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报告》对中国智库实际规模的反映偏差,社会科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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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智库报告）对中国智库实际规模的反映偏差,社会科学论文麦甘James G. McGann是智库领域尤其是发达国家智库的知名学者，除主持编写年度(全球智库报告外，还撰写和编写了多部智库研究着作。他还是一位资深咨询专家，拥有一家以其本人命名的 麦甘咨询公司 Mcgann Associates，另外担任多家国际组织、基金会和机构的参谋。 麦甘是费城的对外政策研究所FPRI研究员、主任，他还是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项目IRP副主任及该项目下属的 智库与公民社会 项目主管。 (全球智库报告是该项目的主要产品，由麦甘主持编撰。这些学术活动和专业经历使麦甘在智库界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屡次应邀到美国及世界其

2、他国家参加演讲和座谈。 根据其网站介绍， 智库与公民社会 项目在 1989 年开创建立于对外政策研究所，2008 年被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 其主要宗旨是从事世界各国政策机构在和公民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与治理等多个关键政策领域 搭建知识与政策之间的桥梁 ，是 智库中的智库 。 一、(全球智库报告：概貌及问题 从 2007 年底开场， 智库与公民社会 项目每年都发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除分析全球智库的发展动态及趋势外， 还发布全球智库数量及影响力排名，迄今已经 7 年。据麦甘讲，该系列年度报告已经

3、被以为是世界思想市场上的 权威指南 。表 1、表 2下页是 20072020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智库影响力及智库数量相关数据。 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报告中， 美国及美国之外国家和地区智库被分开排名。 2007 年，进入世界不包括美国前十的智库中，比利时和英国各有 2 家，中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以色列各有 1 家。 中国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入选。2008 年，进入世界不包括美国前 10的智库均来自欧洲，华而不实英国 4 家、德国 3 家，瑞典、法国和比利时各 1 家。 由此可见，

4、美国智库不但在数量上遥遥领先，超过四国中、印、德、英智库总和，而且其知名智库的数量也是其他国家无可比较的。 从中国来看，数量上位居工作论文中，麦甘在中国智库方面改变了上述立场， 十分屡次强调智库的独立性，比方他再次重申，由于严格控制着数量、作用与影响，很多高官直接参与一些大型下属智库的运作， 因而独立的智库实际上不存在。他还以为，的审查、注册门槛高严，以及难以接近决策者等因素，使得智库在提供独立专业知识、提供跨部门介入和审查行动方面的能力遭到削弱，而这恰恰是建设良好经济发展政策的必要能力。麦甘以为，在中国，独立的智库极少，这些数量不多的独立智库不但规模不大， 而且预算也很紧张。但是，尽管如此，

5、在这次演讲中，麦甘并没有严格遵守上述他强调的 独立性 标准。 第一，他指出中国有 425 家智库， 这一数据与(2018年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相符，而在下文中会看到，(全球智库报告 采用的就是广泛的智库定义。 第二，在这里文中，麦甘列出了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发展研究中心DRC、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6 家中国重要智库。第三，麦甘甚至以为校也是智库。 从上述名单中不难看出，占据大多数的还是 官方 智库。 也就是讲，他仍采纳了广泛的智库定义。值得注意的是，从麦甘的一些阐述中，发现他对中国智库缺乏了解。 第一，他以为中国智

6、库数量不多，主要原因是有意识地控制智库的数量、作用与影响，而且由于受制于的控制与监管，大多数中国智库并不能畅所欲言。 第二， 他以为中国智库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对外政策、全球安全与经济战略、防务科学、军事及武器控制等，而对民主、人权和公民自由很少牵涉。 第三，麦甘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属于中国科学院 很多研究所中心的研究重点是国际经济、发展与政治 。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 年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的，迄今已经 30 多年。 自成立以来，其研究规模不断扩大， 是中国最为知名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在文史哲、政治、经济等众多领域影响很大， 其研究重点并不限于麦甘所讲的

