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_范庆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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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规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范庆泉内容提要: 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 本文构建了包括清洁品、 污染品及能源生产三个部门的理论模型， 加入政府治污投入外部效应的污染治理机制， 采用 shooting 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 设计动态环保税及政府补偿率的优化政策组合， 研究环境规制政策所导致生态保护者与环境受益者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主要结论为: 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及政府补偿率的环境政策组合， 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环境质量提升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三重红利。相比而言， 过度的政府补偿政策， 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 延缓收入分配格局改善进度; 而不足的政府补偿政策， 会导致收入分配格

2、局失衡， 扩大的产出规模也不会带来社会福利增进。绿色经济增长路径上环保税与政府补偿机制之间的动态优化组合，对于发挥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和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关键词: 环境规制收入分配失衡政府补偿机制鞍点路径*范庆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邮政编码: 100070， 电子信箱: fanqingquan 163. com。作者感谢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 2017000020124G186) 、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统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课题( 2017A234) 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资助，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当然文责

3、自负。政府补偿机制指的是政府对环境服务相关者的激励政策， 其实质来源于庇古理论。本文中政府补偿机制具体指的是政府对污染型产业限制发展所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一种生态补偿机制。一、引言近年来， 在我国污染治理过程中新的环境不公平问题日趋严重， 已经成为人们的重大现实关切。随着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强， 污染型产业的生产规模得到了一定控制， 然而生态保护者与环境受益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譬如， 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约束下，煤炭资源的限制性使用政策不断出台， 导致以煤炭生产为主要支柱的山西省经济增速急剧下滑。据统计， 山西省人均产出与全国水平的比值由 2010 年的 85. 1%

4、下降到 2016 年的 65. 8%， 人均消费与全国水平的比值由 2010 年的 77. 4% 下降到 2016 年 70. 9%。环境规制导致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并由此出现了新的环境不公平现象。为应对污染治理中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 各国政府制定了多种方案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尝试， 其中， 政府补偿机制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补偿机制是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生态保护或环境质量改善相关各方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治理而放弃发展机会的经济补偿。有效的政府补偿机制， 需要适当且全面的环境规制政策作为制度保障。一方面对环境污染的责任者进行征税以筹措政府补偿

5、的资金; 另一方面对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相关者给予补偿， 以解决收入分配失衡所产生的环境不公平问题， 同时也可以推动环境规制政策的顺利开展， 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我国生态保护相关的补偿制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但补偿的范围仍然过窄、 标准依旧偏低， 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2017 年中央政府对甘肃省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通报的背后， 则是生态保护者和环境受益者缺乏利益共享机制问题的集中凸显。有关污染治理的外部性已取得广泛共识， 而环境污染治理中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同时， 政41范庆泉: 环境规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府消费补偿机制对生态保护

6、和污染治理相关者的激励作用， 也往往被环境监管者所忽视。实际上， 与政府消费补偿政策相比， 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政府生产补贴政策更具有经济效率性， 这导致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政府补偿资金被随意挤占， 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 2018 年我国将开征环境保护税， 实施更为规范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然而与环保税收入相匹配政府财政支出的制度规范还未出台。政府应如何把握污染排放惩罚与生态保护财政支出的主次关系， 把控生产补贴和消费补偿之间的力度大小， 既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又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促进社会福利均等化， 当前理论研究与中国环境治理实践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

7、案。二、文献评述以往的研究文献大多关注政府应如何运用环境规制政策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 Bovenberg Ploeg， 1994; Bovenberg Mooij， 1997) 。其中， 环境税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Bovenberg Ploeg， 1994) 。Bovenberg Mooij( 1997) 在新古典或是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设计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并将环境税政策加入到理论模型中， 研究得出环境税不仅可以减少污染， 同时还可以提高产出水平， 发挥了环境税的经济外部性影响， 并将其称为环境税的“双重红利” 。此后， 大多学者对环境规制政策 “双重红利” 的影响机制产生

