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的...应及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_马亚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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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的信号效应及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马亚明陆建明李磊内容提要: 本文将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对投资者释放的信号归纳为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 并将其引入国际直接投资决策模型， 分析了这两种效应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 利用美国负面清单模式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经验， 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命题进行了检验。理论模型的结果显示， 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会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 其中集约边际增长仅受到投资权益保护效应的影响， 而拓展边际增长则受到两种效应的共同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 且发现投资权益保护效应随着投资壁垒强度的提高而提升，

2、 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则与投资壁垒强度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同时， 在对拓展边际的影响中， 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现行的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模式的国际投资协定相比， 在制度效应上还存在重要差异。因此， 尽快推动签署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对促进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 国际投资协定国际直接投资投资壁垒负面清单模式*马亚明，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邮政编码: 300222，电子信箱: yamingma sina com。陆建明( 通讯作者) ，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300222， 电子信箱: lujianming

3、0309 163 com; 李磊，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300073， 电子信箱: nklilei nankai edu cn。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8BJY185)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AZD050)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6YJA790035)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当然， 文责自负。一、引言自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 ) 试行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以来，随着自贸试验区不断扩容， 负面清单也不断缩减、 改进。2018 年底， 新版负面清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这标志着中

4、国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随后， 负面清单的行业限制范围和限制性措施数量进一步缩减。在 2020 年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中， 限制性措施仅有 30 条， 涉及 12个行业。即便在全球范围内， 这个版本的负面清单也是非常精简的。虽然中国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不论从吸引外资角度还是从对外投资角度看， 进一步推进相关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 规划对中国对外开放体制的建设就提出了新要求， 指出 “要完善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已从政策引资为主转向制度引资为主，致

5、力于对标先进国际经贸规则， 持续促进外商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裴长洪和刘斌， 2019; 桑百川，2019) 。在对外开放新体制的建设中， 推动在国际经贸协定中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是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也是与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重要举措( 裴长洪和刘洪愧， 2020) 。同时，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走出去” ，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产业资本流动中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 中国不只是重要的资本流入国， 也已成为重要的资本流出国。这种角色转变也对相关制度建设提出了5512021 年第 11 期新

6、要求。中国早期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 条款相对简单， 大多更倾向于保护东道国权益。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以吸引外资为主， 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在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后， 陈旧的 BIT 条款难以为对外投资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走出去” 。因此 ， “十三五” 规划特别强调了要 “推进双向开放， 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 资源高效配置、 市场深度融合” ， 要 “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 。实施负面清单模式是高标准国际投资协定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多年后， 随

7、着相关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相关制度不断成熟， 为了保护企业海外投资权益、 促进双向开放， 加快推动负面清单模式国际经贸协定的签署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世界需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 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停滞，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区域性贸易协定( regionaltrade agreement， TA) 的数量迅速增加。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被首先运用于 TA 中，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签署的 TA。越来越多的 TA 中开始包含投资章， 并采用

8、负面清单模式， 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高标准 TA 的一个核心特征。中国一贯主张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 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 共赢、 包容发展， 形成公正、 合理、 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中国应该通过国内法建设以及综合运用双边、 区域、 诸边及多边多种谈判方式， 积极推进国际投资体制建设( 崔凡和苗翠芬， 2019) 。因此， 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相融合， 推动签署负面清单模式的一体化协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引

9、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 中国尚未在任何形式的国际投资协定(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IA)中采用负面清单模式。中国现行外资管理制度中的负面清单和 IIA 中的负面清单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质。因此， 自贸试验区的试行经验尚无法为在 IIA 中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提供足够参考。在 IIA 中，如果一个行业被列入负面清单， 会对投资者释放怎样的信号? 这些信号会怎样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进而又会对国际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产生怎样的整体影响? 阐明上述问题， 对于中国推进开放经济新体制建设，

10、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背景下， 本文将负面清单模式 IIA 对投资者释放出的信号归纳为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 并将其引入跨国企业的国际投资决策模型， 揭示了这两种效应影响 FDI增长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 利用美国负面清单模式 FTA 的实施经验， 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命题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 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会促进 FDI 的增长， 其中集约边际增长仅受到投资权益保护效应的影响， 而拓展边际增长则受到两种效应的共同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 且发现投资权益保护效应随着投资壁垒强度的提高而提升， 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则与投资壁垒强度之间呈倒

