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中国国税_地税机构是否存在合并趋势.pdf

《兼析中国国税_地税机构是否存在合并趋势.pdf》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兼析中国国税_地税机构是否存在合并趋势.pdf（9页珍藏版）》请在淘文阁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与中国税务组织结构优化3 兼析中国国税、地税机构是否存在合并趋势任寿根(江西财经大学财金学院 330000)内容提要:本文从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出发探讨了中国税务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并分析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中国国税、地税机构是否存在合并趋势的问题。本文在对中国现行税务组织机构运行绩效考察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征税成本曲线呈抛物线状,表明中国征税成本正呈递减趋势。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详细论证了中国国税、地税机构不存在合并的趋势,相反,分设更为彻底却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得出了与一般看法不同的结论,并对优化中国税务组织结构提出了政策建议。关键词:征税成本 税务组织结构 优化 规模经济3 本

2、文是作者在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的成果,得到我的两位恩师洪银兴教授、吴俊培教授的指导,江西财大党委书记伍世安教授、校长史忠良教授也给予了很多帮助。一、引 言为了获取一定规模的税务收入或完成税收收入预算数,征税成本是否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人们认为从观念上或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征税绩效评估机制,人们的征税行为常常不顾忌征税成本约束,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认真考察税务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戴维(2001)认为,战略的变化往往要求组织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由于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标和政策是如何建立的,以及组织结构决定了资源的配置。维隆 布朗多尔(20

3、00)指出,设计出色的组织结构是有效税务管理的基础,许多国家税务管理的组织结构都没有建立在全面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是历史事件或官僚惯性的结果或是一种大杂烩。税务组织结构直接关系到一国税制能否被有效执行,关系到一国税务管理的效率,关系到税务管理当局人力资源配置状况以及职员的劳动生产率。税务组织结构设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一个在理论上必须澄清的问题。目前,包括广大纳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员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普遍关注和议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国税、地税两套机构是否会合并。人们普遍关注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税务组织分设国税、地税以来,人们普遍感觉到征税成本大幅度上升,认为

4、增设一个税务机构必然要增加税务人员和各种开支,征税成本自然会增加。其二,虽然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多年,但人们至今仍然认为分设两套税务机构没有必要,地方税收可通过在一个税务机构内增设一个部门来负责征税,也就是说,至今人们对分设两套税务机构的理论渊源仍未搞清楚。其三,自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分设以来,纳税人普遍感觉到遵从(纳税)成本增加的压力,办理涉税事宜要到多个税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有时既要接待国税部门的检查,有时又要接待地税部门的检722003年第2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

5、served.http:/查,有时还要接待同一部门的不同单位的检查。上述三个原因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征税成本,二是纳税成本。本文的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在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条件下税务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第三部分对现行税务组织结构运行绩效进行了评估;第四部分提出了优化中国税务组织结构的政策建议。二、规模经济、征税成本领先与税务组织结构优化迈克尔 波特(Porter,M.,1980)指出,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三个基点为成本领先(cost leader2ship)、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和专一经营(focus)。成本领先强调以尽可能低的单位成本价格为价格敏感用户生产标

6、准化的产品。成本领先实施结果表现在高效率、低管理成本、低资金、制止浪费、严格审查预算要求、大范围控制成本等。由于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在管理领域存在某些方面的相通性,迈克尔 波特的成本领先理论可引入到税务组织结构的设计中。所谓征税成本领先是指在既定税制条件下,以尽可能低的征税成本获取税收收入。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与X效率假设是一致的。X效率又称组织效率或动机效率。X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未知因素。如果在生产一定量产出时实现了成本最小,那么该组织存在X效率,否则,它就存在X低效率。税务组织的产出值可由实际征收的税收总额价值反映,其投入值可由因征税发生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支出价值反映。如果在实际征收的税

7、收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征税成本最小,则该税务组织存在X效率。否则,就存在X低效率。在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条件下,优化税务组织结构的关键在于获取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反映的是组织的产出与所有操作环节合理组合规模间的关系。在税务管理活动中,如果一个税务组织征税平均成本随税收收入增加而下降,那么该税务组织就获得了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一个税务组织征税的边际成本高于征税平均成本,则存在规模不经济。若用P表示征税平均成本(AC)与边际成本(MC)的比率,则若P 1,规模经济就存在;若P=1,规模报酬不变;若P 1,规模不经济存在。在征税过程中,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有二:一是扩张税务组织的边界或扩大税务

