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北史_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_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_李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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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 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李凭摘要： 北史是李大师与李延寿父子接力编撰的史学巨著，由于两代人的历史背景不同，各自为该书注入的主题思想必然相异。李大师身处隋末动乱时代，追求安定的政治局面，将统一确定为 北史的主题思想。李延寿没有摒弃父亲的主题思想，他将淝水之战至隋末动乱之间出现的各政权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框定为北朝历史系统，以便揭示中华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轨迹，体现唐初结束战乱的政治目标。不过，李延寿将父亲设定的编年体例改变成家传形式，从而在 北史中融入颂扬门阀士族的主题思想。这是因为统一实现有年，李延寿更加关注初唐得势的陇西世家之缘故。北朝历史系统的内容宏

2、富，并不影响两代人的主题思想并存于 北史 。不过， 北史问世之际政治形势骤变，庶族兴起而取代门阀士族，因此李延寿的主题思想也已过时。然而，作为门阀士族基础的宗族依旧普遍存在。中华传统文明虽屡经辗转而终能长存不衰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普遍存在社会之中的宗族发挥了坚固凝聚的效应和相继接力的作用。 北史突显了在颠沛中顽强生存的宗族及其发展规律，这正是它独到的价值。关键词：北朝 北史李延寿宗族作者李凭，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 广州 ）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客座教授 （ 澳门） 。 北史共计 卷，不仅涵盖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和隋朝，而且在 序纪中追述拓跋先世，在

3、 僭伪附庸中记载十六国后期诸国以及江陵后梁政权。它囊括淝水之战到隋末动乱之间二百余年恢宏景象，将其框定于有机联系该时代诸政权的历史系统中，便于后世学者宏观揭示这段战乱频仍时代的曲折轨迹，微观探索其间种种现象的规律。不过， 北史是在记述十六国至隋朝之间诸政权的各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与江西师范大学合办的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论文，受到澳门大学科研基金 （ ）资助。类断代史著之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再生作品，而且在李大师和李延寿父子相继的编撰过程中注入了各自的主题思想，由此引发学界不断地议论。虽然历代对 北史的看法褒贬不一，但是反复的批评未能泯灭这部史学巨著，反而彰显了它的特色，从而突出

4、了它表述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一、在北朝历史系统下深化认识北朝一词是在特定的政治局面下出现的，并不见于西晋以前的正史中，淝水之战后南北对峙之势形成，才成为南方朝廷指代北方政权的称谓。例如，北魏孝明帝朝与梁武帝朝相持之际，魏朝遣兼殿中侍御史鹿悆出使彭城，以劝降梁朝豫章郡王萧综，为此鹿悆受到萧综属下的质询， 魏书鹿悆传有这样的记载，“ 综军主范勖、景俊、司马杨瞟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 。此处所谓北朝是在南北互以对方为僭伪的情况下采用的称谓，它既作为南方指代北魏的名称，也得到北魏的认可。又如，后梁宣帝萧詧打算归附西魏之际，旧臣柳霞不肯随从，因此作出解释， 周书柳霞传记载柳霞之语道，“ 今襄

5、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变跸，进则无益尘露，退则有亏先旨” 。其中所谓北朝指代西魏而言。要之，以北朝指代北方某个政权，是便于南北两方都能接受的得体称谓。这类包含北朝一词的例句在相应时代的正史中并不多见，然而生活在唐朝的史家李延寿却没有漏过如此细节。在编撰 北史的 鹿悆传和 柳霞传时，李延寿虽然浓缩了原来文献的文字，却保留着北朝称谓。李延寿这样做，并非出于无意。 北史序传记载李延寿向朝廷呈献 北史和 南史时所上表文中曰：然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在表文中李延寿将所谓北朝从单独指代北方某政权的称谓扩展成为总括 “ 自魏

6、以还”北方诸政权的名词。不仅如此，他还在表文中接着界定了 “ 自魏以还”的范围：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 北史 。从此北朝一词不仅单指北方某个政权，它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具体的称谓升华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魏书卷 鹿悆传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周书卷 柳霞传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北史卷 鹿悆传 、卷 柳霞传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 页 （ 以下除非特别标注，所引 北史皆为此版本） 。 北史卷 序传 ，第 页。 北史卷 校勘记 指出实为 年 （ 第 页）