8、了浓厚的兴趣( Rausch Schwarz， 2016) 。而有关环境不公平问题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即使有些文献研究环境不公平的问题， 一般也是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展开( Mohai Saha， 2007; 祁毓和卢洪友， 2015; 杨继生和徐娟， 2016) 。Mohai Saha( 2007) 等从环境污染对不同群体、 不同职业、 城乡区域等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差异， 展开环境污染的不公平问题研究。祁毓和卢洪友( 2015) 构建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 从理论角度探讨了环境污染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杨继生和徐娟( 2016) 将环境视为一种生产要素， 研究环境作为要素回报所产生的收益在不同经济

9、主体间的分配格局。有关环境规制政策所导致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研究文献十分有限。陈素梅和何凌云( 2017)讨论了在既定税率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最优分配问题， 但是由于在该文的理论模型中仅存在单一厂商， 并不存在污染治理责任者与生态环境受益者之间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因此，在理论框架中加入包括清洁品和污染品在内的生产部门， 研究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两类部门各要素报酬的影响差异， 从环境规制政策的角度研究生态保护者和环境受益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是本文的第一个重点研究内容。由于污染减排补贴可以兼顾经济发展与降低污染的双重目标， 越来越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有关政府减排补贴以及是否能

10、够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等话题逐渐成为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Pang Shaw， 2011) 。黄茂兴和林寿福( 2013)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了环境部门， 将治污投入作为一种政府环境管理费用， 用以改善环境质量。Acemoglu et al ( 2012) 认为清洁技术转变存在着路径依赖， 同时技术路径转变具有经济外部性， 需要政府的干预， 适当的研发补贴和污染排放征税政策有利于清洁技术进步。Chu Lai( 2014) 将减排技术部门设定为两种不同的体制， 一种是公共减排部门， 政府管理减排活动; 另一种是半公共减排部门， 由企业进行管理的同时， 政府进行相应的财政补贴。Aghion et

11、al ( 2016) 在理论框架中假设技术进步具有路径依赖性， 污染型企业的初始技术水平要高于清洁型企业， 通过对污染型企业征税或者清洁型企业补贴等直接或间接形式推动清洁技术进步。显然， 在治污技术投入和清洁产业扶持中政府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践中， 政府也更倾向于实施 “生产端” 的污染治理补贴( 肖欣荣和廖朴， 2014; 陈素梅和何凌云， 2017) 。而有关“消费端” 的转移支付， 尤其在新的环境不公平问题中政府补偿机制的研究， 无论从理论设计层面或是环境治理实践中都很少见。因此， 设计全面的环境规制政策， 将环保税、 政府治污补贴及补偿机制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当中， 理清环保税、 生

12、产补贴和消费补偿三者之间的优化结构和变化趋势， 努力实512018 年第 5 期现经济发展、 污染防治以及消费差距缩小等目标， 是本文的第二个重点研究内容。此外， 本文将在新古典模型鞍点路径上研究我国环境治理中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基于稳态经济无法刻画环境污染的逐渐累积过程， 而新古典模型的鞍点路径可以刻画这一动态过程， 有助于理清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Kijima et al，2010) ;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新古典模型的鞍点路径上， 还远未达到稳态均衡( 李稻葵等， 2012) 。由于新古典理论鞍点路径上均衡求解过程十分复杂， 从鞍点路径上研

13、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相关文献仍然很少( 范庆泉等， 2016) 。因此， 在新古典模型的鞍点路径上， 构建包括清洁品、 污染品及能源生产等三部门的理论模型， 加入政府治污投入外部效应的污染治理机制， 采用 shooting 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 设计包括动态环保税和政府补偿率的环境政策组合， 解释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以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政府补偿机制。三、绿色经济增长与政府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构建为探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补偿机制， 在新古典理论经济增长的鞍点路径上， 本文构建了包括三部门生产函数、 政府治污投入外部效应的污染治理机制以及不同产业间劳动人口不完全流动的理