11、 U 型关系。同时， 在对拓展边际的影响中， 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后续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评述; 第三部分探讨负面清单模式 IIA 所带来的制度效应; 第四部分为理论模型， 阐释负面清单模式 IIA 影响 FDI 的理论机制， 并提出待检验的命题; 第五部分是经验分析， 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检验; 最后是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建议。651马亚明等: 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的信号效应及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依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 UNCTAD) 的定义， 本文所指的 IIA， 既包括 BIT， 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包含投资章的 TA， 如自由贸易协议( free t

12、rade agreement， FTA) 和综合性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greement) 等。在下文中， 将统一采用 IIA 这一术语， 除非明确涉及某种具体类型的协议。中国第一个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的国际经贸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对中国等 10 国开始生效。二、文献评述负面清单模式是在 IIA 中为投资自由化设置保留区( reservation) 的一种方式。2013 年， 在中美 BIT 谈判中， 双方决定采用负面清单模式。随后， 中国设立了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负面清单问题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13、。相关文献大致上可归纳为三类: 其一是介绍和比较各国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其二是关于 IIA 对 FDI 影响的研究; 其三是关于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 一) 介绍和比较各国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UNCTAD 是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重要国际组织之一。在该组织发布的关于国际投资协定的系列研究报告(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中， 专门有一个报告介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负面清单模式( UNCTAD， 2006) 。UNCTAD( 2006) 系统介绍了 IIA 中负面清单模式的内涵、 发展， 并选取了 7 个 IIA 作

14、为样本， 分析了其负面清单中各类限制性措施的分布特征。在UNCTAD( 2006) 的基础上， 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国家的负面清单制度进行了介绍和比较， 如聂平香和戴丽华 ( 2014) 、 陆建明等 ( 2015a， 2015b， 2016) 等对美国负面清单制度的介绍; 申海平( 2014b) 、 顾晨( 2014) 、 梅胜军( 2014) 等对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负面清单制度的介绍; 以及杨荣珍和陈宇( 2017) 、 许培源( 2017) 、 李思奇和牛倩( 2019) 等对 USMCA、 TPP 等国际组织负面清单的介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樊正兰和张宝明( 2014) 、 高维和等(

15、2015) 选取特定国家， 比较了其负面清单行业设置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杨嬛和赵晓雷( 2017) 、 马兰( 2019) 等还专门比较了各国负面清单中对金融服务业的限制情况。由于在各国负面清单中， 限制性行业的表述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研究在比较不同国家的负面清单时， 行业统计口径均比较粗糙。陆建明( 2017a) 首次以 ISIC4. 0四分位行业代码为统计口径， 将美国及其 FTA 伙伴国的负面清单处理为规范的面板数据， 并构建了一系列定量指标用以刻画各国负面清单的行业限制范围和限制强度。该研究所构建的数据体系可以与其他经济数据通过标准的行业分类代码进行对接， 为从行业层面分析负面清单制

16、度对 FDI的影响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二) 关于 IIA 对 FDI 影响的研究投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 企业的 FDI 活动就越少( Chen Funke， 2011) 。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 从而促进 FDI 流动( Hashimoto Wacker，2012) 。IIA 为国际投资活动设立了基本制度框架， 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和提高政策透明度， 其精髓在于保护本国投资者的权益免受东道国恶意侵害， 以此促进与鼓励投资活动( 杨宏恩等， 2016) 。关于 IIA 对 FDI 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 BIT 投资效应的分析。早期研究并未支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关

17、系， 如Hallward- Driemeier( 2003) 以 19802002 年间 OECD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为样本的研究。但随着考察样本范围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BIT 对 FDI 具有显著的促进效果( Desbordes Vicard， 2009; Egger Merlo， 2012) 。近期研究发现， BIT 对 FDI 的影响依赖于签约国的制度水平、 经济规模以及 BIT 质量等因素。在吸收外资方面，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签署 BIT 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更大( 太平和刘宏兵， 2014) 。在对外投资方面， 与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签署 BIT 并未显著促进中国的对外直

