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克鲁格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发展经济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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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妮克鲁格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发展经济学论文内容摘要：安妮 克鲁格是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也是现代出色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在过去的50多年里, 克鲁格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经过中开放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她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寻租行为、发展进程中角色定位和政策动态演进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在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领域, 身兼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双重身份的克鲁格做出了卓越的奉献。归功于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 由贸易保卫到贸易自由化的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 被理论界和决策层广泛认同和接受, 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2、 本文关键词语：安妮 克鲁格; 贸易政策; 寻租行为; 政策动态演进; 安妮 克鲁格 (Anne O.Krueger) 是美国现代著名女性经济学家, 现任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她于1934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 1953年获奥伯林学院 (经济学) 文学士学位, 1958年获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 (经济学) 哲学博士学位。克鲁格先后于1959-1982年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 先后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副教授, 1966年晋升经济学教授;1982-1987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87-1993年任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1993-2001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任学术论文, 出版40多部学术著作。克鲁格一直强调开放和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将贸易政策视为发展政策总体框架的核心部分, 并长期致力于贸易政策的研究。归功于她和其他学者的研究, 由贸易保卫到贸易自由化的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被理论界和决策层广泛认同和接受, 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克鲁格的重要研究文献, 并评述她对发展经济学的卓著学术奉献。 一、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 克鲁格进行了长期持续的观察与考虑, 她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演变的理论逻辑, 而且重点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与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4、和债务危机的联络。 (一) 贸易政策演变的理论逻辑 二战结束后, 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最佳论文之一。 (一) 寻租行为的理论演进 寻租 (Rent-Seeking) 直意为对租金的追寻, 经济学中的租金则是指要素报酬超过其时机成本的部分, 这部分收益不仅来自土地这样固定供应的稀缺资源, 可以能来自垄断和行政许可, 对这一类租金的竞相争夺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寻租问题始于人们对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的讨论。哈伯格 (Harberger, 1954) 运用消费者剩余工具度量了垄断的福利损失, 垄断引起的价格上升既导致生产者利润增加, 也导致消费者剩余减少, 二者的净效应为负, 因此造成社会

5、福利损失。这一损失反映在供需图上是由需求曲线、价格线和数量线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 因而被称为 哈伯格三角 。莱本斯坦 (Leibenstein, 1966) 以为, 垄断造成的消费者剩余减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转移为生产者利润;另一部分为净损失, 即哈伯格三角部分。前者在哈伯格那里是纯粹的转移, 但莱本斯坦以为这部分实际上也存在福利损失。由于哈伯格的度量是建立在垄断厂商仍然能够进行有效生产这一假设之上, 而事实上垄断厂商因缺乏竞争会产生组织上的懈怠和低效。也就是讲, 在垄断价格条件下, 从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的剩余中, 一部分因低效率而损失了, 莱本斯坦将这部分损失称之为X非效率 (X-Inef

6、ficiency) 。 假如讲哈伯格和莱本斯坦讨论的是垄断行为带来的福利损失, 那么塔洛克和克鲁格讨论的寻租行为就是对垄断地位的争夺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塔洛克 (Tullock, 1967) 以为, 从静态上看, 垄断条件下由消费者向生产者的剩余转移是一种纯粹的转移, 并不额外消耗社会资源。但是, 从动态角度看, 生产者想促进这种转移, 而消费者想阻止这种转移, 双方势必会投入资源进行游讲或者发动。对生产者而言, 潜在利益是消费者剩余转移的全部, 这也是其愿意为转移所投入的最大资源;对于全社会而言, 这种转移成本不会增加产出, 纯粹是一种浪费。进一步, 塔洛克以为福利损失还远不止如此, 前面讨论

7、的只是成功者付出的转移成本, 加上失败者付出的成本总和将更大, 就好像 不能根据赢家的球票价格计算一场足球赌博的全部成本, 而应是全部球票价格的总和 。塔洛克用 偷窃的福利成本 来类比关税和垄断的福利成本, 偷窃是一种纯粹的财富转移行为, 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 且社会需要投入资源来防止偷窃 (警察、监狱、司法系统等) 。 塔洛克的分析揭示了寻租的本质, 但直到克鲁格发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 学术界才真正关注这一问题。塔洛克的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 克鲁格则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切入。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 国会游讲的现象并不常见, 直接干涉经济的现象更为普遍, 由此引

