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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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载第8章实证会计理论8.1 概述鉴于经济后果的存在,我们必然要究其原因。为了便于解释,我们现在引入一个与经济后果存在性相一致的理论实证会计理论(PAT)。我们认为,实证一词指的是一种试图对现实事件做出合理预测的理论。因此,实证理论主要是对以下行为做出预测:公司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司对新会计准则提案做出的反应。比方说,我们能预测出哪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勘探成本核算会采用成效成本法,而哪一些公司又会用完全成本法吗?我们能预测出哪一些公司会积极响应新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提案,而哪一些公司又会抵制吗?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公司往往在产业集中程度、企业行为的内部化或外部化及资本结构中的融资方式等等方
2、面采用其认为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来达到生存前景最大化的目的 1。一个公司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环境、技术水平、行业竞争程度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公司所有可能投资机会的集合,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经济前景。公司 2 可以看成是一个契约的集合,也就是说,它的组织形式可以由它所涉及的一系列契约来描述。例如,与雇员(包括经理)、供应商及出资者的契约构成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核心内容。与各种契约相关的契约成本有:谈判成本、契约履行监督成本、重新谈判的潜在成本以及因破产或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契约的预期成本等;而公司的目的是力求契约成本的最小化。这些契约大多数都与会计变量有关。雇员升职和报酬的业绩
3、计量是以会计变量(如净利润)为基础的;与供应商的契约可能以公司流动性比率及其他融资指标为基础;债权人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会对公司的一些财务比率,如权益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和所有者权益做出一定的限制。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为达到公司有效管理的目标,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契约成本最小化问题的扩展。梅恩和史密斯(Mian and Smith,1 9 9 0)对是否进行子公司合并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越高,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效益就越高(即契约成本越低)。原因是依存程度越高,就越有必要评估母子公司的合并经营成果。而合并财务报表就为合并评估提供了一个基础。当
4、依存程度很高时,用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的业绩计量来监督经理人员行为比单独用母子公司财务报表更为有效。因此,梅恩和史密斯预测:母子公司间的整合程度越高,母公司就越有可能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还由此进一步预测:如果公司为经理人员业绩的内部监控已编制了合并财务报表,那么,再编一张对外报告的合并报表的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梅恩和史密斯的实证研究结果与预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建议公司(和准则制定者)应该完全限定他们将采用的会计政策,那样成本太高了。经理们选择会计政策应拥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样他们可以针对新的或未预知的环境做出调整。例如,一个新的会计准则会改变公司的权益负债率(S FAS 106关于
5、退休后福利的规定就是这样一种准则见第6章6.4.1节),使其违反限制性条款的临界点。这时,经理人员可能宁愿多交税,从后进先出法转成先进先出法增加所有者权益,也不愿重新谈判债务契约或承担技术性违约的预期成本,因为前者成本更低。一般来说,会计政策的选用要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规定。但是,除了成本外,会计政策的范围还受到契约的进一步限制。然而,让经理人员自由选择会计政策,就给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就是说,实证会计理论假定经理人员是理性的(像投资者那样),他们会尽可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选172财务会计理论下载择会计政策。因此,报酬契约以报告净收益为基础的石油勘探公司经理可能会取完全成本法而舍
6、成效成本法来计算其勘探成本,这样可以平滑收益同时增加他们红利收入的现值;而且,成效成本法使以后各期产生较高的报告净收益,会导致税收增加,其他公司也可能因此进入本行业,造成不必要的竞争。当然,公司在订立这种经理人员报酬契约时,就已预料到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并从经理人员的正常报酬中扣除预期投机金额以获得自身的价格保护。也就是说,由于经理人才市场存在着竞争,如果能够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扩大他们的个人效用,经理们还是愿意为低报酬的公司工做的。因此,签订了这种报酬契约,经理人员有了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也就有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那么,公司最优的会计政策是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的一种最优权衡:“严格限定会
7、计政策,以使当前环境下契约成本最小化”与“让经理人员灵活变换会计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包括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成本)”。实证会计理论强调实证研究要回答:什么才是最优的会计政策?不同组织结构的公司其会计政策又有何不同?最后,该理论的目标是要解释和预测不同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因此,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告诉个人或信息使用群体应该怎么做,而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的理论称为规范性理论。本书就同时运用了实证和规范性理论。单人决策理论和第 3、4章所述的投资理论就是规范性理论的例子如果个人想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他们就要遵循这种理论。规范性理论是否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取决于个人是否真如规范性理论
