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扭曲、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_张一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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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体系扭曲、 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张一林林毅夫朱永华内容提要: 转型国家的金融抑制， 本质上是政府在面对关系国防安全、 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但又不能让其破产倒闭的约束条件下， 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 “重要而不能倒但不补贴就要倒” 的企业提供暗补所做出的“次优” 的制度安排。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那样的扭曲干预金融体系， 是因为在发达国家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 绝大部分产业符合比较优势， 企业具有自生能力， 无需政府利用金融体系给予暗补。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 不应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 也不应采用 “休克疗法” 的激进方式， 而是

2、应当根据资本积累、 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 制定阶段性的改革目标并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与转型国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 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相适应的渐进式金融改革， 能避免因金融改革引发经济崩溃并达到支持经济增长的目的， 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关键词: 赶超战略政策性负担自生能力金融抑制金融改革*张一林，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中山大学商学院， 邮政编码: 510275， 电子信箱: zhangylin29 mail sysu edu cn; 林毅夫、 朱永华( 通讯作者)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邮政编码: 100871， 电子信

3、箱: justinlin nsd pku edu cn， yhzhu2020 nsd pku educn。作者感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21MZD015) 以及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2019A1515012157) 的资助， 感谢王勇、 杨子荣、 徐现祥、 申广军和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一大特征是 “双轨制” ， 即实行改革之初， 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 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 先发展 “新体制” ， 然后随着经济、 金融结构的改变， 逐步改革旧体制。双轨制具有多重的含义， 包括价格( 比如利率)

4、的双轨、 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双轨、 更加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和相对计划导向的国有部门的双轨等( 杨开忠等， 2003; Huang Wang， 2017) 。一、引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金融的体制机制与发达国家存在诸多差异， 呈现出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 包括对银行资金配置的大量干预、 严格的存贷款利率管制、 极高的银行准入门槛、 对国有企业贷款的隐性担保、 银行业的预算软约束等。如果以欧美成熟的金融体系为标准， 那么这些由政府干预所造成的一系列被学界称为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 不失为扭曲， 被认为是导致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的原因所在( 武捷思， 1987; 张杰， 1998; 车大为，

5、2011; oubini Sala- i- Martin， 1992; Mckinnon Schnabl， 2009)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金融自由化理论， 一直到今天， 都有来自各界的声音主张转型国家应当根据金融自由化理论， 以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为模板， 通过一步到位的金融改革去掉各种金融抑制、 扭曲， 以最快的速度采用与发达国家一致的、 被认为是先进的金融制度安排( 谢伏瞻等， 2019; McKinnon， 1973; Shaw， 1973; Loizos， 2018) 。但是，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 处于转型期 从一个有扭曲的经济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转型 的

6、发展中国家而言， 取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 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 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构建本国的金融体系， 是否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最优选择?许多转型国家实施 “休克疗法” 后经济金融崩溃的教训和中国“双轨制” 渐进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 激进地消除扭曲并照搬发达国家制度的做法， 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不少拉丁美洲国家于41张一林等: 金融体系扭曲、 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了以自由化、 市场化、 私有化为导向， 以发达国家为模板的激进的金融改革， 一步到位取消利率管制， 政府 “一夜之间” 退出对银行的干预和保护， 推动银行大规模私有化并允许外资银行大量进入

7、， 然而改革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按照金融自由化理论所推行的金融改革确实让金融体系 “自由了” ， 但并没有出现该理论所预测的金融体系效率大幅提升的局面， 反而是危机不断， 经济停滞， 银行大面积破产， 政府大面积救助银行， 甚至不得不重回银行国有化的老路子( Diaz- Alejandro， 1985) 。反观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启了以市场化、 放权让利、 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为导向的金融改革， 但不是简单照搬、 全盘复制欧美经验， 在改革方式上也并非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化， 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以一种 “摸着石头过河” 的渐进温和的方式逐步推进( 厉以宁等， 2019; 张杰， 202

