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及消解方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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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论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及消解方式绪论绪论元代剧作家高明的琵琶记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而又较为复杂的作品。自作品问世以来，文艺界对琵琶记的争论此起彼伏，尤其是对琵琶记的主题意蕴的把握可谓“百家争鸣”。但从大体上来说，琵琶记的主题意蕴又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琵琶记反映并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第二种意见是琵琶记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第三种则认为琵琶记旨在宣扬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尤其是对孝道的褒扬。这三种意见中，第三种认知是在学术界最为普遍也被最多人所接受的。不过我个人认为高明创作琵琶记的本意是通过塑造“全忠全孝蔡二郎，有贞有烈赵贞女”的形象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但我

2、们透过文本看到的作品实际表现出来的主题意蕴却是“全忠未必忠”、“全孝未必孝”的伦理悲剧。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一书中在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悲剧后指出：“中国悲剧作品的结局往往以大团圆方式淡化了悲剧性，削弱了人物的悲剧精神。”悲剧作品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中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甚至是一大弱点，很多学者因此而认为中国没有悲剧。显然，大团圆的结局消解了作品的悲剧性，但从文本创作的主体和客体来看，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本身所传达出的意蕴来看，琵琶记的悲剧性的消解正是由于文本创作的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文本在创作过程中脱离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即宣传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形成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可以说，

3、正是作者“不管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目的消解了琵琶记这部剧作本身体现出的深沉的悲剧意蕴。一、一、琵琶记的悲剧意蕴琵琶记的悲剧意蕴高明在继承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本着“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原则创作了琵琶记，试图通过塑造孝子蔡伯喈，孝妇赵贞女，贤妇牛小姐等的形象来达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尤其是孝道的目的。高明在琵琶记中着力表现的孝道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传统伦理纲常和生活情状，无疑是当时的社会家庭伦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当剧作中的主人公们，完全遵循当时社会的这些伦理纲常准则去实践时，他们遭遇的却是重重的尴尬与痛苦”。虽然他们为尽孝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结局仍然是一个悲最后获得“一门旌旗”

4、的嘉奖。纵观琵琶记全剧，蔡伯喈不能不算是一个孝子。他努力按照孝道伦理来实践父亲的梦想，但他的努力却因为伦常内在的矛盾慈父的“强试”，皇帝的“强官”以及牛相的“强婚”而破灭，甚至适得其反，落到不孝的境地。如果这“三不从”是纯粹的恶意，是奸佞的拨弄，至少在蔡伯喈的心理上还有可推脱化解之处，然而事实却是一切均出于“好意”，并且正是由于自己完全对1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伦理准则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以求缓和矛盾，结果却一步一步越陷越深，落下了“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终身遗憾。荒谬的是，他服从圣意的选择导致了催化这一悲剧的发生，却又使他成为旌表圣旨中孝义的典范！而当蔡伯喈倍享荣耀，

5、并获得了包括赵五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原谅时，遽然改变的处境却促成了他精神上的觉醒：“如何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而亲饥寒死，搏换得孩儿名利归。”作者将故事深深地楔入在儒家传统伦理纲常的准则及规范制约下的社会生活中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通过“三不从”的情节来达到宣扬其“忠孝”教义的目的。（一）（一）“三不从”的悲剧“三不从”的悲剧琵琶记的人伦悲剧，我们可以从蔡伯喈的“三不从”即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上入手。1、辞试不从在剧本第四处出现的“高堂严命，强赴春闱”、“蔡公逼视”是全剧的第一个波澜，父子俩为是否赴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赵五娘虽然不希望丈夫去应考，但又担心公公“他又道我不贤，要将伊迷

