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成书与流传.doc

《《诗经》的成书与流传.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诗经》的成书与流传.doc（26页珍藏版）》请在淘文阁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与流传有关诗经的编集与成书诸问题，古今学者谈过很多看法。但由于这方面缺乏较直接的证据，间接的证据也不多，很多论著只是在依据材料的取舍上有所不同，或作了不同的解释而已，所以大家仍然在重复着一些老问题、老话题，或者在一些无谓的问题上争来争去，因而关于诗经的成书过程的研究，似乎并无多大进展。多年前我曾有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与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两文论此 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从总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论诗经的编集与雅的分“小”、“大”两部分，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再依据其他材料，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加以观察，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

2、所裨益。一、 “采诗”说与人们的普遍误解汉书的艺文志和食货志中都说到上古的采诗制度。艺文志中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规牖户而知天下。”曹魏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注疏宣王十五年更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另外，有“轩车使者”、“遒人使者”、“遒轩之使”之说，出于刘歆与扬雄书及扬雄答书。与扬雄书云：诏问：三代、周

3、、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 代语、僮谣、歌戏。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关于这些说法的可信程度，前人看法不一。主要疑问是：（一）、在两三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中，会不会有这种制度？（二）、诗经中何以有的诸侯国和地区有诗，有的没有？有的多，有的少？关于第二点，孔颖达毛诗正义作过解释，但其看法对当时的政治有些理想化 毛诗正义诗普序周南召南谱孔颖达云：“巡守陈诗者，观其国之风俗，故采诗时，以为黜陟之渐。亦既僭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故不录其诗。又且小国政教狭隘，故夷其诗，轻蔑之而不得列于国风也。滕、邾、纪、莒，春秋时之小国，亦不录之，非独南方之小国也。其魏与曹

4、桧，当时犹大于邾、莒，故得录之。春秋时燕蔡之属国大而无诗者，薛综答韦昭云：或时不作诗，或有而不足录。”。我认为诗经中有的诸侯国没有诗，有的多，有的少，这会有各种原因如距王畿之远近（决定采诗之方便与否），同王室之关系（决定是否献诗或献诗之多少）；也会有各种的偶然性（如存佚、编者的政治态度与好恶等），所以这不能成为否定春秋以前采诗、献诗制度的理由。关键在于第一点：两三千年以前会有那样组织严密、覆盖普遍的采诗制度吗？人们看问题时总是脱离不了今人的意识，总是以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去看古代社会。这就象带着有色眼镜看东西，难免带上了一种预设的色彩。古代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以至于交通状况肯定没有今日的完备

5、，可以说差得很远，但当时人们的意识也没有今天的复杂。当时国家政治上的举措，在是权力核心区认识的转变；其意识方面的影响，主要在城邦之内，至于鄙野农民，主要承担公田劳动及徭役赋贡之外，罕问其他。当时王朝并没有多少向下室达的政令，也并不是常常制定法律、修改法规，其很多举措是借助于长久形成的习俗、礼仪来完成的，王者多在于顺应习俗和加以引导而已。但那时候也没有假新闻，民间也不会有不合实际的虚张声势的“遵命文学”。王公大人要娱乐，要听各种新歌甚至新的曲调。从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讲，宫廷、贵族之家的乐师即使水平再高，也不是完全由自己编造可以应付得了的；实际上，所有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的水平也正是在大量接触民间

6、艺术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取得成就的，而不是闭门造车状况下成长起来的。由于这个原因，乐师们必然要求下面有新的歌词，新的唱法提供给他们。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君、卿、大夫的生活喜好的，从下属一些人看来，甚至比关乎国计民生的事还重要。所以，这条“献诗”的渠道，自然会形成的。文献中所说先秦时“制度”，也并不一定即如后代明文规定、立为章程的东西，有些不过是惯例，或礼俗，即如礼记一书中所记先秦时代很多“礼”，其实有不少并非是很死的规定，不过是礼俗、习惯作法而已，有的只是在个别场合实行的，或者是讲述者认为的理想的作法，未必周天子统治下各诸侯国皆如法实行。关于“献诗”，有的是为了天子或诸侯国乐师不断丰富演唱内容的需要