8、0) 。改革至今， 尽管也出现过 20 世纪 90 年代银行业技术性破产的危险时刻， 但直到今天， 都未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基本保持平稳， 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并且利率市场化、 银行业准入、 银行内部治理、 金融监管等方面的改革持续推进， 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效率不断提升。显然， 用金融自由化理论， 既无法解释拉丁美洲国家金融改革的失败， 也无法解释中国渐进式金融改革所带来的稳定和经济绩效的不断提升。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 为研究转型国家妥善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从金融扭曲的内生机制讨论金融扭曲的产生根源， 以及转型国家成功推行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和适宜方式。本文指出

9、， 转型国家金融体系中各种看似不合理的扭曲性制度安排， 本质上是限制条件下的“次优” 选择。许多转型国家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目的推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 以致在转型初期， 经济中有大量前期战略遗留下来的， 为国防安全、 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所需， 但是因违反比较优势而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需要不断给予这些“重要而不能倒但不补贴就要倒” 的企业保护补贴， 以防其破产倒闭引发社会动荡或危及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政府对企业的保护补贴有多种形式， 除了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的明补， 还通过各种金融制度安排进行暗补。比如， 通过贷款利率管制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 为企业的贷款提供隐性担

10、保， 通过信贷指令计划帮助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等。虽然通过扭曲金融体系来为企业提供暗补会不可避免地降低资金配置效率， 也会造成银行的呆坏账等问题， 但从长期来看， 相关制度安排在转型初期起到了维护国防安全、 保障国计民生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为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提供了支撑( Dewatripont Maskin， 1995) 。基于转型国家自身的情形来看， 在特定时期， 扭曲性的金融制度安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转型国家要成功推行金融改革而不引发动荡， 应当以改善企业自生能力为基础前提， 而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 应当通过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以此加快本国的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的转变，让过

11、去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变得具有自生能力， 根据企业自生能力的状况选择阶段性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长期目标， 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金融改革的长期目标相同， 但在改革方式上， 中国并未采用拉美国家的激进的休克疗法， 而是与 “摸着石头过河” 的经济改革一样， 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 一边保留一定的金融扭曲， 一边发展512021 年第 11 期一份权威的调查数据表明， 自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 在20 世纪最后20 年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1 个成员国中有133 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严重问题( Lindgren et al， 1996) 。当

12、然， 还有其他可能导致政府补贴企业的因素， 比如企业的寻租行为。最新研究认为在经济转型初期政府对企业的扶持能够加快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例如， Itskhoki Moll( 2019) 讨论了政府通过税收制度安排在转型初期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同时增加劳动供给的产业政策， 这是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补贴的一种形式。不同于 Itskhoki Moll( 2019) ， 我们认为转型初期政府补贴企业是因为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 并且我们讨论的补贴方式是政府通过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来暗补企业。符合比较优势、 具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快速积累资本， 改变比较优势， 使得过去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

13、势， 国有企业从缺乏自生能力变得具有自生能力， 然后逐步消除金融扭曲。当经济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较少时， 政府可以用财政直接补贴企业， 无须通过金融扭曲为企业提供暗补， 金融体系可以实现正常化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产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绝大部分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即使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 企业也能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对少数违反比较优势、 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维持生存的国防安全产业， 由于涉及的企业数量少， 占 GDP 的比重低， 可以用财政直补， 不需要通过政府介入和扭曲金融体系来给予暗补。这是发达国家金融制度运行的暗含前提， 但这些前提在转型国家并不成立，

14、因而决定了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金融制度运行方式和特征具有系统性差异。中国在 1978 年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之初， 国有企业作为前期重工业赶超战略遗留下的产物， 承担着保障国防安全、 维系国计民生、 吸纳就业等政策性负担，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具备自生能力( 林毅夫等， 1994)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拨改贷” 和“企业流动资金银行统一管理”两项改革以来， 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运营资金来源从国家拨款为主全面转向银行贷款为主。但是， 为了让数量众多、 规模庞大的因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维持运营， 政府以行政手段压低利率， 并通过行政干预和其它激励机制， 要求和促使银

