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公开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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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何中华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学者从考古学角度解释，长见识了!2022-07-28 20:29“文明” 一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尚书舜典“睿哲文明”等。上述文献之“文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 明，的“文明，不同，后者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术语。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 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开展的三个阶段或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 蛮时代”与“文明时代”。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在城市革 命中提出：“蒙昧时代”即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为新石器时

2、代，“文明 时代”那么人类已进入国家阶段。“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易建平认为: “从词源角度看，文明即国家。”本文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是 “国家”的同义语。从中国考古学来说，“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 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 “传播论”与“独立演化论”两种观点。20世纪前半叶至70年代中国的田野考 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源头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 明”开展而来的问题。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

3、，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 期的殷墟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 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即两 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中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华陶寺遗址开掘现场 三、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物证” 就中华文化来说，“文明社会”形成的物化载体集中表达在与“国家文化”密切 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之上，它们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最重要“物 化载体”。（-）古代都城规制理念一脉相承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 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

4、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 耸人文明时代了。”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城市（都城）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出 现与原始社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王国维认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 征”。自中华文明形成以来，具有同一规制理念的都城（都邑）延续不断，并使这一规 制理念不断开展。从新中国7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夏商周三代都城， 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与辽金元明清都城，其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 一脉相承，并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指示物”与中华文明核心政 治理念“中和”的“物化载体”。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凸显了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特点。1 .古代都城选址的“择中”理念古代

5、都城“选址”的“求中”、“择中”理念之五千年来的“不断裂”，从都城 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记载得到佐证。(1)陶寺城址的“择中”考古发现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目前考古 发现的时代最早、“内容最全”的都邑城址。而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之 “平阳”就在“陶寺城址”的所在地襄汾。因此考古开掘者与历史学家认为陶寺 城址应为“尧都”。其中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两 座墓葬出土了与“测中”有关的“桀表”等遗物，它们可能折射了陶寺城址当年 选址的“求中”理念。(2)虞舜“求中”于“历山”战国时代的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虞舜“求中”于“鬲茅”，

6、“鬲茅”即古 文献之“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与山东荷泽一带。近年来，这一区域发现大量与 虞舜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和一些重要城址。这与保训记载的舜“求中”可以对 应。(3)上甲微“求中”于“嵩山”清华简保训篇记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嵩山。(76)目前 考古发现的夏代都邑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碧城址、二里头遗址及商代早 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遗址所在地均在“大嵩山”地区。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其都城选址明确提出要在国家的中心。史记周本 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 居九鼎焉。日：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 西周初年

7、青铜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或”之“中”即“天地之中”的“中”，“或”即“国”，周礼考工记记载“国中九经九纬”之“国”即 “都城”。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 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日：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因此可以说，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形成伊始的国家都城 就规划在国家空间的“中央”。昌氏春秋慎势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 之中而立国。”荀子大概亦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 之中。“ 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随着国家空间范围扩大，以嵩山为中 心的“大中原”

8、范围扩及鲁西南、关中东部、晋南及河南大部，三代以降的都城， 在中古时代以前的各“大一统”王朝都城基本在长安与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 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宋王朝都城均“择中建都”于这一 “广义”之“天地之 中”。进入中古时代以后的辽金元明清王朝，由于国家经济中心的“东移”，政 治上北方族群的崛起，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国家都城由中古之前选址的长安- 开封的东西南北之“中”，开展为辽金元明清都城的居国家南北之“中”，考虑 女真、蒙古等北方族群多起家于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一带，于是始都北京的海陵 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这正是反映了海陵王的“正统”之“择中建都”原 那么。都城“择中”从“中原”转移至“

9、燕京”（今北京），海陵王从“择中建都” 理念、实践上营建的金“中都”，开启了中国中古时代后期，元明清王朝定都北 京的先河。2 .古代都城形制的开展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城址，其 都城由宫城与外郭城组成，这种“双城制”都城延续至魏晋洛阳城。南北朝时期 开展为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都城，此后这一都城形制一直沿袭到明 清北京城。中国古代都城之宫城平面多为正方形或近方形，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魏安 邑城、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隋唐两京、宋东京城之宫城等。也有的宫城平面 为长方形，如魏晋与北魏洛阳城、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之宫城等，但其皇城般 多为方形。有的

