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行动理论及其结构性分析,社会学理论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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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登斯行动理论及其结构性分析,社会学理论论文摘 要: 吉登斯的行动理论以其高度的平衡性而着称于世。在重释相关社会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吉登斯建构了行动理论并对其展开构造化分析,对作为行动理论构成性要素的时间性、反身性、权利等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并规定了其行动理论的构造二重性。但这一关于行动与构造之间关系的理解形式能否彻底摆脱了主客二元逻辑,既需要同韦伯行动理论传统区别开来,也需要回应阿切尔及相关学者所提出的质疑。 本文关键词语: 行动理论; 构造二重性; 时间; 反身性; 权利; 一 构造主义与功能主义作为不同的思想传统,在吉登斯看来,二者存在共同缺陷,即对时间性、构造与系统的阐释都存在局
2、限,在这里基础上的行动理论也与构造分析脱节。而吉登斯的构造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正是致力于处理这一问题。 Structuration 是吉登斯结合了 行动(action) 与 构造(structure) 所创设的词汇,他将二者共同纳入时空中的情境化实践,强调 构造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 特征。在这一意义上,构造既是行动的中介,也是其结果,并 将社会系统的时间和空间 束集 在一起 1,共同构成社会现实的重要维度。 传统社会理论关于时间问题的讨论,多围绕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的二元划分来加以阐释。功能主义把历时对应于历史在时间上的动态演进,而
3、把共时理解为无时间性的静态稳定。然而问题在于, 静态稳定 这一假设在现实层面根本难以成立,由于并不存在脱离时间性的实践。构造主义则将问题集中到社会变迁,如列维-施特劳斯的 可逆时间 ,实是把时间性抽离于社会实践,作为理解社会变迁的时间点与界限。与上述观点不同,吉登斯以为,时间性(temporality)是行动的构成特性,对于行动理论的阐释,必须将时间性纳入分析之中,否则将导致行为、意图、目的、理性等概念化,构造也将沦为形式化的抽象存在。 在吉登斯看来,上述时间性在行动理论中的压制以及对主体能动性的忽视,都建立在把社会理解为与个体行动者相分离的概念化社会的认知基础上。能够讲, 不管是构造主义还是
4、功能主义,都表现出涂尔干式理论有关社会对于个体的优先性这一线索 功能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涂尔干功能视角的社会观,提出了社会是一种道德共鸣的观点。而作为构造主义者的列维-施特劳斯,遵循涂尔干的 社会学康德主义 观点,即社会具有本身理性 2。因而,问题的本质还是社会理论中的二元论传统。而吉登斯要做的,是借 构造化 取代上述共时与历时的二元划分,在重释时间性的基础上,将行动理论与构造分析相结合。 详细来讲,吉登斯重新考察了作为行动构成性要素的时间性的三重含义: 一是直接经历体验到的时间性,是日常生活的持续流 二是作为此在的时间性,即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三是布罗代尔所讲的制度时间的长时段绵延,即社会制度的长
5、期沉淀或发展 3。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理论,吉登斯在丰富时间性含义的同时,更强调华而不实的多重浸透,他以为, 根据构造二重性原理,人类有机体每一刻的社会交往,都包含着制度的长时段绵延 4。因而,吉登斯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对日常生活制度理论的构建,即将日常生活例行化实践与制度化分析相结合。在这里基础上,行动被理解为时空情境下的 行动流 ,是 作为肉体存在的人对世界中的事件经过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际或预期的因果性参与流 5。构造表现为构造性,具有可变性与多样性特征,根植于历史并与时空情境相联合,其本质是多重差异的虚拟聚合,只要在社会系统的构成经过中才存在。由此可见,构造作为行动生产之中的本质属性
6、,与系统存在差异不同。 然而,自索绪尔以来,构造主义存在一种 标志性缺陷 ,其症结所在就是对构造与系统的混淆。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将构造视为 由互相联络的要素组成,没有一种要素能够在不影响所有其他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6。也就是讲,构造作为一种关系体系,具有系统的特征。而功能主义者和系统论者对社会系统的理解也限于有机体比较与物质系统,同样忽视了跨越时空的构造化经过。基于此,吉登斯断言, 无论是功能主义者还是列维-施特劳斯都没有明确区分构造和系统,能够讲,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对这两个学派来讲都是多余的 7。 那么,究竟怎样区分构造与系统?这需要借 构造二重性 ,并结合时空中的社会再生产经
7、过加以分析。 构造二重性 强调社会生活本质的循环往复性,正如社会实践的构成:构造既是实践再生产的媒介,同时也是其结果。构造同时进入行动主体和社会实践的构成之中,存在于构成经过的生成时刻 8,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经过中的规则和资源。简言之,构造被理解为构造性,兼具促生性与约束性特征。而社会系统是被再生产出的实践活动,是构造化的总体。系统具有构造性,但其本身并非构造。这里, 构造总是被看作社会系统的某种属性,具体表现出在嵌入时空的被再生产出来的实践活动之中 9,时空关系作为社会系统的构造性要素被理解为 在场 。在重释时间性、构造与系统的基础上,吉登斯展开构造化视域下的行动理论阐释。 二 传统社会理论常
