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国家论述的具体内涵,东方哲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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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牟宗三国家论述的具体内涵,东方哲学论文在牟宗三看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首要目的是建造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克制本身危机、走上坦途的关键。事实上，这也是牟宗三哲学考虑的核心关切所在。换言之，说明作为民族国家之当代中国的详细内涵并从价值上予以证成，是牟宗三哲学要处理的根本问题。牟宗三的考虑虽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然逻辑上，其以一般性的国家阐述为前提。在牟宗三的阐述中，民族国家具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双重意涵，前者牵涉国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络或政统的问题，后者则牵涉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或道统的问题。是以牟宗三以为： 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及民主自由是组成国家的基本支柱，三位一体，不可分离。 在一般的

2、意义上，牟宗三对国家的存在给出了形而上学的或超越的证明，同时亦论及超越民族国家之大同或天下的观念。基本上，牟宗三的国家阐述是在一整套独特的文化哲学的背景下展开的。一、国家的超越论证20世纪的中国，不乏否认国家存在之真实性与合理性者，如章太炎曾为文斥国家之事业是最卑贱的， 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 ,国家之存在，并无天经地义的理由；康有为有如 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之影响的(大同书亦竭力宣扬废除国家之乌托邦理想；而思潮对国家的批判更是人所共知。在牟宗三看来，上述讲法之失在于没有能正视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牟宗三对此给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超越的证明，这一证明确实立则是奠基于

3、牟宗三的文化哲学。人之不同于其他物类，在于人在自然生活之上，尚有构成一个意义世界的文化生活。文化源于人的创造，是人的精神活动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当然这里所谓的精神活动以人的普遍的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为基础，换言之，文化或一切人文活动乃是道德理性的客观化。因而牟宗三以为，我们不能只视文化为外在的客观对象，而必须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或文化成绩把握其背后的精神动力。就此而言，文化一定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文化的发展必须是理想或精神普遍的受限于现实而且实现于现实；离开在现实中而且实现于现实，不能有文化。 文化所具体表现出的理性精神，正是其普遍性之所在，而现实的制约又使得文化必定有其特殊性。文化的上述特

4、点决定了文化有其历史性。由于现实的制约，人类不可能一时全部实现其理想，道德理性或理想必须在历史中逐步展现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待历史也需要以文化观为视角，方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线索。必须注意的是，牟宗三对历史文化的反省虽遭到黑格尔的影响，但他并不认同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因而这里所谓的文化的历史性是以文化的多元性为前提的。需要讲明的是，牟宗三的上述文化观，劳思光曾以 黑格尔模型文化观 加以概括。所谓 黑格尔模型文化观 的真实意涵是指某种把思想、观念或价值当作 创生者 ,以整个文化成果为 创生物 的考虑方式。有论者指出，劳氏的这一论定其实更近于康德，换言之，牟宗三的文化观真正来讲应该

5、是康德式的而非黑格尔式的。也就是讲，牟宗三并非如黑格尔一般在 世界历史 的意义上强调必然性和目的论，而是将植根于人类理性的文化理想视为不同民族应当追求的目的。道德理性藉以实现本身的 现实 涵括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国家之上的 天下 ,顺此，牟宗三以为： 从文化的创造，真理的实现方面讲，民族的气质，个人的气质，是它的特殊性，是它实现之限制而又是它实现之详细的凭藉，因而，家庭国家就是实现真理创造文化之个体， 我们根据这个理性的实践，既能成就文化的创造，亦能成就家庭国家天下等之肯定。以上的讲法，是家庭国家等之形而上学的证明。 这也就是讲，若无现实，仅有普遍的道德理性，根本无所谓文化。现实固然对于道德理

6、性之展现构成限制，但对文化或道德理性之实现而言，又有其必然性，此即牟宗三所谓的现实乃是文化得以实现的凭藉，无此凭藉，文化无法成其为文化，不过是一抽象、空洞的理想罢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牟宗三以为国家作为人类创造文化的现实凭藉之一，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此必然性乃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必然性。由于文化对人类而言是本质性的，那么人类存在本身也就决定了家庭、国家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这即是牟宗三对国家之存在所作的形而上学的证明。除此之外，牟宗三还从道德实践的角度讲明国家存在的必然性。所谓道德实践，简言之，即是本道德理性以使生活理性化。就人的生活而言，最切近的是家庭，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的道德实

