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后感五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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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后感五篇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后感五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后感 篇一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
2、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
3、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
4、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
5、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一、韩愈的生活态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看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估计就像他后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从三次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后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
6、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后来追述说:“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弇)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
7、凉”,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后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后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
8、,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分司东都,日子依然不好过。这不仅
9、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四十贯,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
10、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则五百匹就是四十万即四百贯钱。“四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四十文,一斗米五十文。四百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
11、“尚有馀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四百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无可厚非。元和十四、十五年(819、820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一百八十贯,中州为一百五十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
12、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四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一百贯)以为举本,收其赢馀”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
13、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
14、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三、韩愈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这里依然主要指衣食住行,并按此顺序进行探讨。韩愈胖而少髯,三十五岁左右已是“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他不大注重修饰,也不似白居易那样在诗文中对服章有大量的描写。从他留下的诗文,我们只知道当时一个官员大概会有三类衣服。一种是朝服,用于重要场合例如元日冬至朔望朝会等。唐后期的上朝用朝服曾经非常混乱,但在贞元元和间有过一些整顿。贞元七年(791年),“上问冠冕于宰臣。时董晋对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动有佩玉之响”。元和十二年(817年),“太子少师郑余庆
15、奏:内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自今已后,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所以我们在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看到他是“珮玉冠簪犀”,在朝归诗中看到他是“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珮”。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进贤冠太子詹事府、三寺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诸珮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韩愈时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故所言符合朝服制度。除朝服外,当时官员还有章服,即常服加鱼袋,在一般公事时穿服。韩愈元和十一年(816年)为中书舍人。唐制,散官五品以上给绯服、三品以上给紫服。韩愈所任中书舍人虽是正五品上,但其散官则为正六品的朝议郎,不当穿绯服。要想穿绯服,只有靠恩赐。
16、我们看到,韩愈正是享受了“赐服绯鱼”的待遇。待到他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官拜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职官散官虽均不到三品,但因唐后期极宠行军司马,故亦得到“赐金紫”的待遇。到他因谏佛骨被贬潮州,金紫的章服也被剥夺,直至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才“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即又得到了“赐紫金鱼袋”的恩赐。韩愈能穿紫服垂金鱼袋,心中自然高兴。他在示儿诗中说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不知官高卑”显然不是真的不知,因为“玉带悬金鱼”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韩愈心中的得意。朝服、章服之外,自然还有平时穿的一般衣服。韩愈晚年自称“闲人”,常住在郊外,所穿
17、衣服是“白布长衫紫领巾”。“长衫”是唐代男子最常穿的外衣,多为圆领,夹的绵的称“袍”、单的称“衫”。“领巾”就是幞头,也是当时男子头上常戴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颜色。一般而言,“白布”应是庶人穿着的颜色和服料,而幞头应是黑色的。但是韩愈系了顶紫色幞头穿了件白色长衫,可见唐代官员家居或出游总之在非公事时,穿着比较随便。关于衣生活还要注意两点。第一,韩愈生活贫困时,穿衣自然也比较困难。比如在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儿女“袴脚冻两骭”;三任国子博士时,“冬暖而儿号寒”。第二,虽然韩愈十分重视华夷之辨,但从他留下的诗文却看不到像白居易和元稹那样对“胡服”的评论和对“时世妆”的意见。原因何在?我以为或许“
18、胡服”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而“时世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流行。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即韩愈与元、白的生活旨趣不甚相同,注意点自然也就不相同了。饮食方面韩愈没有什么禁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从留下的诗文看,他在主食方面似乎吃米饭多吃面食少;在副食方面则吃蔬菜比较多,例如有莴芹、菱芡、笋、木耳等,鱼也吃得比较多;水果则有橙、栗、梨、樱桃。到四十五岁前后,他只剩十几颗牙,于是只能吃软食,即“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他的贤妻怕他看见硬东西吃不了,心生怅惘,甚至“盘中不飣栗与梨”,干脆不让他看见硬东西,可谓关怀备至了。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被贬潮州,能不能吃南方的各种菜肴对他就成了一
19、种考验。在潮州,韩愈写了两首诗来谈南方的饮食,其中一首是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另一首是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中写他浇上盐醋,拌以椒橙,来吃鲎、蚝、蒲鱼、虾蟆、章举等的情形,并说他最终也不敢吃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作为一个正统儒家,一方面坚守着华夷之辨的立场,同时作为一个治民的长官,又在努力适应当地的风俗。他说:“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韩愈对边地人民采一种强烈的鄙视观点,这在现在来看自然是应该批判的,但韩愈描绘的当时的南方饮食,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饮食史资料。韩愈又喜欢喝酒,从少年时就喜欢喝。在诗中不断吟唱“破除万事无过酒”,“断送一
20、生惟有酒”。特别是愁苦时,喝的更多,常常“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韩愈喝的酒,留下名字的有“抛青春”和“绮罗春”。据唐国史补卷下,唐开元长庆间名酒以“春”为名者甚多,如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如此看来,韩愈喝的也是当时的名酒了。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没有关于喝茶的词句。虽然喝茶当时已在北方地区普及,但韩愈显然不喝茶。由此可以提醒我们去研究,到底“喝茶”在文人型官员中普及的程度如何。食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宴会。这是当时文人型官员的重要生活内容。宴会,自唐初就有,但到贞元以后发展为极盛,唐国史补卷下就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生活在这一时代的
21、韩愈自然也受这种风俗的影响。大致说来,韩愈参加的宴会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送人宴会。或者是上司送人,要求下属必须参加;或者是朋友相送,依依惜别。前者如汴州节度使董晋送监军俱文珍赴京师,“陇西公(指董晋)饮饯于青门之外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韩愈当时为汴州观察推官,是董晋下属,自然被要求参加了这次宴会。朋友相送例如处士石洪赴河阳幕府,“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筵于)上东门外”。韩愈作为石洪“常所来往”的朋友,参加了这个送别宴会,并为众朋友的诗歌作了序。这种送人宴会在宴会中所占比例甚大,并且其特点是必饮酒必作诗。于是,出游的发达和诗歌的发达就汇合在了宴会的发达中。另一种类型是朋友相聚
22、。参加这种宴会是韩愈最愉快的事。他曾写有醉赠张秘书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参加宴会的喜悦。诗中说:“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性情相投又擅诗歌的朋友聚在一起,边饮酒边作诗。诗借酒力,酒助诗成,何等畅快!韩愈接着嘲笑了那些不懂诗文的富贵子弟们的宴会,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这种“罗膻荤”的宴饮这种“醉红裙”
23、的生活方式一向为韩愈所不屑。这是韩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第三种类型是官府组织的宴会,包括赐宴、会食等。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贞元四年(788年)九月,德宗下诏说,“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并赐钱一百至五百贯。这种宴会一开始是百僚集中在一处,到贞元九年(793年)“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于是中和节那天“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分宴”就
24、是各部门自己组织宴会。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为四门博士,三月三日那天,国子司业武少仪就“总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撙俎既陈,肴羞惟时。盏斝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组织了一次本部门的“三节日”宴。这种宴会的社会性比较强,其目的是密切上下级关系,“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另一种在官府日常进行的宴会是“会食”,实即工作餐。当时的会食,宰相在政事堂,诸司、州府在公堂或食堂,也有许多应该遵循的礼仪。李翱作韩公行状,讲了韩愈会食时的这样一段逸事:“(韩愈)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指韩愈)命吏曰:召直讲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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