15、行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由此， 国有企业的一部分政策性负担转移至银行， 银行与国有企业一同承担起维护国防安全和支持重工业发展的战略性负担， 以及吸纳就业、 提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社会性负担。银行在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后， 可以将经营不当以及其他与银行审慎原则相悖的道德风险行为( 例如贷款审批不严、 项目监督不周、 谎报不良贷款的原因、 为获取租金而给不符合贷款标准的企业违规发放贷款、 内部人掏空银行资金等) 所致的亏损和坏账归咎于政策性负担， 政府不直接经营银行因而面临信息不对称， 难以确定银行承担了多少政策性负担和出现了多少政策性亏损， 也难以推卸让银行承担政策性负担的责任， 加之仍需

16、要以银行为中介， 通过发放低息贷款来给予国有企业暗补， 于是只能弥补银行的损失( 无论是由政策性原因还是由非政策性原因导致的亏损) ， 或者放松对银行的监管， 容忍银行的高不良贷款率。由此一来便产生了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其后果必然是银行缺乏活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来看， 1990 年代中国银行业的技术性破产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 改革初期大量国有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 经营绩效不佳， 其贷款本身就有很高的概率成为坏账; 另一方面， 当61张一林等: 金融体系扭曲、 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 都是中国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

17、赶超战略的产物。例如， 从 1978 年到 1996 年， 国有企业的产出占比从 77. 6%下降至 28. 8%， 但在 1996 年， 国有企业仍然雇佣了 57. 4% 的城市劳动力，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达 52. 2%( 林毅夫和李志赟， 2004; Lin et al， 1998) 。比如， 拨改贷施行期间银行贷款的范围和对象、 贷款依据和额度等都由国家计划确定， 经办银行 “无钱、 无权、 无责” 。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 银行的自主权虽然在制度层面上不断扩大( 例如， 1987 年国家对专业银行下放 “六权” ， 即业务经营自主权、 信贷资金调配权、 利率费率浮动权、 内部机构

18、设置权、 留成利润支配权、 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聘与奖惩权) ， 但国有银行仍然承担着维持国有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任， 代替财政履行 “保生存 ” 、 “包供给” 的责任， 成为财政补贴的替代形式( 陈雨露等，2013; 姜建清和詹向阳， 2019; 王国刚， 2019; Lin Tan， 1999) 。一个突出的实例是， 在 1985 年以后 “拨改贷” 的背景下， 效益较好的投资项目在还本付息后其资产转为国有资产， 独立于银行体系， 而那些亏损的投资项目因无力还本付息就长期挂在银行账上， 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 王国刚， 2019)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出现了极为

19、严重的坏账问题， 无一幸免地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为了化解银行大规模的呆坏账， 政府主导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剥离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反映出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政府对银行的监管不够严格和完善， 以致银行体系出现严重的金融风险， 也反映出银行受到政府大量明的或暗的保护补贴， 与自主经营、 自担风险的现代银行经营理念相悖( 姜建清和詹向阳， 2019) 。银行肩负起为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责任时， 银行也就分担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政府难以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严格的要求， 甚至补贴银行的亏损， 银行的预算约束变软， 引发严重的道德

20、风险问题。银行的道德风险严重损害资金配置的效率， 并以各种方式转化成金融风险， 进一步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与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不严格不完善， 共同引致了中国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贷款问题， 而对银行监管的扭曲又内生于为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暗补的需要。由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会抑制金融体系的正常发展， 因此金融扭曲也被称为金融抑制( financial repression) 。金融抑制的不利后果被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 比如利率管制对投资和储蓄的负面作用， 信贷指令计划对银行资金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等( 唐国正和刘力， 2005;Tybout， 1984; Antun

