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案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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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始于2003年“非典”事件，“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制度问责的开始。此后在实践中逐步检验与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问世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对于我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公务员的责任感与工作效能、保

2、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和极为重要的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承担应由它(他们)承担的责任，一般可分为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为了保证责任的实施，政府还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行政问责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救济、问责监督、问责复出等基本要素构成。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形成于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已有包括省部级干部的逾千名官员，在重大安全事件中因为“负有领导责任”而受到行政问责。然而，问责中出现的“保帅丢车”现象使得问责制的效果大打折扣，一些官员在

3、被问责后悄然复出的事件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2011年1月13日上午，安庆市人民政府通报了对怀宁县高河镇新山社区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理结果，10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其中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怀宁县县长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据悉，事件发生后，安徽省环保厅和安庆市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查，此次事件是由安庆博瑞电源有限公司非法生产、县有关部门违规审批、监管不力、环评单位造假等因素所致。为此，安庆市人民政府和怀宁县人民政府分别对此次事件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给予严肃处理。怀宁县人民政府县长刘飞跃对此次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怀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曹紫权，分管环保工作不力，负有直接

4、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现安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原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何凤生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志祥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怀宁县环保局局长赵一平对此次事件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招商中心副主任黄一林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怀宁县环保局总工程师、开发监督股副股长汪利民涉嫌渎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怀宁县安全生产监督局副局长郝结来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怀宁县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主持工作副局长汪国友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其现有职务；怀宁县卫生局副局长姜敬运对此次事件应

5、对不及时，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成怀宁县委、县政府向安庆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安庆博瑞电源有限公司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向周边环境排放含铅污染物，造成严重后果，责成怀宁县人民政府对该公司依法予以关闭，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于该企业涉嫌刑事犯罪的，依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将该案件移送怀宁县公安局立案查处。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安徽怀宁血铅事件中行政问责制度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处置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干部。但从这个过程和处理结果来看，不难看出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从制度层面来看，

6、原本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就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而这三种规范性文件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它两种规范文件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这就导致行政问责制度的不完善，缺乏明确的明细规定，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另外，问责的程序也不健全。问责机制如何启动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二是在行政问责中有推脱现象，2011年1月7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了扑朔迷离的“血铅迷局”安徽怀宁高河镇

7、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追踪一稿，而在节目播出中有这样一段采访解说：据了解，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铅酸，含铅污水，铅尘，铅渣，铅烟，酸雾属于高污染限制类产业，对这类产业设立投产，国家规定了严格的环保标准，那么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呢？记者：有铅酸电池高污染的企业的话，需要哪些条件？吴延圣 安徽省怀宁县环保局副局长：它主要的条件可能是卫生防护距离这一块。记者：具体来说？吴延圣：铅酸蓄电池，卫生防护距离是要500米。记者：500米是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吴延圣：主要是铅烟铅尘散发点到居民点。记者：这个距离有多远？吴延圣：从现实来看，这个距离达不到我们环评要求的卫生防护距离。解说：记者看

8、到新山社区居民点与博瑞电源有限公司之间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而工厂生产车间与居民点的居民最多只有一百米，这个距离与卫生防护距离必须超过500米的规定相差甚远。记者：这个厂房离居民不到100米吧。黄亮 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具体的数据我说不出来，但是安全距离肯定是达不到安全防护距离。解说：另人感到不解的是，这家明显违反卫生防护距离必须超过500米的环保要求的企业，却在2007年3月通过环保部门的环评。吴延圣：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环评审批是合法的，因为在当时我们建造这个项目的时候，按照环评的要求是能够达到500米，范围内没有居民的。解说：据吴延圣副局长介绍，这个居民点是2008年建成入住的，因此在20

9、07年批准博瑞公司在此落户并无不妥，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老人家，房子什么时候建的？居民：2005年，2005年大概是6月份。记者：6月份。居民：嗯。记者：这房子是自己造的。居民：自己造的。记者：有规划吗？居民：有，有规划的。记者：那一级政府发的？居民：怀宁县开发区安排在这儿造的。记者：在这儿造的。居民：他那个厂子，以前我们造房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动工，这么一个情况。解说：记者了解到，新山社区的居民，原先都是附近的农民，2002年怀宁县设立工业园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和宅基地，县里当时将他们安置在这里。记者：这是什么？居民：安置卡。记者：这是哪一年的？2003年8月21号。居民：对，这就是安置卡。

10、安置卡是怀宁县开发区发的。记者：这个表明什么呢？居民：表明能在这儿造房子。居民：我的房子拆迁以后，发了这张纸。记者：就是2003年节开始确定住处。居民：拆掉房子以后，就能够安置。记者：当时确定在这儿建房子？居民：对。解说：这样说来在2007年博瑞电源有限公司设立之前，新山社区的这个居民点至少已经纳入当地规划中。那么明知这个地方临近居民点，当地环保部门为什么允许这家高污染企业在此落户，并且通过了环评呢？博瑞电源有限公司黄亮总经理这样解释：黄亮：最开始投产是150万套电池组装生产，所以都有环评报告。记者：但是组装和生产工艺完全是两回事。黄亮：完全两回事。记者：对环境污染破坏？黄亮：完全两回事，组装

11、是单纯组装工序而已，而极板生产是从原材料到最后的极板成型，所以这个要求也不一样。解说：原来博瑞公司2007年通过环评的是组装生产线，铅酸电池的组装对环境污染小，而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主要是在铅酸电池的极板生产过程中。记者：生产这个。黄亮：生产极板应该是09年的7月份才开始的。记者：生产时候有没有通过环评？黄亮：生产时候通过环评了，当时我们打过报告进行试生产。解说：在明知道没有达到500米安全防护距离下，当地环保局却批准了该家企业试生产。记者：极板项目是09年开始上马的，但是居民点09年已经落成了而且已经入住了，当时为什么批准这个生产线上马和生产呢？曹紫权 安徽省怀宁县副县长：我觉得环保部门在周

12、边的居民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个环评报告有不实之处，环保部门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吴延圣：我们环保部门对这个企业监管是到位的，我们多次要求企业停产整改，企业在我们的要求下，也多次停产整改。从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这种同体问责有利于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示，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非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开始转向异体问责。1.人大是最主要的

13、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当然，各级人大仍然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的运用，如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投不信任票等。2.媒体是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媒体能及时揭露各种腐败现象，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增强，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行政问责过程中来。3.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在采访对话中不难看出相关领导人员之间有相互推卸撇清自己的行为。但比较好的一点是，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行政问责已经从同体问责转向异体问责，新闻媒体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公众的参与也使这一制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问责制度的实施，官员的责任意识得到加强，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意识也日趋增强，但是由于问责制在我国的起步比较晚，仍然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