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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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在兴旺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存在的各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一般性与特别性的统一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有从这种一般性和特别性两个方面出发，才能成功地选择正确的方向。本文拟从对企业制度的总体概括和认识开场，把我国企业改革置于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和特别性之中进展调查。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选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假设干咨询题的决定以后，围绕转换国有企业运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主题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更加深化了，首先是针对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

2、制度以及过去几年股份制试验的经历教训所作的阐述。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大多数观点认为其与现代公司制度是含义一样的。也确实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实是要把现有的企业方式改造成股份和有限责任公司（吴敬琏等，1993，第173页）。其次，针对前一时期企业实行承包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企业与国家利益目的不一致，对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展了讨论。咨询题常常被归结为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一般的解释是，尽管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有资产产权，但国家却是不明确的概念，最终又要依赖于各级政府，后者或者说地点和部门都直截了当收企业，同时又处于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之外，结果是既因信息缺乏咨询题管不好，又无法防止行政干

3、涉，还会使企业资产流失。因而，讨论中涉及的所谓产权不明晰咨询题，实际上是对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运营权背离所有权等咨询题的一种概括，其中核心是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和运营者到达鼓励相容，或所有者通过何种机制对运营者施行有效的监视。第三，人们普遍观察到，关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不管是企业承包制依然股份制的试验，都使国家在拥有企业运营信息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内部信息的拥有者即企业运营者却与国家利益取向不尽一致，因而所有者与运营者的鼓励发生矛盾。由于这种现象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的国有企业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青木昌彦将这种现象表述为“内部人操纵”（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

4、，1995）。这种表述及其相关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共鸣，不少人从这个角度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并设计公司治理构造的目的方式，以及从目前的企业方式向不同治理方式的企业制度过渡的详细途径，等等。把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咨询题的讨论加以归纳，评价各种改革主张的关键在于答复如下咨询题：（1）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2）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咨询题是什么；（3）产权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处理企业的咨询题；（4）在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与内部治理构造两者之间，哪一种关于国有企业是最急需的。二、两权别离与现代企业制度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开展，超越了个人的资金和风险承担才能，导致所有与运营相别离的公司方式的诞生

5、，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的咨询题。斯密最早观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绘了股东因对公司业务所知甚少而导致的监视困难，以及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异。伯利和米恩斯则进一步提醒了在所有权与操纵权别离的情况下，企业的直截了当运营者在鼓励与责任方面，与企业的所有者之间的矛盾（Stigleretal.，1983）。概括起来，所有权与操纵权在现代公司中被别离之后，由于所有者与运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就构成了所有与运营别离条件下的三个属性。第一，在两权别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运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关于企业的投资人或所有者来说，企业的利润最终以投资收益的

6、方式为其占有，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能够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而经理人员只是资产的运营者，其效用函数中，运营者的收入不等于企业盈利，企业利润最大化不意味着运营者效用的最大化，因而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缺乏。假如对运营者的监视不完好，他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其权力根底，提高本人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过增加不必要的非消费性开支到达个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本钱的方式侵蚀企业利润。正是由于所有者与企业经理人员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论上存在着运营者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力进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确实是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构成，天然地会产生所有者和运营者鼓励不相容的咨询题。第二，在现实中

7、，所有者与运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咨询题，即运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运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运营，除非付出非常高的本钱，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鼓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运营者进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第三，所有者与运营者关于企业运营结果所负的责任也是不对等的。关于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一个运营治理人员或一个代理集团，关于企业运营不善导致的恶劣后果，所能够承担的责任毕竟有限，最多不过是个人信誉、财产或自由的丧失，这与所有者或委托人的资产相比就十分不对称了。这种不对等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加大，使得运营者有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采取风险过度

8、的行为，如巴林银行的里森事件确实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此外，同样的缘故也有可能使运营者采取掠夺性的资产转移行为，使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损害。假设现代公司制度无法克服上述三个两权别离的根本属性，则意味着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不会是现在人们观察到的模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伯利和米恩斯的著作于30年代初出版以后，至少在统计意义上，人们没有发觉清晰的证据，证明治理者占主导的公司，在诸如使用资产消费利润等企业行为方面与所有者占主导的公司有明显的不同（参见Stigleretal.，1983）。相反，关于大型企业来说，所有权与运营权的别离成为普遍的现象。尽管委托-代理咨询题在现代公司

