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诗学空疏与文学反思,古代文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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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末的诗学空疏与文学反思明末的诗学空疏与文学反思,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每一时代文学与诗学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对前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之上,故而,对先前已有充分发展的文学创作潮流或主张进行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对其弊端的认真反思,就成为每一接续者的必备功课,新的文学创作潮流往往由此孕育,新的文学主张也每每就此发端。论及明清之际的诗学发展时,学人充分注意到清初士人对于明代文学、诗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反思,并通过此一经过创始了清代文学、诗学的新局面,蒋寅以为 通过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清人愈益明确了自个的理论目的。清初诗歌观念的重建,正是对症下药、在反拨明代诗学的基础上完成的 1.清初诗学虽然别开新天,但很多
2、工作并非由清初人肇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横跨两个时代,虽讲他们的不少观点入清后方形诸文字,但若追根溯源,不少考虑早在明末就已萌发,浸透着他们身处明末文学、诗学环境中的独特体验。一、明人的文学反思意识一代文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自会有人对其发展、演变史进行梳理和评判。自易代之际以来,对明代诗文进行总结的工作便代不乏人,华而不实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奠定了此后认识形式的当推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四库馆臣等人,详考诸家的种种阐述,不难发现某种共同的倾向。如钱牧斋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渝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
3、过正,于是狂警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2P.567-568而朱彝尊则如此描绘叙述他对明代诗歌发展史的理解: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 宣德十子 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3P.636又(明史 文苑传云: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4 P.7399 至(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大成,(御定四朝诗提要云:明诗总杂,门户多岐。约
4、而论之,高启诸人为极盛。洪熙、宣德以后,体参台阁,风雅渐微。李东阳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阳已崛起与争,诗体遂变。后再变而公安,三变而竟陵。5P.2658(明诗综提要则论之更详,云: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发奋于后,以复古之讲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
5、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5 P.2662上述诸家对于详细流派、诗人、诗作的评价颇有差异,学者论之已详,但就其考虑方式而言,却无不将明代诗文的发展史描绘叙述为 矫弊循环论 6,即后一派的兴起往往是缘于矫正前一派的弊病。今人多半因袭了这一理解形式,或是着眼于华而不实的 对立,将明代文学、诗学的发展史描绘叙述为台阁、茶陵、七子、唐宋、公安、竟陵等派的斗争史,有些时候则根据其诗论倾向径直归纳为 复古-革新 演变史,进而批评明人同伐异、相互攻击;又或者着眼于 矫弊,淡化各流派间的对立色彩,
6、强调其观点内在的 互补.这两种理解方式自然都难免有所缺乏,故而有学者建议 突破钱、朱批评的理论,更多地关注明清诗文的创作和复杂的文坛现象7.此论有极大的开示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了 矫弊讲的价值。矫弊 形式的建构并非是钱谦益等人的独创,王世贞也曾有过类似描绘叙述,云: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其才雄,其学博,其失冗而易。东里再变之,稍有则矣,旨则浅,质则薄。献吉三变之复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厌。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故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造玄;理学之逃,新建造基,晋江