18、接投资， 但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署 BIT 则显著促进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 宗芳宇等， 2012; 李平等，2014; 杨宏恩等， 2016) 。邓新明和许洋( 2015) 则进一步指出， 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BIT 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后， 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除了签约双方的经济、 制度因素外， BIT 条款的异质性也会影响其投资促进作用。BIT 对投资7512021 年第 11 期权益保护的水平越高， 其对投资促进作用就越大( 杨宏恩等， 2016; 铁瑛等， 2021) 。王光等( 2020)还发现， 由于 BIT 的

19、“国民待遇” 条款水平较低，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更关注东道国是否提供较高标准的 “公平公正待遇” 和 “最惠国待遇” 水平。( 三) 关于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近年来， 异质性企业模型( Melitz， 2003) 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对企业国际化行为模式的研究。Helpman et al ( 2004) 指出， 对于水平型 FDI， 基于对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的权衡， 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克服较高的固定成本， 选择以 FDI 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在垂直型 FDI 与外包的选择方面，Antrs( 2003) 指出， 在不完全契约下， 契约环境改善会使企业更多采用外包模式而非 FDI

20、。后续研究发现， 投资成本和投资环境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子公司数量和投资区域的多元化( Yeaple， 2009; Chen Moore， 2010; Giovannetti et al， 2015; Antrs Helpman， 2004; Antrs， 2015) 。负面清单模式 IIA 会带来投资成本和制度环境的重大变化， 根据上述研究， 这种变化在理论上应该会对企业国际化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并进一步影响 FDI。陈林和萝莉娅( 2014) 利用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采用负面清单模式逐步放松外资准入壁垒给我国带来的政策红利效应。但受 FDI 数据质量的制约， 关于负面清单

21、制度对 FDI 影响的经验研究相对欠缺。裴长洪等( 2014) 和苏理梅等( 2017) 发现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 弱化了东道国国内企业在本国出口中的竞争优势。陈林等( 2019) 在考察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政策红利时发现， 实施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所在地的外资利用水平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陆建明等( 2018) 从行业层面考察了负面清单模式 FTA 对美国吸引外资的影响， 发现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FTA 对单内行业的投资促进作用更大。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对于揭示负面清单模式 IIA 的投资效应， 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 已

22、有文献偏重于对负面清单制度的介绍与描述， 但鲜有研究从经济学视角， 对负面清单模式 IIA 所产生的制度效应进行归纳和提炼。其次， 已有关于 IIA 投资效应的研究虽然触及了 BIT 质量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但并未专门考察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对 FDI 的影响， 对于负面清单模式 IIA 影响 FDI 的具体机制， 也未做出系统性分析。最后， 相关的经验研究还比较粗糙。一方面， 这体现在对负面清单制度效应的刻画上， 已有研究大多把是否采用负面清单模式作为虚拟变量引入计量模型， 鲜有研究考虑负面清单行业限制范围与限制强度的差异; 另一方面， 已有研究对 FDI 的刻画大多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鲜有

23、研究从行业层面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 FDI 影响。同时， 虽然异质性企业理论极大促进了对贸易增长边际的分析， 但分析 FDI 增长边际的文献还非常少，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约束了对 FDI 增长方式及相关机制的分析。相对于已有文献， 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 第一， 系统性归纳了负面清单模式 IIA 所带来的制度效应， 并把其作为制度变量引入跨国企业国际投资决策模型， 阐释了负面清单模式 IIA 影响 FDI 的理论机制; 第二， 在行业层面上将国际投资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 分析了负面清单模式 IIA 影响 FDI 增长的方式与机制， 并利用美国行业海外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三、负面清单模

24、式 IIA 的制度背景美国是最早在 IIA 中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的国家。从 1982 年与巴拿马签署的第一个 BIT 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 BIT 都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美国早期 BIT 的负面清单是协议的一个附件， 罗851马亚明等: 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的信号效应及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美国唯一没有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的 BIT 是其与俄罗斯签署的 BIT， 但该协议并未进入实施阶段。列了国民待遇条款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例外行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简称 NAFTA) 的签署推动了美国负面清单的更新换代。该协议首次采用了 “不符措施( non- conforming measures) ” 的

25、概念，负面清单由罗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例外行业转变为罗列与协议诸条款所规定义务不符的例外措施。进入 21 世纪后， 美国推广负面清单模式的主要工具由 BIT 转变为 FTA。在 2000 年以后， 美国仅与乌拉圭和卢旺达两国签署了 BIT， 但其签署 FTA 的数量则达到 14 个， 涉及 18 个伙伴国。上述协议均采用了措施列表式的第二代负面清单， 一般为三个附件: 附件和附件列出的是除金融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不符措施， 其中附件列出的是现存不符措施， 附件列出的是未来保留实施限制措施权力的领域， 即保留性措施; 附件则专门针对金融服务业。在美国的大力推广下， 其 FTA 伙伴国在后续