14、论模型， 并在经济规模扩张中加入环保税、 政府生产补贴和消费补偿政策， 采用 shooting方法进行鞍点路径求解， 进一步研究如何运用政府补偿机制， 促进生态保护者和环境受益者福利均等化的问题。( 一) 理论模型构建1. 三部门生产函数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一个最终产品部门和两类中间产品部门。参照 Acemoglu et al ( 2016) 有关清洁和非清洁部门的设定思路， 中间产品部门分别生产清洁品( Yc， t) 和污染品( Yd， t) ， 并加总得到最终产品( Yt) 。最终产品与两类中间产品之间满足 CES 函数形式( Chu Lai， 2014) :Yt= y， cY( y1) /y

15、c， t+ y， dY( y1) /yd， ty/( y1)( 1)其中， y表示清洁品和污染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 y1; y， c、 y， d分别表示两类中间产品在形成最终产品中的权重， y， c+ y， d=1。在最终产品部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 解出在第 t 期中两类中间产品( Yc， t、 Yd， t) 与最终产品( Yt)的数量关系为:Yc， t= yy， c( Pc， t/Pt)yYt( 2a)Yd， t= yy， d( Pd， t/Pt)yYt( 2b)其中， Pc， t表示第 t 期清洁品的价格水平， Pd， t表示第 t 期污染品的价格水平。进一步， 解出最终产品的总价格水平

16、( Pt) 与两类中间部门产品的价格关系满足:Pt= yy， cP( 1y)c， t+ yy， dP( 1y)d， t1/( 1y)( 3)假设清洁品部门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技术类劳动， 污染品部门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能源， 而能源生产需要非技术劳动投入进行一次性化石资源开采( Acemoglu et al，2016) 。两类中间部门及能源生产的函数表达式分别为:Yc， t= 1 d( Xt) Ac， t( Gt) Kcc， tL1cc， t( 4a)Yd， t= 1 d( Xt) AdKdd， tE1dt( 4b)Et= AeLed， t( 4c)其中， Yc， t、 Yd， t分别表示

17、第 t 期清洁品和污染品部门的产出水平; Kc， t、 Kd， t分别表示第 t 期清洁品和污染品部门投入的资本要素; Lc， t表示第 t 期清洁品部门投入的劳动要素， Ld， t表示第 t 期能源生产61范庆泉: 环境规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需求的劳动要素; Et表示第 t 期污染品部门投入的能源要素; c、 d分别表示清洁品和污染品部门资本要素的生产弹性， e表示能源部门劳动要素的生产弹性。Xt表示第 t 期的环境污染存量， d( Xt) 为效率损失函数， 代表第 t 期环境污染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Gt表示第 t 期的政府治污投入的财政资金规模。政府治污投入将会对清洁部门

18、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童健等， 2016) 。具体而言， 政府治污投入有利于改善市场环境和扶持清洁部门技术研发， 提高清洁部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Ac， t表示第 t 期清洁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Ad、 Ae分别表示污染品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将清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包含政府投入在内的函数。其中， Ag， c， t( Gt)0， 随着政府投入的增加， 清洁品部门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体现了政府投入对清洁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 政府治污投入水平为零， 设为 G1= 0。此时， 假设清洁品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于污染品部门( Aghion et al，2016) ，

19、即 Ac， 1( G1) Ad， 1。由于 Ag， c， t( Gt)0， 随着鞍点路径上环境污染的不断累积， 政府治污投入不断增加， 存在某一时期 t，使得 Ac， t( Gt) Ad， t。这意味着，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清洁品部门的生产效率较低， 导致清洁品相对于污染品而言价格更为 “昂贵” 。随着政府治污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 清洁品部门的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单位清洁品的生产成本在下降， 使得清洁品的价格水平更具有竞争力， 这有利于提高清洁品的市场需求。2. 污染排放函数和环境污染的动态累积方程假设污染品部门在生产过程排放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函数设定为:EMt= f( Yd，

20、 t， Gt)( 5)其中， EMt表示第 t 期污染品部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政府治污投入可视为对企业污染减排活动的监管成本和对企业污染减排投入的资本补贴。fy( Yd， t， Gt)0 表示随着污染品产出的增加， 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增多; fg( Yd， t， Gt)0 表示随着政府治染投入规模的增加， 单位污染品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则在减少， 这表明政府治污投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由于生态系统对污染排放物具有一定的降解能力， 假设当污染排放量低于 EM0时，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随着污染品产业能源消耗量的不断提高， 当期的污染排污量越来越大， 以至于生态系统无法容纳更多的污染排放量，

