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的社会建构与社会嵌入,经济社会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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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政策的社会建构与社会嵌入,经济社会学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界的世纪大辩论开场, 阐述了经济社会学看待经济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立场, 并把它与新构造经济学进行比拟, 重点讲述比拟优势与市场两个概念, 进而延伸至关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讨论。为了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社会嵌入和社会建构, 本文从法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比拟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发展主义文献、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 以及政治经济学这5个方面的文献梳理了如今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面临的挑战。本文着重关心的是从这5个文献的视角来看,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辩论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本文关键词语：产业政策; 竞争政策; 社会嵌入; 社会建构; 经济社会学; 新构造经济学; Abstract：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century debate in China s economic circle and expound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re viewpoin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It compares economic sociology with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cuses on the two concepts which

3、 a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market, and extends to the discuss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 will review five aspects of literature that law sociology, economic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ics,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al literatur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

4、nomic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to sort out the all aspects of China s challeng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spec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 then foucus discuss what the current debate 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China s economic circles means.

5、 Keyword：industrial policy; competition policy; social embeddedness; social construction; economic sociolog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一、经济社会学与新构造经济学的异同 (一)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区别 新构造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在很多观点上具有一致性, 因而先从总体上介绍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异, 然后再从比拟优势与市场两个概念着手介绍经济社会学与新构造经济学的异同。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根本区别能够用James Duesenberry的一句经典名言来表述: Eco

6、nomics is all about how people make choices;sociology is all about how they don t have any choice to make 。 (1) 这句话具体表现出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在方式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区别:经济学以理性为基本假设, 它强调方式方法论个人主义, 以为理性先验于制度, 理性具有外在性, 正由于如此, 经济学才能够建构超越详细时空条件限制的大理论 (Grand Theory) ;但是社会学否认先验的理性, 否认外在属性的理性假设, 它拒绝方式方法论个人主义, 主张中程理论 (Middle

7、Range Theory) 。 (2) 经济社会学有3个基本立场:第一是强调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 这个立场讲的是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的关系。在社会学看来, 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嵌入到社会构造之中的, 因而不能将经济现象单纯地剥离出来。第二是强调经济经过的社会建构, 这个立场讲的是经济活动中单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相关系。换言之, 无论是什么经济经过, 它的结果都是由多个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合力共同决定的。第三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即构造 (structure) 与能动 (agency) 之间的关系。它处理的是对行动主体而言主观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科学中, 能动是指个人

8、能够独立行动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 而构造则是指对人类行为的各种影响因素, 包括社会阶级、宗教、性别、族群以及其它各种限制性条件。每个人的能动是受他 (她) 过去的构造性条件约束的。换言之, 一个人在过去的生活经历体验里构成的认知和信仰, 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 以及一个人与生俱来、生于华而不实的社会构造中的详细位置等等都是构造性条件, 它们都会对一个人的能动产生很大的约束作用。 (二) 比拟优势的社会建构与社会嵌入 经济学将比拟优势视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它指的是贸易经过中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新构造经济学主张比拟优势应该作为贸易策略和产业政策的基础。但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观点看

9、, 比拟优势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只要当贸易伙伴认可时, 一国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才能转变成贸易经过中的比拟优势。经济社会学以为基于生产要素自然禀赋的比拟优势只是贸易策略的一种, 由于社会建构的不同, 还存在不同的贸易策略, 比方竞争优势。只要贸易经过本身不发生,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便宜劳动力就不构成比拟优势。为什么将贸易双方的互动经过叫做比拟优势的社会建构呢?由于贸易经过至少要有两个介入方, 只要一方是不成交易的。只要是多于一个人的互动经过就叫做社会的 (social) 经过, 因而这个互动经过就叫做社会建构。 比拟优势是怎样被社会地建构的呢?以深

10、圳为例, 当年中国建设深圳经济特区时, 中国有大量的便宜劳动力, 这似乎就是新构造经济学所指的 潜在比拟优势 。但是便宜劳动力这一优势并非仅存在于中国, 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 为什么最终外资会选择来中国深圳而非其他国家或地区?这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经过的结果。中国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 积极地提供税收、土地、人力资本, 十分是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支持。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建构经过中的努力, 外资才认识到只要在深圳这个地方便宜劳动力会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假如只是单纯有大量的便宜劳动力, 而未发生贸易经过, 便宜劳动力就不能转化为比拟优势, 它只不过是一国存在的生产要素罢了。总之, 必须获得买卖双方的一致