26、与其他国家签署的 FTA 中大多沿用了负面清单模式， 其负面清单的文本格式也基本上沿用了美国模板。( 一) 负面清单模式 IIA 的制度效应与其他 IIA 相同， 负面清单模式 IIA 最基本的制度效应就是为签约方的投资者提供投资权益保护， 简称 “投资权益保护效应” 。IIA 中的负面清单并不是孤立的， 作为协议的附件， 它与协议正文条款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着紧密联系。因此， 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所带来的制度效应与 IIA 本身的制度效应是一个有机整体， 不可分割。通过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 公平公正待遇、 征收、 资产转移、 履行要求、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等实体性条款， IIA 构建了一个

27、签约方投资者可以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除了负面清单中列出的措施外， 签约方实施任何违背上述条款的措施都属于违约行为。当签约方投资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 可以依据协议中约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发起国际仲裁， 以维护自身权益。值得注意的是， 负面清单模式往往与高水平的协议条款相关联。从某种意义上看， 正是因为协议条款对签约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力度很高， 用负面清单模式罗列例外情况才得以成为一种更便捷的方式。负面清单模式 IIA 与其他 IIA 相比， 不同之处在于其提高了投资壁垒的政策透明度， 简称“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 。在美国第二代负面清单的每项不符措施中， 都列出了这项措施针对的具体行业、 实施的行

28、政层级、 涉及的协议条款、 依据的法律条文以及对实施方式的具体描述。相对于早期 BIT 中的负面清单， 这种方式无疑大幅提升了投资限制措施的政策透明度。通过负面清单， 投资者可以清晰的了解到签约对方在哪些行业、 基于哪些法律、 采取了怎样的投资限制措施， 以及这些措施由哪个部门以怎样的方式来执行。更为重要的是， 负面清单模式意味着， 除了在负面清单中列出的措施外， 签约方不应存在任何其他与协议条款规定义务相违背的投资限制措施。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是负面清单模式 IIA 所独具的制度效应， 而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则是所有 IIA 普遍具有的制度效应。但是， 正如前文所述， 作为协议的附件， 负面清

29、单无法脱离协议正文而单独存在。因此， 负面清单模式 IIA 的独特制度效应也无法脱离 IIA 普遍的制度效应而单独存在。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会同时带来上述两种制度效应， 并同时影响 FDI。( 二) IIA 负面清单与中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区别从制度效应视角看， 中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和 IIA 负面清单的主要区别如下:首先， 二者对投资权益的保护强度和范围不同。从保护强度方面看， 中国在自贸试验区试行的负面清单在本质上是一项行政命令， 而 IIA 中的负面清单则是国际条约的一部分， 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质。前者不属于授权立法， 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 不是司法裁判的依据( 申

30、海9512021 年第 11 期对美国及其 BIT 伙伴国负面清单的限制性行业及其发展演变的比较详尽的分析请参见陆建明等( 2015a， 2015b) 。目前， 以 华盛顿公约 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简称 ICSID) 是利用率最高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平， 2014) ; 而后者则依托于具有国际法地位的经贸协定， 可以作为国际投资仲裁的依据， 这导致二者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强度存在很大差距。同时， 中国自贸区试行的负面清单制度只是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一种单边开放承诺， 而 IIA 中的负面清单则是对等的， 是一种相互开放承诺， 既影响吸引外资， 也影响对外投资。从保护范围方面看， 以

31、 IIA 为载体的负面清单对投资权益的保护范围也更加宽泛。中国目前实施的负面清单主要涉及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 而在以 IIA 为载体的负面清单中， 其列出的不符措施既涉及准入前待遇， 也涉及准入后待遇; 既有准入性措施， 也有非准入性措施; 既涉及国民待遇条款， 也涉及其他条款。因此， 不论是投资权益保护的强度还是范围，以 IIA 为载体的负面清单都要超过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其次， 二者对投资壁垒的影响方式不同。试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来， 中国的负面清单不断调整， 每一次缩短都意味着投资壁垒范围或强度的下降。但在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时， 负面清单中列出的不符措施必须有明确的法