7、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 麦甘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智库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是国际知名的智库专家， 但他的上述描绘叙述令人怀疑他至少对中国智库能否有基本的了解， 由他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在中国智库方面能否有讲服力。 二(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的定义 与麦甘一样，(全球智库报告 采用的也是广泛的智库定义，其基本精神也来自麦甘。2007 年度p.4和 2008 年度p.7(全球年度报告的智库定义一样，均来自麦甘的一部着作：智库 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介入机构，就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的、 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作出知情决定的研究、分析与建议。 作为常设机构而不是临时委员会，智库能够是附属机构

8、，可以以是独立机构。 智库通常担当着学术界与决策界的桥梁，作为一种独立声音将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翻译成能为决策者和公众理解、 信赖和获取的语言和形式，服务公众利益 。 麦甘并不强调智库的组织属性独立、自主，是广泛的智库定义。 这也是(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定义的基本标准。 2018 年 度 p.10 和 2018 年 度 p.13 的 报告指出智库 能够被看作民主社会中确保多元的、开放的和负责任的政策分析、研究、决策和评估经过中的主要政策行为者之一。 另一方面，智库被以为是一种具有自个政治议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委婉讲法 。 这华而不实没有专门提出智库定义问题。 2018 年度p.17和 2020 年度

9、pp.113114报告除了沿用之前的智库定义以及重申智库是常设机构之外， 还提到智库的组织属性及产品，即智库 能够附属于政、利益集团或私有企业， 或者是某种独立的非组织 。 2020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没有出现智库定义。 从(全球智库报告列出的智库名单中，可大致以为其采取了广泛的智库定义。 在这些智库中，既有布鲁金斯学会这样典型的 非、非营利、无派 组织，也有诸如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这样的赞助机构、进步政策研究所PPI，美国这样的政型机构 ，甚至大赦国际这样的国际行动组织等都被列入智库。 中国方面收录的智库，如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

10、最重要的是，如从 2018年开场，(全球智库报告就设立了 最佳大学所属智库排名 、 最佳所属智库排名 和 最佳政所属智库 。 这种布置， 进一步讲明了(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的广泛认定。 实际上，自其发布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的定义太过广泛， 以为这种界线上的模糊颠覆了人们对智库的认识。 这从侧面进一步讲明，(全球智库报告对智库认识较为广泛。 综合上述分析，(全球智库报告 自始至终具体表现出了麦甘在智库定义上的广泛立场， 即强调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相关性， 并不以独立为标准和根据。 那么，按照这种划分标准，(全球智库报告能否相对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智库的规模？

11、 三、(全球智库报告 对中国智库实际规模的反映偏差 智库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是近 10 多年的事情，其间很多学术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除介绍海外智库之外，还在中国智库与海外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比拟，中国智库的特殊品格、 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比拟有意义的探寻求索。 与此同时，另有不少海外学者也介入了中国智库的研究。 不过，海内外学术界基本上不是很关注中国智库的数量，即使有类似的统计，大多数也是使用麦甘的数据。 在中国，有不少学者以为，智库与软科学机构关系密切。 朱旭峰是中国智库研究领域的专家，着有数部相关专着和学术论文。 根据朱旭峰的看法，在中国，软科学是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建议和咨询的研

12、究工作， 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软科学研究机构就是智库，但他曾在 2004年 11 月主持过一项智库调查，向在科技部注册备案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中选取了 1124 家发送问卷， 暗示其时中国的智库数量已 经超过1000 家。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部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20182018 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 截至2018 年底，全国共有软科学研究机构 2408 家，华而不实东部地区有1198 家，中、西部地区各为 670家和 540 家。 如前文所讲， 学术界在智库定义问题上分歧较大，至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 另外，由于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与海外同类机构存在较大的差异，