11、同意, 便宜劳动力才能成为贸易经过中的比拟优势。 新构造经济学关于比拟优势的主要观点已经牵涉社会嵌入, 指出 有效市场 的前提是 有为 。它认识到比拟优势和市场的气力实际上经常被其它构造性条件束缚, 因而需要来把它们移走。但是在牵涉到动态比拟优势的时候, 新构造经济学对不同类型比拟优势的社会嵌入差异性讨论并不多。可能它假设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不同产业在社会嵌入方面是一样的。而对经济社会学来讲, 在分析市场和比拟优势时是无法把它们与嵌入的社会构造完全剥离的。 从构造 能动的视角看, 新构造经济学愈加注重构造, 主张应该根据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设计国家的产业政策, 其比拟优势战略追求

12、的是微观层面资源配置的效率。而经济社会学则更强调能动的部分, 以为企业能够克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打造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或者讲日本的产业政策追求的是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相比于效率而言愈加强调结果。华为公司在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 仍然坚持从全国最顶尖的理工科高校雇5000人进行人才储备。然而这一看似并不符合资源配置效率原则的发展方式, 铸就了华为今日在电子科技产业的地位。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 竞争优势强调的是企业通过一个能动的经过来发展自个在市场中能够带来更多贸易利益的优势。这与单纯地从构造的角度谈比拟优势是有很大不同的。 (三) 市场的社会建构与社会嵌入 经济学一般以为市场是单独存在的

13、, 只不过它的正常运行可能遭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分析的经过中, 市场与是两个分开的并互相对立的概念。新构造经济学指出, 有效市场的前提是有为, 并提到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以为只要市场有效, 就没有干涉的必要。这一论点暗含一个假设, 即以为市场一开场就存在各种功能, 但由于某些原因将部分功能遮盖住了, 因而需要将遮盖的部分重现。但是经济社会学则以为市场并非在真空中运行的, 而是嵌入到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之中, 离开根本无法谈市场。经济社会学以一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市场和。它将市场看成是一个发育的经过, 的作用实际上是帮助这个市场不断地发育出新的功能, 使它变得越来越有效率。经济社会学还以为, 有

14、效的市场可以以有负面影响, 假如单纯地强调市场竞争策略, 走到极端就会导致垄断的构成, 由于竞争必然产生输赢, 最终大鱼吃小鱼。另外, 市场并非是万能的, 有些事情单纯依靠市场根本无法完成, 这不是市场能否有效的问题。因而, 经济社会学强调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经过, 两者互为前提。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是一个市场建设与建设互动的成功案例, 它的成功主要依靠于下面两点:一是地方严格控制商城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 所有的商城建筑归地方国有企业所有, 私人企业无权建设;二是地方出面, 将原来鱼龙混杂的物流产业彻底理顺。义乌市地方牢牢地把握商城物业的产权和物流, 而把商城内各个摊位的业务全

15、面交给市场, 这种对功能的定位是一种市场发展经过中的国家建设。后来很多地方学习义乌经历体验, 但是它们忽略了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的关系, 往往是先投入大量资金将市场建设起来后将商场产权私有化, 结果导致商铺租金上涨, 租户外逃。而义乌则是地方坚决地控制住基础设施的产权, 不允许私人企业参与, 然后把物流彻底理顺, 将运费控制在有市场竞争力的水平, 实现了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的相辅相成。 二、产业政策的社会建构与社会嵌入:基于五个文献的讨论 经济学与社会学最根本的差异不同在于社会嵌入与社会建构, 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将从讨论产业政策的5个文献出发, 讨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社会嵌入与社会建构。 (一)

