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族群研究的内涵及其研究范式,人类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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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学族群研究的内涵及其研究范式,人类学论文族群 ( ethnic group) 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们对己身或别人进行认识、分类的结果,如Thomas H Eriksen 声称: 所有的研究理论都同意,族群是与人的分类和群体关系相连的概念 , 在社会人类学中,族群性( ethnicity) 指的是那些自以为并且也被其别人以为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Max Weber 曾经指出: 我们所称的族群是一些人类群体。它的成员由于类似的体质特征、风俗或者二者兼有以及有关殖民和移民的记忆,而在主观上相信他们拥有共同的世系; 这种信念对于族群构成的宣传特别重要,然而,它并不关心客观的血缘
2、关系能否存在。 认同 ( identity) 应当是族群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族群成员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所构成的只是一种外在强加的类别( category) ,可能包括多个族群,但也不排除这种类别转化成为族群认同的可能性( 中国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前只要 汉、满、蒙、回、藏 的民族区分,东乡族、保安族等都是之后才确认的族群,固然至今他们有时还称自个为 回民 ,但都已经接受了 东乡族 保安族 的官方界定) 。不同的国家、族群可能具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同一族群可能具有不同的称谓( 反映了族群关系等问题,如中国境内的 回族 官方称呼自称 回回 回民 ) 。 对于族群的研究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原生主义(
3、Primordialist) 、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t) 和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t) 的理论。原生主义者( Primordialist) 以为,与一个群体或文化的深层的、原生的联络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明确的原生主义产生于俄国和苏联的人类学中,如 S M Shirokogorov把 Ethos 定义为 一个人类群体,他们讲着一种一样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来源,以一套由传统保存下来和规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为特征,这一特征使之和其别人区别开来 。工具主义者( Instrumentalist) 根植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把族群看作是文化精英为了追求利益和权利而制造出来并
4、加以控制的,它是政治神话的产物。族群的文化形式、观念和实践成为精英们争夺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资源,被用来强化政治身份认同。如 Abner Cohen 谈道: 从根本上来看,族群性是一种政治现象,由于传统风俗习惯只是被当作惯用语和进行政治联盟的运作机制。 有时,族群也成为唤起已失去的族群自豪感的有效方式方法,以击退被异化的感觉,降低感情压力造成的痛苦。显然,工具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表如今它的实用主义上。 建构主义者( Constructivist) 把族群当作是根据社会成员的出身和背景等对之进行分类的因素,也是由群体间的边界机制所维持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由于拥有特殊的文化而存在,而是建立在对多重身
5、份和他们的情景化特征进行控制的基础上。这种概念化使人类学家开场注重族群的 情景化 ( situational) 和 情境化 ( contextual) 特征和它的政治向度,如构造群体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及作为政治发动和社会分层的基础的能力。 随着后当代主义解释范式的出现,研究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多个群体对于群体边界和身份的商量, 群体 类别 边界 这些概念被以为本身就具有固定的身份含义,巴斯关于边界维持的考虑使之进一步详细化了。族群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变音符号( 外表、姓名、语言、历史、宗教信仰、国籍) 用以区别内( inclusiveness) 、外( exclusiveness) 。当然,这三种研究
6、族群的主要途径并不必然相互排挤,有可能出现的是它们各自最为合理的部分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好的族群研究理论,华而不实,建构主义理论可成为综合的中心,由于它强调 情境化 ,能够解释不同层次的情境中的族群现象,如国际的( 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 、国内的( M Hechter 的内部殖民主义) 、族群间的( F Barth的族群边界维持理论) 、族群内部的( 如心理学的反响性的族群身份、符号族群身份) 等。 Fredrik Barth,Edmmud Leach 和 Michael Moerman 之前的族群研究往往以所谓的客观标准来划分族群,较少关注这一 族群 成员自个的主观认同。如
7、 1913 年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中包括: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建立在这里基础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一般以为由于社会和地理隔离,不同的人群发展出来了差异明显的文化( 语言、宗教等) ,后者成为前者身份的象征,族群就此自动产生,并且能够方便地转化成为政治联合的气力,即便这个文化群体还没有产生族群认同,也还没有群体联合的意识,可以以被看作是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静态的族群。简单地讲就是 一个种族 = 一种文化 = 一种语言和一个社会 = 一个单位,这一单位拒绝并且歧视自个之外的他者 。正如巴斯指出的,这类定义其实关注的是 文化 而不是族群作为社会组织的本质。我们在实践中可以以看到不同语言