7、，个别是天子或诸侯国的君王在治下某卿大夫处听到好的歌词、曲调， 因为喜爱而命自己的乐师研习之，甚至并其乐人一并要来，这都是可能之事。至于卿大夫因为讽谏的需要引述一些民间歌谣，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事，因为那个时候论述问题不一定有今日之细致的调查、作较全面的量化的说明或论证。当时“政”、“礼”、“俗”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尚无明确的界线。现在，最关键的便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道环节采诗制度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汉书、说文和何休春秋公羊传注中说法是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诗经国风中作品从地域来讲东至于齐，西至于秦，北至于今河北，南至于今湖北，这么广阔地域上的作品要收集起来，编为一书，总要有一个

8、集中的过程，有一种集中起来的方式。何休的说法似乎太理想化。古代的乡邑未必如后代有专门管文化的官员，负责收集民歌之类，并层层上移，如今日的行文渠道一样。但何休所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大体是不错的。当然，人民也有欢乐的时候，也有谈情说爱的时候。我们以何休的这两句话来说明当时诗歌完全是出于歌者内心，并无虚增、掩饰的成分，是对的，但也不能认为只有“男女有所怨恨”时才唱。因为这一点也关系对到古代采诗目的的认识。不能以为古代的采诗完全是出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班固、许慎之说虽然从对采诗制度的美化方面说，与后来的何休一样将采诗活动完全政治化了，但从对采诗制度存在形式的看法上，同刘歆、扬雄一致

9、。从刘歆的行文看，此前古代文献中应有关于采诗的记载。关于西周春秋时代民间歌谣的作者，除服徭役者外，当时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无论自由农民还是农奴，还是农业奴隶，他们的生活一年中有很强的节奏性。这从诗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豳风七月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农民无论男女，一年忙忙碌碌，基本上在田野劳作。没有一点空闲，直至年底，“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才“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算落了家。严冬之时冰天雪地，大多是守在家中而已。至开春之后，天气渐暧，大自然也透出一点春意，人们在河中洗浴也有可能，地里的活又尚未开始，于是，人们象过节一样欢会唱歌，借以抒发情绪，调整心理。男女青年更

10、是借此短暂的时机，互相了解、交流思想，建立感情。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贵族们的庆典活动，也是顺应了这种生产与生活的节奏。孙作云先生的诗经恋歌发微对此也有详细的论述 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文学遗产增刊第五期，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不收入孙氏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以此言之，汉书食货志中说的“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云云，并非完全向壁虚造。也就是说，在此时有人到各地去采集歌谣，应为可能之事。既然要采集歌谣，那么这些人就知道哪些是旧有的，哪些是新的，也应该精于音乐，熟悉诗歌，属于艺人一类。只是我们从汉书食货志所说“孟春之月，群居将

11、散”等语分析，这些人活动在民间，初春各地有歌会之时采集民歌，而农忙时间，也一样地参加劳动。诗经小雅大田中说：“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则即如何休所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也并不可能全都靠采诗以为生计，三千年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完善到比现在还好。所以，这些人也应该是双重身份；农民艺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看作像现在的新闻记者一样那就错了，如果看作象新闻系统的通讯员一样，还差不多。前人认识的错误，也在这一点上。二、从“春官”风俗看古代的采诗诗制度现在就要谈一谈散布在民间收集民歌的这些半民间、半官方的下层“乐师”或曰民间艺人，是否存在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是

12、僵死地理解文献中的记载，不去死抠字眼，而联系当时社会状况，联系民俗方面的某些文化遗存来看，春秋以前有采诗的人，是可能的，不能完全否认刘歆、扬雄、班固等人的说法。同刘歆、扬雄、班固、许慎说的采诗者有些相近的，是直至近代、直至今天尚存在于甘肃陇南、陇东的“春官”。在甘肃陇南的西和县坦途关，礼县雷坝、王坝，成县鸡山下，历史上是出春官之地。庆阳也有些地方有，而以西和县坦途关的最为出名。西和县全县只有坦途关一个村出春官。他们每年腊月、正月要到全县城乡各处“说春”。村里旧俗说：谁家有男子而不出去说春，对家中不利。春官为成人男子，他们记的歌词多，口才好，唱腔好，能随机应变，出口成章。每年冬至前后外出 “说春