9、制度的演进中一直存在，但在比拟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各种在现实中得以生存的两权别离的公司方式，通常都制造出相应的比拟有效的处理委托-代理咨询题的制度安排。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制度开展的过程中，股份制造为一种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运转根底的，市场评判是监视和约束运营者行为的主要依照，市场机制则为这种监视和约束的实现制造了前提条件。在竞争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是企业的生存规律。从微观经济学的道理来看，这里的优劣就表现为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利润。赢利的企业将生存并得到开展，亏损的企业将衰落并失败。在一种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构成一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本钱。而依照企业的实际利润水

10、平或本钱水平，与这种平均利润或平均本钱进展比拟，即能够使企业运营情况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换句话说，在存在由充分竞争产生的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包容了关于企业运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因而，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利润率能够作为考核和监视企业运营的一种充分信息指标。这个充分信息尽管不能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咨询题，但它是一种简单的、本钱低廉的手段，能够尽可能精确地反映企业运营的好坏。在存在市场竞争从而有了这种充分信息的前提下，进一步构成经理人员市场。这个市场的作用是，依照经理人员的运营绩效对其进展奖惩，因而使运营者与所有者的鼓励变成相容的。然而，市场竞争下产生的充分信息并不是完全信息，信

11、息不对称只是在程度上被降低了，却没有被消除。同时，依照充分信息对经理人员的奖惩还只是事后的，在经理人员与所有者承担的企业运营责任不对等的情况下，前者仍然可能采取时机主义的行为，如进展风险过高的投资和对所有者资产进展掠夺性转移。因而，相应于每一种特定的条件，还需要建立一套事前监视运营行为的企业内部治理制度或治理构造，以最大限度地克服运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等所可能带来的咨询题。所谓的公司治理构造，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运营治理和绩效进展监视和操纵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按照米勒的定义，公司治理构造是为理处理如下的委托-代理咨询题而产生的：“如何确知企业治理人员只获得为适当的、盈利的工程所需的资金，

12、而不是比实际所需多？在运营治理中，经理人员应该遵照什么标准或准则？谁将裁决经理人员是否真正有成效地使用公司的资源？假如证明不是如此，谁负责以更好的经理人员交换他们？”（Miller，1995）关于公司治理，我们有必要强调两点。首先，公司治理构造中最根本的成份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操纵或外部治理，而人们通常所关注或所定义的公司治理构造，实际指的是公司的直截了当操纵或内部治理构造。后者尽管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借助于各种可供利用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保护所有者利益。其次，在当代西方的兴旺市场经济国家，

13、在外部治理构造存在的前提下，不仅具有多种所有制方式混合的特点，公司的内部治理构造更是五花八门、方式多样。从现代西方兴旺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以及详细的关于操纵权的监视机制比拟来看，任何一种现有的公司内部治理方式都不能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的公司运营环境中，也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监视机制能够单独起作用。一般来说，公司内部治理构造的方式，依一个经济中技术条件、规模经济和法律框架的差异而异，也有途径相依的由来关系。既然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经济开展阶段，因而在市场机制发育程度上、资金水平上存在差异，则各自具有适宜的公司内部治理构造。因而，公司内部治理方式和详细的监视机制是多样的、特别的，而

14、且处于不断的制度创新之中。但竞争的市场环境却是能够确定的，永远是两权别离下构成有效的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三、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治理国有企业及其特别的治理构造是重工业优先开展战略的产物。改革往常，在产品价格和消费要素价格都已经被扭曲，竞争的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作为企业运营情况的参照的平均利润率，则每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运营好坏的信息，也就不能作为评价企业运营情况的充分信息指标。要获取企业的开支水平是否合理，利润水平是否真实，以及是否能够保障所有者的利益等等信息，其费用十分高昂。这使得所有者和运营者之间的鼓励不相容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咨询题，而责任的不对等则会进一步加强这

15、种倾向。在产业和企业间的要素酬劳率存在非常大差异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假如国营企业拥有运营自主权，它们就有可能将可支配的资源配置在要素边际酬劳率高的地点，如此的边际调整显然会干扰重工业优先开展战略的施行，打乱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衡。既然国有企业建立的前提确实是竞争市场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又是操纵企业的消费剩余，因而，从保证国家开展战略目的的内在要求出发，国营企业理所应当是不能拥有运营自主权的。换句话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有资产被侵蚀和剩余被流失的时机，唯一可行的治理方法确实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国有企业的运营自主权。国营企业所需的投资和其它消费要素由政府无偿拨付，所消费的产品及其规格、数量和

