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_吕炜.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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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吕 炜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轨探索是一个原理一般性与实践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 在没有现成理论指导的情况下, 实践成果对于认识深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以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为考察对象, 在对既有研究成果和改革绩效进行比较、 探讨、 归纳后认为, 中国案例在转轨经济的研究对象、 运行特征、 动因与路径、 演进进程等基础性课题方面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由于中国实践在这些方面的意义主要是对流行认识的证伪, 可以说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本文尝试着进行了命题式的归纳。 这些命题基本形成了转轨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是进行比较体制研究的基础。 本文的探

2、讨表明, 以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为对象创新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正在凸显出来。关键词转轨经济非平衡运动路径选择转轨的阶段性作者吕炜, 1969年生, 经济学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 大连116025)。一 、 经济转轨必然是一个过程从而转轨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实践成功的轨迹 , 首先表明了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过程 , 这一过程标志着一个特殊经济形态存在的客观性 。现有的经济转轨的研究与实践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一种是将经济转轨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联系起来 , 并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经济转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改革的实施上讲求价格贸易自由

3、化、 宏观稳定化、 产权私有化三位一体的同时推进策略。这种策略被称为激进的或休克的方式。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转轨模式。一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 经济建设与经济转轨是改革的核心 , 通过价格逐步放开 、 国有企业逐步转换经营机制来形成市场的主体与客体 , 所以又被称为渐进的或双轨的方式, 中国是实践这种转轨模式的代表 。第一种模式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流和实践的主流 , 他们对 “转轨” ( Transition) 、 “改革” ( Reform)4J.Sachs andK .Pistor, Introduction:Progress, P

4、itfalls, Scenarios, and Lost Opportunities.In J.Sachs and K.Pistor ( eds. )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Westview Press, 1997, pp.35.和 “转型” ( Transformation)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别, 并在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上作了区分 。在此基础上, 科尔内提出了 “体制的特殊品性” 概念 ,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转轨决定经济转轨的研究模式。科勒德克则将原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实践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由

5、“有限的经济变化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 为特征的市场改革 ; 一类是由 “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 为特征向市场转轨。中国模式虽然一直不被看好 , 但实践的成绩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加以重视。这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渐进式改革已经向将宪政秩序转轨作为经济改革的根本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也有学者认为断言中国改革成功为时尚早。不管这种争论的最终结果如何, 有一点可以肯定 : 那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标志着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 转轨经济形态的确立 , 这种经济形态已成功地运行了二十多年, 至今仍在途中 , 经济学有必要加以关注和研究 。同时, 有了中国作为参照物, 其他国家经济转轨的不能一蹴而就 、 延续十多

6、年至今仍然不能恢复国民经济水平 , 则从另一个方向对这一判断进行了证明, 说明了转轨经济形态存在的普遍性和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因中国经济转轨与其他国家比较而确立的转轨经济形态, 意味着转轨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定是一个过程 。这种过程性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性 , 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由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所决定的。“过程中经济” 的提法 , 意味着将介于两种体制间的某一经济过程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可能性。从哲学范畴说 , 它是基于 “过程论” 的观点; 从逻辑关系看 , “过程” 在概念上与 “状态” 相对称 , “过程” 指事物状态的变化在时间上延续和空间上延伸 , 状态指对事5中国经济转轨实践

7、的理论命题过程论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成果里与矛盾论、 实践论并列和一致的三大理论概括, 杨超对此作过精辟论述:“过程的根源在于矛盾的普遍性, 过程的本质在于矛盾的特殊性, 因而矛盾即过程;过程是受规律支配的, 因而历史即过程;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真理, 因而真理即过程”。参阅杨超 唯物辩证法的若干问题 (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 323 页。从历史上的经济过渡来看, 过渡的方式大致可划分为两类, 即自然演进的过程或叫自然历史过程, 和改革演进过程或叫自觉选择过程。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前一种方式的推动构成了社会进步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基础, 因此直接体现了