32、律条文作为依据， 并就限制措施针对的行业、 限制方式、 执行部门和涉及的协议条款等信息进行详细描述。这就意味着 IIA 负面清单中所列出的不符措施在签约之前就是存在的， 签署 IIA 只不过是将其明示出来， 并表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限制措施。因此，目前中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制度效应主要体现在投资壁垒范围和强度的变化上， 而 IIA 负面清单的制度效应则主要体现为投资壁垒透明度的提升。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最终会通过投资成本影响投资决策， 这两种效应对不同行业投资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一个行业在签约前后投资成本的落差越大， 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对该行业 FDI 的促进作用

33、就越大。在下一部分， 本文将把负面清单模式 IIA 的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引入国际投资决策模型， 从理论上分析在行业投资壁垒强度不同的情况下， 如何影响国际投资决策。四、理论模型在这一部分， 本文将首先构建一个基础模型， 在不考虑投资政治风险和投资壁垒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分析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基本机制。在此基础上， 将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所带来的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引入模型， 分析它们如何影响投资决策， 进而提出可供检验的命题。( 一) 基础模型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首先， 假设一个跨国企业在某国 i 行业共有 n 个可供海外投资的项目， 投资于

34、第 j 个项目的收益可表示为: ( kij) = Ai( j) * kij。其中， kij为投资的资本规模， 为常数， 且 0 1， 即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函数 Ai( ) 反映了 i 行业海外投资项目收益水平的差异性， 类似于生产函数的全要素生成率， 我们将其称为项目的“收益常数” 。假设市场信息是透明的， 投资者明确了解每个项目的收益常数， 因此可以把项目按照收益常数由高到低排列。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假设 Ai( ) 是一个单调递减的离散函数， 即 Ai( 1) Ai( 2) Ai( n) 。其次， 假设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成本包括两部分: 其一是固定成本， 为投资壁垒强度的函数; 其0

35、61马亚明等: 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的信号效应及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些条款包括最惠国待遇、 履行要求、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 本地存在和市场准入等。在 BITs 中的不符措施， 通常只涉及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 履行要求、 高级管理人与和董事会成员几个条款( 早期的 BIT 甚至只涉及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两个条款) ; 而在包含投资章的 TA 中， 除了上述条款， 还会涉及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本地存在、 市场准入等条款。对两类协议负面清单具体差异的分析可参见陆建明等( 2017b) 。严格地讲， 在美国模式的负面清单中， 附件列出的是保留性措施， 这些措施并不以现存的法律条文为依据

36、， 这也使这类措施所涉及的行业的投资壁垒仍保持着较强不确定性。二是变动成本， 为投资规模的函数。跨国企业投资于 i 行业 j 项目的投资成本可表示为: C( kij) =f( Bi) + kij。其中，Bi为行业投资壁垒的强度， Bi 0， 1 ; f( Bi) 则为该行业海外投资的固定成本。函数 f( Bi) 的一阶导数大于 0， 即壁垒强度越高， 投资成本也越高;且 f( 0) 0， 即在无壁垒情况下， 海外投资仍需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 为大于 0 的常数， 为海外投资的边际成本， kij代表投资的变动成本。令 i 行业 j 项目的投资利润函数为: ( kij) = ( kij) C( k

37、ij) = Ai( j) * kij kij f( Bi) ， 则存在k*ij使利润函数取极大值 *。对 ( kij) 求一阶导数， 令导数等于 0， 可得 k*ij和 *如式下:k*ij=()11 Ai( j) 11( 1)*ij= ( 1 )()1 Ai( j) 11 f( Bi)( 2)只要 *ij0， 该项目就可以获利。而且， 对于任何可以获利的项目， 最佳投资规模都是 k*ij。据此， 一个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可以用图 1 表示:图 1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在图 1 中， g( kij) = Ai( j) * kij kij， 表示项目的收益减去变动成本( 简称“变动收益” ) 。项目变动