8、发的寻租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塔洛克 (Tullock, 2003) 以为, 克鲁格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寻租一词, 并且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克鲁格更重要的奉献在于,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数量限制政策引起的寻租行为, 首先使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研究。 (二) 克鲁格的寻租模型 克鲁格 (Krueger, 1974) 首先对数量限制进行了解释, 并描绘叙述了由此引发的寻租行为。对进口的数量限制通常是以发放进口许可证的形式施行, 在国内进口替代和外汇短缺的情况下, 进口许可证就意味着租金。对进口的数量限制伴随着一些显而易见的成本, 如行政机构的运行费用, 申请和发放许可证花费的时间等, 且还有一些

9、资源花费在对许可证的争夺上, 争夺的形式因许可证发放机制而异, 但只要存在竞争性, 争夺就不可避免。第一种进口许可机制是根据企业能力发放半成品许可证,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会通过扩大本身规模来提高获取进口许可的能力。第二种是针对消费品, 对批发商的进口申请按比例分配, 由于进口批发并没有进入门槛, 在这种情况下, 存在规模过小的企业进入批发行业以争夺租金。第三种是由官员决定许可证发放而没有固定规则, 因而贿赂官员就成为一种寻租行为。不管是何种发放形式, 只要许可证能带来租金, 且其获取存在竞争性, 就会引起企业竞相寻租。 克鲁格的模型假定如下: (1) 假设一国只消费两种商品 本国生产的农产品

10、和进口的消费品。农产品一部分用于国内消费, 一部分用于出口以换取进口消费品。国内包含两个部门 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农业部门只生产农产品, 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分配部门从事国际贸易, 即一方面收购国内农产品后在国际市场上销售, 另一方面换取进口消费品并在国内销售。国内劳动供应为常数L-, 华而不实LA部分进入农业部门, LD部分进入分配部门。 (2) 假设该国是小国, 不能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分配部门根据国内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 (即进口消费品的国内市场价格) , 用1单位的进口商品交换农产品, 同时根据国际贸易条件出口农产品换取进口消费品。这里实际上将农产品作为货币单位。为方便起见, 进一步假

11、定国际贸易条件固定, 且等于1, 这意味着1单位农产品能够换取1单位进口消费品。 (3) 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分配部门每分配1单位进口消费品所需的劳动为常数k, 且规模收益不变。进口消费品的国内价格PM为1单位农产品加上相应的分配费用PD, 即PM=1+PD。PD实际上就是分配部门的单位利润, 分配部门的工资能够表示为PD/k, 令农业生产函数为A, 则农业部门工资可表示为农业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A 。 克鲁格对模型的推导分为三步。在第一步中, 她推导了自由贸易下的情形。在自由贸易下, 人们能够自由进入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两个部门, 并且竞争会使得这两个部门的工资相等, 即A =

12、PD/k。自由贸易下的平衡点是反映社会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和两种商品的消费可能性曲线相切的点, 且此时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第二步中, 克鲁格推导了不引起寻租的数量限制的情形。由于存在数量限制, 进口低于意愿水平, 导致分配部门的劳动需求降低, 一部分劳动转移到农业部门。根据农业生产函数的设定 (A是劳动的增函数, 且边际报酬递减, 即A 0, A 0) , 农业产出A增加了, 农产品产量A衡量了国内收入水平, 因此国内收入增加了, 但是在边际递减率的作用下, 农业工资A 也降低了。另一方面, 由于进口减少, 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PM上涨, 在国际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分配部门的单位利润PD会增

13、加, 由于单位劳动量恒定为k, 因此分配部门工资PD/k提高了。由此可见, 在数量限制的情况下, 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的工资出现了差异, 在分配部门出现了租金。假如施加等价的关税 (使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到达数量限制下的水平) , 随后将关税收入在农业部门和分配部门间进行再分配, 便能够消除租金, 这样也不存在寻租行为。由此能够得出, 不引起寻租的数量限制 (当然这是不现实的) 造成的福利损失与等价关税一致。 在第三步中, 克鲁格推导了伴有寻租的数量限制的情形。一旦数量限制造成分配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 势必吸引人们进入分配领域, 一部分农业劳动者成为寻租者LR, 加上在位的分配者LD, 寻求租