13、在智库的认定问题上也缺少共鸣，而官方层面并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凡此种种，使我们难以了解中国智库的数量。 不过， 有几位学者试图以中国政策研究机构群体为出发点来探寻求索中国智库的大致规模。由于这些学者熟悉中国和中国智库， 他们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智库的基本面。 从他们对这些机构的认识分析中看出，他们采用的是 广泛 的智库定义，这使我们能够与(全球智库报告的相关数据作出比拟。 王绍光和樊鹏以为，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的注意力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移，决策方式出现明显变化。 在制定重大社会政策时，除继续依靠体制内官方智库外，还在更大范围内征询外部各类政策研究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王绍

14、光和樊鹏把新形势下扩大了的政策咨询网络分为四种见表 6。【表6】 上述四种智库中，以第二、三类数量最多。 社会科学院系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31个省级单位、15 个副省级城市以及其他部分城市如山东东营、潍坊等的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总数接近 10000 人。 除此之外，中国开设研究生课程的 479 所高等学校几乎全部建有政策研究机构，有些如北京大学甚至建有几十个政策研究机构。 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和地方各级委、下属的校和行政学院、各部委及地方各级委、 内部设立的政策研究室及参事室， 以及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部门下属的专门研究机构， 也不在少数。 因而，王绍光和樊鹏援引朱旭峰的研究，以为

15、截至 2018 年，中国约有 2500 家智库，政策研究人员 35000 名左右，远远超过(全球智库报告和麦甘的估测。 徐晓虎、陈圻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中国现有智库大约 2400 家，也以为2018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结果与中国智库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见表 7。朱旭峰以组织形式为根据， 把中国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分为内官方和外两种类型，后者由事业单位、企业法人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三种机构形式构成， 华而不实事业单位中存在事业单位型和大学下属型两种智库，它们与其他两种机构组成了四种类型的中国智库。 朱旭峰对中国智库的分类见表 8，下页与前述其他学者在性质上差不多。【表7-8】 朱旭峰以

16、为， 由于在体制内部运行的这些行政型或官方智库直接介入报告的起草和有关政策的制定经过， 是内决策经过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不属于智库。 尽管如此，根究前面的分析，基于(全球智库报告把发展研究中心也列为智库， 仍以为这些机构属于麦甘和(全球智库报告认可的范围之内。 从上述诸学者的分析和调查中能够看出，被列为智库的都是与政策研究相关的机构，而且大多数是有明显的官方和半官方背景。 也就是讲， 他们对中国智库的认识是从其功能与组织形式出发，而并不看重其独立与否。 这是一种广泛的智库定义，与麦甘和(全球智库报告的立场一致。也应看到， 双方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在2007 年 度和 2008 年 度的 (全球

17、智库报告 中 ，中国智库只要 70 余家，尽管此后这一数字忽然上升至 400 多家，但仍与中国学者估计的 2000多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因而，这里以为(全球智库报告严重低估了中国智库的实际规模，至少在中国智库方面不具有权威性。 四、余论：中国智库的将来建设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麦甘及 (全球智库报告采用了广泛的智库定义。 从麦甘的智库研究中发现， 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智库较为熟悉，但对中国智库不很了解。 同时，基于中国学者撰写的与中国智库相关的文献， 发现双方在对智库标准的认定方面较为一致。 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 还以分类的形式展现出中国智库的多种相貌，如层级如、部委、省市，如职能如社科院、

18、政策研究室、参事室等，如自主性官方或民间，等等，能估测出中国智库的大致规模。 保守一点讲，中国当前约有 2000 多家智库。 通过上述分析，以为(全球智库报告低估了中国智库的实际规模， 因此在中国不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实际上，自(全球智库报告发布以来，国内外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众多质疑，比方讲，尽管傅莹称她曾经向麦甘请教过智库问题， 但她同时也指出，由于遭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全球智库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情况。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除了主管麦甘之外，其他 10 名成员都是实习员且都不是专职，以此微薄气力要对全球 6000 多家智库作出动态统计和影响力评价，是不太现实的。