38、收益的最高水平为 g( k*ij) ， 即为( 2) 式中的( 1 )()1 Ai( j) 11 。在图 1 中， 各项目按收益常数 Ai( j) 由高到低依次向右排列。投资者会先投资于收益常数最高的项目 1， 在达到最佳投资规模 k*i1后， 才会投资于收益常数次之的项目 2， 在项目 2 达到最佳投资规模 k*i2后才会继续投资于项目 3， 以此类推。如图 1 所示， 所有 g( k*ij) f( Bi) 的项目均有利可图， 且最佳投资规模均为 k*ij。令最后一个有利可图的项目为 jmax( 简称 “门槛项目” ) ， 根据( 2) 式， 当 *ij=0 时， 可得门槛项目满足以下临界条

39、件:Ai( jmax)=()f( Bi)1 1( 3)在不考虑融资约束的情况下， 跨国公司的 FDI 总规模为 Ii= jmaxj =1k*ij。如果项目的最佳投资规模k*ij提升， FDI 将沿集约边际增长; 如果门槛项目 jmax的值下降， 可投资的项目数量增加， FDI 将沿拓展边际增长。基于上述分析， 如果东道国各投资项目收益常数的分布不变， 投资壁垒强度的下降将使 FDI 沿拓展边际增长; 而投资变动成本的下降将使 FDI 同时沿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增长。1612021 年第 11 期为了集中于本文的研究主题， 我们忽略了除投资壁垒之外， 影响不同行业海外投资固定成本的其他因素。例如，

40、 Alfaro Charlton( 2009) 用开办时间来反映不同行业投资固定成本的差异， 但这种刻画方式无法反映那些因成本过高而无法进行海外投资的行业的投资成本。( 二) 负面清单模式 IIA 对 FDI 的影响基础模型刻画了跨国企业面对多个投资项目时的决策机制， 但并未考虑投资政治风险和投资壁垒的不确定性。在拓展模型中， 我们将在考虑上述问题的基础上， 把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所带来的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引入模型。具体假设如下:1 对投资权益保护效应的刻画。令 i 行业海外投资项目爆发政治风险的概率为 i， 假定其为 i行业投资壁垒强度的函数， 即 i= ( Bi

41、) 。一旦爆发风险， 项目将遭受损失。令 i 行业 j 项目爆发风险后的预期损失为 kij( ( 0， 1 ) ， 即假定风险损失为投资额的一个比例 ， 风险损失最严重的情形是资产被完全征收。基于上述设定， 在考虑政治风险后， 预期利润函数为: eij= 1 ( Bi) ij+i( Bi) ( ij kij) 。在签署 IIA 后， 投资者可以依据 IIA 对东道国政府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 如果胜诉， 则将获得全额赔偿。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投资权益得到 IIA 的保障， 利润不再是不确定的， 而是确定为 ij。因此， 投资权益保护效应消除了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损失 ( Bi) kij， 项目的

42、风险水平越高， 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就越强。2 对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的刻画。假设当投资者无法确知投资壁垒强度时， 会根据其主观判断， 推断投资壁垒的强度， 并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投资者会努力搜集关于投资壁垒强度的信息， 使其估测的投资壁垒强度接近于真实投资壁垒强度。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假设在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前， 投资者对投资壁垒强度的预期值为真实投资壁垒强度的函数， 即 Bei= ( Bi) 。在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后， 投资者可以获得投资壁垒强度的确定信息， 并根据真实投资壁垒强度做出投资决策。投资者投资决策所依据的投资壁垒强度会影响投资的固定成本， 因此， 投资壁垒透明

43、度提升效应的大小取决于 Bei和 Bi之间的差所带来的投资固定成本差异。在上述设定的基础上， 可以求解出签署 IIA 之前特定项目的最佳投资规模( 令其为 k* ij) 和门槛项目( 令其为 jmax) 的收益率条件。具体结果如下:k* ij= + ( Bi)11 Ai( j) 11( 4)Ai( jmax)= + ( Bi) f( ( Bi) )1 1( 5)签署 IIA 之后的利润函数与基础模型中的利润函数相同， 故签署 IIA 之后最佳投资规模的表达式与( 1) 式相同， 门槛项目的收益水平条件则与( 3) 式相同。令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后 FDI 增长的集约边际为: MGin=