7、 。成概括一个庞大时代的术语，涵盖淝水之战到隋末动乱之间诸政权所占据的广阔时空。通过这样的界定，李延寿将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隋朝等北方众多政权视为有机相联的整体，框定在一个称为北朝的范畴之中，建立起北朝历史系统，进而编撰成 北史 。李延寿框定的北朝历史系统对于此后的历史著述影响甚大，北朝一词也因此发展成为历史学中显见的学术用语 （ 但在现代历史学中一般不再包含十六国后期诸政权以及隋朝） 。与此同时，李延寿还将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框定为南朝的范畴，建立起南朝历史系统，进而编撰成 南史 。南方宋、齐、梁、陈四朝是连贯的，脉络十分清晰。相对而言框定北朝范畴的难度较大，难处在于需要确定北

8、魏以后出现的东、西两分支的主次问题。从上引李延寿的表文不难看出，在框定北朝范畴之际李延寿也已厘清北朝历史系统发展的主线，那就是从北魏经西魏至北周而降及隋朝，至于东魏到北齐的演变历程则被明确视为北朝历史系统中 “ 兼”出的旁支。继李延寿之后，司马光将北朝纷繁的历史整理成编年体例，归并入所著 资治通鉴 。在司马光采集的众多北朝资料中， 北史最为重要，为此他感叹道：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 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之语透露，司马光详细阅读过李延寿之书；又从 “ 比于南北正史”等句可以体会到，在裁定

9、资治通鉴的文本时他参照了李延寿框定的北朝历史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分裂之后出现了分别以长安与邺城为都城的两个政权， 资治通鉴中将长安政权径直称作魏，而将邺城政权称作东魏。这就分明表示，司马光也将邺城政权视为兼出的旁支了。如此书写准则，显然接受了李延寿既定的北朝历史系统之主线的观念。后来胡三省为 资治通鉴作注时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北朝历史发展的真谛：自苻坚淮、淝之败，至是十有四年矣，关、河之间，戎狄之长，更兴迭仆，晋人视之，漠然不关乎其心。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胡三省的议论同样明确地将淝水

10、之战至隋末动乱之间的历史阶段作为自成体系的整体对待。这个整体的上下限与北朝的起始时间一致，所云范畴无疑就是北朝历史系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司马光： 传家集卷 贻刘道原 ， 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册，第 页。 资治通鉴中这样的称谓始自卷 梁纪中大通六年十月条。该条称，“ 魏宇文泰进军攻潼关东魏行台薛脩义等渡河据杨氏壁” ，此条之后的文字皆依从此例 （ 资治通鉴卷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 资治通鉴卷 ， 晋纪太元二十一年七月条胡三省注，第 页。统。胡三省的注释，一方面注入了现实中痛失家国的悲情；另一方面又冷静地概括了北朝历史系统发展的趋势，揭示出北朝社会的

11、主要矛盾。从中不难悟出如下道理：自北魏建国后，以拓跋部为首的北方各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占据中原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民族矛盾成为驱动北魏演化至隋朝的动力，民族融合成为北朝历史的主流。正是在李延寿、司马光、胡三省等史家整理北朝历史的基础上，现代史家陈寅恪撰成经典著作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探寻出参与影响隋唐制度的三大文化渊源。他在该著 叙论中概括表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 （ 北）魏、（ 北）齐，二曰梁、陈，三曰 （ 西）魏、周。在陈寅恪强调的影响隋唐制度三因素中，第一因素北魏至北齐之源和第三因素西魏至北周之源正是包含在北朝历史系统之中互相关联的文化流派。以此为前提

12、，陈寅恪具体论证了北朝境内各地域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发挥的影响，其中令他尤其关注的是保存在河西地区之传统文化东输现象，及其与北魏至北齐文化之源的关系。他指出：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 （ 北）魏、（ 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河西文化东输现象确实是北朝历史系统中值得特别关注之处，不过 “ 前人所未深措意”的判断未必尽然。李延寿就曾特意在 北史之末附上 序传 ，细描自家宗族在永嘉之乱以后最初迁往河西然后东徙中原的历程。将这段李氏

13、宗族的经历加以抽象化，便是陈寅恪论述的北魏、北齐典章制度之源的河西文化流派辗转传播的途径。河西文化输入北魏之后，其孑遗继续影响河西附近地域，进而与六镇鲜卑风俗混合，成为关陇地区特色文化，是为影响隋唐制度之第三因素，即西魏至北周文化之源头。对此陈寅恪在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 礼仪中指出：又北魏之取凉州似河西文化当亦随之而衰歇。但其邻近地域若关陇之区，既承继姚秦之文化，复享受北魏长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传之学术，必未尽沦废，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区，值周隋两朝开创之际，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之贤者，以其旧学，出佐兴王，卒能再传而成杨隋一代之制，以传之有唐，颇与北魏河西学者及南朝旧族俱以其乡土家世之学术助长北