10、都城的平面也是方形或近方形，如海北商城、东周鲁国故城（鲁 国曲阜城）、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等。都城由于 面积大，其地形相应比拟复杂，有的都城只能是将都城平面规制成近似方形。就 世界古代城市而言，古代城市的方形或近方形平面是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重要特 色之一，它是基于“天圆地方”哲学观与“中”相对“四方”均等的政治理念。古代都城之中的主体建筑是宫城、宫殿、宗庙、官署等，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 枢”，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王国时代宫城以大朝正殿与宗庙为核心，帝国时代宫 城以大朝正殿为核心，大朝正殿成为都城“中轴线”的“基点”。以大朝正殿为 中心的“左祖右社”是“帝国时代”中国古代

11、都城最大特点。都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还表现在帝国时代的都城城门“一门三道”，都城及宫 城四面辟门。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资料来看，至少自北魏洛阳城及其以后的都城之 宫城正门均为“一门三道”。这是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强化 的表现。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是“国家”的“门面”与“象征”，“一门三道” 之“中道”突出了 “国家”之“中心”理念。都城与宫城四面设置城门与宫门形 成“四门”那么表达了 “中央”相对“四方”的“公允”、“公平”、“公正”， 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和”政治理念的表达，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始 终如一的“大一统”核心政治观的“物化载体”。（二）帝王陵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12、，帝王陵墓历来是“国家工程”，几乎与都城构建一样重要, “帝王陵墓文化”亦为古代王朝的“国家文化”。任何王朝的统治者，不管其是 中华民族哪个族群，是否传承这一“国家文化”，就意味着是否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通过古代帝王陵墓规制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华五千年 不断裂文明”。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帝王陵墓是安阳西北岗的殷墟商王陵，其墓室平面为 “亚字形”，也就是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形成墓室的四面各一门道，（86）这一 帝王陵墓制度一直延续至西汉帝陵。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殷墟商王陵的墓室四 面各辟一墓道，实际上是秦汉时代开启的都城、宫城四面辟门规制之源头。东周时期“墓而不坟”传统被冲破，墓

13、室之上出现了 “封土”（即“坟”），与 此同时，帝王陵封土周围构筑了陵园，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它们分别对应其陵墓 的“四墓道”及陵墓地宫，这应该是宫城辟四门与大朝正殿基本相对的“阳间世 界”的“阴间”之“翻版”。东汉帝陵为帝后同坟同穴合葬，墓葬为南北向长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明券墓, 墓道一条为南向。这一变化改变了自商代晚期以来帝王陵墓设置东西南北四条墓 道的传统，但是帝陵规制仍然是延续未变，这主要反映在陵园仍然是设置东西南 北“四门”，对“活人”而言陵园置“四门”比“用字形”陵墓的“四墓道”更 使人们直观意识到陵园辟四门这是宫城开四门的再现，这规制与中国古代社会 帝王陵园四门规制相始终。在中华五

14、千年文明开展史中，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 规模多民族融合时期，也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开展时期，其中尤其以北 方地区最为突出。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均为北方少 数族群，但是作为其陵墓，理应是一个国家、族群最稳定、最“保守”的“文化”， 从已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较多的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洛阳北邙北 魏鲜卑贵族墓、山西大同的北魏云中金陵、平城永固陵与万年堂、河北磁县的东 魏与北齐帝陵、陕西咸阳北周武帝陵墓等，可以看出其帝王陵墓文化与该地区的 传统“帝王陵墓文化”基本一致，而与他们原来的族群所在地墓葬文化差异甚大。 这也反映了他们的“华化”进

15、程与深度。唐代帝陵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帝陵基础之上，陵墓的地面设施更为完备，陵园与 陵区更进一步仿效都城及宫城，其中以唐高宗与武那么天的乾陵最为典型。北宋帝陵继承了汉唐帝陵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古时代后期的辽金元明清帝陵。辽代帝陵主要分布在辽上京附近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地宫设南北排列的前、中、 后三室，前、中室东西两侧各有附室。辽陵“依山为陵”、“凿山为藏”，陵前 设置石像生，这些与唐陵基本相同。陵墓附近有祭祀性建筑，沿袭了秦汉帝陵传 统。辽陵总体上继承了汉唐陵寝制度特点。西夏帝陵布局结构大体相近，帝陵方向均为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由内城与外 城组成，内城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四隅各置一座角楼，四面中