16、产品的调拨或销售由政府计划决定，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全部核销，是在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下，监视本钱最低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确实是按照如此的逻辑构成的。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开展战略遗留下来的政策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林毅夫等，1995），因而利润率就不能成为考核企业运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因而信息不对称的咨询题无法克服，鼓励不相容的难题也无法处理，运营者进犯所有者利益就不可防止。其结果表现为企业亏损的增加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企业能够将亏损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要求政府接着给予补贴和保护，企业预算接着软化。只要

17、国家接着对企业下达政策性任务，公平竞争的市场就难以构成，就找不到一种简单且本钱低廉的充分信息施行对经理人员的监视和考核。在这种条件下，越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角度出发进展改革，运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鼓励不相容就越突出，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就会诱致出更加严峻的时机主义行为，国家的利益损失就会越大。进展所有制的改革，信息不对称、鼓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咨询题仍然得不到克服，企业效率照旧得不到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条件依然产权制度？现在我们能够来答复，导致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国有企业面临咨询题的真正缘故。首先，让我们来看国有企业监视效率是否天生要低。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

18、层次就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间隔越遥远，监视效率也就越低（参见张维迎，1995年附录）。反过来的逻辑推理就可能是，通过私有化消除这种多层次的代理构造（群众-政府-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直截了当联络（持股人-私人企业经理人员），能够获得更高的企业效率（参见Yarrow，1989，p52-69）。就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企业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方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代理咨询题。即便在私有制的公司方式下，所有者仍然是要分层次地把资产运营权委托出去，即通常采取“持股人-董事会-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方式。董事会的成员一般所占股份非常少，有些甚至根本不持股。在现实中

19、，通常是经理人员聘请董事会成员，而不是董事会雇用经理。因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委托-代理层次上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假如委托-代理层次是妨碍大型企业效率的主要要素，就不会出现像控股集团如此多层次委托-代理的企业制度了。关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构造来说，信息不对称、鼓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的咨询题都是存在的，假如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以构成反映企业的运营绩效的充分信息，运营者进犯所有者的咨询题同样得不到处理。不管层次多寡，代理人都可能违犯委托人的意愿，采取时机主义行为。而当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处理了充分信息咨询题之后，每个层次的信息是透明的，责任也是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不会由于层次不同而有什么差

20、异。也就没有理由说，国有制情况下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就不能构成相应的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对称、鼓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咨询题的治理构造。同时，政府作为一个必要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各种保障效劳效率和鼓励机制的制度约束。政府职能本身的鼓励手段对它在治理国有企业（如任命经理人员、监视企业运营绩效等）方面的行为也是起作用的。其次，我们来看国有企业是否天然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因而其行为与私有企业有所差异。科尔内描绘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却缺乏关于这种现象构成缘故的分析（NagaokaandAtiyas，1990），以致使人们从观念上认为，国有企业必定伴随着软预算约束，而改变国有制就能够消除软预算

21、约束现象。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特定的开展战略的产物。由于国家给予国有企业以种种政策性任务，企业不能完全按市场竞争的方式生存和开展，因而构成与国家之间的软预算约束。但是，国有企业并非注定要永远承担这种政府指定的政策性任务，因而软预算约束也就不是其必定的性质。事实上，许多私人企业在履行政府给予的政策性任务的情况下，也构成了对国家的财政依附关系，即软预算约束。第三，看国有企业是否缺乏对运营不善的企业进展有效惩处的机制。主张产权改革的观点观察到，在私有制的场合，消费者对本钱高、效劳差的企业能够通过“退出”（exit）进展选择和惩处。他们表示不满意的方式确实是回绝购置，企业销售下降会导致持股人

22、的退出，以及企业股票价格的下降，使企业面临被接收或破产的威胁。然而，“退出”不是消费者表达其不满意的唯一途径，另一种经常被采纳的途径是直截了当表达不满或向有关治理部门“抱怨”（voice）（参见Hirschman，1970，p.4）。只要消费者的意愿能够反映到国有企业的治理部门或监视者那儿，就会直截了当采取措施，即便不通过资本市场。而且即便是私有企业，一旦具有垄断的性质，消费者的退出也遭到限制。当大型企业运营不善面临破产时，政府因担忧造成失业等社会咨询题，也会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后果。最后，国有企业并非注定要具有垄断地位，企业惩处机制的核心在于一个公平竞争市场的存在。因而，改革所有制并没有抓住咨询