14、魏之文化，凝铸混合，而成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于隋唐者，甚相类也。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页。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页。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 页。在这段论述中，陈寅恪将隋唐制度之第三源与第一源相提并论，认为此两源 “ 甚相类也” 。然而就在同书的 叙论中他却写道：所谓 （ 西）魏、北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 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

15、制度均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 （ 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 （ 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 （ 西）魏、周之遗物。对于西魏至北周之源的重要性判断，陈寅恪均以北魏至北齐之源作为参照对象，然而在两番论述之中，或认为 “ 甚相类” ，或认为 “ 远不如” ，竟然差别颇大。且不管陈寅恪为何就同一现象作出差别颇大的两种判断之原因，有一点却是两番论述相一致的，那就是在估价西魏至北周之 “ 遗业”时，都没有将它作为北朝发展至唐朝的主线看待。对此可以用陈寅恪特意强调的 “ 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 （ 西）魏、周之遗

16、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之语为证。而且他还具体批评司马光道：隋志明言 （ 牛）弘等之修五礼悉以东齐仪注为准，乃最扼要之语，而温公不采及之，似尚未能通解有隋一代礼制之大源，殊可惜也。陈寅恪的论断与李延寿和司马光等以西魏至北周作为北朝至唐朝之间传承之主线的见解似乎大相径庭。其实不然，李延寿、司马光等认定的北朝历史系统之主线并不错误，因为他们是站在政治发展的立场，具体地讲就是朝代更替的角度，并非站在文化演变的立场，而陈寅恪强调的是通过制度变化去看待文化影响，因此他在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明确使用了 “ 北朝文化传统”而非政治传统或者历史传统等概念。文化演变与政治发展虽然都属于历史学范畴，但是二者的演

17、变规律和发展速度是不相一致的，不可能同步进化。所以，对二者演变过程中的主线之判断不相一致是不足为奇的。其实，体会陈寅恪的思想，并无否定 “ 以隋唐继承 （ 西）魏、周之遗业”的政治前提之意，他只是强调不要囿于政治发展的表象去同步 “ 辨析名实” ，而应透过政治表象探索文化演变自身的规律。何况，也正是在 “ 以隋唐继承 （ 西）魏、周之遗业”的政治前提下，陈寅恪厘清了北魏至隋唐的制度演变脉络，才能够入木三分地认清分裂的北朝何以能逐步趋向统一的深层原因，从而反过来解释何以隋唐会继承西魏、周之遗业而非与东魏、北齐相衔接的政治传统现象。陈寅恪的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陈寅恪： 隋

18、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页。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第 页。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第 页。史学对北朝历史系统的总体认识，但是他的认识绝非凭空而得，而是站在李延寿等前人铺垫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上述关于北朝学术史的回顾虽然极为粗略，但是已经能够显示李延寿运用北朝的概念框定淝水之战至隋末动乱之间时空范围，以及进而编撰成 北史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工作看似简单的剪辑，却是认识上的高度凝炼。正是由于李延寿的先鞭之功，将北魏至隋朝间诸多政权有机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才便于排除割裂的、片面的观念，才利于揭示中华帝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轨迹。此后，历代史家沿着 北史展示的途径继续深入考察，使

19、得北朝历史系统中社会政治的演变以及文化脉络的发展逐渐清晰，进而认识到北朝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不过，对于北朝历史系统认识的深化是漫长的过程， 北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在研究北朝历史系统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学界对于 北史的评价经历了由表及里的漫长过程。二、尘埃落定方能显示统一轨迹由于 北史与 南史同出李延寿之手，学界常将两书合称南北史，放在一起评论，单论 北史者居少数，好在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观点的判断。李延寿编撰南北史历时 年，于唐显庆四年 （ ）脱稿。李延寿在 序传中称，二书先经令狐德棻 “ 详正” ，然后 “ 遍咨宰相” ，最后才呈上唐高宗，以见其慎重的程度。宋代王溥在 唐会要修