7、、毗陵藻梲;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泛澜。8P.139考诸典籍,此种论调普遍达到有明一代,凡对诗史予以总结时无不沿袭了这一思路,就此可见时人认识的倾向性。再者,持 对立 讲者为的是批评明代 蛮横 的学风,此论偏颇处甚多,自应反省,笔者将有专文详论,此处暂付阙如;互补 讲强调复古、革新二者间的关联实是为了反拨当下推重革新、贬斥复古的观念,寻求理解明代文学发展的新线索,此中的积极意义不当忽视。除此之外,假设我们超越了上述两种视野,即不专门针对特殊流派或对象,亦不计较相互的功过得失,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的话,矫弊 观念的出现正讲明明人始终具备鲜明的反思意识,他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并积极予以调整。郭
8、绍虞先生论王世贞称 他也正看到格调派的流弊,徒摹声响,不见才情,所以他要有些转变 9P.178,讲王世懋乃格调派的转变者 9 P.190,胡应麟则是 格调派的修正者 9P.191.详细观点或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揭示出的现象或倾向却非虚辞。公安派方面,剧烈如中郎,晚岁思想日趋成熟之时,也对早年的偏激之论多有反思;至于小修更是以公安派修正者的面目出现,他对乃兄创作中的问题并不回避,并对能矫其兄之弊者大为赞扬,称 今之功中郎者,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 10P.462,在他看来,兴衰相继,后人对前人的反思与超越本就是必然规律。当然,基于立场、视角等因素
9、的制约,很多反思的力度尚远远不够,但这至少讲明他们并非一味盲从。明末文人无疑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对既往的七子、公安、竟陵这三股文学潮流所产生的弊端进行了积极反思涵盖针对对立面的批判、自我反思以及超越派系论者的检讨三个层面,他们或是严厉批判七子的模拟、剽窃,或是强烈谴责钟、谭的幽眇峭独,他们以为,诸家阙失的表现特征固然不一,究其根本源头,皆可归之于 空疏不学.吴应箕以为王、李文章 千篇一律、生气索然 乃是因 其言于经术甚浅 11P.545,其对公安、竟陵也有批驳,云:如近日某某方自谓其诗有性情,自予观之,直不成语罢了,天下岂有目未读一寸之书,胸中无十古人名姓,但用几虚字作一二聪明语,便曰此见性灵
10、之诗也,有是理哉?11P.546亦是标举学问之意义,钱牧斋则论之更苛,云 自近世之言诗者,以其幽眇峭独之指,文其单疏僻陋之学 12P.960,以为竟陵派所谓新风格的提倡只是掩饰本身 粗疏 的手段。时人对 诗与 学 的联络多有认同,似成共鸣,如谢肇淛云:不知作诗如采花成蜜,醸蘖为酒,胸中无万卷书,咀嚼酝酿,安能含万象于笔端,罗千古于当前?故未有不明经、不读史、不博古、不通今而能矢口成章者,皮肤影响,终非实际。13P.3500从 学 的思路出发,他们对七子、公安、竟陵诸家的诗学流弊予以了深入检讨,进而促成了明末学风的转变,并为其后诗学的发展创始了新局面。二、诗学空疏的表现及反思详考七子、公安、竟陵
11、诸家的创作与理论,确有失学、废学的倾向。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 不学 需区分创作的空疏与诗学的鄙陋两个层面,虽讲这两种情况相互联络,效果或影响却稍有不同。创作中的疏陋,如钱谦益批评 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 14P.312,又或如顾亭林批评(诗归 尤为妄诞,并逐一摘书中改字之例,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讲,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15 P.1077此类问题系由诗人读书粗疏、学问鄙陋造成。至若诗学之鄙陋,虽与诗人本身学问的粗疏严密相连,但它却不是表现为对知识、典故的无知或误解,更多的是 识 出现了宏大偏差,呈现出一种忽视或拒绝 学 的倾向。因对 学理解之不同,诸家立论颇有歧异,个中是非
12、得失亦需分殊。所谓 学,首先可作 学问 解,在不少文人看来,学问与诗文存在较大的歧异,学问的参与将会影响诗歌的创作水平。如李攀龙有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 16P.394之讲,公安派的先导李贽云 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 17P.98,袁宏道则称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18 P.463,而竟陵派提倡 真诗,其本质显然 也是一种妙悟讲,而把它更缩小在狭窄的境界内,与 诗有才,非关学也 的讲法,并无异致 19P.184.以上诸家所理解的学问亦有多种内涵,李攀龙所谓 学 系指理学,他出于对唐宋派论文道学气太重,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以致于有 重道轻文 的倾向,才发出此等论调;卓吾所