14、金的总人数为LR+LD, 但分配部门的劳动需求有限, 为了成为分配者, 寻租的总人数之间存在竞争, 这样竞相寻租便产生了。克鲁格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寻租将到达何种程度, 或者讲分配部门的租金引起的农业劳动者转移将到达何种程度。假设进口数量被限定为M-, 则分配部门的利润为PDM-, 因而人们能够预期寻租者和分配者的平均工资为PDM-/ (LR+LD) , 当农业部门的工资与之相等时, 寻租将不会扩大, 即A =PDM-/ (LR+LD) 。与第二步中不引起寻租的数量限制相比, 寻租引起农业劳动者转移, 造成了农产品产量 (即国内收入) 降低。 克鲁格的整个推导经过显示, 数量限制假如不引起寻租,

15、则造成的福利损失和等价关税是一致的, 而一旦引起寻租 (几乎是必然的) , 会进一步造成福利损失。假如观察国内收入, 数量限制在不引起寻租的情况下, 会导致农业增产和国内收入的增加, 而一旦引起寻租, 又会引起农业减产和国内收入的减少。国内收入变化的净效应取决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根据克鲁格的计算, 当需求弹性小于1时, 净效应一定是农业减产, 进而国内收入下降。然而, 即使进口商品富有弹性, 可以能存在收入下降的情况。 事实上, 无论在生产还是消费方面, 早期的贸易模型已经证明关税会产生福利损失 (Johnson, 1960) , 克鲁格的模型讲明数量限制还要比关税多损失一笔寻租成本。克鲁格

16、以为, 寻租活动的成本能够用租金价值度量, 每个进口许可证的租金r=PD-kA , 由于分配一个单位的进口商品需要劳动k, 这些劳动投入到农业可得到收入A 。在自由贸易情况下, 由于两部门工资一样, r=0;在寻租条件下, 总的租金价值即进口限制下的农业工资乘以寻租人数 (LR) 。假如知道一个社会的租金价值, 也就知道了有多少资源能够从分配中抽出以用于其他活动, 而不会减少原来寻租活动中包含的分配服务。 运用印度官方反腐机构发布的数据, 克鲁格 (Krueger, 1974) 估算出1964年印度寻租活动的数额到达国民收入的7.3%, 华而不实进口许可是租金的最大来源, 且这一估算还是保守的

17、。利用土耳其进口商品的到岸价格、到岸成本和批发价格数据, 克鲁格估算出土耳其1968年进口许可引起的租金占到国民收入的15%。固然上述估计都很粗略, 但是足以显示进口许可的价值对寻租者而言是相当可观的;而且, 由于进口限制手段如此之多, 寻租者对租金的争夺尤为剧烈。在那些运用数量限制施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 寻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寻租成本减少解释了这些国家贸易自由化后为何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假如进口替代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占到的20% (这些资源错配不全是寻租造成的, 但寻租占有很大比重) , 那么, 通过五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将使这部分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这些释放的资源就会使增速平均

18、每年提高34个百分点 (Krueger, 1998) 。 (三) 克鲁格模型的政策含义 克鲁格的寻租模型对贸易政策的含义在于: (1) 假如进口许可证的发放会引发竞争, 那直接禁止进口可能比限制进口更好, 由于禁止进口消除了寻租, 而国内生产的成本可能比寻租成本更低。 (2) 实行等价关税将比数量限制更好。 (3) 在关税条件下, 一般以为, 进口商品的国内需求弹性越小, 福利损失越小;但对于伴有寻租的数量限制而言, 进口商品的国内需求弹性越小, 福利损失越大。 (4) 普遍以为进口商之间的竞争会带来更好的资源配置, 但是假如存在寻租, 一种独家垄断进口的格局尽管不一定提高分配效率, 却会因减