8、组织的规模;二是提高征税程序的专业化程度,因为分工有助于提高效率。征税成本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人力资本价值支出;二是日常公务经费;三是设备购置费;四是基建费用。第一项和第二项组成可变征税成本,它是税收收入的函数。第三项和第四项组成固定征税成本(含沉淀征税成本),固定征税成本不是税收收入的函数。一个税务组织的设立不管未来征税规模为多大,都需要投入基本的成本,如固定征税成本,因此,如果它征税的规模越大,则所需的平均总成本越少。扩大税务组织的规模或边界有一个限度,无限制地扩张一个税务组织获得的规模经济,会被因此带来的其他成本的增加而抵消,如监督成本的增加。那么,一个税务组织(类似于一个厂商组织)的

9、最佳规模在哪里呢?在科斯的“边际点”上,即当一个税务组织规模扩张至某一边际点,在此获得的征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在税务科层组织结构中,存在广泛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就难以避免代理成本和道德危机问题。詹森和梅克林把代理成本划分为委托人的监视费、代理人的担保费用和剩余损失,在税务科层组织结构中,代理成本主要是委托人的监视费(表现为梯形结构)和剩余损失。假设在某一税务科层组织结构中(如基层税收征管单位),负责人A为委托人,具体税务执法人员B为代理人。作为代理人B的行动本身是不可观察(unobservability)和不可证实(unverifiability)的,但其行动结果是可知的,即征得了多少税

10、收收入。委托人A存在一个目标值,他努力寻找能反映代理人行动的信号,并据这些信号设计激励或监督代理人的机制,使其行动结果接近或等于委托人的目标值。代理人B通常采取受贿(其中含创租)或不努力工作等方式使其目标函数极大化,从而产生道德危机问题,委托人A阻止或防止代理人A受贿需花费大82任寿根: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与中国税务组织结构优化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量的监督成本(一种代理成本),这种监督成本与该税务组织的规模是成正比的,这就阻止了该税务组织规模

11、的无限制扩张。委托人A激励B努力工作的方法有多种,但最重要的是提拔,而提拔受职位数限制。若将一个税务组织分解为两个或多个,便增加了职位数,从而有利于激励其努力工作,但这又会增加征税成本,因此需要在增加职位数发生的边际成本与因此带来的边际激励效果间进行权衡。如果通过采取增加职位数的方式使B努力工作所获的边际税收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则这样做是不可取的。采取提拔激励机制隐含一个条件,即以B努力工作的状态为参数。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交易效率或协调水平决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序,当实际交易效率(协调水平)很高时,人们会选择专业化,因为此时专业化的好处会超过交易费用,如果实际交易效率(协调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

12、交易费用会超过专业化的好处,人们会拒绝专业化。换言之,全部均衡是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在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结构中的均衡;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是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税务组织结构中的分工或专业化的组织形态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征税效率优势:一是提高征税规模经济效果;二是对分工结构中的代理人形成相互监督,从而减少税务组织结构中的独立监督成本。在征税过程中,可以将征税按一定标准分解为若干个工序或程序,并在组织中予以确认,且对征税人员进行专业化分工,确实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种规模经济)。但不同的分工标准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程度是不同的,这里存在一个技术问题。

13、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征税过程中,分工是否越细越好,专业化程度是否越高越好。事实上,分工或专业化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征税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成本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划分和追究税务人员的过错责任,如何解决税务过错责任的上移问题,如何解决分工各方相互推诿和卸责的问题等等。有趣的是,获取规模经济的两条途径(扩大组织边界与提高分工水平或专业化程度)有时会产生对冲效应。在税务组织结构中,一方面,分解税务组织结构,提高征税过程的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可以产生递增报酬;另一方面,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税务组织结构分解的要求,使税务组织规模缩小,会导致递增报酬的减少。因此,在设计税务组织结构时权衡税务组织