8、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后一种方式是在自觉研究制定的社会改革方案基础上对有明确目标的过渡经济进行调节, 但这种调节必须以前一种方式所暗含的规律性为前提和保障, 既不可能违背客观发展因素的作用, 也不能忽视总体演进的规律, 只能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对过渡过程施加相应的影响来加速演变的进程。 也就是说,如果改革不是随意的, 而是在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前提下制定各项方案和步骤, 那么加速过渡过程的成功就是有保障的。 从这一点来看, 改革演进过程实际上包含了自然演进过程的规律性, 而又体现了加速自然演化的路径上的特殊性。 经济转轨显然应该属于改革演进的类型。尼古拉斯R 拉迪: 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 中国

9、发展出版社, 1999年, 第 170172页。Yingyi, Qian,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 sMarket Transition.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 D.C. , April 2830, 1999, pp.34, 2021, 45.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年, 第 1页。科尔内认定只有政治转轨方面的 “ 基础性特征” 变革成功了, 属于经济机制变革方面的 “非基础性特

10、征” 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相关论述可参阅 JanosKornai,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4, no.1, Winter 2000, pp.2227。所谓 “ 转轨” ( Transition) , 是指以前的传统模式完全被另外一个不同性质的模式所取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 其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大规模的市场化, 而且在于压倒一切的私有化、 自由民主和全面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改革”

11、( Reform)只被认为是不改变以前传统模式性质的前提下对其体制的某些不当之处进行的改动;“转型” ( Transformation) 只被看作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更侧重于经济体制或制度迅速转变的概念。 相关论述可参阅剧锦文 世界经济大转轨中的转轨经济学 , 经济学消息报 1997 年 1月 31 日。物特性的量度和描述。相对于经济转轨而言 , 再生产的连续性的含义 , 是指在转轨过程中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旧的经济形式。这首先体现在某一时期内对生产结构的保留, 同时 , 还表现在保留现有的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联系、 经济运行机制 、 人力资源等。正是再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转轨经济的深刻继承性

12、、 转轨过程的相对长期性以及人们社会生活准则、 思想观念调整的缓慢性 。也排除了先将所有旧的生产模式彻底打碎 , 然后重新建立所有新的生产秩序并开始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任何期望中的迅速代替现有体制的做法 , 都将不可避免地给生产过程带来混乱 , 使其扭曲并产生衰退 。俄罗斯经济在休克中经历了 7、 8 年的震荡后, 近两三年才逐渐恢复了宏观环境的秩序和平稳的状态 , 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原来因经济危机而闲置的生产力 , 也就是说增长来自于对再生产的重新组织和恢复, 这无疑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上述看法的正确性 。导致转轨经济形态长期而普遍存在的深层原因 , 还在于转轨国家历

13、史形成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的错位。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即都没有遵循经典作家设计的变革路径 ,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从而 “炸毁了” 它的 “外壳”。以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看, 除俄罗斯有些特殊外, 几乎都还处在 “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与此相适应, 对这些工业化过程滞后、 自然经济成分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来说,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本应有一个使商品经济逐步得以发育的较为有利的制度安排, 但外部环境的变化已不允许这样做 。因为几乎所

14、有涉及国际经济交往的市场经济规则 , 已经由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按照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原则作了安排 。最终的结果则如我们自己感受到的, 转轨国家经济成长需要依赖的经济运行环境与既定的市场规则相冲突, 经济成长与体制成熟的阶段之间 ,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错位的问题。这一层面的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变迁成本 , 可能是贯穿于所有转轨国家转轨总过程的基础性制约 。它与各国转轨中的政治取向并无直接联系, 但与政府是否能够恰当处理错位所引致的矛盾困扰 , 则直接相关。因此无论是实行 “激进改革” 方案还是 “渐进改革” 方案,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总体上说都不可能有 “一步到位” 的方法。

15、先前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后来也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反思 。既然经济转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 就必然要内含着一个转轨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 ,必须要研究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 。从另一个方面讲, 既然转轨是特定的, 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 过程的意义往往显得更为重要, 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降低经济转轨的成本、 减小体制间的摩擦、 让公众能不断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利益等问题, 就构成了研究转轨6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吕炜: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探讨, 经济研究参考 2001年第 84 期。W.W.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6、, 第 67、 19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卷, 人民出版社, 第 831832页。1999年增长 3. 2%, 2000年增长达到 7 . 5%, 2001 年达到 5 . 7%。据统计, 实行休克疗法之初的 19901991年, 俄罗斯 GDP 下降了 50%, 人均 GDP 下降了 40%;1989 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2%, 1990 年达到 45%, 通货膨胀率达到 2000%。事物的状态决定和影响着过程, 事物的过程决定和影响着新的状态。 一个事物在一个系统内可视为状态 ( 或过程) , 在另一个系统内则可作为过程 ( 或状态)。经济形态的价值 。中国经济转轨

