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的语言_图像_游戏抑或修辞_颜佳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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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36 卷 第 2 期2012 年 3 月湘 潭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 36 No 2Mar,2012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图像、游戏抑或修辞?*颜佳华,王敬宇(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要:公共行政学的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可以借用语言哲学的名言“没有语言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皆无效”来说明。有鉴于此,运用语言哲学的图像论、游戏论、修辞论,探讨了公共行政学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修辞性质,并认
2、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此三重性质遵循辩证互补逻辑,共同支撑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健全功能的发挥。关键词:公共行政学;语言;图像;游戏;修辞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5981(2012)02 0016 06尽管在以追求实用为主要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界,套用语言哲学的名言“没有语言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皆无效”来说明公共行政学的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免显得危言耸听,但是当语言哲学的历史已跨过整个 20 世纪,将语言哲学的重要原理引进(同样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公共行政学,也许恰逢其时。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一项尝试,即运用语言哲学的图像论、游戏论、修辞论,来说明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的关系,
3、从而分别揭示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游戏性质、修辞性质以及此三项性质的相互关系。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语言的图像论,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语言如同图像那样摹画世界: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语言具有意义和真假之别,伦理学(绝对价值)不可说、从而必须对其保持沉默。因此,依据语言的图像理论,可以推知公共行政学语言的图像性质,并需要基于公共行政学语言本身的特点对其予以说明。(一)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与行政世界同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不仅包括实际发生的事实,还包括在逻辑上可能的事态。他基于分析思维认为,事态由基本事态构成,基本事态由对象和对象组合而成。在与世界相对的另一面
4、,语言由基本命题构成,基本命题由名称和名称组合而成。因此,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表现为:名称代表对象,基本命题代表基本事态,在总体上,语言就像一幅图画那样,表现整个世界(包括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公共行政学语言所摹画的世界,同样包括已经发生的行政世界,以及还未发生的但在逻辑上可能的行政世界,前者构成公共行政学的实证研究对象,后者来自公共行政的“乌有乡消息”,它反映人们要在现实的周遭世界重建公共行政“乌托邦”的愿望。而无论对于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还是对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画,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均可以被沿着“命题基本命题事物名称”的分析路径,追溯至公共行政的现实世界的具体对象。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证研究
5、而言,泰勒、吉尔布雷斯夫妇等人在进行动作研究过程中,不仅记录了不同工人的动作流程,并且将这些动作流程分解成最小分析单位,然后进行定性和定量比较,最终得出“科学”的工作动作和流程。在此过程,他们使用的典型语言:“生铁搬运工弯下腰,搬起大约 92磅重的生铁,移动数英尺一名最优秀的适合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一天中只有 42%的时间有负荷”1 46,直接由事物的名称和名称组合成基本命题,然后由基本命题,经过逻辑连接,得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原理。西蒙在其 行政行为 第 1版前言中说道:“我们必须能够用文字精确地描述管理型组织的面貌和运转状况。我试图构造一套能够进行上述描述的词汇,本书就记录了我从中得到的结论。
6、”2 9在这本前身为 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 的博士论文中,西蒙忠实的执行了深受前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卡尔纳普的语言哲学原理,他从“人类抉择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中”导出“管理理论的词汇”2 9,并逻辑地构造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从宏观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列举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等,这些理论均形象地为人们呈61*收稿日期:2011 12 28作者简介:颜佳华(1963 ),男,湖南茶陵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敬宇(1981 ),男,江苏盐城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编号:NCET10
7、0150)阶段性成果。现出相应的公共行政图画,(例如里格斯借用光的折射图,摹画转型社会的行政模式;企业家政府理论认为某些优秀的政府部门正在像企业那样运作),这些图画或理论深刻描画了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的运作过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学语言对于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的描画,不仅表达了公共行政在逻辑上的可能事态,而且同样可以分析为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的具体对象。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新公共行政学集中地摹画了逻辑可能的公共行政的公平世界。对于作为公平行政世界要义之一的“比例公平”原则来说,不仅公共行政领域的任意两个人的收入和付出,均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对象,而且各自的收入付出之比,也完全可能在逻辑上具有相等关系。同
8、样,作为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机会公平、代际公平等原则的理论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两个原则,3 56也完全具备对象的真实性(宪法上的基本自由、每个人的经济、社会利益等)及其在逻辑上(如罗尔斯所说的那样)进行合理组合的可能性。同时,从上述例证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志于在现实的行政世界构建“比例公平”、“机会公平”、“代际公平”以及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出来的“自由平等”、“差别原则”等理想状态之旨趣。(二)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具有意义和真假之别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中的名称的意义,是它指称的对象;由名称和名称合逻辑的组成的基本命题的意义,是它表达的基本事态(包括可能事态);基本命题和基本命题符
