权并非大政策的制定者，然而却是任何一个大政策由书面走进实际的关键环节，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实施的成败。县域治理的效果综合起来，足以影响省域乃至国家层面的治理局面，或发展，或稳定，或和谐，或乱象纷呈、地动山摇，因为县域政权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

6、农村地区的民众，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都起着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相对于更为基层（因而也更为微观）的乡镇政权而言，县域政府拥有更完备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资源与职能，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资源与职能，能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福址。二、“县域善治”理念的提出“县域善治”是基于“县域”与“善治”两个基本概念之上的融合与创新。要准确理解“县域善治”，还必须澄清“善治”概念的由来。（一）“治”与“善治”在传统社会里，“治”就是“统治”。它完全依赖政府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和各类资源，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威权控制。“统治”以

7、强制服从为主，通常具有不可协调性，易埋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隐患，难以达至和谐社会的目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可能引发质变，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甚至是巨变。“善治”与“统治”有云泥之别。它首先与“治理”紧密相联。“治理”的目标明确具体，即在确立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弥补和协调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足；“治理”的形式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即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虽然“治理”也需要权威和权力的支撑，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它与“统治”有三点本质区别：第一，两者的权威基础不同。“统治”的权

8、威基础通常发端于政府机关的行政强制，而“治理”的权威基础则建立在公民自由意志基础上的政府理性。第二，两者的实施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社会机构，还可以是两者的合作。第三，两者在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权力向度可以是多元的、相互的。当然，“治理”概念也有诸多的局限，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突破，“善治”理念应运而生。“善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理念除了包含“治理”理念中的合理内核以外，还注入了适应时代发展

9、和形势变化所需要的新的管理理念，如在权威来源上，明确“权为民所赋”；在管理目标上，明确“权为民所用”；在处理政府与民众关系上，明确“权为民所谋”等。“善治”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真诚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善治”中的“善”，既是治理的目标，也是治理的效果，更是治理的方式，强调“情为民所系”。（二）“县域善治”的定义“县域善治”的定义，有学者在研究中有所提及，但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甚明晰。本报告基于中国国情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出“县域善治”的一种操作性定义，即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县域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创新县域社会治理、加强提供公共服

10、务等，促进县域内政府“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刘天旭、贺东航：县域、民生与和谐社会构建，岭南学刊 年第期。丁元竹：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几点思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期。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页。马宝成：实现县域善治需要发挥多元治理主体，探索与争鸣 年第 期。与人民在公共生活上的良好合作，使两者关系达到最佳结合状态的社会管理过程。通过梳理与“善治”有关的诸理论，我们认为“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强调维护人民的尊严和发展人民福祉，其基本要素应包括公平、法治、民主、透明、秩序、责任、廉洁、效率和服务。这九大要素不仅构成了“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

11、而且是评判“县域善治”水平最为直观和有效的标准，是“县域善治”本质特征在当前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具体演绎。在这些要素中，前五项主要体现“县域善治”的目标、效果、途径，后四项则是对打造一个“善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平、法治、民主、透明、秩序的社会环境，守责任、讲廉洁、有效率、重服务，就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最优环境，何愁投资不兴、就业不旺？三、实施“县域善治”的重大意义县域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疾苦与幸福，在群众面前代表着执政者的形象与执政之基，攸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传统社会中的农民起义，虽然跟皇朝发展的固有缺陷紧密相连，但矛盾激化的引火线，往往与县治失

12、败有关。水浒传 中的一百零八将，多是因县吏恶治而逼上梁山的。而在当代，河南兰考农民对共产党的认识，则首先是从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身上体会到的；近年来云南孟连事件等重大群体性事件影响恶劣，引起国内外关注，也与县域领导的治理理念与水平密切相关。（一）实施“县域善治”，直接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但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仅靠“历史合法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执政的理念、制度、方式、效果，看是不是能够长期得到人民的认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心向背”。因此，党必须努力把人民的认同建立在新的反映出时代进步需要的基础上，维护人民的尊严，发展人民的福祉，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使党