17、的实践在确立这一特殊经济形态命题的同时, 也提供了这一过程中丰富的实践内容 , 当其他转轨国家在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后又不得不重新正视这一特殊过程时 , 中国在比较研究中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 。可以归纳的研究思路至少有以下几点 :1. 转轨所针对的是体制问题, 属生产关系范畴 。经济成长阶段则客观地反映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转轨国家虽然处在较低的经济成长阶段, 却又不能只从较低的市场化模式起步 。这里出现的困难 , 终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反馈到体制架构就成为基础性障碍 。消除由二者错位所引致的基础性障碍, 需要由政府进行改革政策的创新。2. 始于 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

18、 已经连续实现了超过二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 , 而被认为是最合乎转轨标准的一些国家的制度性变革 , 在十多年的实践后仍没能摆脱衰退的困扰 。由此对比说明 , 因为必将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错位的制约, 即使是认为完成了 “经济 政治根本性变化” 的国家也无法获得经济运行的预期效率。从这一点来看 , 作为手段的转轨过程的路径选择 、 成本支付等有利于弥合错位的过渡性安排 , 至少与作为目标的转轨后的制度安排同样重要 。或者说, 将排除基础性障碍的着眼点放在改革政策创新的 “技术层面” , 比所谓优先考虑政治制度转变要有效 。3. 由于转轨过程对于弥合错位可能具备的有效性和渐进性 , 即过程中

19、量的积累可能带来的基础性制约方面质的演进 , 那么对改革政策创新的绩效的判断, 则应落脚于政策的总体适应性和分阶段适应性 。总体是否适应, 应当并可以从一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加以考虑, 分阶段的适应性则比较难以把握。这不仅因为每个阶段的进展都会是动态的, 更因为转轨总过程中将会出现的阶段性转变与交替的规定性尚无先例可循 , 而我们事先对其预测又存在很多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 , 研究转轨经济也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独特性。4. 转轨国家群体的形成及其已经经历的转轨探索 , 事实上已经使转轨经济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它们既有基础条件、 目标取向等方面的共性, 又有路径选择、 实施方式 、 政府应变能

20、力以及国际社会干预等多方面的特殊性。就目前来看, 不管各自进展如何, 都还处在转轨的途中 。就经济学理论建设而言 , 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以这样一个群体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从转轨国家自身的实践探索出发展开研究, 而不是局限于用既有的理论去解释 。除了转轨经济形态存在的客观性之外 , 其进一步的研究价值还体现在多层次的比较中 。一是转轨经济国家存在的普遍性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转轨潮流, 其涉及国家范围之广 、体制变革之深、 付出代价之大 、 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少有的, 也是大大出乎人们预料的, 即使是被认为已基本完成转轨的国家 , 目前也还不能看出其制度运行的稳

21、定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有学者认为转轨不仅事关这些国家的命运, 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前途。二是转轨经济运行的独特性, 因为制度的变革不可能推倒重来, 必须通过体制并行和更替来完成, 所以转轨经济的运行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 又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 而是具有 “双轨”或 “体制外” 的运行特征 。而且由于这种转轨是改革演进型的, 在人为设计和与本国情况的融合上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使转轨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独特部分 。三是对世界格局影响的深远性 。转轨国家对原经济体制的放弃甚至对政治制度的放弃使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7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科勒德克研究的可贵之处, 在于将原社会主义

22、国家所展开的这场体制变革探索置于全球经济背景中,进行了整体的描述:“21 世纪的前夕, 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 在欧洲和亚洲一共有 30 多个国家 其人口多达 15 亿或占全人类的 1 4, 卷入了这场急剧而壮观的变革”。参见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第 1页 。现了根本性调整 。这方面苏东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格局方面 , 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及其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转轨国家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支撑了这些国家的商品与资本输出, 带动了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在20 世