16、央各辟一门。陵 台在内城西北部，献殿在内城南门内偏西处。内城南部为月城，其中列置石像生。 在内城和月城之外再筑一重城垣，形成外城，外城南部有高大双阙。刘毅认为:“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夏王陵制度明显受到唐、宋皇陵制度的影响。” 金陵位于北京市房山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主陵区坐落于九龙山。主陵区平面布 局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模式，由南向北依次为：陵区入口的石桥、神道、石踏道、 东西台址、东西大殿、陵墙及地下陵寝等。金代皇室为女真人，历史文献记载，女真人原来葬俗简单，“死者埋之而无棺椁， 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金代皇陵制度确立，始于海陵王。这与 海陵王徙都燕京，营建“金中都”是一致的，应该属

17、于海陵王“慕华风”的产物。 相对辽代被宋金联合所灭而言，使金王朝灭亡北宋王朝，统治了 “大半个中国”， 这与海陵王的“慕华风”的政治态度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元代帝陵的考古学研究，至今还有许多问题说法不一。但是元代帝陵与唐宋、 西夏辽金帝陵完全不同，这是基于元代统治者考虑的社会矛盾影响到的陵墓安全 而采取的不同埋葬方式。但是，从北京地区考古发现元代高等级蒙古族贵族埋葬 来看，他们还是基本传承了中原地区“葬俗”与“葬仪”。也就是说元代统治集 团在墓葬文化上被“华化”。如北京海淀区颐和园附近考古开掘的元朝“光禄大 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墓、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湖元朝勋贵铁可墓及其父 斡脱赤墓为石椁墓

18、等。上述北京地区发现的元朝高等级权贵墓葬，其基本考古学 文化与内地宋金时期的墓葬文化是一致的。明代帝王陵墓主要包括江苏吁胎明祖陵、安徽凤阳明皇陵、南京明孝陵与北京明 十三陵。明太祖十分重视“国家文化”或“社会大传统”的传承，其中对于国家 的祭祀、舆服、职官等要求“悉从唐制”。明代帝王陵墓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 展史上，与以前相比拟，其在陵区布局中更为突出不同地方都城的创始帝王之帝 陵的中心地位，这是“国家至上”意识的反映。如，明成祖迁都北京，因此北京 明十三陵以明成祖长陵为“核心”，“从各陵排列与分布来看，明代初年的成祖 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和英宗裕陵的位置排列，遵照了古代的昭穆制度”。 而

19、“昭穆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礼制的核心。这一陵区规制为清东陵与 清西陵所承袭。女真人建立清王朝之前，其葬俗上至达官显贵，下到一般百姓流行火葬。（102） 在盛京三陵与清东陵、清西陵我们看到的帝王陵寝制度那么完全不同，追溯其源, 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帝陵形制可上溯至唐、宋、明之帝王陵寝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王朝统治者有中原地区的，也有来自周边地区族群的，因此说 这些帝王陵墓的主人出生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族群，有着各自不同的葬 俗，但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不同王朝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传承着属于“国家 文化”性质的共同的“帝王陵墓文化”，这些“帝王陵墓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 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

20、体”。（三）礼制建筑与礼器 左传文公二年载：“祀，国之大事也。”“祀”即“祭祀”，“祭祀”属于 礼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重要职能，“礼制”是“中华文明”的标识与中 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核心文化基因之一。作为“祭祀”的“礼制”，其物化载体 主要是礼制建筑与礼器。1 .礼制建筑的开展与延续 礼制建筑是基于中华文明的“祖先崇拜”及“天地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 （即“人”的存在是基于“天”与“地”）而设计的。从考古学研究而言，作为国家礼制活动的“平台” 一般是礼制建筑，它们主要是 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天坛）、地坛等，其中宗庙、圜丘遗址 等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文献亦多有记载。“宗庙”在