13、的执政赢得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认同和政治支持。而实施“县域善治”，能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并塑造人民的认同，进而有利于增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二）实施“县域善治”，有利于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由于当前我国的基层政府治理体制是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政府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在现实社会治理中容易出现不良后果。而“县域善治”理念契合形势，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理顺基层党政关系、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实现党领导人民对国家的良好治理提供新的视野、思路和必要的参照。（三）实施“县域善治”，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

14、战略铺垫县域治理改革是当前我国地方分权的核心问题之一，涉及到整个政治结构的改革。因此，县域治理改革是未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和重点，也将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基础。在现行的行政架构中，县域政府事权最重而财权有限，两者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目前行政权的边际界限尚不清晰，行政权内部的界限划分同样也不明确。鉴此，通过“县域善治”，能理顺国家权力的纵向权力分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好战略铺垫。（四）实 施“县 域 善 治”，有 利于夯实长治 久 安 的基础当前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社会生活多元、多样、多变特征凸显，人们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形成社会共识、扩大社会认同

15、的难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社会改革进入深水期，改革的普遍增益性在降低，人民群众对改革成果的分享预期在提高，统筹协调好各方利益的难度加大。在这样典型的“风险型社会”中，容易引发各类群体性冲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县域善治”的实施，能舒畅基层人民的社会诉求、消弭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确保基层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夯实长治久安的基础。（五）实施“县域善治”，有利于弥补基层社会治理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过度关注经济指标，而对社会指标的重视不够，这一点在县域层级的表现尤为明显。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表明，地方政府在治理中没有足够重视社会建设，不能实行“善治”，甚至走向与民争利，

16、是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导致社会积怨乃至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县域治理中最为迫切和紧要的任务是解决县域政府对中央政策落实上的扭曲、服务型政府目标与争利型政府现实的背浙江学刊 年第期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第期。离、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渠道的堵塞，以及“一把手”权力的失制。因此，现实情势要求“县政”必须做出改革，切实转变政府治理中的“管治性”思维，实施“县域善治”。四、实施“县域善治”的观念基础实施“县域善治”，还必须对一些关乎县域官员的治理理念价值进行梳理，以求正本清源。近年来发生的各类矛盾和冲突事件，特别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与县域治理特别是县域官员的一些理念价值存在偏差

17、有相当的关系。如果这些重要的理念价值不厘清，就不可能实现“县域善治”，就是说：没有“善念”，就没有“善治”。（一）权力观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治理理念和方法。“县域善治”要求基层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包括权力自何而来和权力向何而用两部分，可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是县域官员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对人民利益负责的责任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同时，县域官员还要将权力的掌握、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联系起来，在用权上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要不负重托，在难题面前勇于创新，在矛盾面前善思慎行，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二）政绩观在改革开放进

18、程中，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观比较片面，他们通常将 的增长视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因此，这些县域政府的行为，虽然带来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但因为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党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而“县域善治”要求必须切实转变“唯 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树立用科学发展观来引导和规范自身行为价值理念的政绩观。特别是要树立“成本”观点。这里所说的“成本”，指的并非经济成本，而是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有所得，必有所失”，任何一种政绩的取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比较理想的情形，是某种政绩的取得，只付出了合理的经济代价，而没有付出政治代价或社会代价。（三）利益观长期以来，在面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

19、和全局利益无法兼顾和协调时，基层政府官员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牺牲前者才能取得后者。在特定的环境和任务面前，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当今环境下，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利益矛盾复杂，因此“县域善治”要求基层政府官员必须更加理性地面对各种利益关系，真正确立“统筹兼顾、尊重群众”的科学利益观。即利益冲突时，尽量兼顾和协调好两者的利益；若是出现两者的确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则要以尊重群众意愿为主，秉承“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切实把包括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在内的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四）群众观尽管我们不断地强调要重视群众地位、发挥群众作用，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认知与行为相背离的现