21、es et al， 2008) 。问题在于， 为什么政府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扭曲金融体系?国内一些研究指出， 利率管制和信贷指令计划内生于政府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转型国家政府推行( 或曾经推行)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建立起大量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产业， 为了扶持这些重工业产业， 政府选择对存、 贷款利率进行管制并进行信贷配给， 通过压低利率降低重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避免企业因融资成本高而不进入重工业或者不能持续经营( 车大为，2011; 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2) 。国外研究普遍认为， 政府实行金融抑制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减少政府的实际债务， 当政府的支出需求

22、明显上升时( 比如战争时期) ， 通过金融抑制政策( 比如政府强制要求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等) 来增加财政收入是最优选择( Giovannini de Melo，1993; Hoffmann， 2019; Chari et al， 2020) 。针对政府对银行的保护补贴， 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 但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大多将政府对银行的保护补贴( 比如政府救助银行) 视为天然存在的制度安排或是政府“父爱主义” 的体现( Kornai， 1986; Huang Xu， 1999; Song Xiong， 2018; Dvila Walther， 2020) 。一些学者从 “大而不能倒”

23、 的角度指出补贴保护银行是政府 “不得已而为之” ， 这对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很难解释为何转型国家的政府在非危机期间也要源源不断地为银行提供各种各样的保护补贴， 并且远远超过危机救助的范畴( Mishkin， 2006) 。张杰( 2008) 认为中国的政府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关系， 即政府通过对国有银行的风险救助承诺换取国有银行的金融支持， 政府剥离银行的政策性业务、 为银行注资、 剥离银行的不良贷款等制度安排， 都是内生于调整这份金融合约的需要。上述文献对于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都忽略了政府行为与企业自生能力之间的重要

24、关系。在金融转型和改革方面， 一些学者提出从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转型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成功， 这就是严格的金融监管， 只有在有关银行的会计准则、 信息披露、 关联贷款、 内部治理、 市场准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资源到位的情况下， 金融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Diaz- Alejandro， 1985;Mishkin， 2001) 。虽然这些理论在逻辑上自洽， 但难以解释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改革之初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这些把完善的金融监管作为改革成功前提的理论， 忽略了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如同政府对银行的保护补贴一样， 也是由政府基于特定的目标和约束条71202

25、1 年第 11 期研究认为， 人为压低贷款利率会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 还会导致企业的资金成本与自身的风险不匹配， 致使企业大量负债进行过度投资， 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会挤出居民消费， 进一步扭曲总需求结构( 陈彦斌等， 2014; 王红建等， 2018; Fry，1997) 。还有学者指出， 在我国垂直的供应链结构下， 利率管制会激发低效率国企的过度投资， 导致资本错配( 陈小亮和陈伟泽，2017) 。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也有诸多不利影响。压低存款利率表面上会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 但研究表明银行会更多地采取非利率的方式相互竞争吸收储蓄， 其资金成本实际上并不能有效降低( Spellman， 19

26、80) 。不仅于此， 压低存款利率还会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和经济的储蓄水平， 从而降低企业的资金可获得性和投资水平， 这也被认为是导致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 “金融脱媒” 的重要原因( Mertens， 2008) 。件所内生的， 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 放松对银行的监管本身就是政府对银行的一种暗补。这就再次回到了前文的疑问: 如果明知放松对银行的监管会引发众多不利后果， 为何那些热切追求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体的政府都不约而同地为银行提供保护补贴? 如果不能认识到制度扭曲的真正原因， 贸然推行金融自由化理论所提倡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金融改革， 是否会让转型经济体 正如拉丁美

