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_李禹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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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李 禹 阶摘要：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大都为男性。他们既是氏族、部落中掌握神权、军权的首领，还是聚落秩序及原始道德的维护者及知识文化的掌握者。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巫师兼首领的贵族群体以神权和王权的力量，逐步占有并控制公共资源，由此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随着颛顼宗教改革，原始宗教逐渐演变为等级化、家族化的 “ 宗自为祀”的祭祀礼制。商周时，专门的巫师、贞人群体逐渐分化为巫、祝、卜、史等角色。女巫群体则从这时出现，而以女巫为牺牲以贿神、赂神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西周时期，传统“ 巫王合一”“ 巫政合一”中的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

2、统与朝廷礼乐制度，而民间巫、卜、医等则延续于乡里社会中，成为古代民间宗教的承载者。关键词：中国文明起源巫角色演变作者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 重庆 ） 。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氏族、部落的神权、军权往往是合一的。这些氏族、部落的酋长，既是主持宗教祭祀仪式的巫，也是掌握军权的首领，并在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从 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功能、角色演变分别从甲骨文、文献学、考古学、哲学或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研究，这些论著对我们认识巫的起源及其功能、特征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古代宗教与儒家本体论研究”（ ）阶段性成

3、果。例如瞿兑之： 释巫 ， 燕京学报第期， 年；陈梦家：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 燕京学报第 期， 年；李玄伯 ：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上海：开明书店， 年；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第集，北京：三联书店， 年；袁珂： 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年；梁钊韬： 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年；李安宅： 巫术的分析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童恩正： 中国古代的巫 ， 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李泽厚： 说巫史传统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邹昌林： 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 ，北京：学习出版社， 年；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

4、的根源 ，北京：三联书店， 年；江林昌： 中国上古文明考论 ，但是由于受到地下出土材料和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理论的局限，以及研究者在研究角度、领域和历史时段的不同，过去对文明起源中的原始宗教及巫的研究往往限于一隅，缺乏较全面而翔实的论述。由于史前中国神权与王权所具有的相融性、同一性特征，原始宗教和巫的角色演变，不仅涉及史前文化、宗教的相关问题，也对探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该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学科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史前宗教及巫的研究。本文正是在近年来丰富的地下出土材料及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原始宗教及巫

5、的性别、职能、角色演变，神权对史前分层社会和早期国家产生的作用，商周时代宗教与巫的二元分化，女巫群体形成等问题作进一步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试图以此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中宗教、礼制、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一、史前社会复杂化与原始宗教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一个漫长发展进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就出现了具有原始宗教遗迹的聚落遗址。例如距今 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就发现宗教仪式性器物如龟甲、骨笛等。而在距今 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考古文化的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就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这些出土玉器磨制精良、通体抛光、精巧别致、刃部无使用痕迹，

6、很可能是当时祭祀用 “ 神器” 。尤其在查海聚落遗址中心发现用碎石块堆塑出的一条长 米的 “ 石龙” ，其南侧有墓葬和祭祀坑，应该与宗教祭祀有关。兴隆洼遗址 ，墓主为男性，墓葬中出土的玉玦、牙饰、穿孔牙饰以及钻孔圆蚌等，说明墓主可能是氏族、部落里主持祭祀、占卜的酋长一类人物。这表明伴随原始定居聚落的产生而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宗教及祭祀、占卜等形式，并可能已出现主持这种祭祀、占卜的巫师一类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巫术永远没有 起源 ，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 存在 ，古已有之的存在。 ”当人类社会还处于蒙昧状态时，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等等

7、。这些论著分别从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哲学、文学领域对先秦宗教及巫的起源、功能、特征等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其研究的角度、时段、领域的不同，从多学科角度对文明起源中的巫作整体、综合性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年发掘简报 ， 考古 年第期。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年，第 页。巫师及其所从事的求神、占卜、驱疠等巫术就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伴生物产生了。但是，作为史前先民社会群体性、聚集性的原始宗教活动，则是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而逐渐形成的。在史前中国，正是随着各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原始宗教迅

8、速发展，宗教祭祀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例如在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下层，发现距今 年左右、面积在 平方米大小的大型祭祀场。而在湖南澧县发现的距今 年前的城头山古城遗址中，亦发现椭圆形大型祭坛和 多个祭祀坑，以及放置有 “ 祖”形大砾石的祭坑。它说明在这一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原始宗教在迅速发展。距今 年左右，我国各区域社会中原始宗教开始蓬勃发展。如著名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太湖、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遗址中，都不断发现史前大型宗教祭祀遗址，亦发现许多大、中型祭坛及随葬有大量祭祀器物，包括早期礼器的墓葬。它说明在距今 年前后，史前中国各区域原始宗教不断发展，并且可能已出现专门的觋巫、祭司群体。史前中国原