9、合逻辑地连接,组成(复合)命题;“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事态的图像。”4 45因而,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符合逻辑地表达事态(包括可能事态)。此外,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所表达的事态是否与实在相符合:“若一个基本命题为真,事态就存在;如果一个基本命题为假,事态就不存在。”4 56由此可得,符合逻辑的说出一句公共行政学语言,是“有意义”的,即它逻辑地表达了某种公共行政的(可能)事态。它一方面意味着此句公共行政学语言包含着某种符合逻辑的“语义”(即“意思”),另一方面在其表达可能事态(或应然事态)的维度,还意味着此句公共行政学语言有“价值”。但是,符合逻辑的公共行政学语言,如果要是真的,
10、还需要追加一个条件,即其表达的公共行政事态必须客观存在。如果人们无法确证公共行政学语言所表达的事态的真实性,那么就无法确证公共行政学语言的真假,这对于追求建立公共行政“科学”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表达公共行政应然事态的规范研究,确实是“有意义”的。正如作为一种典型的规范研究,新公共行政学不仅表达了公共行政的可能世界(公平世界)的语义,而且对于公共行政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它在事实上使得“社会公平 俨然已经作为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心而取代了传统技术性效率的地位”。5 312而对于行政“科学”或实证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其“有意义”,而且需要基于事实鉴别其“真假”,从而获得某种关于行
11、政过程的真理性命题。例如,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命题,古德诺既基于“政府机构的分立”的事实,证明其真理性,又基于“在各政府机构领地的交界地区都存在着 公地”6 8的事实,证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虚假性,进而得出“政治与行政相协调”的命题。而西蒙作为行政科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 行政行为 附录中直接表达了他关于管理科学的信念:“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是科学命题,就可以从事实意义上判断其正误。反过来说,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可以判断其正误,就是科学命题。”2 331众所周知,西蒙的 行政行为 也确实是他关于管理科学的信念的真实写照。(三)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必须对绝对价值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哲学关于语言图像理论的
12、一个重要特色,是它提出了伦理学不可说的观点。他在 逻辑哲学论 中指出:“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4 102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4 105需要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伦理学,其实是指表达绝对价值的伦理学,不包括表达相对价值的伦理学,即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不可说”的观点,是指“绝对价值不可说”,或者说“我们需要对于绝对价值保持沉默”。如果以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不可说的标准,衡量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于行政伦理的言说,可以得出:行政伦理学对于“相对价值”的言说,实际具有行政“科学”的属性,而行政思想史上存在的关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承诺、争论和阐释,则由于越出语言的界限
13、,成为一种无意义(无指称对象)的胡说。例如,库珀在其饮誉全球的著作 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中,对于行政伦理的论述始终保持在“相对价值”的范围之内。库珀无论是对于行政伦理的思考层次、决策模式,还是对于行政责任的来源、责任冲突的化解途径、内外部责任控制机制等的论述,均以某种“事先设定的标准”,诸如具体的道德和法律规则、上级指示、公民利益、内心信念等,作为评判行政行为的伦理依据,从而均成为了相对价值判断。他至多在多元主义的后现代背景下,声称“我们还是需要自我组织起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确定(具有相对价值属性 笔者注)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准则等行为标准,从而确保我们的生活世界富有意义”。对于
14、“普遍的、神授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库珀认为其在后现代社会已“不再具有最终的立足基础”。7 44由此可见,具有“相对价值”意义的行政伦理的确立,均可以被还原为特定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作为的事实的行政行为和作为事实的具体伦理准则之间的相对价值关系)或者具体的“对话协商”过程,从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这里只有事实、事实,还是事实,而没有伦理学”,因而,作为纯粹事实判断、探讨“相对价值”的行政伦理学,便具备“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也存在关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承诺、争论和阐释。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古利克宣称“效率是行政价值尺度上的最高原则。”8 36到了新公共行政学时期,作为
15、该学派哲学基础的罗尔斯正义论宣71称:“公平的自由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5 310,因而“公平至上”便取代传统的“效率至上”,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价值”。9 207但是,如果依据维特根斯坦关于绝对价值不可说的观点来看,新公共行政学和传统公共行政学关于公共行政“核心价值”、“最高原则”的承诺和争论,就会由于并不存在指称对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胡说。原因在于,西蒙已经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证明处于粗俗世界的人(而不是神),并不具备全面理性或寻求最优的能力,那种关于人类决策的最优化模型“也许可以当作老天爷的心理活动模型”。10 130维特根斯坦也指出:“我们不能写出这样一本科学著作,它的主题在本质上就是
16、最好的,是在其他主题之上的。”11 4因此,如果要合理阐释新公共行政学和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公平至上”、“效率至上”价值观,我们就必须将其转变为或还原为特定语境下的相对价值判断来理解,即诚如古利克自己所说:“我们最终被迫根据政治价值尺度和社会秩序调节纯粹的效率概念”,8 36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森所说:“在效率和经济之外,将社会公平看作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12 101。由此,我们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在阐述行政伦理之时,必须保持在相对价值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必须对绝对价值保持沉默。二、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语言的游戏性质,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观点。这一
17、观点将语言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考察语言的多种多样的用法、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则以及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得出了“意义即用法”、语言存在不同使用规则以及“言语行为”等重要原理。如果结合公共行政学语言本身的特点,那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游戏性质,可以表述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公共行政学语言确认或修改行政生活的规则;公共行政学语言同时包含语义、语行、语效。(一)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与人类交往活动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语言的意义,他把“语言和那些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整体称为 语言游戏”13 10。由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或者生活形式纷繁复杂,因而,