7、践要求在不同范围的生活中加以具体表现出， 凡有实践生活处，皆应为道德理性所贯注 ,否则即表示我们的生活仍有不合理之处。从这一点来讲，道德实践不能有界线，这也就讲明了除家庭之外，国家的存在同样有其客观性。牟宗三对国家存在的后一论证，我们能够借鉴劳思光的相关阐述予以更清楚明晰的讲明。劳思光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衡定国家存在的价值。他对文化的理解与牟宗三大体一致，即人本其理性或道德心在关系界或现实中的创造活动。大体上，这些创造活动按范围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境域：单一主体境域与诸多主体并立境域，不同境域各有其实在性。前者牵涉的是道德、宗教问题；后者牵涉的是对超个人事务的布置，本质上，国家作为预认某种超个人权利

8、之统一的秩序，其任务在于对超个人事务做合理的布置。正由于上述两个境域均有其实在性，诸多主体并立境域无法化约至单一主体境域，是以国家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否则超个人事务得不到合理的布置，由之文化本身亦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弊病。依劳思光之见，儒学视政治为道德的延伸，正是没有能正视诸多主体并立境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出。只要能统摄不同境域之文化，方可称为理想的文化，或 文化的普遍理念 .总之，牟宗三、劳思光均是诉诸特定的文化哲学模型，以讲明国家存在于人类活动中的必然性。当然他们所谓的国家，主要指涉的是近代意义上的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因而，他们的文化阐述更多指向的是人类活动的理想目的，就此而言，他们对国家存

9、在的论证，乃是从价值上或应然的角度衡定国家的价值。二、国家与民主政治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体有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立宪的民主政治等不同的政治形态。依牟宗三之见，相应于国家的本质，唯民主政治才是最为合理的政治形态，此即牟氏所屡屡提到的，民主政治乃是近代化的政治生活方面的常轨。按照劳思光的分析，国家的任务在于对超个人事务做出布置，是以必须肯认具体表现出全体个人意愿之统一秩序的存在，这种统一秩序的建立乃是对超个人权利的成认，这种权利其实就是所谓的国权或政权，而政权需通过制度来具体表现出本身。政权和制度两面大体即是国家的本质所在。牟宗三对 政权 有更为详细的界定： 政权者，覆

10、盖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 牟氏的这一界定并非仅针对近代国家而言，亦指涉传统意义上的 国家 或帝国。简言之，政权即是统摄国家内部全体个人意愿而表现为统一秩序的超个人权利。依牟宗三之见，理想地言之， 政权为一民族集团所共有 ,此即传统所谓 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 的观念，就近代国家的意义上来讲，牟氏此讲预设了民族集团内全体个人均为具体表现出政治上之主体自由的独立 政治主体 .是以牟宗三讲： 国家是因人民有政治上的独立个性而在一制度下政权的与治权的重新组织起来的一个统一体。 政权既为民族集团所共有，那么，相对于个人而言，政权必然有独立性和超越性，此即牟宗三所谓 政权是对应全集团而起

11、的一个综摄的 形式的实有 、 静态的实有 , 既不能够取，亦不能够从属于个人 .顺此，过去中国以 打天下 的方式夺取政权并被据为私有，当然是非理性的。进一步，相对于民族集团或国家而言，政权具有恒常性，亦即内在于一民族而言，政权继续不断， 民族存，政权存 ,除非因亡国而丧失其政权。由政权因此有政道一观念，相应于政权的独立性和实在性，所谓政道即是通过一详细有效的方式使得政权真正为一集团所共有，亦即所谓政权在民，而不为个人或部分人所占有，如此方能符合政权的本质。在牟宗三看来，真正能维持政权为民族集团内部全体个人共有之本质的途径或方式，即 政权与治权分开之民主政治 .这其实就是徐复观所谓的唯民主政治才