13、”，送“春官贴”（即二十四节气表，上面还绘着一个人，骑着一头牛），到立春前后结束。这个时间正是农闲，人们准备过年，以及欢庆春节、走亲访友的时期，也是各行各业的人最高兴的时期。说春的一般是两人一路，也有一人单独走的。一般抱着一个木雕的小青牛，上面缠着五彩丝线，叫“春牛”；肩上搭一个搭裢，里面装有“春官贴”及外出日用之物。手里拿着唱春时的敲击乐器木梆简板或竹板。有的还拿一个鞭杆（用以护身和上山接力的棍）。到人家后，将所带春牛置于桌上，给主人家放一张“春官贴”，然后唱。唱的内容根据主人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多为祝贺庄稼丰收，六畜兴旺、生意兴隆、发家致富及老少平安的词，如二十四节气歌、新春喜等；还有专门在

14、城镇各业门前唱的铺子春、木匠春、铁匠春、生意春、店子春、裁缝春、药王春、染房春、漆工春等。另外也有些属于劝世及教育的歌如二十四孝、劝世春、女儿春、懒人歌等有一首劝世的歌中说：“有了钱，有了田，为富不仁讨人嫌。众人口里有毒哩，口碑好路宽宽；为人良心要揣端，吃哩睡哩才安然；为人良心揣不端，句到阴曹苦无边。”如有一首女儿春中说：“一学剪，二学载，三学绣花四做鞋。五学厨中巧做饭，六学礼仪把客待。七学行孝敬长辈，入学诗书有文才。九学性柔不轻狂，十学不生是非嘴儿乖。又一首中说：“在家全靠你爹娘，婆家全靠心眼亮；迟点睡，早点起，梳洗好了快出房。扫地你把水洒上，离地之尺有佛像。恐怕大人不怪罪，罪孽都在娃身上。

15、担水不要水担响，惊动四海水龙王。水担绳绳不降罪，罪孽都在娃身上。架火不要对面坐，恐怕冲了灶君王。阿家阿公不怪罪，罪孽都在娃身上。擀面不要多说话，涎水溅在面叶上。涎水溅在面叶上，先后（妯娌）小姑嫌你脏。炒菜你把调料放，记住不要用口尝。一口两口吃不饱，偷吃的名声也难当。洗锅莫要碗碟响，阿家骂你少教养。锅水不要随外泼，喂猪喂狗省理应当。出灰莫要满天扬，缓缓倒在粪堆上。七十二行农为先，上到地里多打粮。”参华杰采花谣陇上采风录，甘肃省群众艺术馆主编，2003年5月印行。有一首春官歌中说：春官肚子是个宝葫芦，要哈有哈样样有。唱它十天半个月，才唱了葫芦一个小口口。走到任何一家，都是见景生情，出口成章，唱得又

16、贴切又生动，而且总是含着鼓励的意思，春意盎然。这内容风格同春秋之时“诗教”所主张的差不多。他们所唱大多为传统的词，往往根据眼前景况临时加以修改、组合，也临时编词。这同“帕利劳德理论”所揭示民歌形成、演变的规律一致 美国学者王靖献的鼓钟口头词组诗诗经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用“帕利劳德理论”研究诗经之作，（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这里主要要说的是春官的习俗与有关“制度”。这些春官虽然大部分时间中是农民，但在整个说春活动的准备阶段、进行当中和结束之后都有一套制度，这对我们认识先秦时代的“采诗之官”、“行人”、“遒人”会有一定的作用的。出村官的村内青年男子学春官，要拜师。虽然家中大人、

17、老人都一辈子说春，从小耳濡目染，已记得不少词，但拜师仪式要举行。村内有春官头，当地人叫“官相”，是推举村内记得多、唱得好、走得广、见识多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春官头的责任是：（一）在冬至前召集村内各家拿事的，摆设香案，贡上春牛（上骑一人。人们的解释不同，我以为是牵牛星君），行祭礼，然后分配路线，并选定各路的领头春官（又叫“代相”），以具体协调各路中人员要走的片，作到不留空白地，也不重走，保证一年中每一家不进去两拨人（万一走到当年已说过春的人家，即退出）。（二）负责印制当年的二十四节气图（木雕板印，一页。六十花甲内每年不同）。（三）协调确定大家的说春路线和地盘。（四）说春结束后处理违反约定的人和