19、少竞相寻租而提高国内收入。 (5) 数量限制下的本币贬值, 既能削弱进口许可证的价值, 进而减少寻租活动, 又有利于促进出口, 因而贬值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克鲁格还指出, 作为干涉的结果, 寻租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各种形式的干涉, 如公平贸易法、最低工资、利率上限、出租车费用调节以及资本所得税处理等, 都会引起人们的竞相寻租。寻租的存在也影响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看法, 假如富人是指那些成功寻租的人, 而穷人就是那些失败的寻租者, 那显然人们会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假如市场机制遭到质疑, 那么将会更多地干涉经济, 如此构成 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 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存在一些引起寻租的限制政策, 完全

20、不存在限制和完全限制的经济都是不现实的, 能够将经济系统理解成从一端向另一端变化的连续体, 而在华而不实可能存在某个点, 假如超过这个点, 则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就会失效。 三、失灵与政策动态演进 克鲁格对于失灵和政策动态演进的考虑, 源于她早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分析, 其核心观点集中于(经济发展中的失灵 (Krueger, 1990b) 、(管制的政治经济学:复杂性 (Krueger Duncan, 1993) 等论文中。在其他学术成果中, 她对角色定位和政策动态演进也进行了系统研究。 (一) 失灵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在提供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但更多

21、的研究指向的另一作用 通过经济政策纠正市场失灵。一般以为, 发展中国家存在 构造刚性 , 即市场对价格信号缺乏反响, 因而市场失灵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在的角色定位上, 发展中国家的干涉比发达国家更普遍, 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但是, 克鲁格以为, 20世纪5070年代, 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管市场失灵能否存在, 失灵已经大规模出现, 甚至比市场失灵危害更为严重。 1. 什么是失灵。 克鲁格 (Krueger, 1990b) 对失灵进行了广义、狭义两个维度的界定。广义的失灵是指所有导致与帕累托最优偏离的行为总和, 这意味着所有未纠正的市场失灵

22、以及由干涉引起的更大偏离都是失灵。狭义的失灵是指导致比自由听任情况下更差状况的行为。狭义的界定剔除了市场失灵的因素, 但仍存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对造成失灵的行为进行细分, 划分为不同类型;二是对失灵进行反事实估计的参照物, 也就是完全自由听任的情形, 在经历体验上无法被观测和估算。 进一步, 克鲁格 (Krueger, 1990b) 将失灵划分为因忽视 (Omission) 导致的失灵和因委托 (Commission) 导致的失灵。前者指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 一是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缺乏;二是坚持错误的经济政策, 如在国内通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外汇管

23、制和进口许可证制度以维持固定汇率, 以及通过信贷配给维持低水平的名义利率等。后者指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如大力操办公共企业, 从事各种制造业和其他经济活动, 包括农业营销委员会、国营零售商店、国营矿山和制造业、国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等, 这些经营活动与公共部门没有必然联络。失灵的副产品是滋生大量腐败, 以及由此造成的本来改善穷人福利的政策实际上更有利于富人。 2. 失灵的归因。 首先是有限的认知能力。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能够从社会利益出发, 全知全觉、无私且毫无成本地施行经济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Krueger, 1990c) :其一, 并不完全把握信息

24、。充分的技术、产品和市场信息是决策的核心根据, 但机构获取的信息比拟有限;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 特定领域的知识变得非常庞杂艰深, 而官员的知识是有限的。其二, 干涉的成本是很高的。当代经济活动对信息的要求极高, 因缺乏信息导致的机构预测和决策失误的代价高昂。其三, 官员可能根据其本身利益行事, 并且内部也有不同利益集团。一旦建立某个管理机构, 其工作人员本身就成为一股政治气力, 总是呼吁更多的控制权。 其次是偏离比拟优势。一般以为, 的比拟优势是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 由于基础设施通常投资规模宏大, 在发展初期私人部门是没有能力参与的, 且行政机构也更擅于大规模投资活动的组织规划。失灵的原因就

25、在于没有在它具备比拟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 而将精神投入不擅于的领域。这既导致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出, 大量资金和人才流入公共部门, 也意味着内部的行政资源不合理配置, 提供和维护基础设施等职能不能有效发挥 (Krueger, 1990b) 。 最后是干涉的非中立性。一是的某些政策可能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 但是由于寻租的产生, 最后的结果可能还不如政策施行之前的情形。二是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构成, 初始的政治平衡会由于新的利益诉求而打破, 既得利益集团会站出来维护本身利益, 为了知足各方互相冲突的诉求, 政策工具会变得日益冗杂。三是内部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利益驱动, 例如支出部门希望增加支出, 而财政部