21、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早期宗庙与宫殿一般均在 宫城之中，形成“宫庙”结合格局，这也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家国”体 系奠定了深刻思想基础，它们突出的是“祖宗崇拜”与“国家至上”理念。至于 各种各样的“神”在宫城之中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中华古代文明与 西方古代文明的最大不同。考古发现的夏代二里头遗址宫城、偃师商城宫城之中 的西东宫庙并列于宫城北部，形成“东庙西宫”格局；降及东周秦雍城中部的马 家庄的东西并列的宗庙与宫殿遗址。秦汉时代宗庙移出宫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 发现了最早的都城“大朝正殿”居中与“左祖右社”的礼制建筑布局，并一直与 中国古代社会都城礼制建筑规制相始终

22、，其中虽然有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 都、清北京城等少数族群建立的王朝，但是其都城之中的“左祖右社”礼制被历 代王朝所沿袭。“天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古代从帝王到百姓的先民均 把“天地”视同“父母”，这应该是古人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天地”的 祭祀成为上至“国王”、“皇帝”，下到庶民百姓的重要精神信仰。尤其是历代 王朝不同族属的统治者均以国家的名义，在都城构建祭祀“天地”的“平 台”一一天坛（圜丘、南郊坛）与地坛（北郊坛），使之成为古代中国“天地观” 的物化载体。考古发现的“祭天”遗址以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的凤翔雍城“血池”祭天遗址 最早。唐长安城圜丘遗址考古发现显示，它

23、与清代北京城的“祭天”礼制建筑“天坛” 一脉相承。至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几千年来古代礼制建筑，内容丰富，十分清楚地向人们展示，“礼制文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开展史上始终没有“断 裂”。2 .礼器的开展与延续中国历史上的礼器很多，我认为“青铜鼎”和“玉圭”无疑是佐证中华五千年不 断裂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代表。（1）“鼎”：生命力最强的“礼器”鼎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至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鼎”作为 礼器有着久远历史，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左传宣公三年亦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灭于商，载祀六百。商纣

24、暴虐，鼎迁于 周。”因此“鼎”在先秦时代是重要的礼器，它成为那个时代政治地位的象征。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土三 也。“鼎”的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成王定鼎于郑哪”， 注：“郑鄢，今河南也，武王迁之，成王定之”。文献记载：“周自知不能救， 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有的学者认为，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铁器时代的到来，“鼎”失去了过去的“辉 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秦汉王朝开启的帝国时代，使先秦时代的许许多多礼 器已不再辉煌如旧，而唯独鼎在传统青铜礼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凸起”，成为国 家的“最重”

25、之“重器”。鼎被认为是国家“大吉大利”之象征，秦始皇“过彭 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历史文献记载：武帝 公元前116年“得鼎汾水上”，于是改纪元“元鼎”，为此于同年“夏五月，赦 天下，大酣五日”。鼎在中古时代以后经过“华丽转身”，以香炉形象作为祭祀祖先的重要“礼器” 而继续保持着它的高贵身份。香炉作为供具放在供桌的中央，由此不难看出鼎在 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鼎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留下它唯其独尊的至高形象，千百年来中国人家喻户晓 的“问鼎天下”、“定鼎中原”、“一言九鼎”等，这里的鼎成为国家的象征, 同时也说明鼎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一直在中华民族历史开展的长

26、河中“形影不离”、“结伴前行”。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国民对中 国悠久历史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至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与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中， 把鼎作为国家文化的象征，1995年10月21日，为庆祝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 民共和国向联合国赠送一尊巨大的青铜“世纪宝鼎”；200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 解放5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一尊“民族团结宝鼎”，矗立于拉 萨人民会堂广场，象征民族团结和西藏各项事业鼎盛开展，这些举措都寓意深远。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均说明，作为礼器的玉器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周时代, 备受重视，而在玉礼器中，乂以玉圭作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

27、明”的物化载体 最为突出，生命力最强。历史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唐尧因夏禹治水之功，而赐其“玄圭”，这奠定了 夏禹创立“夏王朝”的政治基础。有学者认为夏代的“政治信物”一一“玉璋” 实际上就是“玄圭”，说文卷13 土部：“刻上为圭，半圭为璋。”礼记礼 器记载：“圭璋特”。孔颖达疏：“圭璋玉中之贵也，特谓不用它物媲之也, 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表德特达，不加物也。” 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璋、石璋相同或相近的遗物在南自广东、福建，北到长城地 带，西起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盆地，东达东部沿海广阔区域多有发现。 上述地区发现的夏王朝前后的玉圭、石圭可能有相当多的是从二里头遗址扩散出 去的，或受到