16、 构造与能动:产业政策辩论各派关于作用立场的光谱 假如将构造与能动作为两极, 把构造操作化为顺从市场本身的客观状况, 把能动操作化成在实践产业政策时的主观意愿, 那么当前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辩论中各派立场的光谱能够用图1来表示。张维迎教授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是最强调构造的立场, 基本没有能动的成分。吴敬琏教授理解的日本经历体验是以竞争政策代替产业政策, 由于竞争政策只是强调市场竞争的规则, 而没有任何人为的要改变其它产业构造的要素, 所以他的立场排第二。林毅夫教授主张的新构造经济学, 含有产业政策的层面, 主张但凡影响比拟优势发挥的东西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形式来除掉, 使市场的功能能够正常发挥, 所

17、以排第三。假如从日本和韩国古典发展主义的立场, 以及2004年以来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下实行的产业政策的立场看, 不仅需要比拟优势, 同时强调竞争优势。只要谈及竞争优势, 人为的成分就更大一些, 这是由于竞争优势经常牵涉行动主体当前不具备、必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的条件, 因此关于产业政策的这种立场排第四。再接下来就是计划经济, 这种经济形式代表了更大程度上的人的意志。 图1 产业政策辩论各派关于作用立场的光谱 (二) 法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法律传统、国家构造与经济治理形式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 人们普遍以为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失败。作为一个替代的经济治理形式, 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

18、出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势, 即建立以卡特尔和强迫性产业行会为基础的行会式产业秩序。固然这个趋势当时在美国、日本、德国都出现了, 但是在美国却只存在了2年, 而在日本和德国却大行其道。是什么因素最终导致行会式治理形式在三国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追根溯源是国家构造在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之间的权利分配差异使然。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 普通法系有判例法的传统, 即法官作出的判决对以后的类似案件的判决有约束力, 因而判例法实际上赋予法官代表的司法系统以部分的立法权。即便在现代的美国宪制中, 司法系统仍然有部分的立法权。同时在普通法系的美国, 行政部门在立法经过中却基本没什么权利。与此相反, 在大陆法系的国

19、家中, 司法系统根本没有立法权, 立法权属于国会。然而, 行政部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都深切进入地介入立法经过,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介入执法经过。战前很多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有具有公法性质的经济法, 直接规定与私人企业的关系。美国强调市场的竞争原则, 其竞争政策很多时候由中立的行政部门执行, 司法系统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相反, 在行政部门权利较大的大陆法系国家, 行政部门愈加深度地介入经济治理。很多国家都实践产业政策, 并且允许卡特尔这种反竞争的机制存在。 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 假如如今用竞争政策取代产业政策, 就意味着在中国的国家构造中, 经济治理的权利要从行政系统更多地转向司法系统。这种可能

20、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回首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 中国在应对全球化和第三波民主化这两大国际潮流的挑战时, 采取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战略导致了一个魔方国家 (Rubik s Cube State) 的出现。 (1) 就像一个魔方有6个面一样,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行政系统在迎接挑战的经过中之所以有很强的适应性, 是由于它实际上发展出6个成分, 它们分别是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 、发展主义 (developmental) 、改进社会 (refined socialist) 、掠夺型地方 (predatory) 和法团主义 (

21、corporatist) (华而不实掠夺型地方的出现并不在设计之中, 而是出现腐败时带来的后果) 。大陆法系传统中的行政部门深切进入介入立法与执法经过的特征, 不仅制约整个国家构造中权利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中的分配, 也最终影响整个经济治理形式。主张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主张用竞争政策来代替产业政策, 可能是严重地低估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对国家构造中行政权利以及对经济治理形式的重要约束。当然, 这个判定可以能牵涉到社会学立场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具体表现出在更多地强调一件事受各种其它因素的束缚, 而较少地强调变化的可能性。 (三) 比拟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文献 第二个文

22、献是当前美国和欧洲比拟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文献。这个文献从过去以欧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拟政治学发展而来, 以关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为主要特征, 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方与工会、职业训练与教育、股东与管理层 (即企业治理) 、雇主与雇员以及企业之间的五对关系, 以及塑造这些关系的宏观制度与机制。根据处理这五对关系的不同方式方法, 这类文献将资本主义经济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一种是协调市场经济。二者的区别是自由市场经济总是用市场手段来处理上述五对关系, 而协调市场经济总是用非市场的手段来处理这五对关系。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文献延续了历史制度学派的研究方式方法, 从整个经济体制的层面