6、恋”只能暗自泪涟。辞试，并非是蔡伯喈真的贪恋新婚，没有进取之心，他一上场就唱出了“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的志向，但因念及父母年迈，恐无人奉侍才不愿应试。按剧本中透露的信息，蔡伯喈的父母均已八十高龄，且蔡伯喈又是家中独子，并无兄弟姊妹。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蔡伯喈顾及家中父母年迈决心呆在家中侍奉左右也是合乎人之常情的。蔡伯喈认为：“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怎似孝名高”，因此“只愁亲老，梦魂不到春闺里”（第四出）；但蔡公的想法却是：“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之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第四出）父子俩对孝的内涵的理解可以说都各有其理，且皆

7、合乎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然而，蔡伯喈却最终屈从了蔡公的逼迫，强赴春闱。原因何在？剧本对此的揭示是：按照封建伦理纲常中“三纲”之一的“父为子纲”，蔡伯喈作为人子难“逆亲言”，“父亲严命怎生违？”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父为子纲”强调了父亲对儿子的绝对主宰权父权。然而，蔡伯喈却正是因为躬行了这种“父为子纲”的伦理准则，最终导致了“孝”的愿望落空。“孝”是“五常”中“仁”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体现父子伦理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蔡伯喈因为屈从了“三纲”之一的“父为子纲”而导致了作为“五常”之一的“孝道”的落空。由此可见，“三纲”作为伦理纲常准则对“五常”道德规范与行为的制约与阻挠。因此，“可以说，剧本

8、表层所表现的蔡伯喈辞试蔡公不从的矛盾，实际上正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2、辞官不从2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蔡伯喈屈从父命，强赴春闺，一举及第，招为议郎。辞试的蔡伯喈拟辞官回乡，侍养父母。但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不从。“君为臣纲”、“终于事君”的伦理纲常使蔡伯喈再次挣扎于伦理道德的内在矛盾并最终屈从于“君为臣纲”的儒家道德之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蔡伯喈被迫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忠君”。但他在尽心王事的同时又时刻惦念着“知我父母安否？”（第十三出），在痛苦中备受煎熬。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虽然“百善孝为先”，但“忠”一向

9、被视为出仕的最高准则。在家尽孝，在朝尽忠，是封建时代对每个士子的基本伦常要求，而正是这种伦常在蔡伯喈身上产生了可怕的对立。蔡伯喈向皇帝辞官，首先是出于行孝的考虑。他身为独子，且父母年届高龄，辞官回乡尽孝道也无可厚非。但朝廷却以“王事多艰”、“眷兹警动之风，未遂雍熙之化”的堂皇理由驳回了蔡伯喈的辞官请求，并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的纲常来约束蔡伯喈的孝道观念。对此，蔡伯喈虽试图抗争，当天子的绝对威严和他本身刚出仕时的复杂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违逆圣意，最终只能奉旨为官。3、辞婚不从入朝为官之后，随着身份地位的提高，蔡伯喈稀里糊涂地成为了统治阶级网罗亲信、扩大势力的猎物。而联婚赐婚则是当时统治者们

10、发展势力的惯用手段。也因此，蔡伯喈陷入了牛相府奉旨纳婚的困境之中。如果说蔡伯喈之前辞试与辞官的决心都不曾表现的很坚定，他的反抗都不是很坚决，那么，他面对牛相的逼婚却一直都没有屈从，这在“官媒议婚”、“激怒当朝”等出中皆有明确反映。蔡伯喈深知封建等级制度的排他性和自利性，入赘相府也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结发之妻和暮年双亲，他想以辞婚来保全自己的孝道良心，甚至向皇帝做出抗争。但最终结果却是：“这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了圣旨，只教他辞官辞婚俱未得”，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因此，蔡伯喈与牛小姐的成婚实际上是“君为臣纲”的儒家道德的延续，而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他对牛府势力的屈服。我们在剧本中看到的入赘相府的蔡伯