23、纪末的持续繁荣 。人们在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影响时, 已经不能忽视转轨国家这类 “特殊群体” 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特殊性及联动效应。而转轨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情况又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处于进一步的变动之中。二、 非平衡运动和过程中经济是转轨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非平衡运动的过程中经济包含着 “过程中经济” 与 “非平衡系统运动的经济” 两层内涵 ,二者作为概括转轨经济形态特殊性的命题 , 既互相联系 , 同时又是考察该经济形态的两个大的视角 。过程中经济所关注的, 是在经济转轨从 “计划 计划 市场 市场计划 市场”的线性过程中, 旧体制逐步退出经济运行、 新体制在改革中逐步

24、主导经济运行的基本线索与机理; 非平衡系统运动的经济所关注的, 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横截面, 把转轨经济作为一个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总系统, 对应于转轨总过程的各个分过程 , 展开动态的研究, 侧重于协调性分析和集合效益的检验。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可应用于转轨经济形态的理论框架 。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将制度作为外生条件 , 研究在既定制度条件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经济运行,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发展理论可以说是以制度均衡为前提的明显例子 , 边际主义学派更是将均衡作为分析的中心来研究的。按照我的理解, 制度均衡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变量在给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 , 二是各变量总会在制度不变的

25、前提下最终获得均衡, 变量的变动不会出现改变制度的情况。樊纲在分析传统西方理论以制度不变为背景条件 , 从而不能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解释制度产生 、 发展的原因时指出 , 这种理论 “实际上局限在相当狭隘的领域内。它可以对今天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和某种事实的影响作出很好的说明 , 但经济活动在这一体系中永远都是没头没尾, 没有发展, 没有变化 , 没有历史的演变 它在本质上不适合于关于社会经济活动发展 、演变的说明”。正因为如此, 西方理论的分析只是告诉我们经济过程中行为主体活动的物质效果, 如效益的改善、 总量的增长。但它不能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另一面 , 即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 从而就不能告诉我

26、们如何通过调整经济关系来改善经济活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转轨与利益调整 、 利益分配无关;为什么会开出休克疗法的药方 。所以如果要说明西方理论在分析转轨经济中某些局部问题的适用性 , 我们必须附加更多的背景条件作为前提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制度变迁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 认为利益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调整和改革 , 并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机制 , 因此经济的运行呈现发展的趋势。但马克思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等基本范畴 。看重制度变迁的政治意义, 经济过程的意义只是作为内在规律性涉及 。新制度经济学出现后开始将制度作为内生因素来考察, 提

27、出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理论 , 但它所指的制度变迁往往是局部的、 可逆的 ,其方法上的意义要大于研究对象的意义 。因此, 总体上说经济学领域还缺乏将制度的更替和根8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 第 53页。吕炜: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方法探讨, 经济研究参考 2001年第 84 期。吕炜:转轨中后期中国市场的若干问题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4页。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论, 新华文摘 2002年第 3 期。本性变革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架构 。而建立这样的理论必须打破一些传统

28、分析中的基础性的前提, 如打破均衡的概念, 研究制度不稳定状态和非纯粹状态下的经济运行。因为转轨经济中的变化是发展中的 , 具有不可逆性, 这些变化会使现行制度的不稳定性增加, 同时在总体上使其逐步地让位于另一个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是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转轨经济形态的特殊性, 并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如厉以宁在瓦尔拉均衡的假设下, 提出了两种类型的非均衡状态, 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 , 另一类是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 , 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 并提出了 “应当力求使经济先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然后再使第一类非均衡中的非均衡

29、程度逐渐缩小” 的政策建议。这些见解不仅具有针对中国经济转轨路径的经济学最一般原理研究的意义, 而且对于同样处于 “变革” 与 “增长” 两大目标下的其他转轨经济体认识转轨经济运行由 “第二类非均衡 第一类非均衡 ( 瓦尔拉均衡分析适用的)均衡” 的规律性 , 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和构建新的经济分析模型 , 同样具有经济学最一般原理层次的意义。从经济转轨的实践材料来归纳, 既然转轨经济是两种经济制度或运行机制的中间状态 , 那么它的背景和基本前提就是制度的不稳定性。这种经济状态下的每一项具体研究都是 ( 起码最终都是)如何推动这种不稳定向着一个方向运动, 最终达到新的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转轨经济是

