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伦理失范问题与治理研究,伦理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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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播伦理失范问题与治理研究,伦理学论文近年来,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遭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但学者们大多局限于新闻学或传播学本身 从网络传播特性、网络媒介技术、传受者专业素质等微观层面讨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没有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而无法揭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社会原因,也就无法从社会发展的逻辑出发提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的根本之道。本文站在传播社会学的视角,从社会关系、社会构造、社会角色三个方面,提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以及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在网络传播中的镜像反映,进而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指向了传
2、播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中观层面。 一、研究缘起与关键概念辨析 1.社会规范、失范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 社会规范是人类为了共同生活的需要制定或主动选择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是社会系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失范意味着社会规范的缺失,意味着 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 和 社会的缺席 1 29。 社会学家埃米尔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 失范 解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2 313332。罗伯特 默顿Robert K. Merton进而指出失范是社会目的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衡,是一种 社会构造性紧张 的社会状态3 223275。据
3、涂尔干的失范概念、默顿的失范理论及相关研究,笔者在这里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定义为:在网络信息传播经过中,传播者为追求私利而不遵从社会规范,进而导致文化目的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与社会调节机制的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网络舆论场的混乱无序。 2.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的缺乏 关于网络传播伦理失范问题,以往文献大多站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区分为三个类别。一是新媒体技术及管理研究。有学者以为互联网技术的低门槛进入、虚拟性、隐匿性和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带来了资讯泛滥、信息成灾、网络恶搞、网络谣言等种种网络传播伦理的失范,而针对新兴媒体的建设和监管又存在众多空白和缺失,为此,运用行政手段加强互联
4、网行业技术监管和法制监管、加强行业自律等是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之策4;有研究者提出了网络传播把关人的合力治理形式,把在网络传播系统中对传受者发布的信息进行中继和过滤,并对传受者的网络行为进行约束和塑造的人、组织、技术、制度等统称为把关人5。二是网络环境下的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研究。这些研究者主要从新闻传播伦理的角度,重点梳理网络传播陷阱、媒介假事件、泛娱乐化现象、色情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谣言欺诈等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进而提出加强传受双方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营造责任追查的制度环境和加强法律监管等对策,以期在伦理窘境中突围,减少传播失范的产生,如廖峰提出加强公众媒介素养以更好地进行传
5、播把关,净化网络生态环境6;关于网络传播伦理和法规的阐述亦已有不少专着,比拟有代表性的如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戴永明的(网络伦理与法规。三是网络环境下传统主流媒体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这些学者以为网络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存在公众表示出渠道不畅、传播缺位等问题,网络成为公众表示出的主要管道和平台导致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产生,为此,提出了主流媒体加快发展新媒体技术形态、加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等治理之策7。学者们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关注及提出的对策,对维护网络传播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些观察和研究由于没有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放在变动、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加以整体考察和深切进入分析,也就不能进一步揭示网络
6、传播伦理失范表象背后的社会原因,既表现出研究视域的缺乏,也导致提出的对策措施难以固本。 3.从传播社会学视角研究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意义 传播社会学是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人类传播行为与社会建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相关系为研究范围,采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理论、观点与方式方法,讨论人类传播产生与发展规律及社会作用的一门穿插性边缘学科。传播社会学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包含了群众社会理论、功能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建构论等多种理论途径,我们在这里无意对这些理论作重新阐释,只是从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框架来考量网络传播伦理失范问题。正如麦奎尔所言,群众传播能够被以为是一种 社会 现象,是一
7、种广泛的社会经过,群众传播关系反映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权利关系,国家、社会、社区、家庭等社会构造,以及由社会所规定的社会角色与职业8 6387。本文试图站在传播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关系、社会构造、社会角色三方面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进行考察,避免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仅停留在大量新闻学和传播学日常研究的微观操作层面,进而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提供社会性反思的新视角。 二、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表现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国家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媒介场域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众多困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有多重表现形态,从层级看,最基本的失范表
8、现为资讯泛滥、垃圾信息、泛娱乐化和传播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第二层级的失范是个别舆情经网络传播无限放大成为 公共问题 而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最终引发网络暴力;第三层级的失范是传播者利用网络的虚拟性捏造虚假信息,或出于某一不正当利益诉求恶意传播网络谣言、进行网络欺诈或网络诽谤。 1.第一层级:网络传播中的 三俗 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术的广泛应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在网络媒介的不同样式和各种社交平台中肆虐横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无用信息层层包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文字图像泛滥成灾,以文化作品传播为例,我们国家数百个电视频道的网络平台,每年播放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色情淫秽、娱