8、的群体自以为是同一个族群( 马来西亚的 Bidayuh 族群,不同地区的成员相互之间只能用马来语沟通) ; 类似文化的两个群体相互独立( 如中国的东乡族和保安族,当然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国家干涉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以,不管从某种条件下的内部认同来看,还是就外部气力的 category 而言,文化和族群都不是逐一对应的关系。 与前述观念不同,巴斯主张文化差异是族群认同的结果而不是特征,族群认同只会在 遭遇 其他族群的情境中出现,与费孝通的 相对他而自觉为我 的提法特别接近。概括来讲,巴斯强调: ( 1) 族群是行动者自个的归属和认同,由此影响、决定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 ( 2) 我们要讨论族群
9、产生和维持的不同经过,而不是对族群形式和关系的类型学研究; ( 3) 为观察这些经过,我们关注族群边界和边界的维持而不是每个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也就是讲,只要当族群具有自我认同的意识,并且愿意维持边界的时候,它才会去寻求与他者不同的符号( 如服饰、语言、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等) 或价值观念等,来表现自我,构成 内 外 之别。固然,文化差异在族群分类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但差异本身没有意义,行动者自个决定哪些差异需要强调,哪些会被否认,用何种符号、方式在何种场合中表现自个的身份。如现今中国大陆城市中的大部分 法定 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汉族无异,但只要他们意识中的族群边界仍然存在,就总会以某种
10、渠道表现自个的族群身份,蒙古族家里悬挂的成吉思汗画像,每年都要举行的 那达慕 藏族的 藏历新年 聚会; 等等。而且,正如巴斯所讲在族群多元的社会中,族群之间的差异更会被强化,突出出来,以致构成每个族群的刻板印象,同样印证了族群是在群体互动中构成的。 类似地,Moerman 挑战了 Naroll 区分 culture-bearing units 的六个标准: 特性分布、地域接近、政治组织、语言、生态适应和地方社区构造。他以为,第一,语言、文化和政治组织等并不是完全相关关系,根据一个标准分出的类别与根据另一标准分类的结果不相吻合; 第二,假如文化意味着 一种形式、一系列计划、一种生活蓝图 ,由这些
11、复合标准划分出来的单位只不过是偶尔的、意外的 culture-bearing units 第三,用足够清楚明晰的边界区别语言、文化、政体、社会和经济通常是困难的。所以,由于各个集团之间的互相依靠和互补, 一个自为 整体 的社会实体即便有,也是很少见 。在作者的民族志研究中,傣方言确实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与 部落 类别一致,讲话中的细微差异不同能够是一个部落的象征,但是同样的差异在别处又成为不同部落的标志;Lue 和黑傣都有 长屋 Khyn 的绿色沙笼有时是和 Lue 相区别的标志,在其他地方又成为 Lue 的象征,因此以文化等所谓客观的特性界定族群是不可靠的。Moerman 引用 Murp
12、hy 的话表示清楚自个对族群的看法: 任何群体的成员身份是依靠于被排挤的类别和对 他者 的意识得以实现的 这对于社会单位的定义和它的边界的划定和维持都是重要的。 也就是讲,族群在互动的经过中构成,因边界的划定和维持而得以持续。而且 自我认同和族群名称通常是最明确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断定一个实体结束,另一个开场的方式方法 。更为复杂的是, 1 族群性并不是永久的,由于个体、社区和区域会改变他们的认同( 如从 Lue 到 Yuan 的转变) 。2 各种族外人士对族群术语的用法不同( Siamese 用 Yang 称呼 Karen,但东部的 Lao 却用它指代 Lue) 。3 人们也经常用不同的名字
13、称呼自个 。最后一点其实强调了族群认同的层次性和情境化,而且正如Moer Man所讲,他关注互动双方使用的分类标准,这些标准能否被有意识地操纵了,并且分析这些标准得以实践的机制,突出了族群认同的主观特征和创造性。 Edmmud Leach 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制: 克钦的社会构造研究一书牵涉缅甸东北部的两个群体 Kachin 和 Shan ,固然在一般的人类学传统中,关于 Kachin 的专著忽略 Shan ,反之亦然,但是作为永久的邻居, Kachin 和 Shan 这两种身份在日常生活事务中总是混杂在一起。例如,经常会碰到一个野心勃勃的 Kachin 采用 Shan 王子的名字和头衔以使其
14、贵族身份合法化,但同时,为了逃避对自个传统领袖的封建赋税,他又会求助于 Gumlao ( Kachin 的组织管理体制) 的平等法则。由此可见,群体成员的身份和认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基于所处情景的选择; 个体也力图寻找到根据和事实使其所认同的身份合理化。就其整体而言,固然 Kachin 和 Shan 相互蔑视,但是他们被以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特质如语言、服饰和仪式程序都成为一个大的构造体系的不同分支的符号标示 ,文化的边界与社会体系的边界并不重合。同时,利奇很清楚地讲明,东南亚的每个社会都是群体之间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经过的结果。这些群体的边界由其邻居的存在和组织特征来确
15、定。 Kachin 社会由其努力和 Shan 为邻的尝试所塑造。作为山地的部落社会, Kachin 不可能完全采纳 Shan 的政治秩序,否则要么失败,要么自个被 Shan 吸收。实际上,传统的 Kachin 社会倾向于在两种组织形式之间摇摆: 一种拥有强有力的领袖,和理想的 Shan 的统治形式接近; 一种被迫拒绝这种统治。不奇怪,这种跨文化意识构成了人们对自个身份的感受,并深深埋藏在他们基本的宗教观念、宇宙观、神话和生活方式中。 总之,三位研究者都注意到文化并不是产生族群认同的原因,相反往往是其认同的结果; 族群在群体互动中产生,其维持有赖于边界的划定和保持; 族群的认同不是静止的,而是一
16、个经历变化的经过( ethnogenesis) 。巴斯引用 Haaland 的研究谈到,由于缺乏投资时机,从事农业生产的 Fur 的成员会改变自个的身份为游牧的阿拉伯人,但 过去十年,果园经济所提供的新的投资时机可能会极大地降低 Fur 的牧业化经过,甚至有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与前述相对应,同一群体或个体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认同选择。因而,他们较早地挑战了文化 族群的分析框架,强调了族群成员的主体性,对建构主义族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遗憾的是,他们忽略了更广大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及其变化( 如国家政策) 对族群及族群认同的作用。 然而,人类学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家在族群的构成和认同中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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