28、二里头遗址的圭、璋之影响，这些圭、璋作为“政治信物”的扩散 与接受，应该是对夏王朝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与夏禹接受虞舜赐 予“玉圭”似有相近政治意义。玉圭作为“文明社会”的政治“身份”标识，备受统治者及社会上层的重视。夏 商周时代，朝廷已经把各种形制大小与纹饰不同的玉圭颁发给不同的官员，作为 其爵位与身份的徽标。秦汉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王国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玉圭在诸 多玉礼器中得到更为突出的重视。如：1975年在山东烟台芝聚岛阳主庙遗址考 古发现两组秦代玉器，每组均为：“圭一件，璧一件，鹏两件”，这批成组的玉 器可能是秦始皇登芝景岛祭祀“阳主”时所瘗埋的。历史文献记载

29、，汉代天子祀上帝、本朝帝王、宗庙、大河、天地皆用圭，这方面 的考古发现颇多，如：陕西凤翔的秦汉血池遗址考古发现的皇帝祭天的祭祀坑中 的“玉圭”（玉璋）。汉太上皇陵建筑遗址与太上皇陵之间，”曾出土过为数不 少墨绿色玉圭，据推测这些是当时祭祀用品”。在汉景帝阳陵的二号建筑遗址（陵 庙遗址），出土了成组的玉圭与玉璧礼器。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兴平县汉 武帝茂陵调查时，在茂陵“白鹤馆”遗址南曾出土过大批的玉圭。在昭帝平陵与 孝昭上官皇后陵之间”分别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间距约2米。每 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组合而成”。在汉成帝延陵“陵园南门附近曾出土过整齐 的玉圭和玉璧”。汉代以后，玉圭仍

30、然是国家重大活动的重要礼器。有人认为汉代以后“礼器已不 再作为随葬之用”，其实不然，唐惠昭太子陵出土了玉圭。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 殿遗址东侧，考古发现了皇室“燎祭”时使用的礼仪玉器“圭璧”。降及明代的帝陵之中仍然以玉圭为重要礼器随葬，1956年，在明定陵中曾出土 了八件玉圭。1980年开掘的明益王二妃棺内各有仿制的玉谷圭一枚。“笏板”与“牌位”应从“玉圭”开展而来。有的学者己经提出：“据礼记 记载，诸侯朝见天子时或大夫访问他国时，以及举行射礼时，都必须手持细长的 板状物笏。依持有者身份的不同，它的形状、大小和材质都有差异，分别用 美玉、象牙和带有不同装饰的竹制成。笏的形状和使用它的一套程序，与玉

31、 圭极为相似，很可能是由玉圭转化而成的。”中古时代及以后，在帝王陵墓神 道之上的石像生，其中的文官石像，其胸前双手所持的“笏板”应该就是玉圭的“转型”。至于在祠堂、宗庙供奉的祭祀祖宗之“牌位”，就其形状与文化内涵 而言，也应该与“玉圭”密切相关。（四）文字反映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学术界大多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的汉字已经出现，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遗存中的不少“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特点，有的学者称 之为早期“文字”。再晚一些的如距今约4300-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已 经考古发现了可以确认的汉字，而且其一直延续到现在。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可 以说是已经“成熟”的

32、汉字。继之，西周青铜器铭文、东周陶文与盟书、简牍、 帛书之上的文字，这些是在商周甲骨文基础之上进一步开展的大篆、小篆及“六 国文字”。秦始皇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采取了 “统一文字”的 “国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增加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作出了永载中华史册的 巨大贡献。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于小篆，经汉唐时代，由小篆至汉隶、楷 书，至今使汉字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代表。就世界各国而言，类似 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由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形成的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世界史 上更是极具特色的，其中的“二十四史”在世界各国历史文献开展史上是独一无