14、合成与分解的利弊得失,关键是要在边际上获得均衡。税务组织结构有五种模式(维隆,2000):一是按税种类型设置模式(tax2based model);二是按职能设置税务机构模式(function2based model);三是按纳税人类型设置税务机构模式(client2based mod2el);四是垂直分级体制模式;五是混合模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混合式模式,采取单一模式的国家较少。混合模式类似企业组织矩阵结构,其特征是在整个税收征管体制中,既有垂直分级体制模式,也有按税种类型、按职能分工、按纳税人类型设置的税务机构模式。其优点是依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在比较征税成本的情况下设置税务组织,其缺

15、点是增加了税务组织结构设置的复杂性。三、中国税务组织结构绩效评估(一)中国税务组织结构运行状况分析自1994年至2000年,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适应的税务组织结构模式。从纵向看,中国税务组织结构为:国家税务总局,省、市、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地(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县(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及其下设的分局、税务所。从横向看,中国税务组织内部结构为:税政业务部门、征收部门、管理部门、稽查部门、计会部门、监察部门、人教部门、信息服务部门等。中国税务组织结构模式历次变迁基本上都是围绕矩阵式展开的,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矩阵式的结构不同而已。如垂直分级体制模式一直贯穿整个税

16、务组织结构演变始终,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与按纳税人类型设置税务机构模式相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与按职能设置税务机构模式(征、管、查分离)相结合。922003年第2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至2000年,各级国家税务局机构数为28232个,其中,总局内设机构数11个,县(市、旗)国税机构数为19026个;地(市、州、盟)区国税机构数为3714个;副省级城市区国税机构数为942个;直辖市区国税机构数为953个;地(市、州、盟)国税机构数为2

17、969个;副省级城市国税机构数为23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税机构数为379个。各级国家税务局税务所(分局)机构数为20189个,其中县(市、旗)级拥有税务所(分局)机构数为15157个,占75%。从全国各地看,国家税务机构数超过1000个的地区有河南、河北、四川、广东、江苏、山东、湖北、山西、黑龙江等地,其中,人均征税额较高的地区有广东、江苏、山东,其他地区人均征税额较低。因此,人均征税额与机构数不相关。至2000年,各级地方税务局机构数为35416个,超过了国税机构数,其中,县(市、旗)地税拥有机构27058个,地(市、州、盟)区地税拥有机构3754个,副省级城市区级地税拥有机构824

18、个,直辖市区级地税拥有机构793个,地(市、州、盟)级地税拥有机构2407个,副省级城市地税拥有机构29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税拥有机构286个。地税税务所(分局)机构数为29992个,其中县(市、旗)级拥有税务所(分局)机构数为24372个,占81%。地税机构超过1000个的地区有河南、四川、山西、山东、广东、河北、江西、内蒙、云南、江苏、陕西等地区,由此也可以看出完成税收收入的多少与机构数无关。(二)中国税务组织结构绩效评估评估税务组织结构指标有多种。本文从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出发,主要选取征收成本率、人均征税额、成本收入变动系数作为评估指标。11 国税、地税分设以后,征税成本曲线呈抛

19、物线状。国税、地税分设以前,1992年中国人均征税额为60144万元,1993年人均征税额为72198万元,年均增加12154万元,增幅较大。1994年至1997年,人均征税额由80101万元增加到82126万元,年均增加0187万元,比分税制改革前减幅约达12个百分点。1998年,人均征税额为87129万元,1999年人均征税额为98123万元,2000年人均征税额为121178万元,自1998年至2000年,年均增加17125万元,超过了地税制改革前的年均增加额。从人均征税额看,1992年至2000年中国人均征税额一直呈增加趋势,这并不表明中国税务组织结构绩效一直呈递增趋势,原因有二:一是

20、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8%左右,而税收收入增长率年均超过11%,人均征税额的递增得益于经济的外生增长,与税务组织绩效的递增不存在强关系;二是税务人员数量增加相对缓慢,而实际上这段时期其他征税成本(如电脑购置成本、征税大厅建造及装修成本)却以较大比例的规模增加,人均征税额掩盖了其他征税成本增加的问题。但从人均征税额的年均增幅看,国税、地税分设后,中国征税成本曲线呈抛物线状,人均征税额年均增幅由12154万元减少到0187万元,之后又增加到17125万元(超过了国税、地税分设前的数字)。图1反映了湖北省10个县(市、区)地方税务局1995年至1998年征税成本动态变化情