18、事。如有人违犯了原定的路线，罚下一年不外出说春。据说过去每年说春前春官头先要拜地方官，取得颁发当年节气表的资格，而且要参加“打春”仪式。坦途关人唱的春官歌中说：造起皇历十三本，传与天下十三省。州传府，府传县，县官传与春官人。春官上前领牒文，领上牒文往前行。上山不问山头路，过河不问摆渡人。后两句的意思是：已经通过官府，哪儿都可以去。根据“十三省”的说法，这首歌起自明代初年明初改元代十一省为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司”。坦途关的春官在确定大体路径（东路、南路、西路、北路等）之后，第二天先在附近村镇说，当天的收入（一般是说唱完后主人给钱，也有给面或吃食的），全部交春官头，第三天以后的收入全部归

19、己。其他地方则是在说春结束之后给春官头交一部分钱物。春官头不是世袭制，也不是终身制，年老有病能理事或大家有意见时，可以另选，很有“轮流坐桩”的味道。过去的社火之中也有春官，甘肃一带称为“仪程官”。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说：“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三，皂隶二，春官一。”说到春官的来历，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周礼中的“春官”，是“掌邦礼”的。唐武则天称帝之初，光宅年曾改礼部为春官，不久又复旧，“春官”遂为礼部的别称。唐宋到明清，司天官属有春官正、夏官正等五官正。历代“春官”的司职有所变化，但总同礼仪、节气、劝农有些关系。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这个制度何以能一直

20、流传下来，至今不绝。现在陇南、陇东都在将此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社会的需要。一则他们每年送二十四节气表，其功用相当于今日之挂历，在文化不发达、图书缺少的山区，对老百姓掌握农时，很有必要；则那时间山区文娱活动太少，也需要这些人在一定的季节来唱一唱，调济心情和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愿望。（二）官府支持。一则春官们宣传、推广了皇历，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二则也利于疏通民情，又造成一个昇平的气象。（三）春官们所在村庄一般是交通不便、又缺乏土地的山区，他们在腊月、正月农闲时的说春活动，可以补贴春荒期间的生活。我觉得先秦时代的“采诗之官”、遒人（行人）实际上正好合

21、于上面所说三个条件。关于第一点，似乎春官是唱给人听，遒人是采集。但实际上，遒人恐怕也是在游唱的当中采集谣，不然，各地的歌手也不一定会有很高的热情去对他唱，象现在对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样。关于第二点官府的支持，刘歆、扬雄、班固的话中都透出了这一层意思。至于第三点，依刘歆、扬雄、班固之言，似乎这些人就是官府的委员。我想当时恐未必有如此完善的政治与文化制度，何休所说由衣食无着的人来承担，“官衣食之”的说法比较可信，但未必是“男六十，女五十以上”者，这里还有一个能否胜任的问题，有些人一生未出过村庄，东西南北辨不清，在人口稀少的古代，方言又多，一般人是无法胜任的。因之，也必然是自年轻时就会唱，又因家庭

22、或什么原因衣食无着的人（大体像赵树理笔下所写“李有才”一类的人）。此外，关于刘歆、扬雄和许慎所讲“遒人”、“逌人使者”、“遒轩使者”究竟是负何种职能的问题，这里也讨论一下。刘歆、扬雄之说，其实是本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之语：“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注古文尚书胤征说：“遒人为宣令之官。”如果这样，今甘肃南部、东部的春官与之相近（春官颁布新一年的皇历）。不过，我以为刘歆、扬雄之言，也非无据：这些人并非专司一职，大都是有所宣布，也有所采集。但即使宣布之时，也不可能一下招集很多人来听，像现在开会一样，而只是采取唱歌吸引人的办法，在唱的当中，把要宣布的内容加进去，这