20、前史中特意提到唐高宗为南北史写了 序 ，可惜这篇 序早已不存。二书得到唐朝廷的认可是无疑的，然而在学界却一直议论纷纭。唐代史家刘知幾在 史通六家中指出：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 史记之流也。就 “ 纪传群分”的编辑体例而言，刘知幾将 “ 南北史”归入 史记之流是不错的。然而，他将李延寿的编撰工作形容成为 “ 抄撮近代诸史” ，言语之中微露不屑。而且，在接着的总结之语中他还批评道，模仿 史记的体例 “ 可谓劳而无功，述者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北史卷 序传 ，第

21、 页。王溥： 唐会要卷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元人马端临称 “ 序今阙”（ 文献通考卷 经籍考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刘知幾： 史通通释卷 六家 ，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页。所宜深诫也” 。宋代史家的评价反差颇大。上节引述过司马光的看法，认为南北史 “ 叙事简径”而优于南北正史。所谓南北正史包括 宋书 、 南齐书 、 梁书 、 陈书 、 魏书 、 北齐书 、 周书 、 隋书八书。他接着又写道：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司马光不仅将南北史置于南北正史之上，而

22、且将李延寿与 三国志作者陈寿相匹，可见二书在司马光心中的崇高地位。欧阳修等编撰的 新唐书卷 中列有 李延寿传 ，称赞南北史 “ 颇有条理” ，“ 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而且还写道 “ 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 。且不论李延寿上书时是否年少，这段话的语气明显透露出欧阳修对于人们不重视李延寿的态度感到不平。与上述赞扬相反，朱熹对南北史却极为不满，竟以嘲笑的口吻抨击二书为 “ 一部好笑底小说” 。朱熹所云其实就是司马光所谓 “ 禨祥谈嘲小事”的翻版，并不属于新发现。即便如此，朱熹也还承认该书中具有 “ 通鉴所取者” 。对 北史极力抨击者当数明朝学者冯梦祯。冯梦祯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主持刊印了南监

23、本 北史 ，并为该版写了 重刻 北史跋 。他批评 北史“ 几至不成文理” ，竟以 “ 点金成铁”之语挖苦李延寿。清代学者王鸣盛也认为李延寿的编撰工作一无是处，他指责道：南北史增改无多。而其所以自表异者，则有两法：一曰删削，二曰迁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备，惟患其太繁，故延寿一意删削，每立一传，不论其事之有无关系、应存应去，总之极力刊除，使所存无几，以见其功。然使删削虽多，仍其位置，则面目犹未换也。于是，大加迁移，分合颠倒，割裁搭配，使之尽易其故处，观者耳目一新，以此显其更革之验，试一一核实而考之，删削、迁移者皆不当，功安在乎？其书聊可附八书以行，幸得无废足矣！历代的议论众说纷纭，以上诸家

24、是有代表性的。种种评价，似以司马光的褒贬最为公允，其他史家的批评则各有偏颇。尽管如此，南北史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原因恰恰在于它是 “ 抄撮近代诸史”而成的。李延寿对此毫不讳言，他在 序传中讲：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司马光： 传家集 ，第 页。 新唐书卷 李延寿传 ，第 页。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 ，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冯梦祯： 重刻 北史跋 ，明朝南京国子监刻本，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第页。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卷 ， 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

25、，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正是靠着十六年不懈的照抄功夫保存下许多珍贵史料，宋朝以后日益显现出重要的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卷 史部正史类二北史写得明白：然自宋以后， 魏书 、 北齐书 、 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 麦铁杖传有阙文， 荀济传脱去数行，其余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征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由于 魏书等残缺不全， 北史成了修补诸书和鉴定故实的依据，这正是南北史能与八书持久并行的关键原因。更可贵的是， 北史的内容并非仅仅取自正史，还从其他文献中汲取了大量史料。然而这些来自杂史的资料，并不被传统史家看好，司马光称

26、之为 “ 禨祥谈嘲小事” ，朱熹斥之为 “ 好笑底小说” 。司马光曾是高踞朝廷的政治家，朱熹则是儒学巨擘，他们看待历史的眼光自然不同，尤其注重朝政大事与文物典章。不过 北史对于 “ 小事”与 “ 小说”能够无所不载，恰恰反映了北朝社会的特征。从北朝发展到唐朝前期，高雅文化已经被寒素浸润，世俗读物乃至胡风歌舞日益登临庙堂。形成这般社会状态，在于北朝以降门阀士族垄断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的缘故。因此，所谓 “ 小事”或 “ 小说”云云，正好是北朝社会的生动反映。李延寿对此必定深有感悟，才会尤其注重于斯。这恰恰表明了李延寿历史观念的先进之处，因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这些 “ 小事”与 “ 小说”中饱含着

