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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岳阳楼记何故不“记”楼 岳阳楼记 通篇字,却无一字用在楼姿楼貌上,何也?这还要从范仲淹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答案。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两岁丧父,而后母亲改嫁平江 府推官朱文翰,范仲淹就做了朱的继子,改名朱说。因家境 贫寒,范仲淹的攻读之路分外艰辛。岁时,范仲淹到长白 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饱受磨难,即使每日“画粥断齑”,也笃学不辍。大中祥符八年(年),时年岁的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从此开始了他年的宦海生涯。在封建社会的皇帝老倌眼里,“忠”是第一要务,是臣子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是加官之本、晋爵之基、富贵之源,当然也是臣子们报效朝廷的首要条件,没有谁会掉以轻心。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从一个书
2、生气十足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这点道理当然拎得清。可惜的是,忠君与恤民的范仲淹屡遭挫折和打击,这说明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诚度不怎么高。所以,他还得不停地努力,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表忠心、献忠心。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范仲淹迎来了撰写岳阳楼记的非常时刻。谁都清楚,岳阳楼记不仅是写给天下人看的,更是 写给宋仁宗看的。为一个落难的“问题官员”作记,下笔之前,范仲淹不能不慎之又慎,费些踌躇。他能“记”些什么呢?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他自己希望通过“作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尤其是给宋仁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也是他的官场好友,可滕子京
3、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因为如此才“谪守”的。重 修工程是否负案,他显然心中无底,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又闹出一个“过度使用公款”的贪墨问题怎么办?事实上,时人已有非议了,说他利用重修岳阳楼之机搜刮民财。在这种情况下,冒冒失失去“记”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那该是何等幼稚啊!范仲淹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险,他的“忠”字分已经很少了,再也损失不起了。因此,滕子京的“画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 伟再完美,他也别无选择,只好道声,对不起,恕不着墨了。其次,仅仅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不够,容易给人造成 一个对政治避而远之的消极印象,加剧范仲淹的“问题”。他必须“上台阶”,抓住
4、这个机会,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文章如何归置,如何附丽,技巧上决难不倒他。他甚至比谁都清楚,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而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写景抒情,借题发挥,比记楼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楼记”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他这种一 忧再忧的心声,朴实而深沉,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也看不见作秀的成分,没有一丁点的 阿谀之嫌,完全发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范仲淹不曾露出任何刻意所为的痕迹,十分艺术地完成了其表忠心的“自选动作”。字里行间看似感叹唏嘘,实则是不
5、动声色,将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千百年来洞穿时空,不知倾倒过多少仁人志士!如此出新出彩的辞章,展示了范仲淹非凡的才华,而且极其巧妙地表达了他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大案,也牵连不到他头上。再次,范仲淹也要趁此机会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宋仁宗派人前往稽查,他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 声”。很显然,滕子京没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种境界,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不免失望和痛心。“微斯人,吾谁与归?”不需要复杂的铺陈,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干净利落,两句自我申明的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加以解读,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起到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范仲淹 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 批评,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要他夹起尾巴做官为人。凡此种种,当人们读罢岳阳楼记,掩卷而思的时候,除了赞叹范仲淹的忧乐境界外,难道就没有窥见一幅忠臣、才子、廉吏、诤友的自画像吗?“范仲淹借写岳阳楼记为自己画像,何必去大书特 书岳阳楼自身呢?”这是一位导游小姐说的,也是我们都应 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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