11、喈虽然面对“杏园春宴”和洞房花烛，但内心却又一次经受着欲孝不能的痛苦煎熬。“谩说道姻缘事，果谐凤卜。细思之，此事岂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独。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泪人哭。”（第十九出）这一次，蔡伯喈因为遵从了“三纲”中的“君为臣纲”而导致了“五常”中的“孝道”的落空。于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三纲”作为伦理纲常准则与“五常”伦理道德规范的矛盾陷人于困境。琵琶记的悲剧意蕴透过蔡伯喈的“三不从”的人生经历中逐步显现。蔡伯喈一心想要事父母，尽孝道，但“三不从”却硬是将他一步步推离“孝道”，使他在“三纲”、“五常”两种道德规范里挣扎。与其说 琵琶记中作者塑造了蔡伯喈这一形象以体现“忠孝”的道德品行，不如说

12、是“忠孝”把蔡伯喈规范成了统治者意志的样板和标本。他的“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凤”（第二十四出）的遭际，恰恰就说明了这种宗法制度下的“忠孝”实质是以丧失人的主体3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意识为前提的。作为一个未被“四书”、“五经”耗尽血肉之情的人，蔡伯喈不情愿抛弃“德性幽闲”的爱妻，更想着为人之子要给父母供奉“甘旨”的天职。所以，尽管他由一介草庐秀才进而成为朝中大臣，官拜议郎，吃的是“煮猩唇和烧豹胎”，穿的是“紫罗襕”，系的是“白玉带”（第三十出），而他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人的乐趣，在相府战战兢兢做人，在官场则是“待漏随朝”，如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忠

13、孝在他这儿再不是促人追求上进的准则，而是让他沦丧人格和德性的催化剂了。琵琶记的悲剧意蕴也正在于此。”（二）道德枷锁下的赵五娘相对于蔡伯喈在这系列实践中的被动、别无选择，赵五娘则似乎一直都拥有自主选择权，她的“贞烈”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但透过文本，结合当时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来看，赵五娘的这些行为除却是她自身的美好品德之外，还有就是受到当时的道德标准的影响甚至压力。赵五娘之所以能在逆境中含辛负重，茹苦吞悲，独立支撑起生活的重担，承受住命运的打击，关键在于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实践，即把自己的行动，一者看作是对丈夫的“回护”，二者看作是对“妇德”的实现。正是因为她“一来要成丈夫之孝，二来要尽为妇之道

14、”，因而才将奉养公婆不但看作是自己应当担负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将之视为源于自己内心的一种自然情感。所以在行动上，才表现为实践理性的自觉与自律，也才能忍受得住常人难以忍受得痛苦与磨难。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即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嗏！俺这里自支吾，休得污了他的名儿，左右与他相回护。（第 8 出）当然，这其间她难免无怨恨，不禁有哀叹，特别在“衣衫尽解，囊箧又无”的境况下，曾想到自杀，曾想到出家，但肩负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使命”，强迫地坚韧地活了下来，没有临难脱逃，而是时时以“糟糠妻室”自勉、自励，“千辛万苦回护丈夫”。作为妻子，她也曾日夜思念丈夫，并

15、对他一去不返的行为由不解、怀疑、发展到怨恨，但这一怨恨更多的是她在困境之中无力侍养公婆，渴望丈夫归来的一种急切心情的表露。她也曾担忧蔡“十里红楼，贪着人豪富”，但这一忧虑唤起的只是对自己“红颜胜人多薄命”的慨叹。在吃糠中，当她把自己的悲惨命运与糠相比时，“两苦相逢”的辛酸体验，使她心底自然而然地涌出一股“奴家骨头，知它埋在何处”的悲戚感受，一度闪现出“死”的念头。但这一切，都被作者变作了对她“贞烈”人格的最高考验而消解在对丈夫的自觉“回护”之中，因之，并未导致主体的分裂。当蔡公自觉对她不起，欲立遗嘱，“教她休守孝，早嫁个人”时，她坚执而诚恳地辞却道：“公公，你休写！自古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