9、始宗教的发展，与其时的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距今 年前就出现了具有战争与防御性壕沟的环壕聚落组织。例如在距今 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中，就发现了环壕设施的聚落。距今 年左右，环壕聚落逐渐增加，同时以级差为特征的聚落群组织不断出现。目前在我国中部、东部与北方的史前文化区域，都发现了许多这种花费巨大、具有战争防御作用的先民环壕聚落及 “ 古城”等。王震中认为，在这种史前社会的演进中，“ 中心聚落、原始宗邑和酋邦三者在外在特征和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的特征主要是神权政治或神权与军权并重，氏族部落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以血缘亲疏作出身份和政治上的等差” 。这是因为早

10、期国家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在文明诸要素如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不断演进的。正是这些要素的聚合，使得早期国家在演进中蜕变而出。其结果，不仅使早期先民社会在通过内聚方式提高对外应力机制中，逐渐构成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社会政治体；也在不断强化、完善其氏族、部落的公共职能及原始道德、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要素中，形成早期华夏文明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和作为祭祀主持者兼社会管理者的觋巫群体。二、史前巫师的性别特征及社会角色随着史前社会复杂化及原始宗教的发展，各区域出现大批反映原始宗教遗迹的聚落遗址。从考古材料看，当时的巫师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也是原始宗教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王

11、震中： 中心聚落形态、原始宗邑与酋邦社会的整合研究 ， 中原文化研究 年第期。仪式的承载者。这些首领兼巫师的人大都为男性，并在氏族、部落中占据着神圣地位。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秭归距今 年的东门头遗址中发掘出一块太阳神石刻。太阳神刻为一个直立男神像，躯体底部顶端内刻画有男性生殖器。太阳人图像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刻画有 条光芒的太阳。同时还出土一件红色陶盆，盆口沿平折并呈放射形光芒状。显然，男子刻像及红色陶盆，均体现出超自然的太阳崇拜及人与神通的宗教观念，而该男子应是当时聚落的巫师。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发现一尊人物坐像。其人物形象不具女性特征，可以认为是男

12、性，该座像双手掌部虽然残缺，但仍可以看出其双手似作祈祷状。它说明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主要为男性，并且受到尊崇。秭归东门头人物石刻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巫师及太阳崇拜现象，可以说开启了该地区 “ 太阳神”崇拜的先河。在距今约 多年前的北方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如玉玦、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等祭祀用器及男性巫师兼首领的情形。例如 ，系一随葬品丰富之典型墓葬。经鉴定墓主为男性，殉葬器物有整猪只及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蚌器等几类器物。从随葬器物来看，墓主应是氏族部落中有权势的男性军事首领兼巫觋一类人物。而在距今 年左右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西水坡遗址墓葬中，

13、发现 大墓的墓主系一身长 米以上的成年男性。在该墓葬右侧，有由蚌壳摆塑的一龙，其左侧有由蚌壳摆塑的一虎。在此墓东、西、北三小龛内，各葬一少年，似为殉葬者。在距该墓南的地穴与灰坑中，则发现有用蚌壳砌成龙、虎、鹿、蜘蛛和人骑龙、人骑虎图案。与该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墓葬群中的其他墓葬，均葬具简单，仅有少量石制工具及生活用品随葬，许多墓葬则无随葬品。这种对比既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的神权具有极高地位，也说明 男性墓主是聚落先民中能与天地、神祇沟通的大巫，有着很高权威。从考古材料看，距今 多年前的原始宗教主要还是出于先民生产、生活的实用需求。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收成较稳定且缺少危险的生产活动大都不能产生巫术

14、等形式，只有在既危险并且产量具有偶然性的生产活动中，“ 故有繁重的巫术仪式以期安全而佳美的效果” 。因此，早期原始宗教大都符合先民实用性的原则。但是，随着史前社会的发展，这种仅仅属于实用与经验性质的原始宗教，则开始发展为早期分层社会中或大或小的，具有超越性、“ 权威”性的神圣权力，而这些掌握神权或兼及军权的巫师则成为聚落或聚落群的各级首领。这种现象在距今 年前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武仙竹、马江波： 三峡地区太阳崇拜文化的源流与传播 ， 四川文物 年第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 年发掘简报 ， 考古 年第期。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第 页。后的新石器时