19、 上述诸位学者的努力， 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全球智库报告在中国的神话。 当然，指出该报告在中国智库方面的缺陷， 并不意味着否认其在其他方面的奉献，比方讲，(全球智库报告在评价智库影响力方面就很有建设和借鉴意义。其实，从根本上讲，中国智库的最大问题并不在其数量，而在其质量。 (全球智库报告低估了中国智库群体的实际规模。 这里的研究并不只为了数量之争， 而在于进一步探寻求索提高智库研究的水平，进而提高智库产品的质量，使其能在服务中国当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些学者西方学者尤其如此十分强调智库的独立性，以为只要在机构运作、资金筹集、议题设计等方面不受政或的控制， 智库才能生产出客观、独立的产品。

20、 在思想市场较为发达、竞争环境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自主运营、独立筹资的智库的政策产品有更 科学 、 中立 和 客观 的外表，更有讲服力。 但实际上，智库的独立性与智库产品的客观性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的联络，反之亦然。 与其讲是智库的独立性能加强其研究的客观趋向， 倒不如讲智库必须提供客观、 可行的政策产品以保证其在决策界的长久声誉。 中国智库的最主要问题不在缺少独立性，而是缺少综合性和协作性。所谓综合性，是指运用跨学科的方式方法，对某一问题进行多视角、多角度的考察，在这里基础上构成政策建议。 有学者以为，同样研究房地产问题的论文，社会学、经济学、城市研究和农业问题等领域的专家的结论各不一样， 不

21、但让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决策层也难以抉择。 在这方面，国外智库有些经历体验值得借鉴。 兰德公司是美国重要智库， 在科学研究领域曾开发出很多重要的理论和方式方法，华而不实最为重要的是 系统分析 方式方法，即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估测系统内部的变量及其赋值，共同分析，进而构成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这种新型研究方式方法由于其理性、科学性很快遭到美国和军方的重视， 且在国外被很多智库普遍运用。 但在中国，专业分工有日渐加深的趋势， 各学科之间的联合协作的实践并不多见。 这种单兵作战的研究方式方法，是中国智库产品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智库之间还缺乏横向合

22、作，这也是中国智库应该尽快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当前，无论是社会科学院系统，还是各个层级的政策研究室、参事室，大多数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和方式上报各自的政策产品， 但是互相之间无论在信息方面还是在研究气力方面都缺少沟通和沟通。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各机构能够顺利地将自个的政策建议上报到决策层， 但其弊端也很明显， 画地为牢的做法不但会造成研究气力的资源浪费，而且实践已经证明，缺少基于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知识产品易于造成误导，导致政策失误。 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是建立一种竞争性思想市场。 智库是学术界和决策界的桥梁，本质上不生产思想相对于学术界而言，其根本目的是把思想转化成可被决策者和公众理

23、解的语言，使之成为决策的科学根据。 在当代化背景下，体系的规模不断扩大，介入决策的行为者不断增加， 政策制定体系变得日渐复杂，作为这一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智库不仅需要提出政策产品， 而且还负有教育决策者和公众的职责，在实践中检验自个的政策建议和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思想市场，不仅会促使智库人员从多角度、 多视角审视和分析其政策课题，群策群力，而且还会倒逼各机构采取行动提高自个的影响力，如加强横向联络、推动信息分享和人员流动等， 进而使这一思想市场更富竞争性、更有活力。 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智库产品还有助于加强智库科研人员的责任感，进而更好地服务决策。 学术界早已指出， 智库既是国家

24、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和发挥 硬实力 的智力支撑。近期 10 多年来，决策层越来越重视智库的作用， 提出要积极探寻求索中华特点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健全决策咨询机制，为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与此同时， 京沪等地屡次召开规模不一的智库研讨会或学术论坛， 探寻求索中国智库的方向与挑战。 随着社会各界尤华而不实央层对智库群体的重视， 智库科研人员的决策意识和集体认同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中国智库正面临最好发展机遇， 在服务和中国社会发展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下为参考文献 1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25、 Program,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 Revised in January 31, 2018: p.5. 2(智库必须考虑怎样以新形式传播成果，(文汇报2020 年 2 月 17 日 3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USA, Dec., 1, 2018. 4美安德鲁 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潘羽辉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