16、嫁二夫。”并进而表白自己的决心道：“我一鞍一马，誓无他志！”赵五娘的这种对个人欲望和自然情感的毫无保留地排除，对道德律令的自觉遵从以及这种不求有功但凭良知行事的原则和自觉的受难与牺牲的贞烈品德，把她推向了“德性”的巅峰。而“德性4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有那样大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招来那么大的牺牲，不是因为它带来任何利益。”所以，一旦“当善的实现作为个体的完全自觉的、无所畏惧的努力而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但会唤起我们敬重的道德感，而且会唤起我们惊赞的审美感。”她最感动人心的“糟糠自餍”、“祝发买葬”等行为，就是为这一“善的意志”的最完美、最彻底的体现，从而获得了人们的敬畏与赞

17、叹。五娘对蔡伯喈的“回护”，不仅是代蔡吃苦，而且还意味着对蔡的人格的弥补和拯救。首先，蔡伯喈的“孝”，是由她代为实现的，也就是说，她是作为蔡的一部分留守家中，送终父母的。另外，要把蔡伯喈从道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还他一个忠孝两全的清名，又必须由她上京“寻夫”并与其“团聚”的行为来完成。这一“寻夫”和“团聚”，不仅是故事向大团圆结局发展的需要，更是作者调和伦理矛盾、弥合心理裂痕的需要。因为是五娘的到来，为他洗刷了薄幸负心的罪名，把他由“行亏名缺”一变而为“忠孝两全”。可以说，蔡氏一门最后能获得的荣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赵五娘促成的。五娘的受难和自我牺牲换来蔡伯喈的“忠孝两全”和蔡氏的“一门旌旗”。

18、而五娘之所以能做到无私受难，自主牺牲除了取决于她自身的美好品质外更取决于封建社会道德加在她身上的道德枷锁。二、悲剧意蕴的消解二、悲剧意蕴的消解与作品本身表现出来的浓厚的悲剧意蕴不一致的是作者创作中的主观意图，即“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只看子孝共妻贤”的伦理说教。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原先的创作意图并非都能贯穿创作始末。琵琶记无疑正是此类之一。（一）（一）“情感”与“伦理”的对峙“情感”与“伦理”的对峙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高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且热衷于功名进士。高明于至正五年登进士，但是从官以后的高明经历的却并非自己原先向往的建功立业，名垂千古，而是仕途的种种打压与挫折。对官场失望之极的高明于是

19、辞官归隐，闭门谢客，埋头再创作琵琶记，并在戏剧主人公蔡伯喈的身上熔铸了自己在宦海沉浮中的痛苦失望之情。然而儒家文化传统注重“内圣”，强调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不朽功绩的理想人格，这对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理和进退出处有着特别深厚的影响。高明也不例外，也以这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参照系。面对元末动乱和封建伦理道理的沦丧，深沉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把礼教的废弛和政治的黑暗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恢复正统的伦理纲纪，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琵琶记的再创作，反应了作者积极干预生活，企图通过“高台教化”，达到“厚人伦，美风化”，表现从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追求完善道德的意欲。“三不从”正是作者用来结构戏

20、剧，刻画人物的主要关目。因为只有将男女主人公置于受难与痛苦的煎熬之中加以考炼，平凡才能超升为伟大，精神方能显出其崇高，人格才能获得升华。因此，“三不从”又是一种有目的的悲剧制造。但令作者始料不及的是，如此一来，反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内含于戏剧5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之中的“情感”与“伦理”二元对峙的矛盾。本不欲应试，却不得不去应试；本不愿重婚，却不得不重婚；本不想从官，却不得不为官。由此，主人公个人的道德实践却一变而成为违反个人意志的被迫行为，而不是源于人物内心的自觉要求。“辞与不从的矛盾不仅无从在实践中统合，反而给蔡伯喈造成了无从顾全也不可能顾全的多重矛盾与困境使他的选择无所适从