23、来把握华而不实各个详细的制度之间的互相契合性, 而不是就事论事地把一个制度与其它制度割裂开来分析, 用经济社会学的术语讲, 这就是经济制度的社会嵌入。 笔者的(日本的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本源头一书, (2) 从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中间层面的制度一直到企业层面的治理形式各个不同层面来看日本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华而不实的位置。从一个系统的层面看, 日本的经济体制有鲜明的两面性:从生产的角度看, 它具有强大的协调能力和很低的交易成本;而从金融的角度看, 日本的经济体制则具有很弱的监控能力和很高的代理人成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管理汇率浮动风险的职责归于央行, 过度竞争的体制帮助日本企业实现了

24、远远高于世界上86国的平均投资率, 进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台后, 承当汇率变动风险的责任从央行转到企业, 在美国1980年代开放市场的强大压力下, 再加上日本自个的金融财政政策进退失据, 这个在投资方面过度竞争的体制开场把投资的对象从制造业转向了房地产, 由此产生的泡沫经济最终破灭。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经济在过去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而进入1990年代后忽然崩溃, 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样一种具有高代理人成本、低交易成本的过度竞争体制。 日本的经历体验在经济学界这次的辩论中被用于支持以竞争政策代替产业政策的主张, 本文想在这里澄清几个基本的事实, 并指出国内对日本经历体验的几

25、个误解。第一, 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来不否认竞争, 恰恰相反, 它非常鼓励寡占竞争, (1) 把产业政策与竞争对立起来是中国计划经济传统思维的误解。寡占竞争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日本人以为, 只要通过寡占竞争才能在国内市场上锻炼出企业的竞争力, 才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获胜。第二, 日本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个过度竞争的体制, 这种过度竞争一直存在, 并非1980年代后由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后才出现的。第三, 在1980年代日本确实不再像以往那样实践产业政策, 但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遭到美国开放市场的强大压力, 以及日本在1960年代中变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款条约国后, 不得不停止控制外汇, 使

26、得通产省失去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第四, 在19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日本的代表人物也确实主张过由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 但是那只是一场讨论罢了, 至少到20世纪末情况并没有变成现实。 新构造经济学以为产业政策要成功, 前提就是的因势利导应该符合潜在比拟优势。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扶持的大多数产业是完全违背比拟优势的, 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 而中国当时又是资金短缺的, 因此只能扶植一家, 最终导致垄断。笔者以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问题经常是出在其社会嵌入的体制而未必是政策本身。在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中, 过去的计划经济有强大的制度惯性, 这个体制在执行产业政策时经常会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 要发展某一

27、个就把所有其它的选择都管住不允许发展。这与日本的产业政策很不一样。日本的产业政策能够把资源向某一个方向倾斜,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并没有管死, 不让其它产业或企业发展。另外, 中国与日本相比有两大不同:一个是在中国与地方都有产业政策, 但是在日本只要才有产业政策, 地方并没有产业政策。中国地方采取的产业政策是能够与的产业政策互相矛盾的。地方根据自个的利益解读执行的产业政策, 或者各地地方蜂拥而上按自个的理解执行的产业政策都能够产生预期之外的后果。另一个不同是中国有国有企业, 而且国有企业经常成为执行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当把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 同时又用行政手段干预其它企业,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公平

28、竞争的问题。另外, 腐败现象的存在也导致官商勾结, 这也是导致大量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的例子显示, 产业政策着眼的是经济发展, 注重发展高附加值的战略产业, 而竞争政策着眼的是市场秩序, 注重调适和规范经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们各有各的功能, 根本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另外, 即便在中国可以以看到, 不同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执行机制, 而不同的执行机制能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产业政策的社会嵌入。 (四) 古典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 与前边提到的两个文献重视构造的束缚不同, 发展主义, 十分是古典发展主义, 非常重视能动, 它具体表现出的是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

29、展上赶超发达国家的意志。 要理解日本的产业政策必需要知道产业构造这个概念, 产业构造又直接与国际贸易有关。日本人以为日本是个岛国, 地少人多, 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 人口太多一直被以为是束缚日本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养活日本人, 日本必需要发展高附加价值的战略产业才行。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 利用产业政策来诱导或者帮助高附加价值的战略产业发展就成为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逻辑。 笔者将林毅夫教授主张的中国产业政策称为新发展主义, 与日本和韩国实践的古典发展主义的产业政策相对。这个区别的本质就来自于比拟优势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沿海地区介入国际分工确实是根据林教授主张的新发展