44、log( k*ij) log( k* ij) ， 用以表示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增长; 拓展边际为: MGex= log Ai( jmax) log Ai( jmax) ， 用以表示投资门槛的下降幅度。经整理后可得:MGin=11 log + ( Bi) ()( 6)MGex= log + ( Bi) ()+ ( 1 ) logf( ( Bi) )f( Bi)( 7)在( 6) 式和( 7) 式中， 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现实变动成本， ( Bi) 为伴随每一单位投资的风险损失， 二者之和为签署 IIA 之前的总体变动成本。IIA 提供的投资权益保障消除了风险损失， 因此， + ( Bi) 与 的比值反

45、映了投资权益保护效应的大小。同时， f( ( Bi) ) 代表了投资者依据其推断的投资壁垒强度付出的固定成本， 而 f( Bi) 则为投资者依据真实投资壁垒强度付出的固定成本，二者的比值反映了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的大小。261马亚明等: 负面清单模式国际投资协定的信号效应及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了不使模型增加不必要的复杂程度， 假设投资者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 仲裁的胜诉率为 100%。( 6) 式和( 7) 式说明， 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会在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上同时促进 FDI 的增长。其中， FDI 增长的集约边际仅受到投资权益保护效应的影响， 拓展边际则同时受到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

46、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的影响。由( 6) 式可知， ( Bi) 的值越大， 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对FDI 增长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就越大。由于 0 1， 比较( 6) 式和( 7) 式可知， 相对于对集约边际的影响， 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对拓展边际的影响要更小。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仅影响拓展边际， f( ( Bi) ) 与 f( Bi) 的差距越大， 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对拓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在对拓展边际的影响中， 两种效应所占的权重与 有关， 的值越大， 投资权益保护效应的影响就越重要; 反之， 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的影响就越重要。( 三) 待检验命题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签署负面

47、清单模式 IIA 对 FDI 增长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的影响取决于投资权益保护效应和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的大小， 而上述两种效应的大小又进一步取决于投资者对行业政治风险强度和投资壁垒强度的推断( 即 ( Bi) 和 ( Bi) 的值) 。这两个变量都依赖于投资者的主观认知， 是难以直接测度的。本文的理论模型假设这两个变量都是真实投资壁垒强度的函数。投资壁垒强度可以基于各国相关政策进行测度， 因此， 只要把握了上述两个变量与投资壁垒强度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检验。一个行业发生国际投资争端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行业的投资风险强度。本文基于UNCTAD 的 “投资者政府间投资

48、争端数据库” ( ISDS Navigator) ， 以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4. 0) 二分位行业代码为口径， 统计了各行业发生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数量。图 2 反映了各行业发生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数量与投资壁垒强度之间的关系。图 2国际投资争端数量与投资壁垒强度之间的关系在图 2 中， 纵轴为美国及其负面清单模式 FTA 伙伴国在各行业设置不符措施总数量的对数值， 用以反映各行业的投资壁垒强度; 横轴为各行业发生国际投资争端数量的对数值， 用以反映投资风险的强度。其中， 图 a 的横轴表示全球所有国家发起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数量的总和， 图 b 的横轴表示美国发起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数量。如图

49、 2 所示， 发生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数量与投资壁垒强度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以上述事实为依据， 可以假设一个行业爆发投资风险的概率与行业投资壁垒强度之间是正相关的， 即函数 ( Bi) 的一阶导数大于 0。关于在未签署负面清单模式 IIA 情况下投资者推断的投资壁垒强度与真实投资壁垒强度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加以推断。理性的投资者往往是风险规避型的， 故可以假定投资者总是倾向于高估投资壁垒的强度， 即 ( Bi) Bi。理论模型假设投资者会努力搜寻与投资壁垒相关的信息， 以使其推断的投资壁垒强度尽量接近真实投资壁垒强度。当一个行业完全没有投资壁垒或完全禁止投资者进入时， 这种

50、信息会非常容易获得。因此， 可以假定当 Bi=0 或 Bi=1 时， ( Bi) =Bi。投资壁垒强度越接近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 获得真实投资壁垒强度信息的成本就越低， 投资者推断的投资壁垒强度就越接近于真实的投资壁垒强度。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假设 ( Bi) Bi是一3612021 年第 11 期个倒 U 型的函数。这种假设意味着， 在完全禁止外资进入或允许外资完全自由进入的行业， 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是微弱的; 而在那些允许外资进入， 但又存在诸多限制措施的行业， 投资壁垒透明度提升效应才最为显著。如果对函数 ( Bi) 和 ( Bi) 的性质做出上述设定， 依据理论模型的结论， 即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