27、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 北史的评论，无论褒奖还是贬斥，大多具体落实在李延寿的改写工作是否必要和是否得当上面。 北史既然是连缀诸书而成的，在文字上就必然要删削和迁移，惟其如此才能使原本分述的北朝史书连贯成为一体。不过，由于看待人物与事件的角度不同，处理文字的方式有别，难免造成行文的差异，因此才表现出诸多删削不当，甚至产生失误，这些问题已经被学界一一揭示，无须刻意回护。然而辩证地判断，李延寿改写的 北史还不至于降低至 “ 点金成铁”的废料，就连全盘抹杀它的王鸣盛也不得不承认，经删削和迁移之后，居然能令 “ 观者耳目一新” 。被李延寿删除的内容，主要是八书本纪中的诏令与册文；被李延寿削减的内容则是八书

28、列传中的奏议、文章以及间或引用的敕文。这些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文字大多繁冗而且格式化。被李延寿迁移的内容，则多数符合刘知幾指出的 “ 以类相从”的原则，不能算作王鸣盛批评的 “ 皆不当”云云。此外，李延寿还对一些战争的场面与过程加以浓缩，或者概括言之。经过这样加工，在内容上显得明快，可以减少读者的乏味。其实李延寿的删削和迁移工作是符合他编撰 北史的主题思想的，并非仅仅为了取悦于世俗社会，这在下文中还要论述。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北史卷 序传 ，第 页。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与古代学者屡屡抓住删削不当问题而全盘否定 北史的倾向不同，在现代学者的评论中肯定 北史的

29、观点逐渐居多。众多专家运用现代史学理论与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围绕 北史的指导思想、编辑体例、篇章结构、文字内容、删削得失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种见解独到的论文和著作。特别是，史学家高敏先生站在客观对待前人著述的立场上多年潜心研究，就南北史的文字校对和内容比勘方面取得总结性的成就，为准确利用文献从事研究铺平了道路，其考证成果近年汇拢在所著 南北史考索中。 世纪 年代以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跳出专注于讨论编撰问题的框框，史学界对南北史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其中较早的专著是瞿林东撰写的 南史和 北史 。他摆脱既往拘泥细节的窠臼，注重 北史与 南史之间有机的联系，认识到李延寿虽然将南北朝分别撰述，但是在心目

30、中是把南北看作统一整体的，从而发掘出二书共同包含的追求全国统一的思想倾向。这就从理论的高度给南北史以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二书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南北朝的对立发展到隋唐的统一是渐进的过程，其间既有南、北的对立，又有东、西的对峙。北方的形势尤其多变，处于反复分合的状态，因为北朝是承续十六国分裂局面形成的。结束十六国分裂的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而这个王朝最初也是偏踞一隅的割据政权。淝水之战以后，北魏才脱颖而出，成为黄河流域政治舞台的主角；到其第三代太武帝朝，以武力征服十六国后期诸政权的方式实现北方版图的统一；到其第六代孝文帝朝，通过迁都洛阳和汉化改制，实现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从而在

31、中原巩固了政治集权地位。与此同时，北魏一直面临着与南方对立的局面，北魏诸帝多次发动征伐战争，力图建立统治全国的局面。但是，宏大的统一目标未及实现，北魏自身却分裂成为东、西二魏。不久，东魏与西魏分别被北齐与北周取代，北方再度陷入战乱不断的泥潭。此后，原本实力薄弱的北周通过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全面改革而振兴，不但吞并北齐，而且确立了北方对南方的绝对压制态势。最终，取代北周的隋朝派遣八路大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地败灭陈朝，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要之，北朝的形势，无论南北还是东西，分是社会政治的表象，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这样的历史形势，应该是南北史的共同任务。将二书对比而言， 南史侧重反映宋、齐、梁、陈

32、连贯发展和并入北朝的经历； 北史则不仅要反映南北统一的进程，而且要反映南北统一之前的东西统一的进程，此外还要反映更早的北魏结束十六国分裂的进程，这就需要全局的观念和恢宏的气度。的确，就全面系统地表述北朝历史系统的统一进程而言，只有 北史做到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正史都只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高敏： 南北史考索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瞿林东： 南史和 北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第 、 页。是反映这一进程的侧面或者局部。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客观上是因为李大师与李延寿父子得天独厚，其家具有北朝的背景，其身处于北朝之后的隋唐，因此才能全面回溯北朝历史。在他们之前的史家则因受到时代的局限