30、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新构造经济学毫无疑问能够很好地解释2004年以前中国的经历体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产业政策与当年日本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完全不一样。但是到了2004年以后, 中国开场由林教授的新构造经济学代表的新发展主义向日本韩国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的产业政策靠拢。 让我们来看一下古典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的异同。二者之间的一样之处在于:第一, 都实践产业政策;第二, 都鼓励出口。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要比日本和韩国在两个方面愈加激进:一是引进外资, 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场, 十分是南巡以后, 希望外资越多越好, 而日本和韩国则一直限制外资的进入, 以便保卫本国的幼稚产业; (1) 二是对外国商

31、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态度, 中国要比日本和韩国积极得多。固然中国新发展主义的产业政策也鼓励出口, 但它并不是鼓励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出口, 而是鼓励符合生产要素自然禀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 2004年发生了3件大事, 使得中国的产业政策发生了转变。第一件事是北大路风教授发表的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报告引发了关于汽车自主创新的讨论;第二件事是央视关于运十飞机下马的纪录片引发了民间关于上马大飞机研究的舆论;第三件事是中国全面引进外国技术推动高铁技术创新。因此笔者将2004年称为创新元年, 从这个时点开场, 中国的产业政策开场向古典发展主义靠拢, 追求发展有高附加价值的战略产业。 新构造经济学用动态的比拟优

32、势对这种变化进行了理论的概括, 这种概括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证明。美国的文献显示, 企业一旦进入一个技术途径中, 再进行转型或者升级换代是很难的事情。哪怕是做得很好的企业, 其主管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怎样服务现有的客户上, 而很难跳出这个框子去进行新的颠覆性技术的发展。 假如把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世纪大辩论带入到发展主义的文献中, 十分是查默斯 约翰逊设定的规制型 (如美国) 与发展型 (如日本) 的二分法, 前者只关心维护市场规则, 一切交给市场来决定, 而后者则关心产业构造在国际贸易中带来的实际后果, 吴敬琏教授主张的用竞争政策代替产业政策等于是在主张把中国从一个日

33、本式的发展型变成一个美国式的规制型。然而, 向日本用竞争政策取代产业政策的做法看齐的主张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40年间, 日本总量及人均均涨了不到1倍, 而中国总量的涨幅达32倍, 人均的涨幅达26倍。假设日本在1980年代末真的用竞争政策取代了产业政策, 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在过去40年里实践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 假如我们控制所有其它变量, 这一数据能否证明中国实践产业政策, 日本放弃产业政策, 恰恰是中国超越日本的重要原因? 再换个角度来问, 在中国被世界看好的产业里, 有几个是离开产业政策而只依靠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比方移动支付, 看上去可能似乎是依靠市场。但是假如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

34、 外资大量进入, 情况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实际上这个市场准入的限制也是产业政策的一个侧面。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从今以后假如中国彻底放弃产业政策, 那么还能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没有产业升级换代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这是我们必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 (五) 全球化钟摆理论对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意义 卡尔 波兰尼提出全球化的钟摆理论, 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从长期运动的角度看, 总是沿着作用力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来回摆动, 一个是释放市场气力, 一个是保卫社会。逆全球化时代指的就是从释放市场气力向保卫社会方向的转变。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这个阶段, 各个国家的普遍趋势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干涉增加, 保卫社会的公

35、共政策范式崛起。上一轮全球化的逆转开场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金本位的崩溃。1936年凯恩斯理论的发表给公共政策范式转向保卫社会而不是进一步释放市场气力提供了理论根据, 而日本发展型的产业政策也开场于这一轮全球化的逆转。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世界已经开场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苗头时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气力。竞争政策的本质是制定市场规则, 鼓励自由竞争, 所以用竞争政策代替产业政策与历史上上次出现逆全球化时各国的历史经历体验正好相反。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需要鼓励竞争的地方, 同时我们进一步开放也有可能有助于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但是从历史上多国的经历体验看, 全球化无疑已经开场进