21、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5年百元税收成本为13132元,1996年百元税收成本为14114元,1997年为14143元,1998年为13148元,1995年至1998年征税成本曲线呈抛物线状,1995年初至1996年底征税成本呈上升趋势,自1997年开始征税成本呈递减趋势。21 地区与地区之间征税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同一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1997年至199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人均征税额年均增加数的区间为3万元 120万元,年均增加数较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均达到120万元),其次是天津(60万元)、广东(40万元)、江苏(40万元)、黑龙江(20万元)、浙江(20万元)、福建(20万元

22、)、重庆(20万元),其余地区均在10万元以下。上海是人均征税额最高的地区,1997年为640万元,1998年为700万元,1999年为830万元,2000年为1060万元,其他地区(除北京、天津、江苏、广东以外)人均征税额均较低。这说明,地区之间征税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另外,同一地区内部征税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从对湖北省天门市、潜江市、荆州市沙市区、石首市、公安县、松滋市、宜昌县、秭归县、宜都市、五峰县等10个县(市、区)地方税务局的调查情况03任寿根: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与中国税务组织结构优化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

23、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图11995年至1998年征税成本动态变化图(抽样结果)(资料来源:桂文奎,中国税务年鉴2000)看,1995年至1998年,10个样本单位累计人均征税额平均值高达52万元,最低仅9万元,相差43万元,近6倍;百元税收征收成本率平均值最低的为5129%,最高的为21141%,相差16112%;成本收入变动系数最高达119(每增收1元税收,征税成本增加119元),最低为012;百元税收成本率1995年最高与最低值相差14119%,1998年扩大到相差15102%。31 征税成本结构中,征管成本占主体,间接成本比重偏高。从征

24、管成本与稽查成本对比角度看,征管成本远高于稽查成本。某市国税局,1995年征管成本占88%,1996年征管成本占91%,1997年征管成本占90%,1998年征管成本占86%,而稽查成本所占比例较低。从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对比角度看,间接成本所占比重过大。湖北省10个样本单位1995年工资支出占26181%,业务支出占13136%,办公支出占13127%,基建支出占33153%,其他支出占13102%;1996年分别为23153%、13132%、10199%、3715%、14166%;1997年 分 别 为22196%、12%、10153%、35197%、18155%;1998年分别为24146

25、%、12165%、10146%、36182%、15161%。四、中国税务组织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一)继续维持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格局,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实现征税的规模经济。从短期看,中国的国税、地税机构不存在合并的可能,从长期看,更不存在合并的趋势,相反,使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更为彻底却是今后的方向和趋势。第一,实证结果表明,国税、地税分设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征税成本的上升。增加一个组织或机构,会带来征税成本的上升。但是,评价组织绩效不能着眼于短期,应立足于战略的角度。目前,中国征税成本呈递减趋势,而且,从长期看,随着各项征管制度和措施的完善,中国的征税成本还会进一步递减。第二,自国税、地

26、税机构分设至2001年,中央级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彻底扭转了机构分设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偏低的被动局面,为成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总量上看,中国税收收入总量增加了2倍,2001年,税收收入一举突破15000亿元,达到15166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717%(超过了机构分设前的增长速度),这样高的税收增长速度在新中国税收史上是一个奇迹,在导致税收增长的诸因素中,经济增长因素占50%,政策因素和税收征管因素各占25%(金人庆,2002)。自国税、地税机构分设至2000年,中国的人均征税额就一直呈递增趋势,2000年人均征税额达到121178万元,远超过分

27、设前的人均征税额(1992年为60144万元,1993年为72198万元),且从相对数看,虽然1995年至1997年人均征税额平均增加数低于分设前,但自1998年至2000年,人均征税额平均增加数已超过了分设前的数字。第三,国税、地税机构分设以来,征税成本确实存在人为因素(非客观因素)导致的非必要性增加,但这不是由于国税、地税分设本身造成132003年第2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19972000年各地人均征税额比较表地区税收收入(十万元)人数

28、(人)人均征税额(十万元 人)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19972000年年均增加数(人均征税额)(十万元)北京424316 491552 698165 884729126331234512477126113440567012天津195723 209405251493326638801856685718481222429396河北267706 29438731374345715483534791348383486566667013山西153775 169147 161661 1749712965925