21、 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逐渐累积， 并形成了环境污染( 范庆泉等，2016) 。因此， 环境污染的动态累积方程可以表示为:Xt+1= Xt;EMt EM0Xt+1= Xt+ ( EMt EM0) ; EMt EM0( 6)其中， Xt表示第 t 期环境中未分解的污染排放物的累积存量， 1 为生态系统对上期污染累积存量的分解系数， 0 1， 越小表示生态系统分解污染物的能力越强。假设在经济发展初期， 由于污染排放量较小， 并不存在环境污染， 即初期污染存量 X1=0。3. 两种产业之间劳动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机制由于清洁产业使用技术型劳动力， 而污染品产业间接使用的是非技术型劳动力， 这将导致两种产业中

22、劳动要素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 两种产业劳动要素的异质性体现在由于不同类型产业所需劳动力知识、 经验的差异， 或者不同类型产业所在特定区域具有比较优势， 但该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却受到户籍制度限制、 文化差异及生活习惯等不同程度的影响差异。参考 Horvath( 2000) 、Dissou Karnizova( 2016) 对不同产业劳动力异质性问题的刻画， 衡量两种产业劳动力的流动程度表达式为:Lt= l， cL( l+1) /lc， t+ l， dL( l+1) /ld， tl/( l+1)( 7)其中， Lt是企业需求的总有效劳动时间。l， c、 l， d分别表示清洁品和污染品部门所需的劳动

23、时间在712018 年第 5 期总有效劳动时间中的权重， l， c+ l， d= 1， l是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弹性系数，l0。其中， 当 l= + 时， 表示劳动力要素在两类产业之间是完全自由流动的， 而 l=0 时， 则表示劳动力要素在两类产业之间是完全不流动的。在总有效劳动部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 解出在第 t 期中两类部门劳动时间( Lc， t、 Ld， t) 与总有效劳动时间( Lt) 的数量关系为:Lc， t= ll， c( Wc， t/Wt)lLt( 8a)Ld， t= ll， d( Wd， t/Wt)lLt( 8b)其中， Wc， t表示第 t 期清洁部门的劳动工资

24、水平， Wd， t表示第 t 期污染部门的劳动工资水平。进一步， 解出最终有效劳动工资水平( Wt) 与两类中间部门的劳动工资关系满足:Wt= ll， cW( 1+l)c， t+ ll， dW( 1+l)d， t1/( 1+l)( 9)4. 环保税和政府补偿的政策设计两类中间产品部门及能源生产部门的利润最大化函数分别为:c， t= Pc， tYc， t rtKc， t Wc， tLc， t( 10a)d， t= Pd， tYd， t( 1 t) rtKd， t Pe， tEt( 10b)e， t= Pe， tEt Wd， tLd， t( 10c)其中， c， t、 d， t、 e， t分别表示

25、第 t 期清洁品部门、 污染品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利润水平， Pe， t为第 t 期能源部门的产品价格水平， rt为第 t 期市场中租赁资本的利息率， t为第 t 期政府针对污染部门生产规模开征的环保税率。易知， 两类中间品部门及能源部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rt= cPc， tYc， t/Kc， t( 11a)rt= dPd， tYd， t( 1 t) /Kd， t( 11b)Wc， t= ( 1 c) Pc， tYc， t/Lc， t( 12a)Wd， t= e( 1 d) Pd， tYd， t( 1 t) /Ld， t( 12b)Pe， t= ( 1 d) Pd， tYd， t( 1

26、t) /Et( 13)假设存在一个以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代表性家庭， 家庭部门目标函数设定为:Maxt =0t ln( Ct/dc1t)+ 2lnQt( 14)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为:Ct+ It= rtKt+ Wt+ t+ Trt( 15)其中， Ct表示代表性家庭在第 t 期的消费水平， It表示代表性家庭在第 t 期的投资水平， Kt表示第 t期的总资本水平， 即清洁品部门和污染品部门的资本水平之和， t表示清洁品部门、 污染品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利润之和， Trt表示政府通过征税对代表性家庭的转移支付额; dct表示第 t 期两类产业人均消费差距水平， 在同一总消费水平下该值越大，

