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安全态势感知与冲突预测_董青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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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数据安全态势感知与冲突预测董 青 岭伴随着社会生活 “ 软件化”和 “ 数据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政治图景即将进入一个以人机结合、数据驱动为主导的新时代。以往,囿于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手段的限制,小样本抽样调查、实验室典型案例观察、历史经验知觉感悟以及基于有限变量的因果逻辑推演,构成了社会科学洞悉世界的主要手段。透过小样本调研与结构化数据分析,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国际观察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多是线性因果推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被刻意忽略了。在此背景下,冲突预测因只能专注于问题的某一侧面而无法顾及全局,越来越难以服务于复杂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需要。基于此,传统上以群体间政治为核心观察对象、以结构主义为主导分析
2、路径、以小样本归纳为主要知识生产方式、以传统因果律为逻辑基础的冲突预测方法正在受到挑战。有学者指出,传统冲突预测研究深陷历史决定论和结构主义迷途,漠视了宏观社会结构其实是由微观施动者之间的互动造就的,忽略了引致冲突爆发的微观基础和微观互动进程。因为一旦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卷入和利益伤害的链条传递效应,就会导致冲突信息的收集只聚焦于特定团体或问题的某个侧面,最终因信息输入的失衡、片面或失真而无法做出有效预测。传统的冲突预测方法亟需反思和重塑。就此而言,大数据的兴起及其分析技术的应用,或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冲突预测开辟新的理论路径。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趋势的日渐增强,微观主体之
3、间的互动将产生更多的数据痕迹,冲突预测研究能够获得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信号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数据追踪采集手段和数据分析工具的不断升级,冲突预测研究不仅能够深入挖掘更为即时和微观的细节数据,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且能够实现数据的动态、连续和非结构化。这使得冲突预测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抵近观察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甚至再造社会政治结构的。如安德烈茨维特所言,大数据或许是我们重塑现行国际关系理论和传统冲突预测方法的历史性契机。一、重新审
4、视冲突预测研究中的因果性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冲突预测历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通常指以下四类问题的爆发、持续、终止,以及附带伤害的预测分析。其一,战争。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 ( ,简称 )的定义,战争指在一年期内死亡 人及以上的有组织暴力对抗,既包括被压迫集团推翻压迫集团的革命战争,也包括一个民族或种族摆脱其他民族或种族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还包含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同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国际战争,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战争,当事方中至少有一方为国际法所承认的主权国家的政府或政府代表机构。其二,武装冲突,指的是在一年期内死亡人数在 人之间的有组织暴力行动,其中尤以寻求自治或独立为目标的
5、武装反叛和以推翻现政府为目标的政治暴动最为典型。其三,种族屠杀,指人为地、系统性地、有计划地对特定种族、族群、宗教或民众团体进行的整体性或局部性灭绝杀戮。其四,政治动荡,主要指的是以表达政治意愿为目标,以打、砸、抢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骚乱和街头抗议活动,同时还包括那些旨在迫使政府改变立场的恐怖活动。总体上看,冲突预测即是指借助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学说和统计模型,通过在自变量 ( 冲突因子)与因变量 ( 冲突爆发)之间建立因果性关联,感知、预警和预防政治系统中大规模暴力伤害的研究。所谓因果性是指一个变量的存在或变化一定会导致另外一个变量的产生,前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必然关系而不是或然联系。正大数据时代的
6、国际关系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基于对因果性的认识,传统的冲突预测研究认为,发现必然联系要远重于挖掘偶然相关联系,冲突预测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变量控制实验、利用多重统计技术识别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然后通过必然性推理感知冲突的爆发,并预测危机事态的未来发展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冲突预测是 “ 基于因果性的冲突预测” 。然而,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正在改变这一图景, “ 基于相关性的冲突预测”正在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第一,大数据应用提升了冲突预测研
7、究中有关 “ 相关性”的再认知。所谓相关性是指一个变量的变化总是存在伴生现象,即在统计上研究变化时总能观察到或也在变化,但不能确定究竟是前者引起了后者或的变化还是后者或引起了前者的变化,很可能 都是其他变量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与因果性强调必然关系不同,相关性关注联系的共现性,即现象与现象有无同步共生或前后伴生关系。在疾病预测领域和消费推荐领域,大数据相关性分析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冲突预测领域,相关性分析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当前,围绕着 “ 重视相关性还是重视因果性”以及 “ 如何厘定相关性与因果性二者之间的关系” ,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相关性比因果性更重要,“ 建立在相关关系之上