30、从此制度均衡到彼制度均衡的中间状态 。这种状态的基本特征就是运动的非均衡 、 非平衡性。非平衡运动根源于两种体制的共存和影响力的变化 , 是体制逐步替代的过程在经济运行中的反映 。如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切身经历和研究的步骤、 次序问题、 改革中的摩擦 、 阻力问题等。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在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个人收入分配格局、 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等方面都普遍存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国有经济的多种存在方式、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 是这种特征在生产关系领域最深刻的反映 。传统经济学对某些方面研究的成果可以借鉴, 但由于上述制度背景的差异 , 在实施时总会碰到制度不完善形成

31、的阻力和无效率 。变形与扭曲是普遍存在的, 作用也要打折扣 。重视制度背景差异是灵活运用这些理论成果的前提。比如传统体制下价格是由政府确定的 , 交换是被限制和禁止的 。价格只反映政府的政策意图, 并不反映供给, 也基本不具备配置资源的功能。没有交换就不存在市场经济和价值实现 。进行市场化改革首先碰到的就是要放开价格, 使价格成为调节供给、 保证交易实现的中介 。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常态是普遍短缺, 供求存在巨大缺口。按照西方价格自由化的方案放开价格, 就意味着缺口由抑制而释放 , 结果是物价的大幅上涨 。在转轨前期 ,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也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始终保持了

32、物价的温和上涨和价格的平稳过渡 。采用休克方式, 由于价格突然上涨, 结果是对供求双方的同时打压 , 是一种供求的强制性平衡方式, 它不仅将原来过高的需求打压下来 , 而且由于对生产的破坏和引发的债务危机 , 也使供给出现巨大的倒退。供求只能在更低的水平上获得平衡。与激进方式不同, 双轨过渡或渐进性放开价格采取了供给向上浮动 、 填平缺口的策略 , 首先使计划外供给增长和计划内供给得到改善, 在逐步缩小供求缺口的同时有次序地放开价格。比如从最终消费品价格而到生产资料价格 ,9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厉以宁认为 “ 非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是假设存在着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

33、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 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 因此, 非均衡又被称做 非瓦尔拉均衡 ” 。 参见厉以宁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 前言” 及第 1页。从工业品价格而到农产品价格 , 从实物的价格而到资金的价格,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供给的增长抵消了一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平衡运动的过程中经济的基本特征, 决定了转轨经济研究与一般经济制度形态研究的两个明显区别 : 一是各种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非纯粹性或叫过渡性, 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评价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只能通过程度和方向等量的尺度来进行把握 , 即考察其不可逆因素 。在

34、同一种经济关系中可能既包含传统体制的因素又包含市场体制的因素 , 从而导致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比如在价格双轨制状态下, 同一个企业既会有计划价格部分的行为, 又会有市场化价格部分的行为, 还会有价格双轨间的寻租行为 。这在微观上直接关系到对企业如何评价的问题。在宏观上则涉及如何判断 “并轨” 的趋势问题。二是既定制度下的规律在转轨经济中运用时会出现规律的不适用性和不可解释性 。正如实践中经常碰到的情况 : 一项符合规律的政策出台后 , 对一部分经济关系不适用 ; 对一部分经济关系的调节有用但不如预期的好 ; 对一部分经济关系则是出现了背离规律的负面反应 。这就是我们说的政策变形 , 即

35、政策很难落到实处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 。而一些看似不符合规律的政策执行后, 收到的效果却出人意料。同样以价格双轨制为例,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绝无可能的, 他们用人不可能分两步跨过悬崖来描述由此必然要带来的经济混乱。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 , 中国的价格双轨制虽然经历了活与乱交织的运行过程, 却始终保持了改革与增长的同步运行, 并且平稳过渡到了市场价格体系 。斯蒂格利茨将这一策略评价为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 , 转轨经济是存在自身的发展规律的 。相反 , 在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所坚持的转轨模式进行的改革试验中 , 大多数 “样本” 所显示的负面效应 , 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

36、非平衡运动的过程中经济的规律性的存在。以上所论及的转轨经济的两个特殊性反映了转轨过程非平衡运动的根本特征。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是研究处于不同历史阶段 , 即在各种确定性制度状态下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话, 那么转轨经济研究的则好像是 “制度之外” 的状态和变革 。确切地说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过渡期。当然转轨经济的不稳定特征和非平衡运动特征并不等于说对其进行的研究也是不确定的 。相反我们要通过一些稳定的因素和关系来描述这一不可逆转的变革过程 , 这些稳定的因素和关系就是符合转轨经济特征的规律性的东西。三、 成本 收益的路径分析方法既需要丰富 , 更需要创新目前比较通