23、很有点像走江湖做生意的人招集人的办法。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这个“迹”字乃是“ ”字之误。但学者们对于“ ”或“遒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说明事情并不是很单纯的。我希望通过对陇南、陇东春官风俗的考察对春秋以前的采诗制度有一个较确切的认识：不是完全否定它，但消除对它的种种误解。这个问题很多方面难以从理论上辨清，可据的文献又不多，故述春官制度情形如上，算是提供一点民俗学方面的新材料。很多学者说，研究古代文化问题，应该在王国维提出的双重证据之外还应加上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春官风俗在认识春秋以前的采诗制度上是可以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的。三、由

24、春秋时的“赋诗言志”看西周以前的陈诗与讽谏制度如果说国风中的作品主要来自民间，那么，大小雅中的作品主要来自贵族和史官、乐师。国风中作品主要是由乐师挑选之后演奏或歌唱给大夫、卿以至于天子，但也有大夫献之于卿，或卿大夫献之于诸侯，以至由诸侯、卿献于天子的情况。但大小雅中的作品的汇为一书，就难以完全用这个说法来解释。应该说，用于一般仪式上之歌诗当是史官、乐师所作，如小雅中的彤弓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车攻诗序言：“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子，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徙焉”、吉日诗序：“吉日，美宣王也。”。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等所谓周民族史诗

25、，以及棫朴诗序：“棫朴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诗序：“旱麓，文王能宦人也。”、思齐诗序：“思齐，文王所以圣也。”、灵台诗序：“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下武诗序：“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声等诗序：“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还有的可能是祭师所作，如大雅中的既醉林义光诗经通解：“此诗为工祝奉尸命以致嘏于主人之辞。”、凫鹥 郑玄笺：“祭祀既毕，明日，又设礼而与尸燕。”等。但其中有些显然是抒发个人情感或表示对某些事情上的看法之作。所以，明白了诗的采集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诗经中那样内容广泛的作品被汇为一

26、书的问题。因此下面谈谈陈诗与讽刺的问题。因为对春秋以前的陈诗、献诗制度，学者们也一直有所怀疑。我认为这当中同样有一个将春秋以前礼俗制度、君臣关系等用按秦汉以后的法律、制度、伦理关系来看待的问题。当然，一个人看问题总离不开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各种认识模式；在差不多的情形下，也总是用现成的概念去套自己正在认识的东西（古代的或外国的、外民族的）。学者们对这种“意识偏见”克服的程度，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了解程度。首先我们对先秦时代的君臣关系要有一个接近于真实的认识。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第十九条古君臣不甚间隔，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殽之战以后一段文字：“文嬴请三帅，使归就戮之于秦，公许之。先

27、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又引诸子语类卷九一：“古之朝礼，群臣皆立。三代之君见大臣皆立，乘车亦立。见大臣，谒者赞曰：天子为丞相起。古时天子见群臣有礼，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又次揖百官。”因此说：“古时君臣礼貌并未隔绝。”以下又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舆人之诵以谏晋文公，文公二年“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等，谓“古时君臣意见并未隔绝”；以下又引诸文献，认为“古时君臣礼貌并未隔绝”，“古时君臣共饭共座，生活并未隔绝”等，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1分册，中华书局2000年8月第1版，第二卷。言皆甚

28、是。根据这个认识，春秋以前臣子向国君献上自己所收集到的民歌（当然是由乐师和身边其他人所采集），借以反映社会情况，或劝谏中引述诗歌作品，是完全可能的。这并不需要怎样特别的仪式和程序，在尚无严格的监察、统计和报告制度，也未形成新闻媒体系统的情况下，引述民歌民谣，应该是较能反映社会状况和民心的一种手段。另外，卿大夫甚至下层官吏也可能直接写诗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直陈周天子，或互相抄示，最后被史官收存。小雅节南山中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大雅民劳中说：“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板中说：“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从这些诗句中就可以看出。此外，文献也有相关的记载。国语周语上载

29、召公谏厉王提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晋语六范文子也说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我想，这些不是西周每代每王都作到，但毕竟是有其事，不是凭空捏造的。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这便是两个具体的事例。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大量赋诗言志的事例。左传中第一次记载的老百姓因国家、公廷之事而赋诗，是隐公三年（前720