21、，更找不到安放自我的位置。”于是在客观效果上，则恰好形成了对人性与伦理之间关系的纽带，产生出某种反讽的意味来。其结果，也使蔡伯喈最终逃出了作者的期待视界，并对他所阐扬的伦理价值进行着一种不自觉的拆毁与消解。（二）儒家道德理想对悲剧的正面消解（二）儒家道德理想对悲剧的正面消解众所周知，琵琶记是对早期南戏赵贞女的翻案之作。所谓“翻案”，实际就是对原文本的一种“范型重铸”。在此重铸中，贯穿着一种对悲剧之消解与超越的构想，而这一构想主要是通过“全忠全孝”、“有贞有烈”的人格价值和“一夫二妇”。旌表耀门闾”的理想许诺之类型建构来完成的。于是原文本中对“被亲弃妇”的谴责，一变而为对“子孝妻贤”的颂扬，从而

22、在这一类型的转变中，实现了他“不管风话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宗旨。高明企图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从正面来消解、跨越和战胜这一悲剧的存在。展开来说，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恶习，乃是由于文化“聚合力”的松散造成的结果。因而他欲通过儒家人格价值的艺术化阐述，以正面树立典型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一种“合成”的价值系统，以之弥合人的形上关怀与社会习俗之间的断裂所造成的对立和危机。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之所以能为这种“合成”提供一种价值资源，则是由于儒家思想在社会秩序的整合与伦理教化上，具有不可抹杀的功能。“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层次又是以一贯之的，

23、人伦秩序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个人的，而是从个人这一中心自然地推广出来的。”所以只要发掘人的道德良知，把人的存在纳入“礼”的轨道，就不会产生越轨的冲动。（三）创作中的“媚俗”倾向（三）创作中的“媚俗”倾向在作者的重铸作品的过程中，又聚集着广大接受者的审美期待，融合了阅读大众对悲欢离合的审美体验。这主要表现在剧作的结尾上。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吗，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和，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欲餍阅者之心”的努力，既是对世俗之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一种迁就，是对大众之接受习惯和审美心理的迎合，是

24、创作向世情的献媚与沉沦。这一“媚俗”倾向所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中国文学在其他各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悲剧题材也常常被写成喜剧。”所以在中国式的所谓“悲剧”中，常常充满了逃逸现实的幻想色彩和世俗廉价的乐观精神。6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四）人物塑造与创作意图的矛盾（四）人物塑造与创作意图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三不从所压制的，主要是蔡伯喈对父母的孝心，琵琶记的悲剧性正在于三不从使得蔡伯喈处处陷入违反本心，又无能为力的被动性，从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不孝子。”为了“忠”，蔡伯喈不得不放弃“孝”，造成父母双亡的悲剧；又因思家而导致无心政务，未能尽“忠”，陷

25、入了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揭示了以忠孝为主题的传统道德的内在困境，体现了作品内容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正是由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及道德说教与文本的客观内容及形象并不完全一致造成的。以“辞婚不从”为例，在高明笔下，蔡伯喈真正拒绝的似乎并不是牛小姐本人，而是不能“尽孝”，他主要是考虑到父母年迈需要照顾才亟待回家。不然，再娶相国之女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也马上想到还在家中守清贫的结发妻子，但并不坚决。甚至在于牛氏成婚之时，他还有一刹那的得意忘形：“扳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欢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既因得以高攀而欢愉，又因对不起发妻而愧疚，正是这类书生真实的内心写照。高明这样

26、处理使蔡伯喈并非成为完人，而是更加接近真实，具有七情六欲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然而，矛盾就在这里：尽管高明的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蔡伯喈的形象更加真实丰满，但是也使他远离了作者原先的塑造高道德标准的人物模范创作意图。（五）（五）“忠孝难两全”“忠孝难两全”当然，通观全剧，我们虽然看到作者一面制造着悲剧，一面又消解着悲剧，但这并不完全是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创作实践的相悖造成的，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封建伦理纲常自身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国的伦理文化中，“全忠全孝”虽然是儒家高悬的一个理想的价值目标，但在实际运作中，正所谓“忠孝难两全”，这二者是无法统一的。“因为在忠与孝的冲突中，两方都有自己充分的价值