8、的预测分析是大数据的核心” ,相关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放弃了对因果性的追求,就是放弃了人类凌驾计算机之上的智力优势,是人类自身的放纵和堕落” ,“ 认为相关重于因果,是某些代表性的大数据分析手段 ( 譬如机器学习)里面内禀的实用主义魅影,绝非大数据自身的诉求” 。而折中主义的观点则认为,“ 相关关系是对因果派生关系的描述” ,“ 相关关系根植于因果性” ,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但不管持哪一种观点,可以肯定的是,上述相关争论提升了国际关系学者在冲突预测研究中对相关性的认识。第二,大数据应用激发了冲突预测研究中有关 “ 因果性”的再反思。基于大数据的冲突预测
9、认为,随着社会网络化进程的不断演进,个体行为体的决策和行动越来越根植于广泛的社会网络之中,冲突预测研究原有的行为体 “ 独立理性人”假设日趋滑向 “ 网络化的社会人”假设。先前统计观察中看似独立的变量已被 “ 网络化”销蚀得越来越难以独立。一个现象的产生越来越难以被认为是某个单因素或几个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第 页。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第页。王天思: 大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及其哲学内涵 , 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例如,以往人们
10、对电信服务商的选择 (还是)多遵从 “ 成本收益”原则,要么费用合理、要么信号优良。但如今,人们的选择却越来越趋向于选择 “ 多数人的选择” 。不可通约变量各自互不相干、独立作用的结果。在全球互联互通的互动情景下,冲突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不像传统冲突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变量明晰、因果直接且带有必然性。相反,诸多冲突问题的产生与发展越来越表现为过程极为复杂的系统演化结果,即是由诸多意料之外的社会变量和政治变量因缘际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 如下图所示) 。就此而言,传统因果性分析假定自变量通常相互独立而非相互纠缠、相互作用,严重低估了真实冲突场景中各个微观主体之间的频繁互动和各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扰
11、动,忽略了各原因变量在事物产生过程中的 “ 内在相互作用” ,也漠视了全球政治的复杂关联性。传统冲突预测研究将自变量之间的偶合关系简单区分为条件变量与核心变量、而不是原因要素的聚合与相互影响才能产生出结果,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时序相继简单归结为统计上的关联显著、忽略了考察从原因要素偶合到生成最终结果的复杂反应链条,无法精确解释 “ 国家何以相互敌视” 、“ 部族何以相互仇杀” 、“ 恐怖主义何以蔓延”等具体问题。因此,在网络化的社会场景中,传统因果性分析因忽视了自变量之间的相互扰动性而日益陷入难以预测的“ 预测性危机” 。有关因果逻辑的两种变量关系假说示意图第三,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或将改变冲突
12、预测研究的前提假设。越来越多的研大数据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如果大多数人都在使用,则即使在价位上更优惠、服务上更优质,依然选择。同样,以交通出行为例,以往人们的选择遵循 “ 最短路径理念”或 “ 最低成本计算” ,但现在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奉行 “ 规避多数人选择”原则。 ,“ : ? ” , , , , ,“ , ” , , , , 究者质疑:为什么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和冲突预测模型可以完美阐释网络化时代以前的政治变动,却不能有效应对今天的政治挑战,更难以卓有成效地判断未来冲突趋势?究其原因,传统冲突预测研究是以世界彼此分割、社会稀疏互动为假设前提的,微观主体尤其是个人、企业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
13、行为体低频、低密度互动,社会信息传递不那么灵敏且极易歪曲。国际政治现象的变动更像是在各个问题领域互不融通、各个群体可以封闭决策的情形下,由一个或几个关键变量 ( 如民主制度、宗教构成和敌我力量对比等)独立施加作用的结果,以致在很大程度上以追逐 “ 显著性”和 “ 稳定性”必然联系为特征的因果性分析看似是有效的,甚至可以凭借少数几个原因变量就可以高效、简约地预测大部分国际冲突现象。但是,大体量、连续性和非结构化微观数据的可获得、可计算正在不断放大传统理论的可验证范围,变量之间的相互扰动正使得先前看似独立的变量不再那么独立,传统的关键变量决定论正面临社会复杂演进的严峻挑战。二、复杂社会中的 “ 网
14、络社会人”假说除了批评和质疑因果性之外,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还挑战了当前冲突预测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 工具理性人”假说。根据 “ 工具理性人”假说,冲突行动通常被认为是特定社会结构压力下,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冲突各方理性抉择的结果。一方面,冲突中的各行为体理性且自私,即每一个冲突群体或个体都将冲突行动视为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手段,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计算成本与收益,考虑利弊、权衡得失。另一方面,冲突行动主要不是表现为微观主体之间难以抑制的情绪性发泄和盲目的从众行为,而是基于特定社会条件、特定资源约束的审慎考量与理性选择。在此情形下,冲突预测的目标主要聚焦于找寻那些有可能诱发冲突的结构性社会条件,并
15、作出符合行为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推测。基于 “ 工具理性人”假设的冲突预测主要适用于预测群体间冲突策略的选择和评估中长期安全态势,但难以预测冲突于何时何地爆发以及会带来何种影响。与之相对照,基于大数据的冲突预测以新的社会情景建构为背景,提出以 “ 网络社会人”假说取代 “ 工具理性人”假说。 “ 网络社会人”假说具体包含以下内容:首先,冲突中的各行为体并非是可以封闭决策的孤立社会存在,而是身处各种相互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 ,“ , ” ,“ : , ” 嵌套的社会网络联系之中。每一个行为体都可视作社会联系之网上的一个信息和资源节点,通过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和资源的流动,每个行为体之间彼此是相互学习、
16、相互影响的。其次,各行为体之间连续且不间断的日常互动构成了世界政治体系演化的动力,是微观主体的持续互动造成了宏观层面的冲突态势,冲突预测研究应更多关注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进路。再次,冲突的扩散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信息的传递、交换与耦合,正因为人们在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并交流、传播信息,恐慌、泡沫和动乱才会像传染病那样骤然爆发并蔓延。就此而言,冲突预测未必非得建立在理性选择与因果性分析之上,通过捕捉散落于各个社会角落的冲突信号,运用大数据相关性分析同样可以预测冲突的爆发与否以及冲突的蔓延方向。“ 网络社会人”假说预设了一个以信息交换为主导特征的现代网络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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