8、陷入主体与客体的逻辑划分,在认识论层面将行动者与社会视为两端。如构造功能主义者帕森斯的 行动参照框架 ,具体表现出出客体(社会)支配主体(行动者)的倾向,缺乏对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分析。然而, 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社会,是由于它是以反身性的方式确立的实践活动 10。因而,吉登斯的行动理论以构造二重性为基础,充分重视行动主体的反身性。 怎样定义反身性(reflexivity)11?在吉登斯的语境中,这一概念不仅形塑着社会构造与制度,也对个体的生活方式选择以及自我认同产生影响。其反身性可理解为 自我反身性 与 制度反身性 的结合,既是行动主体的基本属性,也是晚期当代性社会的重要特征,成为自我认同与
9、社会构造的功能性调节的中间环节。详细来讲,吉登斯行动主体的反身性建立于三层人格形式基础之上,即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 无意识 作为基本安全系统,表现为身体感觉机制的正常运行; 实践意识 是行动者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是无法用话语形式表示出的默会知识; 话语意识 则具体表现出为行动主体有能力并符合逻辑地采取行动并给出缘由。华而不实,实践意识是主体对本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系统再生产机制的认识,是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反映。假如讲反身性是行动主体与社会双重形塑的基本特征,那么实践意识就是行动者本身的构造性特征,其内嵌于日常生活的情境化实践。反身性作为打破认识方式上意识与无意识的二元论的关键性媒介,成
10、为吉登斯行动理论的核心。 诚然,社会理论中不乏尝试突破上述范式的行动主体表述,如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 去中心化的主体 。但在吉登斯看来,其行动主体 并没有远离无意识/意识这一二元论,它保存了笛卡尔主义要素 反身性、行动性的主体在这种分析中仍然身影朦胧 12。不同于克里斯蒂娃,吉登斯以为,行动主体并不能通过重构 我思 来实现,而是要将存在与行动联络起来,行动主体是具有生成性与能动性特征的反身性主体。尽管构造主义主体理论强调对意识的去神秘化理解,并以此区别于 我思 ,但这样的主体同时失去了主体性与个体性,其本质是在否认主体性的同时变相放大了 构造 的作用,用构造的决定性取代了主体性。 实际上,在吉登
11、斯看来, 当今社会理论所面临的紧要问题不是怎样在概念上进一步消灭主体,而是相反,是怎样进一步恢复主体而又不陷入主体主义的问题 主体的去中心化不等同于主体的消失 13。显然吉登斯的 行动主体(acting subject) 是对克里斯蒂娃的超越,其核心是对反身性的重构。这一重构离不开对能动性的吸纳,且具有反思与自反的双重含义。在吉登斯的语境中,行动者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即行动时具有自觉意识并知其所为。他吸纳了欧文 戈夫曼有关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理论,尤其是个体对情境的能动性调适。情境既包含上文所提到的时空因素,也是对共同在场互动关系的强调。他将情境性实践作为行动理论的重要部分,反身性作为行动的固有属
12、性具体表现出为 行动的反思性监控 ,社会整合的实践基础被描绘叙述为 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反思性地运用的步骤 14。 吉登斯对反身性的重构及其二重性立场遭到了质疑。美国社会学家阿切尔(M.S. Archer)以为,吉登斯仅仅是在制度主义意义上理解反身性,侧重 制度反身性 而忽视了 自我反身性 。论者成认二者的联络,但不能在联合构造与行动的同时走向合并,由于在本体论上构造和行动是具有不同性质的实体。阿切尔沿袭了巴斯卡尔的批判实在论的核心观点,将社会现实视为可分层的(stratified),每一层由行动与构造在生成机制的作用下构成,具有自主涌现(emergence)15的特性,机制之间不可简化、不可复
13、原。因而,行动与构造二者 独立发展变化,在时间上相互并不同步 16 。 不过,在笔者看来,阿切尔的上述批判却是误解了吉登斯,而且本身就暴露了阿切尔有关当代性分析的局限。事实上,吉登斯是根据所阐述的问题本身来分析反身性的不同含义与作用,无论是(自反性当代化中的 制度反身性 ,还是(当代性与自我认同中 自我的反身性投射 ,都把反身性作为行动主体与社会联合的基本特征来加以分析,并不牵涉阿切尔所讲的制度主义。也正由于阿切尔本人遭到G.H.米德的主体理论的更大影响,才强调通过内心对话(internal conversation)来处理反身性的个人性与非个人性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以为 反身性作为人类主
14、体的一种个人性能,优先且独立于同各种构造或文化性能相关联的因果效能 反身性决定主体性 17。阿切尔致力于重释反身性以激活晚期当代社会人的主体性,但她对主体性的强调出自个人主义立场,其反身性行动主体实际上只是限于生活中的日常理性。 无论是阿切尔还是米德,其理论本身都缺乏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分析。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被定位为微观社会学,区别于宏观社会学所牵涉的制度分析、权利和社会变迁主题。然而,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划分实则毫无意义。由于即便生活中最普通的微观情境,华而不实也包含制度化行为形式。日常生活的区域化实践,必然受当代性内部指涉体系 制度反身性、脱域以及本土与全球之间的互相浸透影响。所
15、谓微观与宏观的差异,实是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具体表现出。社会整合反映行动者共同在场的日常活动交互性,系统整合具体表现出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跨越时空关系层面的交互性与系统性。这种按照关系形式所展开的社会分析,显然更贴近构造化主题。 综上所述,以反身性为基本特征,行动主体与社会在时空情境下互相形塑。反身性不仅以 自我的反身性规划 作用于日常生活的情境化实践,也作为当代性制度动力机制之一的 制度反身性 影响社会转型与变迁。能够讲,受反身性影响,行动者、构造、社会关系不断发生改变与调整,借由时空分离与重组,自我与社会互相联合。吉登斯由此实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构造主义的途径,即从 构造 转向 构造化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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