27、洲国家在上世纪所经历的那样 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余下内容安排为: 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政府监管( 或补贴) 银行的序贯博弈框架; 第三部分分析博弈框架中政府和银行的目标; 第四部分求解博弈均衡， 讨论监管扭曲和银行预算软约束的内生机制; 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二、理论框架考虑由政府、 银行、 企业构成的经济。政府对银行进行监管或补贴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银行进行资金配置， 为企业提供贷款，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企业向银行贷款， 并将资金投入项目运营或投资。本部分先阐述政府与银行的博弈时序， 然后叙述参与主体的基本设定。( 一) 博弈时序政府、 银行之间的博

28、弈包括三个阶段( 图 1) 。t = 0 期， 政府确定对银行的监管力度或补贴力度 既可能是政府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的问责， 也可能是政府对银行亏损的补贴 这反映了银行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 t =1 期， 银行根据政府的监管或补贴力度选择在给企业贷款时甄别企业( 防范风险) 的努力程度， 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后将资金用于项目运营或投资; t =2 期， 企业的项目结束， 如果项目成功， 则企业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 如果项目失败， 则企业被清算， 银行获得清算剩余， 这笔贷款构成银行的一笔不良贷款。政府根据 t =0 期确定的监管或补贴力度对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问责或者补贴银行的亏损。图 1博弈时序(

29、 二) 政府、 企业、 银行的基本设定1 政府政府通过设定对银行的监管力度或者补贴力度， 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对银行的监管是指政府对银行不良贷款的问责， 我们用政府对银行每单位不良贷款的惩罚或补贴 f 来衡量问责力度， 当 f0 时表示惩罚， f 越大表示政府对银行的监管越严格; 当 f 0 时表示补贴，f 越大表示政府给予银行的补贴越多， 比如接手银行的不良资产、 给企业的贷款提供隐性担保等。为避免繁琐的数学分析， 假设政府不知道不良贷款产生的真实原因， 但知道银行( 事后) 的真实不81张一林等: 金融体系扭曲、 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事实上， 直到 1986 年中国才颁布

30、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的金融管理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 ) 。而在 1992 年之前， 金融监管的理念尚未形成， 金融法制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诸多领域立法空白且缺乏可操作性，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情形时常可见。19952002 年间， 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在法律制度、 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等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执行层面不到位的现象较为明显。直到 2003 年以后， 以银监会成立和商业银行法的修订为标志， 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在制度、 体制以及执行层面上才得到大幅强化， 中国银行业开始步入严监管的时代， 在严格且有效的金融监管下， 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逐渐降低， 发展为全

31、球最大和最稳健的商业银行体系( 李扬和王国刚， 2008; 姜建清和詹向阳， 2019; 王国刚， 2019; 项后军和张清俊， 2020) 。限于篇幅， 未附数学证明， 感兴趣的读者请向作者索要。良贷款率。银行的预算约束是软还是硬， 反映在银行出现亏损时， 银行自身要付出多少成本。当贷款企业资不抵债时， 如果银行除了遭受贷款损失外， 还会受到监管者的严厉问责， 则意味着银行的预算约束为硬约束。反之， 当银行出现严重的坏账问题却不受到问责， 甚至还受到政府的各种明的或暗的补贴， 则意味着银行的预算约束是软约束。因此， 这里的 f 不仅仅反映了狭义上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或者补贴， 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银

32、行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 当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对银行弱问责( f 0 但较小) 甚至补贴银行( f 0) 时， 就形成了银行的预算软约束。2 企业企业向银行贷款， 文中将企业的资金需求单位化为 1。企业的项目收益为随机变量 X， X h( x) ， h( x) 为定义在 0， ) 的概率密度函数。企业的资金成本为贷款本息 ， 1。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在雇佣工人、 购买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上投入的要素成本CF， 以及将这些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的管理成本CM。企业的要素成本CF取决于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的大小。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越大， 其要素成本越高。若企业承担了战略性负担， 投资于不符合

