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理论轻法条与案例的刑法学教育应当缓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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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重理论轻法条与案例的刑法学教育应当缓行龙城飞将我认为，我国的刑法学应当一分为二，为此，我写两篇短文。法家梁剑兵在我的雅典学园博客留言指出，我国的法学教育，确实存在重理论、轻法条、轻案例分析和研究的弊端，教师讲课脱离法典、脱离大纲、脱离教材和司法实务 。法家梁剑兵还指出，我国大学的本科法学教育是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因此，刑法法理学这样的课程可能适合研究生、尤其是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需要，却并不适合本科阶段的法科学生。我比较同意他的主要观点，但要做一点补充：其实，若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在教科书与课程上能

2、够分得开，本科生也不妨学一点刑法的法理学，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内心十分确切地知道，刑法的法律与法律是不同的概念，虽然法律必须以法理为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不能以刑法的法理进行起诉和审理等司法活动。法家梁剑兵还正确地指出，部门法教学，尤其是民商法、刑法、合同法、诉讼法教学方面，教师确实应该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侧重法律文本和案例分析方面的教学。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也许今后我会写出一些文章专门来论述部门法的法律课程与法理课程的区别。也希望法家及其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或有研究的网友来共同参与讨论。诚然，按照司法部、教育部关于法学教育的各种改革要求和精神，我国的法学教育应该

3、以侧重法律条文的诠释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法律诊所式教学等面向法律实践层面为主的教学活动。但政府对法学教育的政策规定主要就是确定16门法学主干课为必修课，至于具体怎么制定教学大纲、如何实施教学活动，学校和教师都有自主决定的权力。学校和教师却早已习惯那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教学习惯。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怪法学教师，也不能怪教学主管部门，而在于法学，具体来说刑法学课程本身的建设上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对法学教育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到教材的编写都是法律与法理不分。其后续的问题是中国的法律与外国的法律不分，企图拿外国的法律作为中国案件的圭臬;法律与道德不分，企图将道德上该予以否定性评价的人予以刑

4、事处罚;法理与法律不分，讲刑事案件时总是从法理的层次去论述;疑难案件与普通案件不分，我国的法律早已有规定，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其实不存在疑难案件，难是难在找到事实的真相，按照法律规定该定罪则定罪，不该定罪不定罪，不知道该不该定罪时也不定罪，这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原则。例如，有些专家从法理的角度评论许霆案件：赵秉志教授：“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下，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应当是盗窃罪”。他的观点见诸于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一文。问题是，许霆案件应当是进行适法的研究，而不是法理的研究 。张明楷教授：“要求盗窃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是没有道理的，国外对于盗窃罪的经典定义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

5、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问题是，盗窃罪不是秘密窃取，公开的行为更不是盗窃。国外的经典定义不等于我国刑法的定义 。王作富教授：“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的结论” 。问题是，这个实质上从现有刑事法律规定的角度看，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产生的实质性的认识不能代替法律的明文规定。正是由于以法理代替法律，才在具体的事实简单的刑事案件面前专家学者热议非凡，莫衷一是。“一个原本稀松平常的案件，却在以研究犯罪及刑罚为志业的刑法学者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交锋在其行为究竟构成何罪的问题上，却是分歧多多如此案情简单的一个案件却在刑法

6、学研究者之中产生了如此纷杂的不同见解显示了刑法学界共同话语前提的累积薄弱” 。如果大家都回归到法律上来，就不会就一个事实简单清楚的案件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了。所以，我的结论是：目前我国重理论轻法条与案例的刑法学教育应当缓行。应当组织专门的人力进行刑法学学科一分为二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各自体系如何、各自包含哪些内容等。总之，刑法法律学直接服务于学生们司法考试，服务于他们毕业后直接从事法律工作，服务于法律人们的司法活动。刑法法理学直接服务于国外刑法法律与法理的研究、服务于国内刑法法理与道德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议，在更高的层面上从事法律活动。对牧区频发牲畜被盗案件的分析盛立军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

7、旗是赤峰市畜牧业大旗，每年牲畜存栏总量达250万头(只)以上，但与畜牧业发展并存的是，牲畜被盗案件的屡屡发生，据统计阿鲁科尔沁旗2008年至2009年8月共发生牧民牲畜被盗案件7起，损失价值46.162万元，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侵害了牧民的切身利益，影响了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例如：近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检察院批捕的王某等8人团伙盗窃牧民牲畜案件，作案期由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长达10个月之久，受害牧民14户，涉案牲畜49头(只)，涉案金额高达21.13万元，此案盗窃牲畜之多，涉案金额之高，在历年来都是少有的，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一、当前牧区盗窃牲畜犯罪的主要特点。1、作案时间：

8、白天踩点，夜晚作案;2、作案目标：牛、羊;3、作案区域：人烟稀少的牧区;4、作案手段：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趁牲畜在野外散放无人看管之机，将牲畜驱赶至指定地点，另有嫌疑人准备运输工具，联系买家，直接将被盗牲畜拉到当地屠宰场杀售或低价出售牟利，盗窃、转移、收购、销售连成一体;5、作案成员：多人结伙作案;6、作案工具：均使用无牌照车辆;二、当前牧区盗窃牲畜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一)牧区治安防范存在薄弱环节1、牧民习惯于野外放养牲畜，这种方式虽有有利于生产的一面，但也给盗窃分子和盗窃团伙以可乘之机，所以盗窃牲畜案件屡屡发生。2、这类案件发生后，因案发地点离牧民居住地较远，一般发现较晚，不能及时报案，以致