33、而难以达此境界。复杂的政治发展规律和社会演变方向，并非当世之人能够洞悉，史家的难处就在囿于自身的历史环境。北朝历史从北魏开国初就有史家着手整理。 魏书崔浩传记载：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 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太宗，废而不述。神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 国书三十卷。邓渊的 国记记录至太宗明元帝之前，因体例未成实为起居注而已，所以神二年 （ ）崔浩等士人受命继续撰写国史，名之曰 国书 。 国书成稿后被铭刻于石，矗立通衢大道侧。然而，由于 国书如实揭示拓跋部早期原始习俗，激怒了拓跋统治者，崔浩因此被害，殃及崔氏宗族和姻亲， 国书也

34、遭毁损，这就是令人惊悚的国史之狱。此后史学长期萎靡不振。直到北齐建立，魏收才总结北魏与东魏的史实，撰成 魏书 。魏收站在他所处的时代回顾历史，因此能将北魏平城时代的辉煌和洛阳时代的盛况展现出来，从而充分反映北魏社会从民族共处趋向民族融合的过程。不过，还是因为历史背景的局限，魏收不可能预见北周统一北方和隋朝统一全国的历史必然性。历史有其自身规律，不会依从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发展，也非当世史家能够精确感悟。必须等待历史风暴刮起的尘埃最终落定，方能寻得历史演绎的轨迹。 北史的作者身处南北朝之后隋唐一统的空前盛世，所以能够客观全面地返观南北朝历史的脉络。 北史虽然署名为李延寿一人编撰，其实是李延寿继承父亲

35、李大师的遗志完成的。对此，李延寿在 序传中写得很清楚：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 吴越春秋 ，编年以备南北。李大师不仅抱有编撰 北史的意愿，而且反对 “ 分隔”的书写方式，从而为确立 北史反映统一的主题思想着了先鞭。李大师生活于隋末唐初动荡之际，曾在隋炀帝朝除授信都司户书佐。由于李大师 “ 独守清戒，无所营求” ，十年之后才迁任渤海郡主簿。其时反隋义军窦建德称雄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魏书卷 崔浩传 ，第 页。周一良： 关于崔浩国史之狱 ， 中华文史论丛 年第期，上海：

36、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页。 北史卷 序传李大师传 ，第 页。河北，建立夏政权，李大师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唐武德三年 （ ） ，李大师受遣出使关中，为窦建德联络李渊。可是，嗣后窦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击李渊，因此连累李大师被李渊拘留。待窦建德被平灭后，李大师竟遭徙配西会州 （ 今甘肃省靖远县附近） 。然而，不幸之中却又有幸，李大师受到当时镇守凉州的杨恭仁礼遇，使他得到 “ 恣意披览”恭仁家藏群书的机会。武德九年李大师遇赦，他赶紧 “ 俶装东归” ，“ 编缉前所修书” 。可惜两年后李大师就辞世了，因此 “ 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 。李大师一生饱经战乱而屡受颠沛，所以渴望安定，将反映统一作为主题思

37、想注入史著是很自然的。作为儿子的李延寿也切实贯彻了李大师的主题思想，其举措就是框定北朝和南朝的架构以确立北朝和南朝的历史系统，以及具体改正 “ 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 “ 失实” 。不仅如此，他还认真地将李大师反对 “ 分隔”的主题思想写入 序传 。李大师虽然含恨而终，但是他的意愿被李延寿继承下来。唐贞观之初李延寿曾在中书侍郎颜师古及给事中孔颖达手下整理文献，贞观五年 （ ）以内忧去职，服丧期满后一度从官蜀中。贞观十五年，李延寿在京师补得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的职位，后来转任御史台主簿，迁符玺郎，兼修国史。由于父亲在政治上跌宕坎坷，李延寿在仕途上难以扶摇直上，但是凭借他在文案方面孜