33、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 那么企业的资本成本较高; 若企业承担了社会性负担， 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 那么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 林毅夫和李志赟， 2004; Lin Tan， 1999) 。相反， 若企业未承担政策性负担， 则企业的要素成本相对更低。基于此将企业分为两类: 有自生能力的( viable) 企业和无自生能力的( nonviable) 企业。根据林毅夫( 2002) ， 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指， 在一个开放、 竞争的市场中， 一个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市场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本文的设定下， 由于企业的

34、项目收益分布相同， 生产成本只考虑要素成本和管理成本， 那么没有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而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这是因为， 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的企业， 即使具备正常的管理水平， 但由于要素成本更高， 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下， 企业的利润低于未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 在一个开放、 竞争的市场中， 无法长期存活。令CNF和CVF分别表示不具有自生能力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要素成本， CNF CVF。假设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比例为 ， 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比例为 1 ， 0 1。 为公开信息， 即政府和银行均清楚有多大比例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 但具体到一家企业

35、， 政府和银行不清楚其是否承担了政策性负担， 也不清楚这家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 Lin Tan， 1999) 。企业的管理成本CM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的高低。我们将企业分为管理水平高的企业( 管理成本为CHM) 和管理水平低的企业( 管理成本为CLM) ， 上标表示企业的管理水平的高低。管理水平高的企业的管理成本更低， 即CHM CLM。假设企业管理能力的高低与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独立。设市场中有管理能力的企业的比例为 ( 0， 1) 。根据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以及管理水平的高低， 进一步将企业划分为经营绩效好的企业( 后文简称 “好企业” ) 和经营绩效不好的企业( 后文简称 “坏企业”

36、) 。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既取决于企业的自生能力， 也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假设， 当且仅当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并且管理水平高时， 才有良好的经营绩效; 反之， 当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或者管理水平低时， 经营绩效都会很差。好912021 年第 11 期“政府知道银行的真实不良贷款率” 仅是一个简化数学分析的技术性假设， 而非本文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知道银行的真实不良贷款率需要支付一个 “固定成本” ( 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低没有关系) ， 比如聘请审计机构对银行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等， 那么文章的结论保持不变。为了简化数学表达， 假设政府可以无成本地知道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此处不讨论均衡利率的形成

37、过程， 而将 外生给定。企业的总成本为Cg， 坏企业的总成本为Cb， Cg Cb。企业的利润等于项目收益减去要素成本和管理成本以及贷款本息， 即 E = X C 。当企业利润 E0 时， 企业的贷款是一笔正常贷款。好企业正常还款的概率为pgProb( X Cg 0) =Cg+h( x) dx， 贷款违约的概率为1 pg。坏企业正常还款的概率为pbProb( X Cb 0) =Cb+h( x)dx， 违约的概率为1 pb。不难看到， pgpb， 即好企业履约的概率大于坏企业。当企业正常还款时， 银行收回贷款本息 。当企业违约时， 银行清算企业并获得清算剩余。假定好企业和坏企业的清算剩余都为 A，

38、 0 A 。上述分析表明， 银行给企业贷款， 面临三类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贷款企业因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不具有自生能力所导致的贷款损失风险; 第二类风险是贷款企业管理水平低所导致的贷款损失风险。这两类风险是银行将资金错误配置给坏企业时所面临的风险。此外， 即使银行把资金配置给了好企业， 也可能因为一些企业自身不可控的、 市场方面的因素( 例如市场需求、 技术冲击等) 而面临贷款损失风险， 这是第三类风险。3 银行银行根据政府的监管力度或补贴力度， 决定对贷款风险进行防范的努力程度。银行的努力程度反映了银行道德风险的高低， 银行越努力防范贷款风险， 意味着银行的道德风险越低。本文用银行甄别企业的成本