9、乐绯闻铺天盖地,理性信息的获取和传统社交方式变得困难重重。2018 年起,高层发声,从到地方重拳整治广电和文化系统的 三俗 之风;2020 年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介着重开展网络乱象清理行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开展打击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网络传媒生态和社会舆论格局得到较大程度改变,但哗众取宠的 标题 现象、搜索引擎网站中格调低俗的广告图片信息仍时有出现。 2.第二层级:网络传播中的舆论暴力 近年来,个别事件引发网民非理性围观最终构成网络舆论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舆论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恶毒语言侮辱咒骂和以 人肉搜索 等网络过激行为构成网络舆论集结,进而对当事人进行 通
10、缉 和 追杀 ,如 2007 年 铜须门 事件、2008 年 人肉搜索第一案 、2018 年 70 码 事件胡斌案、2018年 我爸是李刚 事件李启铭案、2020 年广东陆丰少女自杀事件等,几乎每年都有引起严重后果和社会广泛反响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发生。固然宏大的网络申讨声浪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如2018年 天价烟 事件周九耕案、2020 年 表哥 事件杨达才案等,都是由网络舆论最先揭开贪腐面纱,使网络舆论表现为反腐的一把利剑,但网络申讨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极易伤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由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媒介审讯严重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典型的个案如胡斌案、李启铭案,本来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早
11、于法庭审讯的网络舆论审讯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3.第三层级: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 网络谣言指的是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的行为,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谣言主要出如今公众关注的自然灾祸、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多由部分网络 大 V 恶意歪曲或捏造事实在信息网络上分布经网络水军传播扩散而成,网络谣言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如 2018 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谣 盐 风波引起了大规模的抢购食盐事件和民众生存恐慌,2020 年葡萄致癌谣言导致宜春袁州区葡萄滞销。网络诽谤则指在网上歪曲或捏造事实损毁别人声誉的一种侵权行为,如一些网络在线论坛、新闻组、公告板
12、上的人身攻击、恶意灌水、煽风点火等不良行为,不管能否具有本质恶意,都触及到了网络诽谤的边界。网络诽谤由于网络空间的多重特性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远比普通诽谤严重,因此具有本质恶意的网络诽谤被点击、阅读、转发到达一定的量,被认定为 情节严重 的,甚至构成犯罪。2020 年宣判的 秦火火 诽谤、寻衅滋事案件,就是网络诽谤超越伦理道德失范的范畴构成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从 2018 年到 2020 年,秦志晖、杨秀宇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以 秦火火 、 立二拆四 为网名,组织网络 水军 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利用热门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严重诽谤雷锋形象,贬损杨澜、张海迪声誉,捏造 7 2
13、3 动车事故国家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等,引发大量网民对英雄形象、公众人物和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构成刑事犯罪。 三、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原因 数字技术操作上的低门槛瓦解了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互联网传播的草根性和超现实想象一开场就以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技术原因;传媒业的过度产业化和市场逻辑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经济原因;媒介管理领域互联网空间管理的相对空白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能够发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映的技术、市场、制度背后是深入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传播中社会关系、社会构
14、造以及相关社会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问题,详细而言,社会关系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权利信任危机导致的民众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构造上中层组织的匮乏、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集体失语,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社会原因。 1.从社 会关系看 ,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的新媒体镜像反映。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包括一般办事员和职员、个体户、无业游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相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统一的阶层特征与共同意识,内部差异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政治资源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公共话语平台
15、和利益表示出渠道,社会地位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权利、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构造重大变迁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感觉到社会存在众多不平等。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经过的不透明也引发了民众对权利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构造性紧张和民众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如中国 PX 项目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抗争,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联网门槛的低准入使这些在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中被拒之于主流话语权门外的阶层获得了自我地位确认的时机和可能,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民主和宽松使他们的意志充
16、分得以表示出,对群众情绪与平民价值的认同和对精英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排挤,以及以 社会共鸣 的面目营造民间舆论场,剧烈抨击那些道德假想敌,是他们释放生活压力、表示出社会焦虑和宣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个出口。除少数恶意炮制谣言的网络推手外,传播网络谣言的多数网民并无显着不良动机,谣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具体表现出出的价值判定往往暗合了民众对以往社会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对当下社会关系的认知偏向。 2.从社会构造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暴露出中国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中国宏观社会构造长期以来只要两个层级,一层是国家,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时机,另一层就是民众,作为国家与民众的中介 社会中层组织,
17、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展较快,据 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43.1 万个,社会社团 23.9 万个9,但相对于泱泱人口大国比例偏小;从类型看,行业协会构成注册社团的主体,2001 年,这一比例到达 45%10,而如环保、慈善等公共事务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的组织处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化发展下一个时期的偏好。社会组织数量缺乏和构造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奉献无论在 外在 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利和公共话语传播还是在 内在 效应如发挥社会资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在(群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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