33、二的，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保存着“五千年不断裂”的完整国家主导编撰的 历史文献。“二十四史”既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文献，又是“中华五 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科学佐证。文字作为一种“形而上文化”，它不同于其他“文化”，文字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文化”。就世界古代文明而言，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文字密不可分，两河 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等，产生了相应的两 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中华文明的文字，始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陶器之上的刻画“符号”，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就是中华文化的早期“文字”， 此后，进入青铜时代的甲骨文那么是已经成熟的文字，再后就是周代青铜器的

34、铭文, 东周、秦汉及以后大量考古发现的简牍、帛书、陶文、石刻文字等，正如周有光 所说：“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有明显的图形性。为了书写方便，文书人员（隶 人）把图形性的线条改成笔画，就成了 隶书。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叫做隶变。隶变使汉字的图形性完全消失。隶书是汉朝的通用字体。隶书写得平整就成楷书。楷书盛行于东汉，一直传到今天，是正式的字体。”这就是中 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字开展史。结语：从“中和”到“国家认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主要成因是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并在其历史开展进程中这种认同形成了中华“核心文化基因”。“中国的核心文 化基因是中，中

35、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是从中来 的，建国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国家也叫中，这时中国的国 家是指天下，要东西南北中，因此皇宫要建在都城正中间，皇宫里象征国家的大 朝正殿要建在宫里的正中间。（126）这一都城规制原那么从夏商周至唐宋元明清 王朝历代都城延续不变，在其几千年的不断开展中越来越强化。与“中”对应的是“和”，“择中建都”对国家东西南北而言就是“和”；“和” 在都城的表达是都城四面辟门代表国家“四方”与国家缩影都城之“和”；宫城 四面辟门代表国家东西南北与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之“和”。“中”与“和”是辩证统一关系。从文化上来说“多元一体”的“一体”为 “中”，“多元”是“和”，“

36、一体”是核心。就政治文化而言，“一体”是国 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利”之“中”的政治上“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五千 年不断裂文明的又一核心文化基因，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百姓的“家和万事兴”到国家的民族“和亲政策”，不同“汉传宗教建筑”及“儒道释 三教合一”所表达出中华文明的“和为贵”，以及中国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的“有 容乃大”之“中和”理念所铸造的“多元一体”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是“国家认同”思想基础，“国家认同”是对国家公民、社会群体（包括 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基本要求，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都是一样的。作 为有着五千年不断

37、裂文明的古国，在“国家认同”方面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优秀 历史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表现尤为突出。“国家 认同”高于其他任何“认同”，这一认同实质上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中”是“国家文化基因”，关于“中”的理念之出现，似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仰韶文化中己经萌发，其中在河南濮阳考古发现6400年前的濮阳45号墓的蚌 塑“北斗”，其北斗勺柄即以人的胫骨象征测影之髀表即“槊表，“中的 本义乃取桀表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因此冯时认为濮阳西水坡45号墓考古发 现的“周髀”（契表），说明那时濮阳西水坡先圣认为那里就是“天地之中。” 这一 “居中”观念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

38、中原仰貂文化居于“东西 南北”史前文化之“中心”的分布格局是一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出现的“执中”观念为其后的中原龙山文化（“五帝时代”）及“夏商周”、秦汉魏晋 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与明清王朝所继承、开展，它们与“国家”政治文化息息 文明历史开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断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 但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及其形成之文化基因的 全面、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得很少，本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科学探索。一、“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起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包括时空两个方面，时间上一般说距今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这已得到新中国70年

39、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实。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 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 年文明历史的认识。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其后，刘鹦、 王襄、孟定生、罗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资料，他们又据此编辑了一些甲骨 著录图书。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殷卜辞中所见 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著名论文，证明“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 者殆鲜”，并认为“卜辞与世本、史记间毫无抵捂之处”。20世纪30 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附近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

40、王陵与 其他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再现了 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 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应该是可信 的。从而可以推断，夏本纪的撰写是有所依据的，其历史记载应该是基本可 信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碧城址、偃师二里头 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海北商城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 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研究，认为它们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与商代早、中 期都邑城址。20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认为属于历 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该城址发现的文字、青铜齿轮器与铜铃、各种与