39、 c 来衡量银行的努力程度， 银行付出的筛选成本越高表明越努力， 也越可能将资金贷给好企业。本文引入一个效率函数 p( ， c|) ， 该函数表示， 给定企业中管理水平高的企业占比为 ， 当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比例为 ， 并且银行的努力程度为 c 时， 银行将资金贷给好企业的概率为 p( ， c|) 。以下给出关于该函数的三个假设:假设1: p( ， c|) 连续可微， 满足: ， ， c 0， p( ， c|) ， 即只要银行付出一定成本去筛选企业， 就能够提高将资金贷给好企业的概率。如果市场中所有企业都不具备自生能力， 或者所有企业的管理水平都非常低， 则无论银行有多努力， 都无法筛选出好企业

40、， 即c 0， p( 0， c|) = p( ， c|0) =0。在我们的模型设定下， 企业有自生能力并且管理水平高是企业经营绩效好的必要条件。如果银行不做筛选( c =0) ， 银行将资金贷给好企业的概率为 p( ， 0|) = 。假设 2: 给定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的分布以及银行的努力程度， 银行筛选出好企业的可能性与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比例正相关， 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越多， 银行筛选出好企业的可能性越大， 即p( ， c|)0， ( 0， 1) ， c0。假设 3: 银行越努力， 筛选出好企业的可能性越大， 但这一可能性上升的速度随着努力程度的增加而下降， 即p( ， c|)c 0，

41、limc0+p( ， c|)c= ， limcp( ， c|)c= 0，2p( ， c|)c 0，2p( ， c|)c20， ( 0， 1) ， ( 0， 1) 。设银行的资金成本( 存款本息) 为 r， r 1， 且pb + ( 1 pb) A r 0， 即， 平均而言银行给坏02张一林等: 金融体系扭曲、 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好企业的总成本为Cg= CVF+ CHM。如果坏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但管理水平高， 则Cb= CNF+ CHM， 如果坏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但管理水平低， 则Cb= CVF+ CLM， 如果坏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同时管理水平低， 则Cb= CNF+ CLM， 无论在哪种情

42、形下， 好企业和坏企业的总成本之间都满足Cg Cb， 为了简化模型表达， 用Cb统一表示坏企业的总成本。企业贷款的收益无法覆盖银行的资金成本。假定所有企业的总资金需求足够多， 相比之下银行的资金供给是有限的， 这意味着银行不能满足所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三、银行贷款与政府政策目标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 包括维护国防安全、 维系国计民生等) 与经济增长， 本文用银行、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总剩余衡量经济增长， 用企业破产的社会总成本来表征社会稳定。文章中用社会总福利来统一表示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社会总福利银行剩余 + 企业剩余 +政府剩余 企业破产的社会总成本。首先讨论给定银行的努力程

43、度 c， 银行为企业贷款所实现的经济总剩余， 然后说明企业破产如何影响社会稳定， 基于此导出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所能实现的社会总福利函数。给定银行付出的筛选成本为 c， 此时银行将资金贷给好企业的可能性为 p( ， c| ) ， 贷给坏企业的可能性为 1 p( ， c|) ， 因此， 银行贷出一单位资金所能实现的期望利润为:( ， f， c)= p( ， c | ) pg + ( 1 pg) A给好企业贷款的期望收益+ 1 p( ， c | ) pb + ( 1 pb) A给坏企业贷款的期望收益 r + c + f( ， f， c) ( 1)银行的期望利润等于预期收益与贷款成本之差。p( ， c

44、|) pg + ( 1 pg) A 表示银行将资金贷给好企业的期望收益， 1 p( ， c|) pb + ( 1 pb) A 表示银行将资金贷给坏企业的期望收益。r + c + f( ， f， c) 为银行的总成本， r 为银行的资金成本( 支付给储户的本息) ， c 为银行的筛选成本， f( ， f， c) 表示银行受到的政府问责或补贴。f 0 时表示政府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的问责，f 0时， |f|表示政府对银行的保护补贴力度， f 反映了银行的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 ， f， c) 表示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期望不良贷款率， 为:( ， f， c)= p( ， c | ) ( 1 pg)给好企业贷