23、题的关键。第四，我们来看产权改革能否处理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咨询题。在进展了一系列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拥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运营自主权，也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要承担企业运营的财务后果。与此同时，一方面国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传统开展战略目的，价格扭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以及改革的非激进性质，国家仍然把相当一部分社会性职能留给国有企业负担，使得在企业一级消费性运营与社会性效劳不能别离。而与传统的政企不分所不同的是，由于放权让利构成的新的责任体制和财务约束方式，企业目前要由本身来承担这种政企不分的财务结果。既然遗留的种种社会性负担抹煞或干扰了企业真实运营绩效的评价，企

24、业有动机，也有借口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讨价还价，争取直截了当的或间接的补贴和其他软预算约束。可见，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政企不分现象，归根结底产生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所提供的企业自主权和利益动机，与国有企业目前仍然承担一系列不对等竞争条件之间的矛盾。能不能把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从企业消费性运营中剥离出来，完全取决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假如不能通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消除价格扭曲、产业构造扭曲和劳动力市场不发育的咨询题，贸然进展产权制度的改革，只能造成通货膨胀、失业和增长衰退等咨询题。至于政企不分现象中国家对企业过度干涉咨询题，先要弄清政府对企业运营过程施加过多的干涉有其内在的缘故。在市场发育水

25、平较低、竞争不充分，因而没有一个充分信息指标能够简单地对运营绩效进展考核和监视的情况下，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要操纵企业的剩余，防止运营者的时机主义行为，唯一的方法是关怀企业的运营过程，乃至一些运营的细节。关于国家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事实上，国家越是关怀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它对企业运营进展干涉的程度就越强。因而，只要竞争性的市场尚未发育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所有者能够通过将企业利润水平与平均利润率加以比拟，即以掌握关于企业运营的充分信息代替掌握企业运营细节，直截了当的干涉就无法防止。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也好，融资构造的改变也好，都无济于事。即便实现了私有制，私人所有者假如不能通

26、过竞争性的市场获得关于企业运营的充分信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投入的股本较小时，他直截了当干涉企业运营的本钱过于昂贵，以致得不偿失，因而放弃干涉。这确实是委托-代理理论中常常提到的免费搭车现象。另一种选择是当他在企业中的股本较大时，对本身利益的关怀仍然驱动着所有者干涉企业运营的细节。咨询题的本质如此，不管融资构造如何，即不管是直截了当融资，依然间接融资，不管所有者是以股权的方式拥有企业，依然以债权的方式拥有企业，只要企业运营结果是其利益所在，他必定要对企业进展干涉。相反，一旦存在着竞争性的市场，所有者能够获得关于企业运营的充分信息，他就没有必要关怀企业运营的细微末节，因而

27、过多的干涉反而是本钱昂贵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不管是国家作为所有者，依然私人作为所有者，都不会对企业运营作过多的干涉。同样的道理，这时采取什么样的融资构造也就不重要了。最后，我们来调查产权改革能否处理国有资产流失的咨询题。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越来越严峻，许多人认为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造成的。实际上，在存在着委托-代理咨询题，也确实是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运营权相别离却缺乏充分信息的条件下，改革往常国家通过任命或聘用，委托经理人员运营国有企业，并通过规定上缴利税的水平或干脆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方式获得资产收入。企业经理人员尽管缺乏改善企业运营情况的动力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但也无法通过

28、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进犯国家的利益。进展了放权让利式改革之后，出现了不按照国家的意愿来运营国有资产、支配剩余的可能性。因而，咨询题并非在于产权不明晰，而在于所有权与运营权别离的情况下监视企业运营的本钱太高。为了防止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企业倒闭及出现失业咨询题，政府只好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补贴，而预算无法硬化，则给国有企业以运营权进犯所有权制造了更大的可能。可见，国有企业咨询题产生的真正缘故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因而，改革应从解除企业目前面临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入手，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其运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通过掌握这种充分信息就足以对运营行为进展监视。在此前提下，企业开展的现实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哪一种内部治理构造更加符合我国企业实际，从而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式的企业治理构造得以构成和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