41、礼 器相关的遗物及“观天授时”遗址等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的研究揭示，虞舜“求中”于“历 山”，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这里是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800-4000年）的后 冈二期文化流行区，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同时期的大型聚落、城址， 其中有的城址可能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颛顼、帝辔、唐尧、虞舜的邦国 之都邑有关。河南龙山文化上溯即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或庙底沟时代，韩建业 认为这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 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这也奠定、开启了 “中华五千 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进程。相关，在中华五千年国家历史开展中一

42、直延续，成为中华文明的“国家文化基 因”，其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如国家“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 中建庙（宫庙）”；都城、宫城“辟四门”；都城城门与宫城正门均为“一门三 道”等。上述所有“形而下”的“物化载体”，它们折射出的是“形而上”的中 国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与“家国一体”及“国家至上”思想。在以上所述“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中华 文明五千年”之“不断裂”的开展是“不变”的，“不变”的是其核心理念“中” 与“中和”；至于其形式也在随着时代开展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万变 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认同”的强化。比方，作为“中”从王

43、国时 代都城的宫城之“宫庙”（宫殿与宗庙）居宫城之中的“二元政治”（血缘政治 与地缘政治）之“中”，到帝国时代都城之宫城大朝正殿居中的“一元政治为主” （地缘政治），再到帝国时代都城“左祖右社”与“中轴线”的全面形成，可以 看到就是“不断裂文明”的“中”之理念（即“国家意识”）随着历史开展而越 来越强化。中国古代都城开展史揭示的都城城门从王国时代的“一门一道”到帝 国时代的“一门三道”，再到中古时代的“一门五道”，无疑是“中”的理念越 来越“强化”的反映。至于“断裂的文明”就是随着历史开展被淘汰的“变异基 因”，这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大一统”之“国家认同”的历史开展之 必然，也是“中华

44、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传承中的开展脉络与历史逻辑。原标题：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刘庆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近年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一一郑州地区，发现了一些河南龙 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 6万平方米，周围版筑夯土城垣，城 外设置护城河，城内发现大型宫殿区之中的夯土建筑基址与“柱网”遗迹。古城 寨城址周围还分布有十余个龙山文化遗址，古城寨应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 聚落。如在郑州牛寨遗址发现了熔铜炉壁及青铜块，登封王城岗城址灰坑出土了 青铜器残片等。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 黄河流域中游的中

45、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 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 如辽宁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这时出现的各 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应该非中原龙山 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满天星斗”及“区系类型理论”之下的文明“多元论”，并未涉及那些诸多文 明是否属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其实在苏秉琦的“满天星斗”与文明形成“多元论”提出不久，严文明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 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那么”国际讨论会上，就以

46、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 性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著名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的格局说：这 一 “重瓣花朵”的“花心”就在中原地区，以中原为核心，其外围分列着北方燕 辽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山东、西北的甘青、江浙的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 前文化为“花心”之外的第一层“花瓣”；再外那么为第二层“花瓣”。中原地区 考古学文化承袭了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直接开展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 年的中原龙山文化，它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王国时代的夏文化的源头，从庙底沟 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起点”。严文明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说，实际上是对

47、苏秉琦“满 天星斗”说及其依据“区系类型理论”而得出的文明“多元论”的重大开展。我 认为：“满天星斗是客观存在，但是这只是表象，满天星斗中的不 同星斗的功能作用权重之于宇宙是各不相同的，科学研究需要 我们探究在众多星斗中谁是恒星？不能都是半斤八两，这是我对满天星斗的看法。”其实对于人类早期历史而言，关于文化多样性及其成因， 我认为“人类生活的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 此就有精辟论述：“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不同“考古学文化”不等于不同“文明”（即不同“国家文化”）。在中

48、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 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 表”历史开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 的原因。针对以史前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开展、进步的“标尺” 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来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们注意到 一些学者对有的考古学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动遗迹、遗物非常重视，并 且将其作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物。古代各种祭祀遗存，可以作为 国家统治者统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时代人们面临当时条件 下，无法抗御的自然环境，祈求生存平安、开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视为早期国 家的较普遍现象，后者那么不然，因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的开展与祭祀活动的兴旺 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 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兴旺，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 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开展扭曲的表现。” 近年来李伯谦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与开展中“古国”的两种演进模式：即 “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 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而“广布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