15、代遗址墓葬中甚为普遍。例如济南焦家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大型墓葬 多座。这些大墓中最典型的是 。该大墓葬具为两椁一棺，墓主为老年男性，仰身直肢。棺内墓主身边随葬物多为玉器，包括耳饰、指环、臂钏、钺和刀，另有龟甲器、蚌片、骨梳、骨雕筒等随葬品。还发现陶器多件。从随葬品看，该墓主不仅可能是该聚落掌握军事与行政权的首领，也是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从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遗址墓葬中，都能发现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的普遍情况。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中，通过对随葬品分类或能够进行的人骨鉴定看，可以大致确定当时的社会分工与性别、职业等情况。在对大汶口遗址墓葬初次发掘中，随葬品与性别关系就明显表现出来，即男性主要

16、以武器、工具等陪葬，女性以纺轮、骨针等陪葬。在大汶口遗址墓葬第二、三次发掘中，这种情况更为典型。它证明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墓葬器物种类大致与男女性别有比较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在其他考古遗址墓葬中亦有体现。例如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 按史前墓葬的常例，凡纺轮和斧 （ 钺）不共见者，一般作墓主性别的区分” 。此外，通过对大汶口遗址墓葬随葬品分类，可以大致确定当时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的性别及职业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专门用于宗教祭祀、占卜的涂朱龟壳、龟甲、象牙琮等 “ 神器”主要发现在男性墓葬中，而女性墓葬则十分稀少或几乎没有。同时，在这些男性墓葬中，往往发现许多体现富有或权贵身份的随葬品。它表明

17、当时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师，基本为男性，且为氏族、部落权贵人物。在大汶口遗址早期墓葬中，大墓 系成年男女合葬墓。有大型葬具，人骨架按照男左女右排列。随葬品有 余件，包括陶制壶、罐、尊、鼎、豆及猪头、象牙雕刻物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男子颈下锁骨间，放有象牙琮件，左手附近有象牙雕筒、石铲等物。象牙琮是当时难得的器物，在古代是祭祀天地之神器。它说明该男性墓主既是一名富有者，也是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师。在大墓 中有一单人仰卧直肢，墓葬中发现象牙雕筒、盔形器等随葬品，应该为男性。该墓主同样在锁骨间佩象牙琮一对，应是与祭祀、占卜有关的人。在大墓 中除发现猪头、骨镞及石质武器、工具如锛、砺石等外，墓主头部左侧还发

18、现一精美透雕象牙梳，头下压一象牙琮，左肩上方放一象牙琮。此外，在墓主腰左还发现石铲一件，腰右发现指环与龟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 考古 年第期。参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 ，北京：科学出版社， 年，第 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 ， 文物 年第期。甲各一个，二膝间则放置一骨雕筒。从其随葬品中的武器、工具及象牙琮、龟甲来看，此墓主应

19、为男性首领兼巫师。大汶口晚期情形亦与此相似。例如墓葬系单人仰卧直肢葬，墓主人骨架高大，约 米，随葬品除了有石刀、砺石、骨镞、骨钩、骨锥等物及陶器外，在左腰间佩一精工雕琢的骨雕筒，右腰和右膝旁均放置一龟甲。从其身体构架及随葬的武器、工具、龟甲等来看，该墓主为男性并系祭祀、占卜的巫师是无疑的。在能够确定为女性墓主的大汶口墓葬中，则很少发现象牙琮、龟壳、龟甲等宗教祭祀用品。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男女合葬墓。该墓中的男子埋葬位置居中，环绕周身的随葬品丰富，除了工具、武器外，在其右腰部佩一龟甲，头部左侧有石笄、骨笄、鼎、豆各一件。而女性墓主则葬于男子墓主右边拓展出的一小坑内，其随葬品仅颈部佩一玉管，右腰部佩一

20、龟甲。从随葬品及墓葬位置看，该女子显然地位卑微，并附属该男性墓主。而在男女腰间分别放置一龟甲，推测该男性墓主系这个部落的首领兼巫师，旁边小坑内的女子则可能系其妻子。它除了说明当时的男子地位高于女子外，还可看出其时以父系为核心的家长为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兼首领的情形。弗雷泽曾把早期巫术分为 “ 个体巫术”和 “ 公众巫术”两方面。在他看来，“ 个体巫术”属于驱邪避魅的法术范围，而 “ 公众巫术”则是一种关系氏族、部落整体祸福、吉凶的法术与禁忌。所以，早期社会的 “ 公众巫师占据着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位置” 。史前中国社会亦是如此。随着史前分层社会的发展，史前巫师群体也开始了分化进程，即作为整个聚落群