38、孜不倦的辛劳，也不断获得缓步迁转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为他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李大师与李延寿，前者经历了隋末动荡不安的割据局面，体会过分裂的痛苦，后者安享到唐初安定和谐的政治环境，感受到统一的幸运，他们分别从反面与正面理解到统一的重大意义。因此，父亲会提出反对 “ 分隔”的观念，儿子能贯彻父亲的意愿。关于南北朝的历史，在李延寿之前已经有了八书，但是这些著作都局限于以一个王朝作为撰述对象。李延寿将 宋书 、 南齐书 、 梁书 、 陈书统编成 南史 ，于是南方四朝合为一个整体；又将 魏书 、 北齐书 、 周书 、 隋书统编成 北史 ，于是北方四朝合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将 南史和 北史联

39、合看待，于是南北朝虽分而犹合。值得注意的是， 南史与 北史虽然可以合称为南北史，但是其重心在北而不在南。这样的意识，不仅体现在 北史比 南史的内容更丰富，而且还在于李延寿的笔触能够让读者感悟到 北史反映的北朝历史是整个南北朝历史发展的主导。还要说明的是，后人通常将南北史置于二十四史的纵向系统看待，它们属于断代史；然而，从其涵盖整个南北朝的发展历程考察，二书都具有通史的性质。尤其是 北史 ，如果不站在汉族的立场看待，而是转换一个角度，站在拓跋部的立场看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 北史卷 序传李大师传 ，第 页。 北史卷 序传 ，第 页； 新唐书卷 李延寿传 ，第 页。待，它简直就是一部体例完备

40、的拓跋通史。拓跋部以大兴安岭渔猎时代为开端，历盛乐时代、平城时代而发达，经洛阳时代进入高潮，至东、西两魏分裂而衰灭，到隋朝便融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拓跋部的汉化过程，既是北方各族大融合过程的主导，也是北朝政治大一统的主导。因此，刻画出拓跋部兴衰的轨迹，也就突显了北朝发展的主线。然而，主导如此恢宏过程的部族，最初却居处最为偏远落后的地方，所以记录它的兴衰事迹难免遭受困难与挫折，通过邓渊、崔浩、魏收和李延寿的相继付出心血乃至身家性命，陆续编撰出相应的史著，才最终合编成 北史一书。必须承认，北朝历经曲折而走向统一的规律原本就客观存在，而且已经在其他正史及文献中有所反映，不过，那只是局部的或侧面的记载

41、，经过全面系统的整合，才最终理清历史发展脉络，显示出民族融合趋势，体现了统一走向。李大师能够洞察统一趋势，李延寿能够体现统一走向，说明只有生活在大一统的唐代才能够冷静回顾历史进程。体现统一的走向无疑是 北史重大的贡献，它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成果，也为后世史家发现北朝时代的价值铺垫了基础。不过，历史的现象是复杂多元的，史家的观念也各有差异。父与子处于不同的时代，看待问题的重点会有区别，出身乱世的父亲尤其关注社会统一，身处治世的儿子心中还具有更为关切的历史现象，这也很自然。三、门阀士族虽败宗族组织犹存虽然历史著作的表述对象是已经逝去的社会，但是它会或多或少受到编撰者所处时代的影响甚至制约。谢保成

42、所著 隋唐五代史学之中列有专门章节，将南北史的编撰事业置于李延寿所处的唐初政治背景下考察，认为二书的主题思想在于“ 适应着太宗晚年和高宗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调整的需要” 。他进而指出，与李大师的主题思想有所不同，统一不是李延寿关注的问题，为此解释道：李延寿改变李大师的初衷，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统一南北的问题，在李大师的一生，可以说是时代的中心议题，而到李延寿时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了，何必一定要把上辈人的议题强加到李延寿身上呢？的确，李延寿生活的时代，隋朝早已将南北统一，唐朝也安定了数十年，统一并非当时社会迫切追求之目标，谢保成的解释是合理的。由于李延寿与父亲李大师身处于不同的时代，思想观念自

43、然会有差异，落实到编撰南北史上就会抱着不同的主题思想，而不同的主题思想则会影响体例的制定。事实正是如此，最初李大师确立的是仿照 吴越春秋的编年体，而李延寿实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谢保成： 隋唐五代史学第章第节，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第 页。谢保成： 隋唐五代史学 ，第 页。际运用的却是纪传体。为此谢保成分析道：编年史，以时间先后编次，对于分裂的各政权，虽然有谁为 “ 正统”的问题，但其叙事必须打破政权界限， “ 同年同事” ，易于发挥统一的历史思想。纪传史，以人物为中心，即以一个个的帝王为中心，实际上是以政权为中心。同时并存的政权，只能分别叙述，难以贯彻统一的历史思想。相比而言，编年体比纪传体