8、所预测的那样进行决策。当然,一些规范性理论还是具有预测力的。例如,我们确实看到人们正在分散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即使一种规范性理论可能不能很好地做出预测,它仍是一种好的理论。不能很好预测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理解这种理论需要时间。人们可能不遵循这种规范性理论,因为他们不理解它,或者因为他们更喜欢其他理论,或者只是出于习惯。例如,投资者可能并不采用分散投资组合的策略,因为他们相信技术分析 3,并将他们的投资集中在技术分析所“推荐”的公司。但是,如果一种规范性理论确实好的话,我们会看到人们不断地学习并采纳它。然而,与实证性理论不一样的是,规范性理论并不是主要由预测能力来评价;而是由它与个人理性行为基本假设
9、的逻辑相符程度来判定的。一些人开始致力于研究哪一种理论方法是正确的。如波兰德、高登(Boland and Gordon,1 9 9 2)和戴姆斯基(D e m s k i,1 9 8 8)。我们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性方法对理论发展和检验都是有用的。只要决策者按照规范性理论做出决策,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性方法就会得出相同的预测结果。实证研究不断地对这些预测进行检验,帮助修正规范性预测。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8.2 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设大多数实证会计理论的预测都是围绕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 m m e r m a n,1 9 8 6)所提出的三大假设做出的
10、。以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 m m e r m a n,1 9 9 0)二人的观点为依据,我们将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分析这三大假设。1.分红计划假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在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中,经理人员更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程序。第8章实证会计理论表173下载174财务会计理论下载这个假设看起来很合理。公司经理和其他人一样也喜欢高报酬。如果他们的报酬主要(至少部分)是与报告净收益相关的红利,那么他们就会尽量提高净利润来增加他们当期的红利。其中一种办法就是选择能增加当期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当然,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理,若其他项目不变,这种方法会降低以后期间的报告收
11、益和红利。但是,经理人员未来红利现金流量获得的个人效用现值,会由于从未来提前到现在而得到增加。2.债务契约假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公司越有可能违反以会计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条款时,其经理人员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未来期间报告收益转到当期的会计程序。理由是增加报告净收益会降低公司技术性违约的概率。大多数债务契约都备有借款人在契约期间必须遵守的保护性条款。例如,保持一定标准的权益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及所有者权益。如果公司违反了这些条款,债务契约就会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对其股利发放或继续贷款进行限制。显然,违约条款限制了公司的经营行为。为了防止或拖延这种违约,经理人员会变换会计政策来提高当期收益。根据债务
12、契约假设,当公司即将违约或实际上已经违约时,就更有可能这么做。3.政治成本假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公司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经理人员就越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当期递延至以后各期的会计程序。政治成本假设给会计政策选择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例如,政治成本可能是由公司的高盈利能力引起的,因为公司的高盈利能力会受到媒体及顾客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很快便转变成对公司的一种政治“热”,政治家们不得不对公司开征新税或施以其他的规范管制。例如在原油供应有限而汽油价格又不断上涨的时期,石油公司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高价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对石油公司开征特种税以收回其额外收入。所以,石油公司经理觉得改用后进先出法会减少此类事情再
13、次发生的可能性。公司规模太大通常也会引发政治成本。例如,大公司可能仅仅因为看起来很大很有势力,就得受到更严格的行为规则的限制,例如环境保护的责任。如果一个公司规模很大,同时盈利能力也很高,这种政治成本就更大了。公司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要支付政治成本。例如:外来竞争会降低本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要想避免这一点,受影响的公司就得设法促使政府采取进口保护措施。一种方法就是采用会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让政府知道自己的利润正在下降。这三个假设构成了实证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以它们为依据,可以得出一些经得起实证检验的预测。例如,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其经理人员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比没有实施此类计划的公
14、司经理更激进。此外,我们还可以推断出,当某项会计准则提案会导致公司报告净收益的降低或是会增加公司的债务违约行为时,对于此类准则,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中的经理会持反对意见。因为有了这类准则,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做文章以使当期报告收益最大化就更困难了。与此类同,根据债务契约假设,权益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其经理人员越会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同时也会抵制限制他们这么做的新准则。同理,根据政治成本假设,大公司会选择比小公司经理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而且也不大可能反对降低公司报告净收益的新准则。8.3 实证会计理论的检验实证会计理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7.6节讨论的列夫(L e v,1 9 7 9)的文章就