18、镶嵌在人类交往活动或生活形式之中的语言的用法(语言游戏)也就具有多样性。就是说,“要理解语词的意义,就是要掌握该语词是在怎样一种确定的活动中 被 使 用 一 个 词 的 意 义 就 是 它 在 语 言 中 的 用法”,14 194或者“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着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13 32运用“意义即用法”的原理,考察公共行政学语言,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语言的意义,是它在行政生活中的用法。这意味着,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不存在先验的固定的含义,它随着人类行政实践类型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关键词,“行政”语词就存在不同用法。它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指对于“国王”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
19、时代的美国,是指对于“国家”意志的执行。在“洪宪帝制”(袁世凯大帝)时代的中国,行政还具有“法外治权”的含义。在实行“议行合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往往具有表达国家意志的功能。在当前的行政学教科书中,一方面存在关于公行政与私行政的区分,另一面企业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又表明,企业管理方法同样可以被用来管理政府。凡此种种,我们均称之为“行政”。这实际上表明,存在多少种行政实践的类型,也就存在多少种“行政”语词的用法或意义。如果仅仅将“行政”单调地解释为“国家意志的执行”,那么无疑错过了“行政”语词的更为开放多样的意义或用法。(二)公共行政学语言确认或修改行政游戏的规则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日常生活之中关
20、注到语言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将语言与实践相交织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既然语言与实践遵循互动(而非受动)关系,就意味着语言既可能与实践玩一种同质性游戏(直接遵守实践游戏规则),又可能与实践玩异质性游戏,即语言试图对于实践游戏的规则作出修改。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在与行政生活互动过程中,同样会确认或修改行政生活规则。而且,基于行政思想史来看,公共行政学的语言往往同时具备上述两项功能,即特定的公共行政理论在确认(或修改)某种行政生活规则的同时,往往意味着试图修改(或确认)他种行政游戏规则。依据公共行政理论是以确认行政游戏规则为主、还是以修改行政游戏规则为主,我们可以将公共行政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确认行
21、政游戏规则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韦伯在迈向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抽象出神秘型组织、传统型组织、官僚制组织的运作机制,倡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应当主要实行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希望借助于神秘型组织的“超凡魅力”,来补救官僚制组织的机械性和沉闷性弱点。里格斯在二战之后,经过实地调查,描述了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行政游戏规则,但在其整个进化论式(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中,暗含着行政游戏规则应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西蒙基于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发现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并进一步论证了制度理性的限度,从而也暗含对于全面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的批驳。其二,以修改行
22、政游戏规则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它们以倡导规范性理论的新公共行政学和黑堡学派为代表。这两个学派均反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模式,同时均倡导建立以宪政主义、贤明治理和高度公民精神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游戏模式。其三,确认与修改行政游戏规则并重的公共行政理论。泰勒将“第一流工人”的动作流程制作成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强制性地推广到整个工作场所。麦格雷戈既认可对于贪婪、消极的庸人实行“强硬的”管理方法,又主张调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实行温和的、参与式、授权式管理模式。登哈特基于美国传统的社区实践、公民精神和服务理念,批评企业家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桨”模式,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模式。(三)公共行政学语言
23、同时包含语义、语行、语效81语言游戏的“言语行为”理论,是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道出了一个简明道理:人们说一句话(表达语义),通常怀有一定目的(语行),并希望取得相应效果(语效)。用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术语来讲:人们借助于语言表达,主要履行三种行为,即“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说话就是做事)、“以言取效行为”。14 253 260将公共行政学语言置于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考察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义、语行、语效,可以得出:公共行政学的语言不仅包含理论上的含义(公共行政学的语言表达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也不纯粹是一种理论活动、并会取得相应理论效果
24、(做出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包含对于日常行政生活的语义、语行和语效。首先,公共行政学语言的语义,可以在日常行政生活之中被合理地理解。原因在于,公共行政学语言符合逻辑地说出了具有指称对象的命题,这些指称对象均现实地存在于行政生活之中,所以它们均能够获得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语义。甚至那些(在科学意义上)对于公共行政的绝对价值的“胡说”,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以合理地理解,因为所谓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最高原则”在于“效率”或者“公平”,在日常生活意义上,不过是说效率或者公平对于公共行政“非常非常”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并不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因而它们必须获得足够地重视才行。其次,公
25、共行政学语言包含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但需要说明的是,以改造行政生活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通常明确地表示其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而以解释行政生活为主的公共行政理论,其对于行政生活的语行和语效,便往往是一种言外之意。例如,威尔逊、泰勒、法约尔的公共行政学语言,明显地符合“说话就是做事”并取得相应语效的标准。威尔逊通过宣扬政治与行政二分,推进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减少行政腐败的效果。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本身即产生于工厂管理的实践,因而其理论生产和工场实践直接地合为一体,从而更为直接地表现出理论的“语行”、“语效”特征。另一方面,尽管在以解释行政世界为主要旨趣的西蒙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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