21、的首领，有的是具有王者身份的大巫，也有的是其下属各聚落的军事酋长兼巫师，甚或还有专门从事巫职的僚属。这种情况在距今 年前后的聚落墓葬中已表现得十分突出。距今 年的凌家滩史前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一处具有代表意义的大型祭坛遗址。发掘者认为，祭坛遗址的红陶土块的建筑可能是当时的神庙遗址。在凌家滩遗址中，墓地、祭坛均处于该区域最高位置，象征着它们在该祭祀区域的极高地位。祭坛是祭祀神灵的专用场所，分布在祭坛周围的墓葬，以及随葬如此多的玉礼器，说明该墓地中埋葬的基本是贵族性质的人物。而从随葬的诸多钺、锛、斧等武器、工具及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玉礼器之间的组合关系看，这些墓主很可能是当时聚落群落的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

22、。凌家滩遗址墓葬充分显现了那些巫师兼首领的权贵人物不同的身份、等级，以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第 、 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第 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第 页。弗雷泽： 金枝 ，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年，第 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页。及在家族或氏族组织中的不同地位。例如在整个墓葬群中，排在第一排的 是一个典型的随葬重玉礼器及石制精美武器

23、、工具的大墓。该墓发现玉器 件，包括玉龟、玉版、玉钺、玉斧、玉玦、玉璜、人头冠形器件等。一些玉器绘有图像。例如在玉龟的腹甲、背甲之间夹着的一块玉版上，刻画着由大圆、小圆等组成的类似于八卦的图形。研究者多认为这些玉版、龟甲代表了 “ 天圆地方”“ 四极八方”的宇宙观，或是 “ 日行中道”宗教观念的图示，是用于八卦、占卜的法器或测天、祭祀用具。该墓还出土了当时极其少见的制作精美的 “ 钺王” “ 斧王” “ 锛王” 。发掘者认为： “ 墓中随葬的重要玉器如玉版 （ 刻划原始八卦图） 、玉龟、玉勺、玉三角形饰、玉扣形饰、玉砭石、人头冠形饰和菌状饰，这些重礼器应属于工具类，可能与占卜巫师类人物有关。

24、”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中的 ，是位于凌家滩墓地核心区域即南墓地祭坛附近的墓地。 中的随葬品大多数为玉器，器物以钺、环、镯、璧、锛、凿等重礼器及武器、工具为主。在墓主腰部正中发现件玉龟及件玉龟状扁圆形器。这三件器物在墓主腰部呈扇形放置，应为一套组合器物。在玉龟腹腔内各放置一两件玉签。这些物件应是作为整套占卜工具来使用的。这些发现表明凌家滩时代的占卜、原始八卦已普遍运用。墓中发现玉镯 件，其中在墓主双手臂位置，各有 件一组的玉镯对称放置，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人物的形象。此外，从该墓中出土的件玉钺与 件石钺，以及数量众多的斧、锛、凿等典型的男性使用的武器、工具看，该墓主应是酋长、大巫师之类的男性

25、 “ 王巫”一类人物。凌家滩墓葬中的层级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例如在第一、二、三次发掘的墓葬群中，从南到北分为排，其中重玉礼器主要分布在第一、二排。例如除了 外， 、 、 等大墓，均出土大型祭祀礼器与象征权力的钺等器物，说明这些墓主仍然是具有很高辈分及家族地位的军事首领兼巫师一类的人物。如 中，发现随葬品 件，其中玉器 件。玉器包括玉人、鹰、璜、璧等；石器包括钺、戈、锛。从其发现的数量较多的钺、戈、锛等看，该墓主应系男性。而随葬的玉人、鹰则与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有密切关系。在 中，出土玉器 件，其中有玉人件。这件玉人与 中发现的玉人在形体与特征上大致相同，应该都与宗教祭祀有关。参照其他随葬品，说明

26、这两个墓主可能就是以祭祀为主要职业的巫师。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参见王震中：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第 、 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第 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 ， 考古 年第期。王震中：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第 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第 页。如果我们从凌家滩遗址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关系来探讨墓主性别，可以看到，拥有女性的随葬典型器纺轮的墓葬，往往随葬品规格较低。例如在 座墓葬中，有座发现石、陶纺轮件 （ 石，陶）