27、合理性而呈对等之势。分，则两全其美；合，则两败俱伤。所以这种对等的价值抗衡力无法在个体的伦理实践中消解。对此，忠孝的提倡者大概也早已看破，于是来了个移孝于忠、舍亲就忠。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尤其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往往在“孝”字上加进许多符合其阶级利益的道德内容和伦理规范，并加以大力提倡，宣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因此，所谓大孝、至孝最终都要归结到事君上来，孝与忠也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实现统一，也就是说“孝”其实是服务于“忠”的。“三不从”的冲突无一不贯穿这种思想。其中，在“辞试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孝”的内涵被无限扩大了，

28、就连“仕”也被包含在其中了。蔡伯喈不应试就做不了官，就违背了父命，自然就是“不孝”，而当他真的去应试进而入仕，换来的却是父母双亡的悲剧结局。可以说，蔡伯喈自始7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至终都处在“忠”与“孝”的夹缝当中，处于一种有真情却不敢大胆表现，虽然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心存不满却又无力反抗，只好听任命运摆布的尴尬境地之中。在家庭中，他的“孝”体现在自愿尊奉人伦道德观念；在社会中，他的“忠”则表现为屈从封建皇权的强大威压。实际上，蔡伯喈是在家人的期盼、环境舆论的影响以及统治阶层的胁迫等几方面所形成的重压之下，逐渐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最终向统治阶级妥协进而与之同化。显然，

29、高明为了完成他“忠孝两全”的艺术构想，而将孝道的实施落实到事君上。这在第十五出蔡伯喈辞官遭拒的情节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所谓“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所谓“大丈夫当万里封侯，肯守着故园空老？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所谓“你做官与亲添荣耀，高堂管取加封号，与你改换门闾偏不好”等等，既是剧中人物的话语，也是作者思想的真实体现。尽管剧作按照这个思路去整合忠孝之间的矛盾，但二者固有的抗衡力却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使蔡伯喈陷入了既不忠又不孝的尴尬困境：因思家而不安心工作，皇帝自然嫌他不忠；抛亲别妻，三年不归，父母自然念他不孝；牛小姐将他看作是个“不撑达害羞的乔相识”；赵五娘视他

30、为“不睹是负心的薄幸郎”。处在罪恶感中的他，不得不发出“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成空”的哀叹，并进而认定是“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其实无论蔡伯喈怎样处理，“忠”与“孝”之间的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两不忍舍的求全，势必造成两难俱保的悲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实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之中。”结语结语元代剧作家高则诚作 琵琶记的原意是为了褒扬“忠孝”，以封建伦理道德来医治社会瘤疾。然而

31、，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品的题旨却发生了逆向转化，反而使该剧深刻地暴露了封建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蕴。但作者为了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却又将剧作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冲淡了作品的悲剧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剧的悲剧意蕴及其消解方式这两方面的探究来分析琵琶记的文学价值，并通过这两个方面由现象到本质的比较来理解封建伦理纲常对中国悲剧精神的形成及消解的影响作用，进而深化对中国古典悲剧的认识。8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 版第 275 页2王庆芳.论琵琶记中的伦理纲常矛盾及其缘由N.孝感学

32、院学报.2002 年第 22 卷第 5 期3徐蓓蓓.“全忠”未必忠，“全孝”不能孝.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2005 年第 31 卷第 4期4谢小明.从琵琶记题旨看其直面社会的艺术力量N.南国红豆.1994 年第 03 期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158 页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79 页。7冯文楼.琵琶记：悲剧的制造与消解N.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 9 月第 23 卷第 3 期8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N.文化：中国与世界.1987 年第 1 期9王国