15、是一种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列夫并没有建议公司和投资者应该怎样应付 S FAS 19披露草案。相反,他把重点放在投资者对于石油天然气公司从完全成本法转换成成效成本法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因此,列夫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以下问题的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公司会选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为什么一些经理反对改变这些会计政策;为什么投资者会对会计政策改变的净利润潜在影响做出反应。实际上,列夫将分红计划假设和债务契约假设归结为市场对这一会计政策变更做出的不利反应的原因。因为经理人员可能用机会主义行为来保住红利并且避免债务违约,有效市场对此将做出不利反应。许多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已对上述三个假设做过检验。例如,希利(H e a l
16、y,1 9 8 5)就研究过分红计划假设,他发现,其分红计划以报告净收益为基础的公司的经理中,普遍存在采用应计利润政策来使他们的预期红利最大化的现象。希利的文章及后来的一些研究将在 11.2节中予以介绍。斯威尼(S w e e n e y,1 9 9 4)对债务契约假设进行了检验。她选取 1 9 8 01 9 8 9年第一次违反债务条款的1 3 0家制造业公司做为样本公司,另外又选中规模相同的同行业 1 3 0家未违约公司做为控制样本公司。斯威尼收集了公司年报及管理人员讨论分析书上有关债务契约的信息。她发现大多数公司违反的是营运资本及股东权益的保护条款,而违反负债权益率及利息保障倍数条款的则相
17、对较少。许多样本公司对债务违约损失的性质进行了披露,主要有增加担保品、对再借款的限制以及提高利息率等。斯威尼发现给定一个 8年时段,在这8年里违约的样本公司,在违约前 5年平均进行的自发性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比控制样本公司多得多,而且这些变动引起的违约公司报告净收益平均波动也大得多。这些变动主要包括养老金计划、失业抚恤金、存货计价等会计政策的变动。除了刚才提到的自发性会计政策变动,公司还可能在新会计准则采用的时间上对报告净收益动手脚。举个例子,有关外币兑换的 S FAS 52在1 9 8 1年1 2月发布,但是,它的生效日期是 1 9 8 2年1 2月1 5日当年及以后的财政年度的,当然鼓励
18、尽早采用新准则。那么,一个以 1 2月3 1日为年度终了的公司可能一直等到1 9 8 3年1 2月3 1日的年报上才采用该项准则,或者早在 1 9 8 1年1 2月3 1日年报中就采用了。如果一个公司在 S FAS 52下的报告净收益比在S FAS 8下的收益高,那么根据债务契约假设,公司在即将或已经违反债务条款时,会尽早采用该准则。斯威尼发现违约样本公司确实有尽早采用会增加收益的准则,而延迟采用减少收益的准则的现象。控制样本公司就没有这种行为。斯威尼对自发性和强制性会计政策变动的调查结果,与债务契约假设,即经理人员会牺牲债权人利益而选择会计政策进行投机的预测是一致的。斯威尼的研究结果表明,事
19、实上在 1 3 0家样本公司中,只有5 3家在8年中面临违约时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换。也就是说,前面得出的结论对这未做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的 7 7家公司是不适用的。那么,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来分析债务契约假设是否合适就值得考虑。为什么一些违约公司会用会计政策来增加报告收益,而另一些公司并不这么做呢?斯威尼把那些“会计灵活性”很小同时违约成本又很低的违约公司挑出来。如果公司进行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的灵活性很小(如,它们已经在使用先进先出法存货计价法和直线折旧法了)而且又没有违约成本(没有在年报上报告违约成本的公司看做是没有违约成本)的话,它们就不会进行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换。她发现在样本公司中,
20、同时具备缺乏灵活性和低违约成本两种特征的公司所做的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换,比不具这些特征的公司少多了。这说明经理们对违约条款的反应是相当理性的,他们会考虑会计政策变动的成本效益性。这一结果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意味着从机会主义观的角度来分析债务契约假设并不完全,第8章实证会计理论表175下载因为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可以的。我们后面会谈到有效契约观的问题。至于政治成本假设,许多经验研究都集中于公司规模。然而,这种政治成本的计量,又会受其他与公司规模有关的因素如收益和风险的影响而变得复杂化。分红计划和债务契约假设对会计政策的预测与公司规模假设相反,因此也必须考虑它们的影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21、,政治成本假设实证研究就只能关注政治成本特别显著的情况。其中一种是公司在外国进口压力下的情况。在美国,当政府决定对某一受到外来进口压力的公司进行援助前,要对公司进行调查,即进口救济调查。琼斯(J o n e s,1 9 9 1)对处于这种调查中的公司调低报告净收益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对受到外来不公平竞争影响的公司来说,政府给予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策略。贸易法案也允许这样的措施,例如给受到外来不公平竞争影响的公司予以行业关税保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调查公司利益是否真的受到了损害。主要调查受影响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等经济因素。但是,这种保护也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因为消费者最终还是会拒绝高价的,而
22、且外国政府也可能会以报复性关税反击。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公司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害,就会将提案送至总统处,总统有6 0天时间裁决是否授权进口救济。如果不授权,国会就会出面干涉并否决总统的决议。很清楚,盈利能力下降就足以促成采取进口救济措施了。因此,受影响的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有了选择会计政策来进一步调低报告净收益的动机。当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政治家和公众都知道这种动机。但是,正如琼斯所指出的,这些信息使用者群体没有动力去纠正这种下调利润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能使公司获得救济但会引发高价效应的行为就不足以让顾客群起抵制它。就连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出于对申诉公司的同情,也不会去纠
23、正这种盈余管理的。如果盈余管理不易察觉的话,对它的消极监管现象就更易出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调低报告收益的有效方法就是操纵与应计利润有关的会计政策。例如,一个公司可能夸大折旧和摊销费用,可能会虚增产品质量保证、意外事故及回扣所形成的负债,也可能会计提大量的坏账及过期存货准备金,这些都称为操控性应计项目。琼斯对公司是否运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降低报告收益进行了调查。她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从1 9 8 0到1 9 8 5年六次进口救济调查中的5种行业里,选出2 3家公司做为样本。一个公司一年的应计项目总额的确定很简单。一种方法是用净利润扣减经营现金流量。应计项目通常定义为公司一年内所有记录的非现金流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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