20、象，这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事实上，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忽视人民的官员，往往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县域善治”要求政府官员切实树立以“群众主体地位”为核心的群众观，对人民群众要有谦卑之意，正确认识官员与群众的关系：即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和工作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五、“县域善治”的基本构架实施“县域善治”，涉及经济、政治、行政、文化以及社会诸方面，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应当秉持公平、法治、民主、透明、秩序、责任、廉洁、效

21、率、服务等“县域善治”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为基本支撑，努力构建融政权框架体系、决策咨询体系、管理执行体系、监督约束体系以及协调支持体系等五大体系为一体，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善治”体系。（一）政权框架体系 加强和完善县级党委建设“县域善治”的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这种利益。因此“县域善治”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把县级党委建设成为群众谋利益的思想核心、行动中心，努力提高县级党委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

22、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而不是包办一切。因此，“县域善治”要求坚持党政适度分际原则，扭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从组织机构、权“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力配置以及具体职能上厘清县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做到“掌舵的掌舵，划桨的划桨”，增强党政活力，提高效率。有学者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该理念源自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否适合当前中国的国情，需要审慎判断。在中国的县域层面，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任务繁重，县域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和治理责任不断加大。因此，“县域善治”要求合理地、阶段性地认识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当前应致力

23、于建设“强”而“善治”的政府。若干年后，当县域的社会更加成熟，社会组织的良性发育取得了很大成功时，政府可以逐渐地将一些社会管理的责任交付给社会自身，那时再来深入探讨政府与社会的大与小的问题，可能更合时宜。改进县域官员的选任体制当前县域官员的选任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已经有了很大的完善与进步，比如引入民主推荐、双推双考、协商等机制。人大的选举制度也日益健全。不过仍存在着不少弊病，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县域善治”要求深化改进现有的县域官员选任制度，推进适应基层社会发展要求和更具有“权为民所赋”价值的官员选任体制，例如扩大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范围等。提升县域官员整体素质“县域善治”要求着眼于县域的长

24、远发展，培养稳定且优质的党政官员队伍。在当前，要采取定期轮训、集中调训、委托培训等措施，切实加强县域党政官员培训教育，特别是对党政“一把手”的培训，进而带动县域官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从长远看，未来应考虑对县级官员任命设置“社会管理知识培训”门槛，经考试方能上任。（二）决策咨询体系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县域善治”要求强化决策的智力支持，完善决策论证机制，积极推动决策的科学化。这就要求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决策事项，要委托专家、专业机构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同时，决策层必须大力加强决策前的实践调研工作，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前提，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为决策提供现实依据。推进

25、决策的民主化“县域善治”要求县域政府强化决策的民意基础，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积极推动决策的民主化。行政决策应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而绝不是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因此，要坚持重大事项的公议制度，凡涉及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凡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重大事项，都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决策。鉴于决策民主化制度的重要性，应考虑将其通过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确定下来。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坚决做到未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不出台、多数人不赞成的不出台、少数人利益未充分处理好之前不出台。推进决策的法制化“县域善治”要求强化决策的规范要求，健全决策制度体系，积极推动决策的法制化，逐步减少

26、决策中“政策多过法规”、“批示强过法律”现象。即一是要规范决策的法律依据；二是要健全决策的程序规范；三是要建立决策审查制度；四是完善决策的责任制度。（三）管理执行体系理顺纵向行政管理结构要借鉴已有“省管县”以及“强县扩权”中的经验，淡化市的层级，构建扁平化行政管理体制。考虑到县域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是全面而具体的，因此要在财政收入方面扩大县域的分成比例，逐步实现县与乡镇的事权与财权统一；进一步扩大县域政权的自主权，将原属省市的经济决策权、事务统筹权和社会管理权更大程度地下放给县域政府。通过这种改革，理顺纵向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事权与财权对等、权责利一致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要合理理顺县 镇（