12、是政治的常数、常道瑏瑠。就此而言，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均无真正意义上的政道可言。当然，现实中封建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政治，都有其处理权利问题的详细方式，但都不符合政权之公有性与独立性的本质，因而，在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下的 政道 均不合政权及政道的理念。政权乃民族集团或国家处理内部公共事务的超个人权利，其落实依靠于 治权 .在民主政治之政治形态下，政权超越于任何个人而独立存在，为全体个人所共有，治权由详细的行使，首长依选举产生。在牟宗三看来，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政道方面，即政权之民主。牟宗三透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构造的分析，以为传统政治中的治道通常是非常民主的，而政道上的民主却从来都是缺失

13、的。治道的民主需要以政道的民主为保障，以之为基础，治道的民主或者讲治道的客观化与合理化才有可能，否则如在君主专制政治下，国君同时把握政权与治权，所谓 选贤与能 或治道的民主无法真正落实。就现实的角度而言，民主政治确实立依靠于民族集团或国家范围内每一个人之政治意识的觉悟，换言之，个体之政治主体性确实立乃是民主政治所以可能的基本保证。当然，也只要具有政治主体性的个人才是近代国家意义下的公民。由此可见，对牟宗三而言，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是真正理想意义上的国家。是以牟宗三讲： 国家是一民族的集团生命在民主政体之成立中被建立起。国家既不是一个破碎，它当然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与政体。成就国家的普遍性

14、与成就民主政体的普遍性是一样的。 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够讲中国过去有治道而无政道，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政道就是指民主政体，国家的建立以民主政体确实立为基础。也因而我们才能够讲中国过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中国以前有一大帝国之建筑， 但须知，这个大帝国，在以往，是并未以 国家 的姿态而出现，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单位，而是一个文化单位。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牟宗三以为中国的近代化或当代化，最关键的就是政治的当代化，亦即民主政治的转出，中国实现民主建国，成为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这也是对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道德界线不明，甚至是以道德吞并政治这一弊病的根本办法。牟宗三有关民主政治的讨论差不多涵盖了自由主义

15、所主张的各项原则，如权利、法治、公民的政治介入选举等等，本文的目的不在讨论牟氏的民主思想，故不作详细阐述。由牟宗三的相关阐述我们不难看到，政权即是国家最本质性的因素对外而言即所谓主权，唯有民主政治才能对政权这一最高权利予以最合理的安置，在这一意义上，民主政治乃是最符合国家本性的政治形态。当然，这并非意味民主政治乃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更非意味国家仅止于其政治意涵。唐君毅即以为民主政治于节制人之权利欲这一点上，虽然有其优越性，但是民主政治下权利意识的凸显，与人之自利动机相结合，仍不免导致人之精神的局促猥琐，甚至于法律未及之处，谋误解法律，以求遂己之私等等，凡此均是民主制度之缺乏。除此之外，国家若仅限

16、于政治一维，将无法免于泛政治主义以及个体生命的庸俗化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泛滥，牟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是以，牟宗三在阐述国家之政治内涵的同时，亦强调其文化内涵，由此即可转至下节有关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讨论。三、国家与民族文化在牟宗三看来，民主政体的建立虽是中国当代化的关键，但绝非全部，中国的当代化乃是在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于人文世界的全面重建，民主政治只是华而不实之一端，为政治生活确定轨道，除此之外还应有科学与道德宗教，而这也就是牟宗三所谓的儒学的幅所限，本文无法详论。相较于学界当前逐步兴起的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而言，牟宗三的阐述保存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维度，并且这里的批判同时指向传统

17、和当代，也因而，牟宗三的阐述无疑更具开放性与合理性。牟宗三的国家论有很浓的形上学与心性论的思想背景，这一点遭到的批评很多。牟宗三的哲学是一有机的整体，道德的形而上学是其基础，对当代虚无主义具有批判和治疗的意义，而后形而上学时代，能否一切形上学形态均应被解消，这是极具争议和挑战性的论题。就牟宗三的政治哲学及国家阐述来看，假如我们淡化他的形上学色彩，华而不实众多阐述其实仍极具启发性，如对国家与民主政治以及民族文化之内在关联的讨论，其实指向了当代自由民主体制下怎样确立国家认同这一根本问题；对天下观念的讨论则牵涉当今世界格局之下，怎样超越民族国家的问题。牟宗三的哲学考虑面对这些真实问题所提供的思路，当然是我们今天进一步考虑的主要思想资源，怎样在现代政治哲学及其论争的背景下重构并发展牟宗三的哲学考虑，是很有前景的一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