45、款的不良贷款率+ 1 p( ， c | ) ( 1 pb)给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 2)( ， f， c) 由两部分构成: p( ， c|) ( 1 pg) 表示银行将资金贷给好企业时， 好企业的项目投资失败所形成的不良贷款率; 1 p( ， c|) ( 1 pb) 表示银行将资金贷给坏企业时， 坏企业项目投资失败所形成的不良贷款率。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既有可能是好企业， 也有可能是坏企业。平均而言， 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 在单位资金上所能实现的期望利润为:E( ， f， c)= p( ， c | )Cg+( x Cg ) h( x) dx获得贷款的好企业的期望利润+ 1 p( ， c | )

46、 Cb+( x Cb ) h( x) dx获得贷款的坏企业的期望利润( 3)企业的期望利润由两部分构成: 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中好企业的比例为 p( ， c|) ， 好企业的期望利润为Cg+( x Cg ) h( x) dx; 坏企业的比例为 1 p( ， c|) ， 坏企业的期望利润为Cb+( x Cb ) h( x) dx。E( ， f， c) 表示获得贷款的所有企业单位资金实现的平均利润， 这与某一家企业的期望利润有所不同。为简化数学表达， 令BgCg+xh( x) dx， BbCb+xh( x) dx， Bg和Bb分别表示给定项目投资成功的条件下， 好企业和坏企业的期望收益。此时获得贷款

47、的企业的平均利润可以等价表示为:122021 年第 11 期由于银行体系能供给的资金总量是给定的， 因此， 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等价于银行每单位贷款资金所实现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简化数学表达， 后文中将银行体系的总资金供给单位化为 1。E( ， f， c)= p( ， c | ) Bg pg( Cg+ ) + 1 p( ， c | ) Bb pb( Cb+ ) ( 4)政府对银行不良贷款的问责实际上是从银行部门转移至政府部门的生产剩余， 对银行亏损的补贴本质上则是将生产剩余从政府部门转移至银行部门， 用 G( ， f， c) 表示， 则:G( ， f， c)= f( ， f， c)( 5)政府

48、对银行的补贴不会造成直接的社会福利损失， 因为补贴仅仅是经济总剩余的再分配。但是， 补贴会扭曲银行的激励， 导致银行的道德风险， 产生间接的社会福利损失。尽管如此， 政府仍然可能补贴银行， 因为取消补贴可能造成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用CS表示企业破产的社会总成本。具体而言， 破产企业的数量越多， 所造成的失业量越大， 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冲击越大。此外， 一些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的企业( 如军事工业企业) 破产倒闭后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假设企业破产的社会成本取决于破产企业的比例， 即CS= CS( b) ， b 是破产企业的比例， b =没有获得贷款的企业数量有贷款需求的企业数量。值得

49、注意的是， 本文中企业破产是指企业无力支付维持企业运营所必须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投入， 以至于不得不关停企业。只要企业能够支付员工薪酬和物质资本所需的投入，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可以继续， 企业就可以存活在市场中。因此， 当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时， 可以将贷款资金用于支付薪酬和物质资本投入， 无论项目投资是否成功， 企业都可以存活在市场中。以下给出函数CS( b) 的两个重要假设:假设 4:d CS( b)db0，d2CS( b)db20。随着破产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 企业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加速上升。假设 5: limb1CS( b) = 。当经济中所有企业都破产倒闭时， 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无穷大

50、。假设 4 和假设 5 反映出政府不能让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倒闭的原因。若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的企业因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而大面积破产倒闭， 一方面国防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随着失业量越来越大， 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逐渐上升。综上， 单位资金所实现的社会福利 W( ， f， c) 为:W( ， f， c)= p( ， c | ) Bg pgCg+ ( 1 pg) A+ 1 p( ， c | ) Bb pbCb+ ( 1 pb) A r + c + CS( b) ( 6)四、监管扭曲与银行预算软约束这一部分考察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序贯博弈: 政府设定对银行的监管力度或者保护补贴力度; 给定政府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