44、更能体现统一观念，而李延寿却采用后者而非前者，谢保成的解释具有说服力。李延寿所处的初唐时代与他表述的北朝历史系统之间，既有割不断的联系又相互存在差异，这是历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著作的作者都要面临自身所处环境与其表述对象在时代上的差异与联系问题，这是它与纪实文学的根本区别。历史是广泛而深远的，它呈现为多种多样的现象，反映着复杂演变的规律。可是，由于受到文字的限制，历史著作难以面面俱到地描述所有历史现象，无法充分地显示所有历史规律，只能呈现历史规律的若干方面或者某个方面；即使能够呈现历史规律的多个方面，其中也必然有主有次。又因为受到作者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历史著作的

45、作者自然会较多地关注历史现象的某些方面或者历史规律的某个方面。那些较多受到关注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就会成为历史著述者的主题思想，并且影响其编辑体例的确定。那么，李延寿编写 北史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结合唐初的政治形势，谢保成认为在于突出门阀士族。他指出：李延寿修撰南、北二史之初，正是关陇贵族得势之际。李延寿的先祖，在北魏、北齐时是陇西世家大族，隋末唐初家道没落，入唐以后地位完全丧失。但关陇贵族在朝中得势，其本人又受到信用。在关陇贵族势力取得对寒族官僚势力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之后，更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因此，李延寿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其父 “ 编年以备南北”的遗志，选择了纪传体这一形式。简而言之，

46、由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受到朝廷的倚重，“ 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 ，出身陇西的李延寿最终改变其父确定的体例，选择了纪传的编撰形式。纪传是司马迁创立的体例，刘知幾指出南、北二史 “ 皆 史记之流也” ，已经注意到李延寿对司马迁的继承。纪传发展到极致就形成为家传，所谓家传就是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列传的意思，这正是李延寿用以编撰 北史的体例。 四库全书总目卷 史部正史类二北史条解释道：考延寿之叙次 列传 ，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 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谢保成： 隋唐五代史学 ，第 页。谢保成： 隋唐五代史

47、学 ，第 页。其例，深所未安。至于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宏农，遂附见魏臣 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 叙例 ，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上述对于家传体例的解释是准确的。不过，四库馆臣激烈反对李延寿采用这种体例，所以接着就声称：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 南史以王、谢分支， 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究其深为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家传体例是为 “ 故家世族”服务的。李延寿的用心的确如此，因为还能提出两条理由作为佐证。其一，北魏最著

48、名的汉族大臣崔浩和李沖的传记，在 魏书中单独列于第 卷和第 卷；但是在 北史中它们被收入第 卷和第 卷，分别附于崔宏和李暠名下。 魏书那样做的效果突显了个人， 北史这样做则意在光宗耀祖。其二，如上节所述，在编撰 北史时被李延寿删除的内容，主要是八书本纪中的诏令与册文；被李延寿削减的内容，则是八书列传中的奏议或敕文。这些文字大多与各国政令密切相关，删除或削减后会有损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却毫不影响对 “ 故家世族”的彰显。家传被四库馆臣斥为 “ 不当施于国史” ，这类国史是指为某个政权编撰的史书，对此家传可能不适合，然而这样的体例恰恰适合于框定诸多分裂政权的北朝历史系统，因为许多 “ 故家世族”的世

49、系是跨越两个甚至多个政权的。而且，家传体例并不始于南北史，陈仲安在 北史中华书局版的 “ 出版说明”中写道：南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因此开卷就使人感到世家大族的特殊地位。这种编纂方法并不开始于李延寿。刘宋时，何法盛著 晋中兴书 ，就有 琅邪王录 、 陈郡谢录等篇名，就是将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人物集中为传。北齐魏收著 魏书 ，也是参用家传形式。但 魏书对大族中的重要人物还是抽出来单独立传，南北史则凡是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因此家传的特征更为突出。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将突出家传的特征

50、看成为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实为一语中的之论断。陈仲安继续解释道：唐朝初年编纂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对 “ 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 ，也是要把新贵和旧门阀联系起来，从而恢复旧门阀的政治地位。出身陇西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第 页。 北史 ，“ 出版说明” ，第页。大族的李延寿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成南北史的，他之所以要采用家传形式来编次列传，实际上就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家传体例在唐朝初期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将新贵族和旧门阀结合起来，以夯实统治根基。这样的论断是准确的，只是 “ 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这句话却颇具有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格，那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