27、表示不同类型产业中人员的消费差距越大， 导致总效用水平越低; Qt表示第 t 期的环境质量; 为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贴现率， 1、 2分别为消费差距、 环境质量与代表性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期替代弹性。此外， 参考 Acemoglu et al ( 2012) 的做法，本文将代表性家庭提供的总有效劳动时间设定为 1， 即 Lt=1。两部门资本要素之和为总资本水平( Kt) :Kt= Kc， t+ Kd， t( 16)参照黄茂兴和林寿富( 2013) 的设定思路， 环境质量( Qt) 的函数表达式如下:Qt= Q0 Xt( 17)其中， Q0表示初始时期的环境质量状况， 式( 17) 表明环境污染水平越严

28、重， 则环境质量状况就越差。81范庆泉: 环境规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总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如式( 18) 所示:Kt+1= ( 1 ) Kt+ It( 18)其中， 为资本折旧率。进一步求解可得代表性家庭跨期消费选择的欧拉方程为:Ct+1= Ct rt+1+ ( 1 ) ( 19)政府治污投入及财政预算约束条件表达式分别为:Gt= ( 1 t) tPd， tYd， t( 20)Gt+ Trt= tPd， tYd， t( 21)其中， t为政府在第 t 期向代表性家庭 “消费端” 转移支付额度占总环保税的比重， 0t1。类似地， 1 t也可视为政府在第 t 期向企业 “生产端” 转移支

29、付额度占总环保税的比重。为了进行均衡求解， 设定总价格水平为 1， 即 Pt=1; 另外， 企业需求的总有效劳动时间与代表性家庭提供的总有效劳动时间相等。同时， 还需要给出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Ct+ It+ Gt= Yt( 22)5. 两种产业的可支配收入组成结构本文将在初次分配中两类产业获取的财富量分别表示为:wealc， t= rtKc， t+ Wc， tLc， t+ c， t( 23a)weald， t= rtKd， t+ Wd， tLd， tt+ d， t+ e， t( 23b)其中， wealc， t、 weald， t分别表示第 t 期清洁品部门和污染品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财富

30、数量。两部门所拥有的财富除了购买维系各自产业资本折旧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额外， 其余财富全面用于购买最终消费品。两类产业中有效劳动时间分别为 l， cLc， t、 l， dLd， t。那么， 两类产业有效劳动时间的平均消费量分别为:cc， t= ( rtKc， t+ Wc， tLc， t+ c， t Ic， t) /( l， cLc， t)( 24a)cd， t= ( rtKd， t+ Wd， tLd， tt+ d， t+ e， t Id， t) /( l， dLd， t)( 24b)其中， cc， t、 cd， t分别表示第 t 期清洁品和污染品部门劳动者所获得的有效劳均消费量。在环境污染治理

31、过程中， 政府针对污染品部门征收环保税， 相比清洁品部门而言， 将导致污染品部门所获得资本的相对数量减少， 污染品部门劳动者得到的相对报酬下降， 最终将导致污染品部门有效劳均消费水平相对清洁品部门更低， 由于劳动力非完全流动的客观因素所导致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差异，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 政府应该予以关注和纠正。为此， 政府征收的环保税除了进行清洁企业技术研发、 污染企业治理投入的财政补贴外， 还应该关注管制型产业的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应该为保护生态系统及环境污染相关者放弃发展机会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本文假设政府为污染品部门限制性生产而进行的消费补偿额为 ttPd， tYd， t， 则在财

32、富再次分配中， 式( 24b)污染品部门的有效劳均消费数量调整为:cd， t= ( rtKd， t+ Wd， tLd， tt+ d， t+ e， t Id， t+ ttPd， tYd， t) /( l， dLd， t)( 25)其中， t是政府为污染品部门污染治理的限制性生产提供的补偿率， 称其为政府补偿率。值得注意的是， 在既定税率水平下， 政府的补偿率越高， 则向企业生产补贴的污染治理投入就越少。此外，本文使用 dct衡量两类产业有效劳均消费的差异程度， 即 dct=1 + abs( cc， t/cd， t1) 。( 二) 参数校准及函数形式确定1. 清洁部门、 污染部门及能源部门生产函数