27、，这些墓葬除了 由于被上层墓葬打乱无法窥其全貌， 墓主据发掘者推测可能为未成年人外，其中 中随葬品仅陶器件，无一件玉、石制品； 随葬玉器件，陶器件 （ 包括纺轮件） ，无石器，其墓坑位置和随葬品等级、数量明显低于其他墓。比较特殊的是 ，墓葬中发现随葬品 件，包括璜、镯、玦、坠饰、丫形器等玉器 件，“ 推测墓主人生前虽不具有军事或政治、宗教地位的官职，但身份较高，生前地位也较高” ，可能系贵族家族的富有女性。花厅遗址是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黄淮地区重要的史前遗址，典型反映了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交汇融合。在花厅遗址北区墓地发掘墓葬 座，其中大型墓 座，中型墓葬 座。 个大墓中共发现例人殉现

28、象，反映了这 座大墓系部落里的重要人物。花厅墓地出土的玉器如兽面纹玉琮、玉琮形管、刻简化兽面纹的玉锥形器、大型玉锛、双孔大玉钺等，在形制、玉质、纹饰上均与良渚文化宗教祭祀玉器相同。故发掘者认为其 “ 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既可代表王权，又能沟通天地鬼神，是地位高下与贵贱等级的象征物” 。而其人骨经鉴定大都为男性。例如大墓 ，墓主经鉴定为一 岁左右的强壮男子。该墓葬大量随葬品，其中有玉琮、玉锥、玉锛、玉管、玉珠、玉斧等，其精美的镯式琮和长条形有段大玉锛、双孔玉钺放置在墓主的腹部及腿部。墓主脚后殉葬具少儿骨架。整个墓葬气势宏大，随葬器物壮观。再如大墓 ，墓主经鉴定为一个 岁左右的男性，墓主胸部发现由

29、 件斑斓缤纷的鸟纹玉佩、半圆形玉璜和玉环、玉坠组成的特大型项饰，左右手臂上戴有环形玉镯，显然是从事宗教祭祀的器具。而在花厅墓地发现的其他大墓，其随葬品种类、规格则显然要少而低。它说明虽然同葬一处墓地，但其等级地位已存在差异。距今 年左右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包括方圆数十里的 “ 坛、庙、冢” ，并建有大型祭坛，规模巨大，气势恢宏，十分明显是祭天及礼祭那些手握神权与政权的上层贵族人物的。红山文化有着 “ 唯玉为葬”的传统，“ 玉器作为积石冢墓葬主要甚至唯一的随葬品，也是祭祀址中与人的关系最近的物品，它们的功能应主要与通神有关” 。我们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中心大墓和大型土圹石棺墓

30、中，可看出这些身份显赫的墓主均为男性，且具有巫师的通天媚神及占卜的职能。如 ，墓主经鉴定为男性，约 多岁。墓中发现随葬玉器 件，包括玉兽面牌饰件，玉璧 件，玉镯件，玉璧形饰件，被钻龟甲等，是随葬品最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第 页。随葬纺轮的墓葬中， 是特殊一例。由于篇幅原因，该问题将另撰文探讨。南京博物院编著： 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 页。多的大墓。这些玉璧、玉兽面牌饰、龟甲，应该系祭祀、占卜之用。大墓 ，墓主经鉴定为 多岁的老年男性。墓葬中发现随葬玉器件，包括璧、鳖、鼓形箍、镯、勾云形器

31、等，鳖分别放置于遗体左右手部位。该墓葬地层还发现玉珠、玉联璧、玉蚕、石 斧、石 锛 等，墓 主 显 然 系 身 份 显 赫 的 大 巫 师 兼 部 落 军 事 首 领。 系成年男性墓，随葬玉器件，绿松石坠饰件。玉器中有凤件，玉人件，镯件，环件，分置于墓主的头、胸、腰腹部位，均保存完好。从随葬的凤、玉人来看，均具有通神敬天的功能， “ 寓上下贯通的玉巫人，更是通神作法时的具体形象；双手各握玉龟应与表现神权有关” 。而 ，墓主疑为成年男性，墓中发现龙凤佩件，钺形壁件，镯件，绿松石坠件，其随葬品的规格、数量显然与前述墓葬有着区别，其生前地位应在 、 等之下。这种情形，既表明红山文化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

32、基本为男性，也表明巫师群体中已有等级差异。因此，在距今 年前后，由于大型或超大型聚落群的出现，史前巫师的地位、角色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在距今 年前后的巫师主要还是在单个或小型聚落群中通过实用性、经验式的 “ 权威”获得先民尊崇的个体巫者；那么这一时期巫师的权威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权威既有着早期巫术、巫师的实用、经验的特点，也有着分层社会中神权与军权结合的 “ 公众”式首领人物的属性。这种属性表现在史前各大型、超大型聚落群中的 “ 王巫”与不同级别的军事首领兼巫师等身份上，甚至也表现在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的 “ 祭司”性质的 “ 巫臣”“ 巫僚”身上。在良渚文化墓葬中，这种属性十分明显。良渚古

