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冠梓主编《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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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张冠梓主编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 一、谦逊自省 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一书的主编张冠梓表达了对法律人类学发展前景的忧思:一方面，“近年来，无论是法哲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研究，都对法律人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与之不相适应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种种原因的影响，西方法律人类学出现了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的现象，相关研究也似乎跌入低谷”。编者在该书绪论中谈及美国文化人类学上出现的“黑暗时期”的原因时，认为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来源于人类学内部。“当雷德费尔德和路易斯对墨西哥同一村镇所作的研究、马格利特米德和弗雷曼对萨莫亚所作的研究，都在同样环境、

2、同样条件下，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那些人类学研究(不管它们是以外部的观察者还是以内部的体验者名义开展的)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些个人臆测和捏造资料的组合而已。”法律人类学以人类学上的田野调查方法为显著特征，也强调格尔兹所说的“近距离的经验”(experience-near)。而在信息时代，人们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受益于网络通信技术的间接体验者，其间接体验的信息源往往是那些直接体验者。换言之，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人类学家便是信息源之一，肩上承受着间接体验者对其的依赖。为求提炼、概括与升华出准确的理论，人类学的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但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

3、社会科学研究主观色彩较为浓重，难以做到定量定性。另一方面，“人类学家秉持一种理解的精神，希望能够完全像当地人一样的思考和行动，不过那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换言之，人类学家不可能一跃而转变成为本土人，把人类学的远距离的理解等同于当事人的近距离的理解”。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那些人们不了解的事物也常常处于争议高温区。就像赵旭东所说的，参与观察者不是当地人，没法像当地人那样体会当地的生活。即使参与观察者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当地与外界的文化总是存在着客观差异，比如博汉南与格鲁克曼之间的分歧:是使用本地人自己的法律的语言术语还是使用普遍的法律分类?于是，人们对人类学调查研究持既依赖又不信任的矛盾态度便情有

4、可原，这种矛盾也难免体现在人们对待与人类学联系紧密的法律人类学的态度中。这是法律人类学研究者从学科内部的角度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出现式微的原因所进行的谦逊自省。二、集智而成 书中精选了 30 位在法律人类学界为人们所熟知的学者的代表作，大致按照如下结构进行评述:作者简介、代表作的出版情况、写作的时代背景、主要篇章结构与内容、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及其在法律人类学发展史和学界的地位与特殊性。法律人类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拓展法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从而真正体现法律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特色。正如主编张冠梓所言，法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法律者的私藏品，在法律疆域内攻城略地

5、的，除了传统上的哲学家外，还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其“命定”是一门“显学”。秉承传统人类学研究方式、方法的法律人类学也必然是一门“集智之学”。从法律人类学的思想先驱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到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一代宗师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到标志法律人类学的研究焦点转向法律案件的切依因那人的习俗:原始法理学中的冲突案例法，读者可以顺着时间的河流从源头出发，在法律人类学这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产生、发展脉络中徜徉，在这本汇聚众位法律人类学先辈智慧结晶的集智之作中体味探索、发现之旅的快乐。三、用心之作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是田野调查方法的

6、首倡者，他在大西洋的特罗布里安德岛(Trobriand Is )做研究，前后住了近四年，“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捕鱼、耕种，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巫术表演，观看各种仪式、习俗，沉浸(deepimmersion)于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在那种蛮荒孤岛上一住就三四年之久，有时候烦躁的马林诺夫斯基也会在日记中发发牢骚，甚至诅咒特罗布里安德土著。他的日记公开后立即引起人类学界的一些风波。李亦园认为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有这种情绪，是“长久的寂寞之故”。李亦园在为乔健先生的著作漂泊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一书所做的序中还提到，乔健教授在拿瓦侯印第安(NavajoIndian)村落做田野调查时，土著怀疑他是

7、间谍，并扬言要杀掉他。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先生在探访广西的瑶族时，痛失爱妻王同惠。可见，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是十分辛苦而寂寞的。但是中国目前的法律人类学田野调查，多数属于走马观花，只在形式上进入研究的目的地，一直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而没有将身份转换为参与者，更遑论所得出的结论的准确性。除此以外，我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还在其他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法律人类学的概念、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基础理论，因而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即便是在法律人类学研究和理论相对成熟的美国，法律人类学也没有被承认为独立学科。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人类学所说的文化包括法律

8、在内，将法律纳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研_究范围。因此，有学者认为有关法律人类学的内容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内容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法律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明确的梳理与区分。我国的民族院校基本上都开设了民族法学课程，内容基本上没有逃离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阐述这个范畴。有的学者认为，从国家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原则、处理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及国家法在民族地方实施的文化背景等角度看，传统上的民族法学包含了法律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内容。有的学者直接将法律人类学与民族法学划等号，认为法律人类学也可称为法律民族学，是以民族法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有人也称其为民族法学。也有学者认为民族法学是法

9、律人类学的一个子集。最后，我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虽然大量使用各相关学科术语，特别是人类学术语，但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实证的研究。书中所选名家名著中，列有瞿同祖先生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与乡土中国及苏力先生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从数量上来说占了该书十分之一的篇幅，且都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这种安排恐怕是颇有深意的。在费老的另一著作江村经济的序言中，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说江村经济“不是一个外来人的异国猎奇，而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本国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在本族人民中进行工作的最珍贵的实地调查成就”。一方面，中国是一块有着丰富本土资源的福地，这对于中国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来说是一种幸运;另一方面，现今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者进行田野调查时普遍缺少甘于寂寞、安于漂泊的人类学家品性，这对于中国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来说又是一种不幸。面对这种令人担忧的现状，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一书的编者借着对法律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宣传以及对法律人类学的学科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说明，为如何发展这门学科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