26、门则更看重增加收入 (Krueger, 1990b) 。 (二) 政策动态演进 经济政策的动态演进是指经济政策并非完全外生, 经济政策一旦被制定, 就会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经过中沿着自个的轨迹演进。正如克鲁格所形容的, 政策一旦被制定, 它就仿fo有了生命一样, 将逐步变得复杂, 偏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政策的动态演进都会发生, 且并不总是引起恶性循环这样的负面效果, 可以能带来良性循环。 1. 政策的复杂性演变。克鲁格等 (Krueger Duncan, 1993) 说明了在政治与经济互动中经济政策逐步趋于复杂的必然性。复杂性的不断加强来自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管

27、制的不平等。当公布一项条例时, 那些以为遭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会提出申述, 最初的政策就可能被修改。每一次修改又会引起新群体的申述, 于是简单的规则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进口许可证为例, 为了应对外汇紧缺, 最初的许可制度是一视同仁地针对所有进口商施行:根据上一年的进口额分配一定比例的当年进口配额。这一看似公平的政策会引起某些进口商的申述, 包括那些前期进货量大而上一年进口量低于 正常水平 的厂商, 那些迅速扩张的厂商, 那些本年度新进入的厂商, 以及那些上一年因罢工而大部分时间停工的厂商等。这些申述或多或少是合理的, 而那些受益方多半会保持沉默, 于是考虑这些申述的部门会对制度进行一些修改。一般的

28、做法是增加进口许可的类别以适应特定群体, 每次增加新的类别又会引起一些人以为本身利益遭到损害, 上述经过就会重复循环下去, 使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 其次是官员及中间人的本身利益。一旦规则变得复杂, 就需要投入新的人员或建立新的机构进行管理, 官员可获得的利益就增加。随着制度变得越来复杂, 专门为相关人员进行制度解释的 中间人 行业应运而生, 比方各种 代办人 和 速办人 。中间人通常是前任官员, 在管理经过中积累了对规则的大量知识。这些中间人降低了规则的社会成本, 但他们的本身利益因政策的复杂性而产生。为了保证在离开职位之后积累的知识不 贬值 , 在任官员会尽量不降低政策的复杂度。 最后是市场

29、对管制的反响。市场通常是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来躲避或者绕过管制, 并由此产生与预期不同或者政策成本更高层次的结果。一种典型的市场反响是, 假如一种产品被管制了, 市场就会设法找到未被管制的替代品。比方美国市场上男士背心的进口关税低于男士夹克, 外国出口商就会将夹克分成 背心 和 布料 运到美国, 然后再缝制成夹克。政策制定者发现监管行为事与愿违, 就会通过增加条款强化政策的效力, 这些额外措施又会增加政策的复杂性。 在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下, 政策的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市场的反响导致了规则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某些人对 不公平 的抱怨, 进而施加压力对规则进行修正;结果是官员和中间人

30、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 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复杂性。 2. 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动态演进。 根据上述政策的复杂性演变原理, 克鲁格 (Krueger, 1993a) 研究发现, 在政治与经济互动经过中, 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演进既有恶性循环也有良性循环。首先是进口替代政策下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最初施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初衷是好心的, 目的是保卫国内幼稚产业, 鼓励国内企业生产进口产品的替代品。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 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出现外汇短缺, 于是开场对外汇进行管制, 限制其他产品进口以优先保障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一旦这一进程开场, 即使相互间的政治和经济构造千差万别, 发展中

31、国家贸易政策的演进也会如出一辙。政治方面, 那些感到本身遭到不平等限制的企业会动用政治资源寻求限制中的例外, 通常的做法是增加进口许可证的类别, 于是限制的规定逐步变得复杂。经济方面, 企业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逃避监管, 若进口限制以商品价值计量, 就会导致低开发票;若以商品数量计量, 企业将转向进口更高层次附加值的商品。随着许可证类别的增加、进口限制政策的复杂化, 进口替代的利益集团开场出现, 包括政策管理的官员、获得进口许可的企业、走私者、从事黑市交易的人员以及那些代办进口事宜的中间人, 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使得进口替代政策进一步强化。由于进口替代政策同时也是出口歧视的, 这导致出口产生的利润越来