33、城西北方坐落着良渚文化最高级别的贵族坟山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共有 座墓葬，出土成组成件的璧 （ 件） 、琮 （ 件） 、钺 （组） ，以及璜、镯、三叉形冠饰、圆牌形饰、龟、蝉等玉制礼器、饰品数十种。反山墓地的第一台阶上有座墓。其中最显赫的 大墓中，发现随葬玉礼器、饰品达 件。这些随葬玉器包括大玉琮、大玉钺、镶嵌玉件的彩绘漆盘和漆杯、完整的神人兽面 “ 神徽”等，从大玉琮、大玉钺、神人兽面 “ 神徽”等看，墓主应该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神权的男性首领即 “ 王巫” 。而在 大墓两侧，分列着 、 、 、 等几座墓葬，墓中均有数量较多随葬品。从随葬品种类看，这座墓均系男性贵族墓，但是其随葬品规格、种

34、类、数量与 相差很多，可见 与这些分列两侧的墓主，其等级、地位有很大差别。在这座大墓之外， 、 系女性墓，从其墓葬位置及随葬品看，应系 、 墓主的配偶。而 、 则位于墓地西并稍远，墓穴相比较浅，随葬品规格、种类相比前述墓明显更差一些。但是，从这两个墓主 “ 有资格入葬反山土台，亦随葬有琮、雕琢神人纹的冠状器等数十件玉器，应为等级较低的贵族，似属以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 年度）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 、 、 、 页。 为中心的上层贵族的 臣僚 、 巫觋一级的人物” ，而 “ 其中 、 、 、 、 的墓主人更可能是身兼酋长、巫师

35、的人物” 。在良渚古城的瑶山祭坛及墓葬群中，所有墓葬分成南北两排。各排墓葬有座，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该墓群南排座墓，各出土件玉钺和件三叉形器，而北边墓葬出土较为典型的是玉璜、圆牌、纺轮等器物，“ 斧、钺在我国史前墓葬中一般是男性墓葬的随葬品，所以，判断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男性大概无误。而在北行墓列的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没有玉 （ 石）钺，玉器组合中主要为璜和圆牌，包括纺轮，所以，判断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女性也在情理之中” 。而南部墓葬中琮、三叉形器等祭祀礼器与象征军权的钺的发现，说明当时男性是拥有军权 （ 钺）和祭祀权力 （ 琮）的巫师兼军事首领一类人物。尤其在南部男性大墓 中出土一戴冠羽

36、的神人兽面像的冠状饰，该神人张开双臂，似乎拥抱苍天，显然具有通天地、明神灵的象征，说明墓主生前即是这种戴冠羽神人的大巫或 “ 巫王”的角色。 世纪中期西方新进化论学者如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莫顿弗里德等，认为在原始平等社会与早期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中介型政治组织形式，并用 “ 酋邦”来指代这种组织。塞维斯认为前国家阶段中，“ 酋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统治权力主要是依靠酋长们非强制性质的 “ 权威” ，而非强制性的军事权力。酋长们的这种 “ 权威”主要来自部落逐渐强大的宗教神权和这些酋长的生产、生活、战争经验。莫顿弗里德也提出了由原始的平等社会到阶等社会，再到分层社会，并最终演变为早期

37、国家的阶段发展说。这些西方新进化论学说普遍注重酋邦组织中“ 权威”的建立及其本质特征，认为神权权威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酋邦理论传入我国后，对多维度构建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及演进模式有着重要启迪。特别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了解到在从史前平等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中，有着漫长的由以首领 “ 权威”为主向以权力为主的 “ 威权”型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主要依靠神权权威作为酋邦治理的重要手段，这是区别早期国家以权力强制性的 “ 威权”性统治的基本特征。史前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纵观史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平等社会或简单的分层社会，向渐趋复杂的分层社会转化的时代

38、。在这个转化进程中，原始宗教起到了对聚落社会内凝外聚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反山（ 上）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 ， 文物 年第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瑶山 ，北京：文物出版社， 年，第 、 页。由于史前各区域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习俗各异，不排除个别地区会有少数女性巫的情形。但是作为巫师群体而论，目前尚未发现以女性巫为主体的情况。易建平： 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 ， 史学理论与研究 年第期。距今 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发