29、94826264264935767017内蒙古91349102592 110817 130139254762180321812210954556017辽宁308985 328761 341248 3811243946739304394673833388910017吉林144690 153360 162249 182771219182160221762220607778013黑龙江251193 276787 309966 3681892769926570265412607891012142上海870703 924770 1089996 1393741 1353913234132051311564

30、708310612江苏470025 542170 624446 80509541332354563625035107111517234浙江280550 335700 380076 538601378833863638625377217910142安徽191754 218349 224632 225964320623060530306302186777013福建170959 190063 208635 2550921905818111183201844391011142江西101367 113801 120700 139218245462347223594236444556017山东409481

31、 464964 508584 5979896046555500563645787789111河南271656 307060 316159 359238505324842848709487025667013湖北211472 242513 264794 286983561655381954143543674555013湖南208980 231293 243091 259813387343774938043382145667017广东662310 762873 955768 1228651 55303520645059850497121519244广西125725 141652 157183 174

32、3932545522557226082252256781海南3593836082378794200575507018799571445556013四川247177 269982 295304 329092493630087409854091957781重庆93288106975 128790 137329144311280311702116756811122贵州88684106336 115517 1246891828116140161331598757781云南355254 405441 410051 4194032229625123249412486416161617013西藏513458

33、876972782294096599310655677013陕西120221 139022 149601 1756442679125334256092584145671甘肃807298588890358959471454614812150231499766660青海1773119773211412496451105029537053933445017宁厦2314426886276522948244524220426942985667017新疆97141112213 120365 1463791541915258155691552967891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19982001),中国税务

34、出版社。23任寿根:征税成本领先性假设与中国税务组织结构优化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的,而是由于分设所选择的模式不对,两套机构分设不够彻底,没有完全按照分税制的要求设计。如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及新办企业所得税由国税部门征管,而其他企业所得税由地税部门征管,造成国税、地税均要设置和配备有关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机构和人员,均要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和掌握有关企业所得税征管的知识和技能,均

35、要实行有关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程序,其结果是造成征税成本非必要性增加,不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实现企业所得税征管的规模经济。因此,如何使国税、地税部门彻底分离是今后努力的方向。第四,从理论上看,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是实现征税规模经济的需要,是推行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必要手段和措施。实现征税规模经济的一个途径是提高征税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程度,不同的税种所依赖的税制载体、征管程序及征管技能是不同的,通过分设两套税务机构使其分别负责不同税种的征管有利于提高征税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程度,从而获取规模经济。第五,如果将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其造成的资源浪费将是巨大的,且又会产生税收收入“混库”和监督不力的问题。据统计,

36、2000年,全国税务人员总计973578人(正式职工800800人),在正式职工中,30岁以下的有222821人,3135岁的有183393人,3645岁的有273655人,45岁以下的占总人数的85%,36岁以下的占51%。上述数字表现,现有税务人员呈现“年轻化”局面,如果将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众多的年轻税务人员如何分流?而且,合并两套税务机关还涉及到财产、人员、组织结构和征管格局的重新调整,其造成的浪费将是巨大的。(二)重新构造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使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更为彻底。当前,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分工不彻底,征管职能存在交叉,即未严格按照税种类型划分

37、两套税务机构的征管职责和范围。这主要是由于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构造不合理造成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央税体系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公司税和销售税(如增值税为核心),地方税体系以财产税(如房产税为核心)。目前,我国中央税体系以增值税为核心,结构单一,而把本应属于中央税体系的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划入地方税体系中。因此,应对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进行重新构造。中央税体系应以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税为主。地方税体系应以房产税(未出租的个人住房均应缴纳房产税)为核心,或以房产税为主(任寿根,2001)。在重新构造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的基础上,应严格按照税种类型划分国税、地税机构的征管

38、职责和范围,属于中央税体系的税种(包括共享税)全部由国税部门征收,属于地方税体系的税种全部由地税部门征收。如果把房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则需对地税机构进行重新设置,并且应对税务人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房产税基本征管程序、房产价值评估等。国税、地税机构彻底分设并不意味着两套税务机构相互隔离,相反,国税、地税机构应加强交流、沟通和协作。如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码制度。在美国,协调国税与地税机构的途径主要有:一是税款代征,如由某一级税务机构代征另一级税务机构同一税源的税收,避免重复征税;二是税收抵免;三是免征税收,对购买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券所取的利息部分免征联邦所得税。(三)推行税收征管部分业务私人化