37、行的研究方式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以成本 收益来解释转轨的动因 , 并用收益最大化作为转轨经济路径选择的标准。这一类观点认为, 经济转轨的动因是旧的经济体制阻碍了人们对潜在的获利机会的把握, 影响了经济系统的活动。而经济转轨将要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将高于旧体制带给人们的实际收益 。这种判断从实践来看是有局限性的。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转轨往往是在现有体制已无法维持的情况10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 , 人民日报 1998 年 11 月 13日。吕炜:资本挑战体制 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一种解析, 第 132147页。

38、吕炜: 资本挑战体制 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一种解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120123页。A .布兹加林、 B.拉达耶夫: 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 ,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年, 第 2531页。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变革具有被动的特征。只要条件不是最坏, 人们好像总有惰性。因此人们并不总是能理性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 二是人们往往不是因为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而进行变革 ,而常常是因为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法生存而产生改变一下的动力。往往是一种 “变一变或许有一条活路 , 不变只能等死” 的心理, 做的时候甚至是冒了掉脑袋的风险 。如安徽小岗村农民为包产到户而立下的 “血书” ; 三是

39、就总体而言, 目前转轨国家实际的路径选择可能并不完全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与绩效无疑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多视角的思考 。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首先是丰富了成本 收益分析的内涵, 使这种分析由没有过程的时点概念转向针对转轨经济过程中累积效应的研究。西方 “休克疗法” 的理论基础是只要新制度带来的收益超过旧制度的收益, 转轨就会发生。因此它是关于时点 A 与时点 B 的制度收益的静态描述, 不涉及变革过程中的成本问题 。不存在转轨经济形态 , 变革可以一步到位, 休克是最佳的路径 。这种观点也被中国学者称为 “利益分配无关论”。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 我们发现变革必然会带来利益分

40、配关系的调整 。资源配置的改善并不能自动解决利益分配问题 。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 , 未必能使每个当事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 至少在过程中是这样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实际的制度变迁在更多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 ( 财产关系)的变革, 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产权界定或利益格局, 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 , 从而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内涵 。因此 , 当新旧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孰优孰劣已被确认的前提下, 利益分配 、 利益冲突以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 , 将主宰着转轨的过程和命运 , 因而也就成为转轨经济学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盛洪等人正是根据中国案例的典型特点 , 在

41、肯定利益分配在转轨中的重要性的前提下, 提出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 即把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作为改革成本来进行度量, 进一步探讨路径选择的合理性 。但是也有人对盛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补充 , 即认为目标体制收益与转轨过程中的成本一个是时点的概念 , 一个是时段的概念 , 不具可比性。在转轨过程中除了成本外, 应该还有收益的存在 。这一点在中国的渐进改革下最为明显。他们提出转轨路径的选择取决于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各个时点所带来的收益累积与成本累积的差额。这虽然是一个更为精致的分析构架, 但仍可根据中国转轨实践的感受提出进一步商榷 。如累积收益中包含了旧体制在消亡过程中带来的收益和转轨过

42、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带来的收益两部分 , 但相对于转轨过程而言 , 旧体制的收益究竟应该计入当期收益还是下期成本 ? 这种性质转变的临界点又应该如何确定 ? 因为改革往往是被迫进行的, 即在最适宜进行改革时也往往因为旧体制收益的存在而无法实施改革 。有学者曾将此解释为 “摩擦成本”。这一实验室式观察本身的意义虽然有待讨论 , 但是从这一递推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到更为重要的一面, 即至少在短期内适宜的路径选择与次序优化的确是存在的 。如我们在进行增量改革、 体制外改革时 , 保持了相当长时期里体制内的活力和支撑作用。这至少在当时和一段时期内带来了总收益的最大化倾向。虽然到现在这些存量的体制内活力已经衰

43、减, 并形成越来越大的阻力。其次 , 就转轨总过程来考察, 还可以进行扩大的成本收益的假设与研究 , 即如何评判更11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理论命题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 , 载盛洪编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 第 134161 页。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913页。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 载盛洪编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 第 115页。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 载盛洪编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 第 115页。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 , 载盛洪编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 134161