32、越少, 企业退出或者转向其他行业, 并造成代表出口利益的集团日渐式微。在出口利益集团缺乏相抗衡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平衡一边倒的情况下, 上述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 此时政治常态不能维系, 进口替代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也因而遭到限制, 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外向型贸易政策下的良性循环。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因形势所迫, 一旦政策制定者选择外向型贸易政策, 政策就开场向好的方向演进。官员不可能强迫海外市场购买本国产品, 这就需要建立对出口的鼓励机制, 包括更接近实际水平的汇率, 更少的数量限制等。假如厂商预期政策将持续下去, 就会增加对出口产品的生产。出口的扩张会提升相关政治势力的影

33、响力, 政治平衡逐步向支持外向政策的方向移动, 这将进一步促进整体经济的自由化。十分是, 随着出口振兴、外汇收入的增加, 进口许可证的价值不断降低, 与进口许可制度相关的经济利益减少, 简化这一制度的呼声将逐步提高。除此之外, 在外向型贸易政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经过中, 中等收入阶层扩大, 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化改革和民主进程。 3. 的政策改革指南。 政策失灵及其后果为改革提供了契机, 但此时的改革是一项 困难 的事业。克鲁格将改革定义为一组预期会使经济框架得到显著改善的措施, 这些措施能够改变传统的鼓励机制, 进而提升私人行为和整体经济福利的一致性。克鲁格 (Krueger, 2005b) 为政

34、策改革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第一, 改革的全面性和互补性。改革能够是直接的, 如削减关税或消除进口限额;可以以是制度性的, 如引入适当的商业法规或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良好的改革往往牵涉上述两种类型, 并注重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例如, 贸易自由化和汇率制度改革同时进行比单独进行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假如仅仅取消进口限额, 不进行汇率制度改革, 那么出口将得不到改善, 而进口的激增反而会使贸易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相反, 假如上述两种改革措施同时进行, 并配以劳动力市场改革, 那么将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第二, 改革的环境与信誉。改革的国内外环境对改革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对危机中的改革而言, 危机的紧迫

35、性使很难有足够的反响时间;并且, 危机的爆发多在国际经济形势恶劣之际, 的反响空间也有限。然而, 危机期间政治常态的破裂也给提供了比常规状态下更大的改革自由。除此之外, 改革的可信度也非常重要, 由于改革旨在重塑鼓励机制, 只要经济主体相信改革措施会持续下去, 鼓励机制才会起作用。对于国际组织而言, 信誉同样重要, 获取来自IMF类似的国际组织的支持主要依靠于在改革方面的可信度。 第三, 改革的不确定性。越是深入的经济构造变化, 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改革者并不清楚他们将会遭遇多大程度的反对, 经济主体对新的鼓励机制将怎样反响, 以及改革对政策制定者本身利益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存在不确定性

36、。但是, 有一点能够确定, 假如没有改革, 情况会更糟, 这一观点已经被世界各国不同时期大量的经历体验证据所证实。 第四, 改革中的支持气力。假如能够辨别改革中的赢家和输家, 那么争取赢家的支持, 同时准备应对输家还击的办法将有助于改革的成功。但实际情况是, 这种预测在短期内是困难的, 改革措施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作用需要时间。例如, 贸易自由化并转向灵敏的汇率制度将有助于出口型企业增加收入, 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人们不确定自个会在扩张的出口企业找到新工作, 但是实实在在感遭到进口竞争带给他们的威胁。然而, 受益者会随着改革推进变得逐步明朗, 接下来他们便会自愿参加到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 第五

37、, 改革的成本和不可控性。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改革的成本和不可控问题。首先, 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应尽可能判定政策执行的成本, 可能遭遇的政治压力, 并制定相应的反响机制。其次, 假如存在能够相互替代的政策, 则应选择寻租空间更小的政策, 例如关税优于数量限制。最后, 要注重政策的透明度, 当一项政策晦涩难懂时, 相关利益者就有更大空间为本身谋利 (Krueger, 1990b) 。 第六, 改革承诺和后续行动。改革的不确定性和信誉都要求改革承诺须伴随有效的后续行动。很多改革计划失去动力的原因在于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 或是被反对派压垮, 或是经济主体对鼓励机制的过慢反响积压了过多的政治压力。由于缺乏