30、）因卫庄公取齐得臣之妹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可见民间也确实利用歌谣表示对国事的关心，也借以发表一些对于国事和社会某些问题的看法。其第一次记载公卿聚会中的赋诗言志是僖公二十三年（前637），秦穆公享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可见赋诗便是为了表示自己对某事的看法，听者也要从中体味对方之意。杜预注这段文字说：“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因诗以见意，是赋诗言志的实质，也应是他的最初目的。虽然同陈诗献诗制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第一都是用诗来表达意思，只是陈诗是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

31、“赋诗言志”是借诗经中现成作品表达思想。第二，都是在正式的场合，也都是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人物之间带有公务性的一种活动。只是陈诗活动的目的在于反映下情，而赋诗言志扩展到一般的外交活动，而从主旨上衍变为一般的交流思想，表达思想意向。由二者的异同可以看出，赋诗言志实质上是陈诗献诗制度蜕化的产物。制度是要求某些人能时时遵守，对人有一定的约束性，但历史上所有的制度行之既久，没有不蜕变走样的；实质性的举措慢慢变得只流于形式，是古今一些制度发展演变的现律。这一则由于社会在变化，制度到后来总会同现实存在一定的不协调；二则人们的惰性总会造成一种使制度向形式主义方面发展，从而失去实质意义的张力。与这种陈诗献诗制

32、度相应而产生的两件事，正好给这种使制度的功能转变、泛化和形式化提供了条件：（一）周王朝衰落、天子地位下降和礼崩乐坏；（二）诗经的从初次集结到编定成书。由于前一个原因，第一，向周天子献诗变得可以完全只是走走形式。左传文公四年宁武子说：“昔诸侯朝正于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则到春秋时诸侯对周天子已用“赋诗言志”之法。第二，诸侯甚至卿大之间也可以照样流于形式地进行赋诗的活动。由于后一条理由，无论是随着潮流的转变进行赋诗言志的活动，还是装腔作势附庸风雅，总有了现成的材料可以取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用。”杜预注：“赋纳以言，观其志也。”夏书中说

33、的是“献诗”的事，杜预却解释为“赋诗言志”的事，可见二者有时确实也难以分清。对赋诗言志风气之起，总要给一个解释，因为任何社会风气的形成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只从当时的贵族都习诗和外交辞令的委婉表达这两点尚不能说明“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我以为上面的看法可以说明献诗制度的消亡，和“赋诗言志”风气的兴起。可以说，“赋诗言志”的“来龙”，正是“陈诗”、“献诗”制度的去脉。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本部分开头所说左传中第一次载赋诗言志之例，重耳所赋河水一诗不见于诗经，或以为是佚诗，其实是小雅中沔水之误；而六月也见于小雅。此次赋诗时间在前637年。按我的看法，那时诗只是完成了第一次的结集，雅诗部分只有小雅部

34、分的诗，尚未完成全书的编定。四、从诗经的编排看最初的结集我在论的编集与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一文中提出，诗经的第一次的编集只收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产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正是周、召二公为周王朝的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段时间的作品。周南、召南是周公旦、召公奭后裔封国内的作品。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云：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都之风，故系之周公。南，化自北而南也。这几句话，古代论诗者都只是空泛作解，未能说透。近代以来学者多以为是儒家夸大周朝礼乐制度影响的空话。实际上，周王朝在江汉流域确实分封了很多姬姓小国。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楚国所吞并江汉

35、流域姬姓小国就有 （其地在今钟祥县西北）、息（今河南息县）、应（今河南鲁山县东）、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道（今河南磪山县东）、蓼（今河南固始县北）、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即是指此。韩诗叙言，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卷二四引）。南阳即今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南郡即今湖北江陵一带。西周以前，这一带基本为土著居民和当时的少数民族如扬越等。从周初开始不断分封其同姓，逐步扩展至江汉一带，周文化因而得以向南传播。召穆公在国人起走厉王，又要杀死太子以斩草除根之时，牺牲自己的孩子，保住了太子静的一条命；及厉王死，又扶太子静继位。他扶厦