44、页。长过程中的成本 收益和路径优劣问题 。比如, 旧体制收益的大小是否要作为一个转轨的重要初始条件, 并以此决定改革路径的选择。从长期看, 假定转轨都能成功 , 各种路径改革的总成本最终是否是接近的 ? 也就是说就转轨过程而言, 假定存在一条简化的等成本 收益线 , 那么是否存在着路径优劣的选择? ( 见图1)图 1转轨路径与效益比较图中纵轴表示转轨成本, 横轴表示转轨收益 ,O 为转轨起始点 , A 为预期转轨目标点, OA 表示等成本 收益线, 那么从长期看是否存在 OBA 与 ODA等不同的转轨路径选择呢? 如果存在, 则由较劣路径OBA 与OA 之间围成的区域为效益损失 X, 而由较优

45、路径ODA 与OA 之间围成的区域为效益增加 Y,同样是完成转轨目标, 就出现了路径选择的必要性。对比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起步 , 在市场主、 客体均不存在 , 都需要从零开始的情况下 , 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 即:要么从 “无市场主体” 突破 ( 所谓 “休克疗法” 极力主张的私有化即为一例) , 要么从 “无交易机制” 突破 ( 中国实际上是以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走出了第一步) , 二者必居其一。从 “市场主体市场化” 走出第一步, 可能遭遇经济水平大幅倒退、 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通货膨胀严重的挑战, 但对 “政府部门” 来说却也因此讨了一个大便宜, 即在分解权利的同时 , 也将解

46、除传统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福利性社会契约的沉重包袱以最简单 、 也是最残酷的方式扔给了家庭部门。以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渐进走出第一步, 即选择了从 “市场客体市场化” 为路径来走出第一步 , 政府部门虽然以最温和 、 也是最负责任的方式 , 完成了反短缺 、压通胀过程中对家庭部门实施全过程保护的艰巨任务 , 然而社会契约解除的沉重包袱却不能不在时间上一再延缓, 最终累积为转轨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这种路径选择当年在国内学界的争论,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围绕财政不堪价格补贴重负的问题展开的 。关于如何推进市场化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是价格改革优先; 一种是企业改革优先;一种是物价制度 、 劳动

47、制度、 产权制度同时推进。争论的结果 , 决策层采取了继续沿着价格改革优先的路子 、 加快价格的双轨向市场价格的并轨进程 , 并在 1992 年前后实现了所制定的目标。但是, 被延期支付的将国有企业塑造为市场化主体的成本 , 迟早是要在转轨总成本中列支出去的。从渐进改革的实际轨迹来评价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此前近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 , 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权力和利益, 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各级, 一部分则下放给市场中各个利益主12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林子力认为 “ 三道难关一起过,

48、 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形成, 价格改革才能走上成功之路”, 并称这是“通向现代市场经济之路的三大基础性改革和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更新”。 参见林子力 物价、 劳动、产权制度配合改革, 加快市场机制生成 价格改革研究报告 、 通向现代市场经济之路 三大基础性改革和社会经济组织结构的更新, 林子力 走向市场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315330、105120 页。厉以宁:先改革价格还是先改革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 世界经济导报 1986年 11 月 3 日。张卓元、 边勇壮: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商业研究 1987年第 2 期。体。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 相应的利益

49、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 。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 “放权让利” 。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随着利益主体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落实而逐步形成 , 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 。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获得了持续的推动 。作为旧体制下经济运行常态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 这表明新的体制框架已基本形成。在这之后至今的过程中, 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体制下一直背着却再也背不动的各种责任。比如包括职工下岗、 养老、 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责任 ;比如职工住房 、子女教育的责任 。这些责任不放下去, 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 。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

50、的效率来提供 。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 。这种下放责任的政策取向本身既反映出进一步的市场化取向 , 同时也说明政府已不堪重负, 不得已而为之 。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 则意味着政府 、 企业 、 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的调整 。与前一阶段相比 , 这种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 , 至少是复杂的 。面临的将是新的矛盾与问题 ,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体制转轨的模式都将因此出现变化 。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第三层意义是对成本 收益分析方法本身的质疑。因为越是这样精致地来分析问题, 就越是让我们感到转轨路径的选择可能是一个比成本收益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