27、乡）社会管理权限，并大力加强社区建设，逐步完善社区自治体系。优化县域行政管理职能“县域善治”要求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切实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同时要遵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此外，还要加强县域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政府应逐渐从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把本应属于市场的职能还给市场，而将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县域政府深化改革和日常工作的重点。推进行政行为的法治化“县域善治”要求进一步规范行政机构自身行为，促进行政行为的法治化，逐步实现“行政法治”。即政府的所有

28、行政行为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同时所有行政行为的过程也必须合法，即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此外，在具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有较为详尽的预案，特别是要对可能发生的后果有周密、准确的评估。要切实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尽量避免“强行”行政，竭力避免与群众形成对立，不得在浙江学刊 年第期没有出现群体性骚乱的情况下滥用警力，一般不要也不应该搞“运动式”清理整治和组织公检法联合行动等活动。塑造行政机构的亲民形象“县域善治”要求县域行政机构注意日常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与沟通，并通过各种日常性的活动，塑造政府的亲民形象，努力实现行政干部在思想感情上亲近人民群众，在思考问题时理解人民群众，在日常工作中关

29、心帮助人民群众，在处理矛盾时依靠人民群众，从而使人民群众能更有尊严地生活和发展。（四）监督约束体系强化地方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县域善治”要求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党对地方人大的领导。与此同时，县域人大应当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议权、质询权、否决权、任命权、罢免权等，强化对“一府两院”决策合法性及依法行政的监督力度。对群众反映较大的突出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拆迁补偿、司法不公等，人大应主动启动专项监督程序。必要时应依法行使否决权、罢免权。完善县域司法体系的监督机制“县域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和法治，这就要求创新和完善司法体系，建立垂直管理的司法体系（法院、检察院），从人事任

30、免及交流、经费安排等着手，加强审判权、检察权的中央、省两级垂直管理化，以强化对县域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和约束。发挥媒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通过新闻媒体所实施的社会监督，最能体现社会监督的广泛性、公开性、民主性、效率性的要求。因此，“县域善治”要求利用各种监督的介质，包括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增进社会对权力的约束，增进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县级党委和政府要正确对待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自觉接受其监督，并把监督当作动力，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五）协调支持体系 积极培育基层社会组织要坚持引导与管理相结合，发展和吸收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特别是要重点培育发展惠及民生的公益类民

31、间组织，如“农民协会”、“渔民协会”等，使其能够在促进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引导基层社区（村庄）中出现的诸如老年人协会、残疾人协会、文娱体育团体、公益互助组织等“草根”社会组织，促进其健康发展，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不同群体的有益“桥梁”。此外，要积极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加强领导和管理，使之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健全群众的诉求表达机制“县域善治”要求实现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一方面要继续健全和完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以及信访、传媒这些基本的诉求表达渠道，形成规范有序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探索新型的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应正确认识游行、示威等诉

32、求表达方式的“减压阀”作用，可选择特定的县（市）进行试点，设立“游行、示威专区”，同时依法加强管理，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权利，使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能够得到合理、合法、有序的释放，防止积怨压抑并最终导致非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六、结语长期以来，理论界试图通过深化理论研究来指导实践，然而实践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理论的指导，因为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源泉，同时又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因而，理论需要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努力克服自身的异化。“县域善治”理论的提出，正是“实践 理论 再实践”的体现。因此，“县域善治”理论需要着力于既往经验的总结，着眼于具体实践之研究，着重于未来设想而创新。当前我国县域政府在响应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的新理念、思路和举措。这些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中形成的实践经验，是未来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巨大财富，为推进“县域善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非常值得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梳理。同时，为更好地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理论正确地指导实践，实践有效地检验理论，县域政府可以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建立社会管理创新的实验室，推动“县域善治”的实践探索。责任编辑：张平“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