36、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忠心耿耿竭尽心力，对周王朝的贡献是巨大的。周宣王本人在其初年也由乃父的下场受到教训，又由于召穆公救下他的一条命，因而能配合召穆公等而勤于政事。竹书纪年厉王十四年：“召穆公帅师追荆蛮以至于洛。”又毛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则江汉一带之封建不少姬姓小国，正同召穆公之功业有关。故所谓“化自北而南也”，也并非纯粹夸张赞美周朝礼制影响之空言，而是赞美宣王时周、召二公，尤其是赞美召穆公的不朽功业的一句话。可惜儒家后学如僧人诵经，传之既么，只死记得这一句话，到汉代已不明其意，故毛诗将其中有关宣王时周、召二公的文字多误解为赞周初周、召二公者，遂使很多学者

37、迷不知返。乌乎！两千年诗说之陈陈相因，积重难返，如是夫！邶风、鄘风、卫风都是卫风。因为其地靠近王城洛阳，采集方便，所以所收最多，且也按其地域分为三组。又卫康叔为武王少弟，同周公旦、召公奭同时所封，历史上地位相侔，而且在西周末年当厉王败国之后，卫武公和也同样为周王朝的中兴作出了大的贡献。所以二南后即为卫风。为什么说第一次结集时只有二南和邶、鄘、卫？因为如果这次集结时有王风，以下各“风”，则无论如何是要将王风置于篇首的。因为第一次只是要收集西周末年、春秋初年反映召穆公、周定公、卫武公前后有关他们政绩、史迹的诗歌，并没有打算编一部大体反映周王朝势力范围内诗歌全貌的选集（后人看作“总集”），所以在周南

38、、召南之外只收了地位上同周、召可以并举在室王中兴事业中其国君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卫国的风诗。由国风开头的这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诗作已可以看出编者的用意，在于突出周召二族的历史功绩，而再结合小雅中作品看，编集者的目的则更为明显。小雅中作品大部分产生于宣王朝，而且也大部分反映了周宣王在召穆公、周定公等辅佐下缓和宗族内部矛盾，平定外患的历史事实 参孙作云说二雅说（大小雅）同为西周晚期诗，说（大小雅）中之“颂”同为宣王朝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小雅、大雅，前人总从音乐或内容等方面去讲区别，其实都是郢书燕说，自我作古，反倒掩盖了很多的事实，影响了对诗经编集过程的认识。小雅、大

39、雅只不过是两次编集而成，又由于篇幅太大，才分为两部分。春秋以前人区分相同篇章或同一部分书中的两部分，习惯于用“小”、“大”加以区分，“小”在前，“大”在后。国风和大、小雅中一些同名篇目也是用此方法加以区分的。 鹿鸣的诗序说：“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这首诗应是周定公所作，其置于小雅之首，同国风中置周南于召南之前同例。厉王之时弄得上下离心，宗族内部矛盾也很大。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竹书纪年中说：“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鹿鸣的内容完全是亲和宗族的。看来宣王前期是周公主内，而召

40、公主外。大、小雅中反映使臣活动动的诗多，反映出征、平定周边民族的诗多，也说明了这一点。小雅的第二篇四牡即写使臣之作，似乎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鲁叔孙豹）之语：“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这是因为诗中反复说到“王事靡盬，我心伤悲”，“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等意思。后来用以慰劳使臣，也因为它是中兴初期的作品，故定为礼仪用诗，以肯定当时使臣为国辛苦奔走的精神。小雅第三首皇皇者华是使臣奉命外出咨询诸侯国国君意见的诗，同样反映着“安定四国”的意思。常棣、伐木、天保为召穆公所作，这些我在周室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已有考述。出车为宣王时大臣南仲所作，六月为宣王时大臣张仲所作。此外，采芑是宣王时公卿

41、太夫之作。采薇是戍边士兵归来之作，这几首诗或赞美尹吉甫北伐 狁的胜利，或歌颂方叔南征荆蛮的声威，或写征戎之艰苦，“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但都表现出“以匡王国”、“以佐天子”、“以定王国”的思想，及“蠢尔荆蛮，大邦为仇”这样严励斥敌的豪迈的气魄。即使战士之作，也是一方面描写了征戍之苦，另方面又说“王事靡盬，不遑启处”，“靡室靡家， 狁之故”，“不遑启处狁之故”，把为国征戍看出应尽的义务。其中写到将帅所乘车马的豪华强壮，但又说是“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就正是所谓的“然而不怒”。这些一方面生动地展现了召伯平定外患的业绩，另方面也反映出了编选者的用心。小雅中也有些幽王时作品，反映了当时坏人当道，正确意