38、后续行动, 半途而废的改革的经济成本可能很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 为了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 1991年阿根廷就开场了改革, 核心措施是与美元保持固定比率的汇率布置, 并为此保持自律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及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构造性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 阿根廷的改革成绩斐然, 被誉为 典范 但是到90年代中期, 改革就缺乏动力了, 劳动市场的改革难以推进, 加之财政缺乏自律, 债台高筑, 引起了2001年的危机爆发。 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 基于增进贸易国和全球经济福利的目的, 克鲁格一贯主张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重点围绕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货币经济学以及区域一体化

39、议题, 克鲁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并得到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 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 (Samuelson, 1939) 较早地证明, 当国际商品价格与本国自给自足时的商品价格存在差异时, 国际贸易就能增进本国福利, 也就是讲 有一些贸易总比完全没有贸易要好 。萨缪尔森在文中留下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越大, 贸易的潜在收益能否也越大, 他以为答案:应该是正面的, 但没有给出严格证明。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一种衡量国际贸易增进国内福利的指标。第一个尝试证明萨缪尔森猜测的人是肯普 (Kemp, 1962) 。他首先定义了一种衡量价格差异 (Price Divergence) 的

40、标准, 假如能够找到一个标量u (0 u 1) , 使得P =u P0+ (1-u) P , 则能够以为对于价格P0而言, P 是比P 具有更大差异的价格 (P0为自给自足情形下的国内各种商品的价格向量, P , P 为该商品组合的两组国际价格向量) 。在这一严格的价差定义下, 肯普随后证明了国内外价差越大, 贸易的潜在收益越大。 克鲁格等 (Krueger Sonnenschein, 1967) 对肯普 (Kemp, 1962) 的贸易与福利模型进行了补充与完善, 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本国福利的影响。他们以为肯普的证明尽管是有效的, 但是存在两点缺乏:其一, 这一价差的定义过于严格, 只要当华而

41、不实一组价格能够表示成另外两组价格的加权平均时, 才能比拟其价差大小, 而国际价格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这种定义显然只能刻画相当有限的一类价格变化 (例如仅有某一种商品价格变化时) 。其二, 在经历体验上不可能对国内完全自给自足情形下的平衡价格 (P0) 进行测算, 由于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贸易。克鲁格等转而从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 的角度解答了萨缪尔森猜测, 即贸易条件的改好心味着本国福利的增进。他们首先将贸易条件的改善定义为Pet+1 Et Pmt+1 Mt, 华而不实Pe, P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商品的价格向量, E, 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商品的数量向量, 它们的内

42、积为一标量, 上标为时期, 这里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实际是指贸易条件大于1。在这里基础上, 他们定义了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 当时, 能够以为相对于t时期, t+2时期的贸易条件改善程度比t+1时期更大。克鲁格等进一步证明, 贸易条件的改善能够增进本国福利, 由于本国出口换取了更多的进口。在仅考虑两种商品的情况下, 贸易条件确实能作为贸易福利的衡量指标, 即贸易条件改善越大, 贸易福利增进越多。但是, 在三种或更多商品的情形下, 这一命题一般不成立, 由于贸易条件改善程度更低情形下的某些消费束有可能无法在贸易条件改善程度更高层次情形下实现。 克鲁格的另一奉献是对贸易保卫程度测算方式方法的研究。在对土

43、耳其的研究中, 克鲁格 (Krueger, 1966) 提出并运用了国内资源成本法 (Domestic Resource Costs) 来测算土耳其的贸易保卫程度;并且, 在后来的文献中, 她 (Krueger, 1972) 专门比拟了这一方式方法与有效关税法 (Effective Tariffs) 这一主流测算方式方法之间的异同。国内资源成本法通过计算边际外汇收入中所投入的国内生产要素价值 (以影子价格计) , 来衡量贸易保卫的时机成本。有效关税法通过计算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和国际增加值的差异率 (有效关税率) 来度量国内厂商在贸易保卫中的获利程度。克鲁格对两种方式方法进行了比拟, 以为在下面假