9、绝大部分案件因找不到证据难以破案。3、由于牧区特点，散放的牛羊极易走散，但几天后，有的还能找到，所以牧民当时并不急于报案，这无疑丧失了破案的有利时机，极大的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4、犯罪嫌疑人运输过程中被查车查销售运输证明的机会较少。(二)销售便利1、不法分子利用部分牧民捡便宜的心理特点，外地人勾结本地人把作案目标投向盗窃大牲畜上，得手后，便以低廉价格把盗来的牲畜卖给急需牧户，一些牧户深知买得的牲畜来路不明，但为防止惹火烧身，便以种种借口为盗窃分子保密。2、节日期间肉类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扬，而来历不明牲畜的价格又比较便宜，买主在利益驱动下，往往明知是赃肉也会欣然购买，并守口如瓶。犯罪分子作案后，

10、盗窃、宰杀的大牲畜根本不愁销路，只要不被失主和公安机关发现，暴露的风险很小。3、收购人员对牲畜饲养证等政策不认真执行，主动用种种办法钻政策空子。(三)犯罪事实查证困难。由于不法分子在实施盗窃过程中，使用无牌照车辆流窜作案，被人认出的可能性很小，致使公安机关查找线索十分困难。同时，由于销赃迅速，并且盗得的牲畜一般被销往外地，要找到赃物相当不易，特别是一旦被宰杀出售，盗窃事实更无从查证，这也使部分盗窃牲畜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及时打击处理，从而继续作案。三、牧区盗窃牲畜案件的危害1、直接影响牧民的生产生活。牲畜是牧民的主要生产生活资料，一夜之间牛羊被悉数盗光，无异于倾家荡产，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2、极大

11、地侵害了牧民的个人财产。发展养殖业是牧区产业结构的重中之重，是帮助牧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养殖投资大，牧民有的是口挪肚攒，有的向亲朋借取，有的是向银行贷款，可是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往往是一群牛、羊连窝端，导致被盗牧民一夜之间家徒四壁，沦为新的贫困户;3、影响了牧民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一户被盗，四邻不安，对广大牧民造成较大的心理冲击，牧民失去了安全感，因害怕被盗而不敢多投入，无形中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充。四、遏制牧区盗窃牲畜犯罪的对策针对牧区盗窃牲畜案件呈现的新特点，我们必须要加强对这类案件的打击与防范：1、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 公安机关对牧区盗窃牲畜案件应投入更

12、多力量，提高破案率，检察机关应注意对此类案件快捕快诉。2、加强治安巡逻防控，派出所要深入嘎查，通过发放安全防范告知卡的形式，加强安全防范宣传，促使牧民养成安全防范习惯，从源头上尽量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一旦发生此类案件，要及时报警，积极提供相关线索，为公安机关迅速出击、及时打击犯罪提供先机。3、建立警民联防机制，积极动员牧民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进行“群防群治”。这一点阿旗“草原110”的成功模式值得推广。“草原110”由阿旗综治委组建于2004年，旗级成立了由旗政法委书记任总指挥，旗公安局长、综治办主任任副总指挥的“草原110”指挥部;乡级成立了由综治办主任、派出所所长任大队长的“草原110”联防大

13、队;村级成立了由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任队长的“草原110”联防分队，并按照统一制服、臂章、胸卡、工作证件、车辆外表、车牌编号的标准，对这支队伍进行了规范化管理。队伍组建以来，共接处警260余次，协助公安机关破案41起，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预防发案90余起;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36起，为群众找回失散和丢失牲畜1000余头，扑救草原火灾10余起，共为农牧民挽回经济损失达60多万元。4、工商、检疫等负有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牲畜交易市场及屠宰场点的管理，特别对于个体屠宰户更是要严加管理，通过堵死销赃的路，彻底铲除盗窃牲畜犯罪的土壤。打击洗钱犯罪的意义钱贵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洗钱犯罪逐渐成为世界公害和

14、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组织犯罪及其洗钱犯罪活动。洗钱犯罪活动为犯罪行为人安全自由地支配犯罪收益创造了条件，为重新犯罪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司法机关查处犯罪设置了障碍。此外，犯罪分子为了洗净脏钱，往往采取收买、贿赂等手段，引诱政府官员和银行职员，从而滋生腐败，导致社会风尚沦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洗钱犯罪是在金融领域内进行复杂操作，往往涉及的领域广，资金大，转移快，具有突发性，极容易引起金融危机和信任危机，甚至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惩治洗钱犯罪，不仅是为了预防和制裁洗钱行为本身，同时也是为了预防和制裁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

15、等上游犯罪。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犯罪分子从事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非法所得，如果犯罪分子认识到黑钱的使用困难重重，其犯罪的风险、成本增大，那么他的犯罪原动力就会少得多;从制裁犯罪的角度看，对上游犯罪的侦查往往可以从犯罪行为的最后一环，即非法所得的使用入手，通过追查洗钱犯罪，收集有关证据，不仅可以进一步查处上游犯罪行为人，还可以使侦查机关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有关的洗钱犯罪活动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随着国内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有组织犯罪的抬头和日趋严峻，洗钱犯罪活动业已成为危害我国金融秩序的一种严重犯罪。虽然我国于1997年3月1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洗钱罪，但洗钱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对洗钱活动还缺乏了解和研究，反洗钱立法也显得相对简单。笔者试图从分析洗钱的概念、洗钱罪的认定等入手，比较世界上一些国家对洗钱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我国洗钱犯罪的实际，尝试对我国反洗钱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