42、见不被接受反而受到打击的悲愤以及国事日非，亡国之日可待情况下的忧伤与恐惧，实际上也反映了召周二族及其党属当时的努力抗争与痛伤心情，只是具体作者和本事已文无法弄清。由以上这些可以看出诗的第一编集，其目的是为了彰显召穆公、周定公辅政期间为国家的转危为安、国祚延续所做的不懈努力，彰显和保留下召周二族、的功业。由此可以肯定，诗的第一次编集是由周定公、召穆公的子孙完成的。而从各方面看，是由召穆公的后代完成的，这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宣王之继承大统甚至保下命来，完全是由于召穆公家族作出了巨大牺牲与不懈努力，可以说在这段时间中召氏家族的功劳最大，最值得称道。第二，宣王后期，召穆公、周定公、卫武公死去，大

43、约当时宗族内部矛盾并未能彻底弥合，王朝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如周代前期，因而政治衰微，至幽王之时，召、周二族肯定是被疏远，最后至受到排挤。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鲁武公九年，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为鲁太子，樊仲山甫谏之不听。其后戏立为鲁君，是为鲁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伯御，又立懿公之弟称。“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则作为王卿士的召公、周公的地位也非昔可比。周庄王四年（前693）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即可看出周、召的地位及与王室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召穆公的子孙收集能反映其祖上功业的诗歌汇为一集，也

44、便是情理中之事。诗经的第一次编集是由召穆公的子孙完成的，如上所述，其中关于歌颂召穆公功业的作品最多，也是显然的。也有个别是直接歌颂召穆公的。如甘棠一诗，全诗是赞美召公，而以往被误解为周初的召伯奭，结果使一些史实被掩盖。从召南，所收各篇诗序中即可看出。所收作品侧重于歌颂召伯、宣扬召伯业绩的事实。如行露，召伯听讼也。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纪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殷其雷，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標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文化，男女得以时也。周南十一篇中，前八篇都解作“后妃之德”、“后妃之志”之类，后三篇则泛论所谓“文王之道被于

45、南国”、“文王之后”之类，却没有一篇直接提及周公（周定公）的。可以肯定，编者采录之时也是有所选择的。孔子曾经对他的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儿女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似乎孔子也体味出了这一点。当然，召穆公是希望从王统上延续周祚，结果确实也作到了几十年的中兴局面，孔子则是在西周盛世已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下希望从道德上维持周公之业。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确有着共同之处。国风前五国作品及小雅中作品最迟产生于春秋初，所以第一次的编集大约在前七世纪中叶。五、诗经的成书与编定者关于诗经中十五国风的次序，毛诗、郑玄诗谱、左传所载季札观乐演奏次序，三者有所不同，而前五“风”则各家一致。这也反映了前五

46、“风”为第一次结集时编定，后人循之，无所变动。今将后十“风”的异同比较如下：毛诗：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左传：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诗谱：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左传与毛诗都以王风开头，且“王、郑、齐”这前三国相同。左传产生得时间早，毛诗也传授有自，应该都是可信的。关于诗谱之顺序，孔颖达在其毛诗正义王城谱疏中说：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似乎郑玄这样列是有道理的。但郑志答张逸云：“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于雅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诗谱次序考云：是郑君亦以豳居风末。未尝以王退雅前。此可以证诗谱之紊乱者也。这样看来，诗谱的次序本也以王、郑居首，在这一点上与左传和毛诗并无不同。现在的排列是后之浅人妄加改窜。至于其他几处不同，欧阳修、魏源、皮锡瑞皆有论述，这里不详论。总之王风、郑风领先，这是只有在后面十“风”另行编定才可能产生的。如果十五国风是一次编成，无论怎样，王风总会置于最前面，因为当时虽然周天子地位下降，但无论哪一诸侯，要发展自己又不给自己设下障碍，总得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这由春秋中期“五霸”的行为已可看出；在春秋初期，这一点更不可能被忽视。增编后面十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