13、谓 学 亦系指理学而言,不过他对 理学 的反对原因与于鳞不同,主要针对的是当时道学的虚伪,受此蒙蔽,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着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17 P.98.此二者就其初衷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都不免 矫枉过正,预设了一定的理论漏洞。陈平原指出,公安派 批评前后七子将 学问 与 言语 分离因此无法自立,却是击中要害。将一个文学运动限制在 法式 层面,并与思想、学讲完全隔绝,其命运可想而知,由于 模拟秦汉之文,而又不愿牵涉诸子百家丰富而且深邃的思想学讲,所谓 复古 便只剩下雕琢词句了 20P.144.袁宗道在反思七子模拟之弊时就已然表示出过类似意思,云
14、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 21P.285.所谓 学 还可指前代的文学积累。诚如我们所知,后代文学都是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超越,对前人的模拟本就是创作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而中郎前期的诗论则基于反七子的立场透露出无视传统的倾向,拒绝对前人的学习与模拟,宣扬 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这一观点虽有其现实性与针对性,却也确实造成了极大的弊端,牧斋云 驯至于今,人自为学,家自为师,以鄙俚为平易,以杜撰为新奇,如见鬼物,如听鸟语 12P.993,自然要在深入反思中予以修正。公安派崇尚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然对 学养 颇不以为然后期转变则是另一个问题;就七
15、子派而言,李攀龙虽有宁失诸理 之讲,流露的也只是对道学的不满,却并没有忽视学养的意义。虽讲时人及今人多批评他们 空疏不学,但他们的学识以及对 学 的重视却并非像今人描绘叙述的那么不堪,王世贞这样的博学巨子且不管,即便是李攀龙,王世贞云:于麟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致华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风神,大抵其体不宜多作,多缺乏以尽变,而嫌于袭。22 P.1063这里虽是批评他对西京、建安的效法没有能臻至拟议而变化的高度,但 临摹帖、袭 讲明于鳞对古乐府及西京、建安诗的理解确有一定的造诣。黄宗羲对七子的空疏多有批评,但也有回护之辞,称 攻北地、太仓者,亦曾有
16、北地、太仓之学问乎?23P.70对七子的学识尚有所肯定。七子派的文学纲领被概括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对于自个所推崇的对象必然要有深切进入、系统的研习、体悟。七子派诸子未必学识不佳,一应见解亦是出于涵咏前贤典籍所得,在这里引导下断不至沦落为 空疏不学,但现实却是单疎僻陋,原因即在于建立在一定学养基础上的诗学理论因其表述方式和接受效果而客观上造成了 废学 的倾向。万历中期以来,其后学就已有所反思,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胡应麟云:明兴,庆阳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踪三古之上,经秦纬汉,出宋入唐,拟议之则滞焉弗镕,采蓄之程隘焉弗广,两都而外,诵法靡征,六季以还,见闻旋废,以致缘情者病其剽敚,多识者陋
17、其拘挛。24P.802又如屠隆称:李、何从宋元后,锐志复古,可谓再造乾坤手段。近代后生慕效之,涉猎西京,优孟(左、(史,不读古人之全书,不识文章之变化,亦李、何启之也。25P.444七子派论诗主要标举汉魏晋盛唐,华而不实虽然有个人偏好的因素,然而汉魏晋盛唐确系诗歌创作的典范,且这种典范意识确实立是建立在广泛的研读、辨析基础上,七子派诸子就曾 经秦纬汉,出宋入唐,严羽虽然称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天宝下面人物 26 P.1,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有赖于依次取汉魏诗、晋宋诗、南北朝诗、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诗、开元天宝诸家诗、李杜二公诗、大历十才子诗、元和诗、晚唐
18、诸家诗、苏黄下面诸家诗熟参,真是真非,有不能隐者 26P.11.换言之,提倡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是建立在深切厚重学识的基础上,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学识才能领悟其真理。但在所谓的 文学主张 里,却未曾融摄这 熟参妙悟 的必备经过,推崇的典范虽然优秀,但仅仅拘泥于狭隘的对象本身却无法完全领悟其魅力,所谓 不读古人之全书,不识文章之变化.李维桢屡次强调学习前人要擅长甄别,他对(顾李批评唐音序一书大为赞扬,原因就在于:今观是编,而唐人之所从入,与其格之分初盛中晚,献吉之所以能为唐诗与其不合于唐诗者,其大致可窥也已。27P.493没有广泛的阅读以及在这里基础上才能够进行的比拟,根本无法找到靠近 典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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