33、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07.第 13 页1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17 页11孙歌、李逸津等.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27 页12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 286 页9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文献综述自辛亥革命后，随着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悲剧问题的争论至今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停止过。王国维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

34、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09）朱光潜则在他的文艺著作悲剧心理学（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08）中明确指出：中国没有一步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但1982 年，王季思主编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而这其中便有元代高明的琵琶记。可见这部剧作在中国悲剧史上还是有各自的典型意义的，而学术界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也未曾停止过。高明的琵琶记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而又较为复杂的作品。自作品问世以来，文艺界对琵琶记的争论此起彼伏，尤其是对琵琶记的主题意蕴的把握可谓“百家争鸣”。但

35、从大体上来说，琵琶记的主题意蕴又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琵琶记反映并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第二种意见是琵琶记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第三种则认为琵琶记旨在宣扬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尤其是对孝道的褒扬。这三种意见中，第三种认知是在学术界最为普遍也被最多人所接受的。琵琶记中主人公蔡伯喈因“辞试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最终导致了“可怜二亲饥寒死”的悲剧。尽管作者在剧本的结尾处安上“子孝妻贤”“一门旌表”的喜剧尾巴，但作品在其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悲剧性却超越了作者可以制造的戏剧效果而将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的内部矛盾揭露得淋漓尽致。冯文楼教授在刊登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1994

36、年 9 月第23 卷第 3 期的：悲剧的制造与消解中指出：“全忠全孝的求全构想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忠孝之间的价值抗衡永远无法消解。”琵琶记的悲剧意蕴表面上是以最终获得开明君主“一门旌表”的道德褒奖来实现消解，但在本质上其实与中国封建伦理纲常分不开关系。“孝”是“五常”中“仁”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体现父子伦理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蔡伯喈因为屈从了“三纲”之一的“父为子纲”而导致了作为“五常”之一的“孝道”的落空。由此可见，“三纲”作为伦理纲常准则对“五常”道德规范与行为的制约与阻挠。因此，“可以说，剧本表层所表现的蔡伯喈辞试蔡公不从的矛盾，实际上正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徐

37、蓓蓓.“全忠”未必忠，“全孝”不能孝.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1 卷第 4 期）。10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此外，作者在创作中的“媚俗 倾向、人物塑造的需要、儒家道德理想对悲剧的正面消解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作品最终没能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本意一味地“厚人伦，美教化”，反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矛盾与不合理披露得淋漓尽致。古今学者对中国悲剧的研究虽硕果累累，但却主要集中在中西方悲剧审美理论的比较研究和“大团圆”结局对中国悲剧精神的影响两个方面，而对其中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作用却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通过对琵琶记与悲剧意蕴及消解方式的由现象到本质的比较来理解封建伦理

38、纲常对中国悲剧精神的形成及消解的影响作用，深化对中国古典悲剧的认识。11南京晓庄学院 2010 届本科毕业论文致致谢谢历时半年多，经过无数次修修改改，我的学士学位论文终于完稿了。于此同时，也意味着历时四年的大学生活也画上了句号。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胡振龙，老师知识渊博，治学认真而严谨，感谢您在繁忙的教学研究工作之余还一路指导我完成本论文，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由衷感谢您在论文上倾注的大量心血，您宽厚待人的学者风范令我无比感动。还要感谢大学四年里授课老师课上对我们的教导，你们丰富的授课内容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能更顺利的完成这篇文章；感谢院里各位辅导员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悉心指导，帮助我在增长学识之余也丰富了人生经验。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你们不仅让我感受到友情的力量，也让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愉悦，通过课堂讨论学到的思维方式将使我受益终生；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谢意。你们的理解、支持、鼓励和鞭策催我更加上进，我竭尽全力的努力，更希望的是能够让你们高兴和满意。你们的情感永远都是我上进的不竭的动力源泉。这些时光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但无论何时，我想到这段岁月，都如同是看到一枚珍藏已久的夹在书里发黄的书签，永远都是那么璀璨、那么绚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