39、现的宗教仪式性器物如龟甲等，仅仅是史前社会初期的原始宗教遗迹，还十分简单、粗犷、平易；那么经过近 年的发展，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原始宗教在祭祀礼仪及礼器等方面的不断精致化、贵族化、权威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原始宗教逐渐以一种 “ 权威”方式主宰着史前社会的先民精神，并在社会分层中不断扩大、显现它的超然性、公共性神权；同时，作为这种权威力量承载者的巫师群体，也在不断地层级化甚或专门性地 “ 祭司”化，并在以神权为主的治理手段中逐步与世俗权力的 “ 威权”式手段融合，维护着史前分层社会的精神凝聚与秩序稳定。三、巫师的文化承载及功能史前巫师的权威，不仅源于宗教祭祀等礼神事务上，而且还表现在这个群体所掌

40、握的知识文化及对氏族、部落在生产、管理方面的贡献。“ 所以巫术信仰与巫术行为底基础，不是凭空而来的，乃是来自实际生活过的几种经验；因为在这种经验里面他得到了自己力量底启示，说他有达到目的物的力量。 ”史前的巫师群体，正是从最初的经验中逐渐获得超乎其时聚落先民的知识文化素养，是早期社会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工匠及医者。这种素养使他们既获得氏族、部落先民的尊崇，也影响着先民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大小 “ 传统” 。（ 一）巫与天文、天象原始农业比现在更加依赖于天时、气象、节气。从原始思维角度看，变幻莫测的气象、雷电、风雨也使先民对周围的时空环境更有着畏惧与恐怯。这种情形使天文历象、观象测时成为原始宗教

41、首先关注的重点。而最早的 “ 巫” ，正是观象测时的掌握者。从考古材料看，距今 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发现的男性太阳神石刻图像，在其腰部两旁分别刻画星辰，头上方则刻画有 条光芒的太阳，就充分体现出三峡地区早期天神膜拜和巫与天象间的神职意识。在距今 多年前的内蒙古查海遗址中发现用碎石块堆塑出的一条长 米的 “ 石龙” ，其南侧有墓葬和祭祀坑，应与天象崇拜有关。距今 年左右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南台地遗址 （ ）中，出土陶尊 件，其中件刻画有神兽纹天象图案。这些图像如神兽太阳纹 （件） 、神兽月相纹 （件） 、神兽星辰纹 （件） ，应该与象征天文星象的灵兽有关。这些以天文、星辰为对象的龙、凤鸟、

42、神兽纹天象图的发现，说明早期聚落先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第 页。民的宗教信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与天文、天象有关的观象授时或预卜吉凶上。例如濮阳西水坡大墓 （ ）中由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据冯时先生研究，该 墓（ ）的墓穴形状与墓葬布局，蕴含着天圆地方宇宙模式、寒暑季节变化、昼夜长短更替、春秋分日的天文与气象认识。这说明 墓主是既能与天地、神祇沟通的觋巫，也是通达天文、气象的知识者。所以，祭祀与天象合一，是早期宗教的重要特征。由于天空中星宿运行的位置变迁不仅反映了农业节气、风雨雷电的变化，也在先民原始思维中象征着阴阳吉凶、时空星移，因此其逐渐扩展到对氏族盛衰、部

43、落兴替的人事中。它使史前祭坛、观象台通常起着宗教祭祀与天文观测的双重作用。这种情形在科技考古中也得到证实。 年月 日，中国科学院 “ 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在距今 多年前的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对春分日出情况进行观测。据项目组观测，当天晨时整，冉冉升起的太阳正好出现于古观象台号的石缝中，太阳下边缘则与远山正好相切，与春分节气准确相合。它说明当时担负观象授时的巫师，承担着主持祭祀，测定天象，预测雷、雨、风、暴的多种职能；同时也说明 尚书尧典所记帝尧等史前 “ 帝”“ 王”能够融 “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观象授时的功能之说不虚。在文献中也常可看到将宗教祭祀与观象测时融为一体的记载

44、。如 左传昭公元年： “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意为高辛氏之子阏伯被迁于商丘，使其 “ 主辰” 。而 “ 主辰”即是对辰星的观测、祭祀。辰星即大火星，大火星系二十八宿之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心宿第二宿。相传自颛顼时起，就派有专人观测此星，并发现了运用大火星来确定季节的规律。所以，当时对大火星的观测、祭祀之官，也是观天象测农时的官吏，亦称 “ 火正” 。 国语楚语 ：“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 国语郑语 ：“ 黎为高辛氏火正。 ”由于 “