36、入重视保卫社会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因而我们在看待中国将来的施政方向时, 也需要多一个视角。当下世界上的趋势是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产业政策。特朗普提出 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 这是最明显的产业政策;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以安全审查的名义全面收紧市场准入政策, 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 这也是产业政策;美国驳回博通收购高通的申请, 理由是一旦申请通过, 这两家公司变成一家, 然后出于效率的考虑减少研发的投资, 就可能使华为在将来5G的竞争中占领主导地位, 这样美国的通讯公司也不得不使用华为的产品, 进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甚至有人在讨论5G要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推进。以上这些都属于产业政策。 不

37、仅如此, 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 中国的过度竞争已经导致重大问题的出现。中国钢铁产业的过度竞争实际上与逆全球化的趋势有直接的关系, 国内无节制的上马钢厂造成的产能过剩, 这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要一致限制中国钢铁出口的原因之一。日本的经历体验实际上显示, 他们在应对过度竞争时依靠的是产业政策, 而不是竞争政策。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在进行产业政策辩论时指出, 过度竞争在宏观层面大大地浪费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日本企业面对来自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时把资源分散, 无法构成规模经济, 因此需要产业政策而非竞争政策来调节。 (六) 创新型国家理论 第五个文献是近期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型国家的讨论, 英国学者Mar

38、iana Mazzucato在(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1) 一书中系统地证明了美国产业政策与创新型之间的关系。这本书揭示, 苹果手机里使用的12大关键技术全部出自于美国国家实验室, 苹果公司无非是对这些技术进行了系统总成, 把12项关键技术捏合在一起, 发明出一个颠覆式的新产品。可见, 离开了美国的作用, 根本无法解释苹果的成功。 创新型的主要职能是在推动颠覆式技术发展时承当风险并塑造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创新型是日本古典发展主义在科技革命时代的新形式, 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时代改变了公共物品的提供形式。产业政策的批评者们经常提出的一个理由是, 官员不可能正确认

39、识市场的趋势。然而如今世界上发达国家中的每个都同意,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将是将来科技革命的重要发展方向。当全世界都已经认清这个趋势, 纷纷制定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时, 主张中国用竞争政策来代替产业政策, 放手把科技革命的发展责任彻底交给市场并等待能够取胜, 这种可能性又到底有多大呢? 结束语 让我们从构造-能动的两极视角来归纳一下上边讨论的这5个文献是怎样回答中国经济学界世纪大辩论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 即能否应该完全取消产业政策?以及能否应该用竞争政策取代产业政策? 第一、第二和第四个文献更侧重从构造方面进行分析, 从产业政策的社会嵌入得出结论。它们显示:假如从中国属于大陆

40、法系, 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的国家构造均以强大的行政权利为特征, 以及这样一种国家构造影响的经济治理形式倾向于非市场手段来看, 从产业政策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各种制度和机制的耦合性来看, 以及从当前全球化可能出现逆转, 各国的公共政策范式纷纷从释放市场气力向保卫社会转变来看, 在现前阶段要想取消产业政策或者用竞争政策来取代它将会有很大的障碍, 实现的可能性很小。 第三和第五个文献则更侧重从能动方面进行分析, 从产业政策的社会建构导出答案:。它们显示:假如从中国正在面临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实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目的来看, 以及从当前的科技革命为中国经济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大好机会来看, 中国似乎不仅不

41、会放弃产业政策, 或者用竞争政策取代产业政策, 恰恰相反, 会让产业政策成为实现上述目的的重要工具。 因而, 要从社会变迁的广阔视角把握多重互相矛盾的趋势对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的要求, 充分认识产业政策在中国的社会嵌入与社会建构中导致的构造特征与运作机理。与此同时, 也要注意能动带来的改革的可能性, 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建设一个各种主要目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治理体制。 对产业政策的各种批评经常把它作为自变量来批判, 以为它是导致各种恶果的原因。然而, 要真正正确地认识产业政策, 必须把它作为因变量来研究, 既研究各种详细产业政策的社会建构经过, 看它的构成受哪些因素影响, 也应该研究产业政策的成败与社会嵌入的关系, 比拟各种不同的产业构造、执行机制和行动主体组合对详细产业政策执行后果的影响。只要这样, 才能构成对产业政策比拟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