39、,大规模、大范围地撤并机构。中国国税、地税内部机构明显过多,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至2000年,各级地税机构数达35416个,超过了各级国税局机构数(28232个);基层税收征收单位已达39529个,其中,地税为24372个,超过国税(15157个)。征收效率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务组织少,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国税、地税部门内部机构应大量撤并,每个县及每个城市仅设12个税务服务中心。这样是否会给纳税人申报纳税及税务部门征税带来不便呢?其实不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对税收征管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把税款实际交纳工作交由银行来负责(比银税一体化前进了一步),使基层税务干部能集中精力管理信息

40、而不是现金。中国也可这样做,把税票填开、(下转第54页)332003年第2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Stiglitz Joseph E.,1990,“Peer Monitoring and Credit Market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3,pp.351366.Varian,Hal R.,1990,“Mon

41、itoring Agentswith Other Agent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Vol.146,pp.153174.Wenner Mark D.,1995,“Group Credit:A Means to Improve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Loan Repayment Performance,”Journal of Develop2ment Studies,Vol.32,pp.263281.Woolcock Michael J.V.,1999,“Learningfrom Fa

42、ilures in Microfinance:What Unsuccessful Cases Tell Us About How Group2Based ProgramsWork,”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Vol.58,pp.1742.Wydick Bruce,1999,“Can Social Cohesion Be Harnessed to Repair Market Failure?Evidence from Group Lending in Guatemala,”EconomicJournal,Vol.109,pp.4634

43、75.Zeller Mansfred,1998,“Determinantsof Repayment Performance in Credit Groups:The Role of ProgramDesign,Intragroup Risk Pooling,andSocial Cohes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pp.599620.(责任编辑:晓 喻)(校对:林 晓)(上接第33页)接受纳税申报全部交给银行办理,按业务量向其支付一定的手续费。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方便企业,企业可直接到其开户银行缴税,而不需先到税务部门开票,然

44、后到开户银行办理缴款手续;二是可以节约大量征税成本;三是有利于税务机关大量撤并机构,集中精力进行税务管理和纳税检查。可以把此种措施称为税收征管业务私人化。实际上,还有许多税收征管业务可交由私人部门办理。因此,通过推行税收征管部分业务私人化,可以对中国税务组织科层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中国税务组织优化的核心是缩减和撤并过量的税务组织机构,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接受纳税申报和发售发票,可通过引入私人部门解决这个问题。参考文献阿库尼亚,1992: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IMF。戴维,2001:战略管理,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龚六堂等,2002: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经济研究 第2期。贺海涛,2

45、002: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新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金人庆,2002: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任寿根,2001:优化地方政府收入结构:以房产税为核心,财政研究 第8期。任寿根,2001:国际洗税,经济研究 第3期。维隆 布朗多尔,2000:税务管理的组织形式选择,税收译丛 第1期。杨小凯,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詹森、梅克林,1976:企业理论,载陈郁编 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中译本(1998),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Moffitt,R.,1986,“The Econometrics of Piecewise Linear Budget Co

46、nstraints”,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4,317328.Pechman,J.,1990,“Tax Reform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3253,Washington.Pfingsten,A.,1986,“The Measurement of Tax Progressio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20,Berlin.Porter,M.,1980,“Competitive Strategy”,Fre

47、e Press.Slemrod,Joel,and Nikki Sorum,1984,“The Compliance Cost of the U.S.Individual Income Tax System”,National TaxJournal,37,Decem2ber,461474.(责任编辑:晓 喻)(校对:晓 鸥)45章 元、李 全:论产出分布对团体贷款还款率的影响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Abstracts of Papers in E

48、nglishEfficient Institution and Restri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sHan Chaohua(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he policies of granting autonomy and sharing profit in the reformof China were usually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transformation thatis not concerning the prope

49、rty rights and ownership.However,those policies have involved various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ar2rangements of public sector.The reform of granting autonomy and sharing profit has made the government finance fading out offunds providing for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freed from the liability of S

50、OEs deficit since 1980s.In the other hand,however,those policies have failed to get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SOEs efficient,because they were confined to the economic as2pects of SOE and unable to extend to the administrative aspects of the institution.This is resulted from the dominanc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