44、设下这两种方式方法是等价的: (1) 全部产品都是可贸易品; (2) 没有运输成本; (3) 生产要素在国内具有完全流动性, 在国家间完全没有流动性; (4) 全部国内市场完全竞争。显然上述假设是非常严格的, 在逐步放松假设后, 这两种方式方法显示出差异, 并且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克鲁格研究以为, 当等价条件不知足时, 国内资源成本法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由于在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中, 起到了主导作用, 该方式方法计算了贸易保卫政策的时机成本, 这正是决策者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关键根据。有效汇率法则更适用于市场经济 (通常是发达国家) 或者经济中的市场化部门, 由于在这些国家或部门中, 私营

45、企业是决策主体, 他们以实际获利程度为决策根据, 而不是资源的时机成本。另一方面, 在那些以关税为主要或者唯一保卫措施的国家, 使用有效关税法更为准确;而在那些综合运用各种贸易保卫政策 (尤其是数量限制) 的国家, 国内资源成本法则更准确。 除此之外, 克鲁格扩展了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构建的要素比例模型 (H-O-S模型) 。克鲁格意识到要素禀赋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有限, 一个典型例子是里昂惕夫之谜 (Leontief Paradox) 美国的出口产品比其进口产品包含更多劳动, 而美国显然是一个资本比劳动要充裕的国家。这一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也缺乏解释力, 一方面是没有包含农业部门, 而发展

46、中国家农业部门的比重相当大;另一方面是该理论假设市场是有效的, 但在发展中国家, 不管是要素市场还是商品市场,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克鲁格 (Krueger, 1977) 对H-O-S模型进行扩展的第一步是引入n种商品和m个国家, 推导的结论表示清楚, 贸易的要素禀赋将具体表现出在生产的专业化格局中, 而不具体表现出在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上, 某种商品是用于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取决于对其他国家而言该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克鲁格对该模型扩展的第二步, 是引入农业部门, 即在n种工业制成品之外增加1种农业产品, 在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之外增加土地要素, 其推导解释了某些发展中国家 (如阿根廷)

47、即使拥有较高的劳动/资本比率, 也难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由于其劳动/土地比率较低, 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的时机成本更高层次, 而那些同样拥有较高劳动/资本比率但劳动/土地比例更高层次的国家 (如日本) 则能很快地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克鲁格进一步讨论了当要素和商品市场均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形, 此时, 在最优配置下本应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家可能反而出口资本更密集的商品。 (二) 国际货币经济学 蒙代尔和弗莱明等人较早分析了开放经济中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他们的一些观点是互相补充的, 而有一些则是互相排挤的。在他们的基础上, 克鲁格 (Krueger, 1965) 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分

48、析框架, 这一框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任意组合, 这使得前人的研究只是该分析框架的某些特例。运用这一框架, 克鲁格不仅比拟分析了不同文献中从假设到结论的异同, 还对开放条件下的货币及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在固定汇率制下, 财政政策的乘数将变小, 进而削弱其效果, 货币政策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其代价可能是较高的利率水平。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均比固定汇率制度下更有效, 这一观点与多数文献一致。克鲁格还指出, 货币政策会输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性提高而加强。假如考虑投机资本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 投机资本可能加

49、速新平衡的到来, 但从短期来看, 可能抵消政策引起的资本流动。 在贸易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方面, 克鲁格 (Krueger, 1980a) 发现一国的贸易体制偏向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贸易体制的偏向是指一国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是偏向进口替代还是偏向出口促进。她首先提出了一个反映贸易体制偏向的指标, Pmd, Pxd分别为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 Pm*, Px*分别为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 当分子扩大时, 贸易体制偏向于进口替代;当分母扩大时, 贸易体制偏向于出口促进。一国初始的贸易政策选择可能和引起通胀的因素无关, 但是贸易体制一旦产生偏向, 就会和通货膨胀产生互动。一方面, 通货膨胀通过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贸易体制的偏向 (指标B实际上是以实际汇率来表示的) 。另一方面, 贸易体制也对通胀产生影响, 例如, 对于施行进口替代的国家, 随着国内替代产业的发展, 对国外进口中间品的需求也加大, 这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和外汇短缺, 于是国家采取外汇管制, 又进一步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进而加剧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