45、火正”一职，既是祭祀之官，亦是观测、预报农业节气的民事之官，故而文献记其有 “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的民事职能。 史记殷本纪则有商族先祖契辅佐禹治水有功，舜即命契为司徒 （ 司土） ， “ 敬敷五教”的记载。司徒 （ 司土）即是后代与土地、农事相关之官职，即与由商所接续阏伯之 “ 主辰” ，“ 黎”之 “ 火正”之 “ 司地以属民”的职能有密切关系。它说明史前觋巫除了占卜吉凶、主持祭祀外，还通过观象测时在农业、经济、民事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冯时： 河南濮阳西水坡 号墓的天文学研究 ， 文物 年第期。徐凤先：“ 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春分观测记行

46、 ， 中国科技史杂志 年第期。关于 “ 火正”与司徒 （ 司土） 、民生关系，参见庞朴： “ 火历”初探 ， 社会科学战线 年第期；王震中：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第 页。（ 二）巫与工“ 巫”“ 工”原本一体。最早的 “ 工”实际是专门制作祭祀用玉器、法器兼从事祭祀的 “ 巫”世家。许慎 说文释 “ 工”曰：“ 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与巫同意。凡工之属皆从工。，古文工，从彡。 ”因此古代与 “ 工”相关的字，多从。“ 工”字本义，目前学界尚无一致解释，孙海波曾言 “ 工”字 “ 象玉连之形巫字卜辞作，象巫在神幄，两手奉玉以祀神” 。是将视为巫舞的法器，应是有见地的。 说文亦释

47、“ 巫”为 “ 工” ：“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 ”许慎认为最早的 “ 工”与 “ 巫”实出一意。段玉裁注 “ 工”曰：“ 巧饰也聿部曰： ，聿饰也。彡部曰彡，毛饰画文也与巫同意。有规榘。而彡象其善饰。巫事无形，亦有规榘。而象其两褎。故曰同意。 ”甲骨文 “ 工”作（ 合集 ） ，像多用途器具。金文 “ 工”（ “ 司工丁爵”）由和构成。目前学界对此字虽有不同解释，但其字形有祭祀物意可知。因此，甲骨文 “ 巫”写作（ 合集 ） ，李孝定疑其 “ 象当时巫者所用道具之形” ，以加形，有抓、持器物之意。金文 “ 巫”则写作（“ 齐巫姜簋”） ，实为承续甲骨文

48、形。所以， 说文认为 “ 巫”（ ）字 “ 与工同意” ；而 “ 工”（ ）则 “ 与巫同意” 。根据 与形，则可能表示祭祀神灵的巫舞者手持物形象似（ 工）的用羽毛等 “ 巧饰”之 “ 大袖”（“ 法器”）祝祷降神。所以其后篆文（ 巫）为加两人，表示两人或多人抓、持 “ 法器”祝祷降神的场面，其字即可能是继承了早期文字（ 符号）的 “ 工”“ 巫”合一之意。在巫舞合一的古代社会，巫在向神祝祷的歌舞中，常挥动两袖、手持 “ 法器”起舞，因此 “ 巫”字像人持 “ 法器”起舞，而 “ 工”则有巧饰之 “ 法器”之意。在早期聚落社会中，打造石制武器、工具应是氏族、部落中各家分内的事。随着原始宗教的发

49、展，祭祀礼器如精美玉器及石、骨法器在工艺上日益繁复，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治玉与制作法器的 “ 巫工”世家。而最早的 “ 工”也就成为巧饰祭祀礼器的设计、制造者的代名词，是氏族、部落中的技作巧匠，是大型祭祀仪式所需精美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 甲骨文字诂林第册，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页。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工作组编： 甲骨文合集 ，北京：中华书局， 年。以下凡引自该版本，均简称 合集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 甲骨文字诂林第册，第 页。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第 页。尽管

50、随着氏族、部落间交换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制作交换产品的工匠、工奴，但这不是早期 “ 工”字本义。文献泛称工匠、工役等为 “ 工”则是西周及以后的事。玉、石、骨制礼器的制作能手。例如凌家滩墓葬中的 ，除了发现随葬玉制钺、镯、璜及石制钺、锛数十件外，尚有玉芯 件。这些数量众多的玉芯大多不配套，可能是制作玉礼器的中间产品，而墓主可能是一个制玉者。从该墓主能够葬于该祭坛并且随葬品有玉制钺、镯、璜等物看，他既为地位不低的男性，也与宗教祭祀有关。凌家滩墓地 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钻、砺石、石芯等工具及半成品，说明墓主可能是一个专门制作礼器、饰品的人。而从其入葬该祭坛的墓地位置看，该人生前亦有一定地位。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