33、的参数校准根据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有关行业分类以及参考童健等( 2016) 的划分思路， 将 35 个行912018 年第 5 期在构造有效劳均消费量指标时， 我们并未直接采用 Lc、 Ld变量作为分母， 而是选择的采用 l， cLc、 l， dLd两类行业可比的有效劳动时间变量作为分母。有效劳均消费量包含了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劳动力消费水平的差异程度。业划分为清洁行业、 污染行业和能源生产行业三种类型，并基于省际数据对清洁部门、 污染部门和能源部门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 c= 0. 55， d=0. 53， 能源行业的劳动产出弹性为 e= 0. 80。根

34、据三部门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并结合肖欣荣和廖朴( 2014) 、 陈素梅和何凌云( 2017) 等在构建中国环境治理的理论模型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选取思路， 我们设定污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Ad=1. 0， 能源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Ae=0. 95。本文假设初始时期清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 Ac， 1=0. 9。随着鞍点路径上各均衡变量进入经济平稳阶段， 经济稳态时的清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值为 1. 176。根据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 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的产出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y， c=0. 55， y， d=0. 45; 清洁产业和能源行业劳动份额取值分别为 l，

35、c=0. 60， l， d=0. 40。2. 污染排放、 效率损失及污染治理函数形式确定参考 Heutel( 2012) 有关环境自降解因子的研究， 我们确定生态系统对污染排放物的降解参数为 =0. 75。对于污染排放函数 EMt( Yd， t， Gt) 和污染效率损失函数 d( Xt) 的设定， 本文以环境污染成本约占实际产出的 8%10%作为环境污染对生产率影响程度作为依据( 杨继生等， 2013) ， 结合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治理效应的实证估计结果， 多次调试理论模型的拟合值， 使得实际损失程度与理论模拟的损失程度保持一致， 最后得到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清洁部门技术进步的函数关系式为Ac， t

36、= Ac， 1 1 + ln( 1 + Efft) ， 其中 Efft=0. 8Efft 1+0. 2ln( 1 + Gt) ， 表示政府投入对清洁部门技术扶持和污染部门减排效果的外部效应; 污染部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函数表达式为 EMt=0. 8Y0. 5d， t/ 1 + ln( 1 + Efft) ; 污染效率损失函数为 d( Xt)=0. 05X2t， 初始环境质量状况 Q0=2. 6。3. 初始资本水平值 K1和即期污染物排放量上限 EM0的确定过程范庆泉等( 2016) 指出我国环境污染问题自 2000 年以来逐渐凸显。基于此， 本文选择的鞍点路径上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应早于

37、2000 年污染物排放量。根据张军和章元( 2003) 对我国资本存量的测算值和实际 GDP 序列值， 本文计算了我国 19921998 年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为 1. 80，1999 年为 2. 13， 并逐步提高到 2012 年的 3. 92。我们将理论模型初始时期选取为 1998 年， 通过不断调整初始资本值使得资本产出比的模拟值与实际测算值基本一致， 最终选定初始资本取值为K1=0. 98; 类似地， 我们设定 EM0大于1999 年的污染排放量， 但小于2000 年的污染排放量， 即表明在经济初始时期环境污染现象还并没出现。由此我们将 EM0取值为两个时期污染物排放量模拟值的平均值

38、EM0=0. 67。4. 其他参数校准参照张军和章元( 2003) 的做法， 本文将资本的年度折旧率选定为 =0. 096。刘凤良和吕志华( 2009) 将我国环境质量变量加入到效用函数中， 并将消费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同期替代弹性在 0. 45，0. 55 的范围内进行敏感性测试。由此本文将代表性家庭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参数设定为 1=0. 5。参考 Horvath( 2000) 、 Acemoglu et al ( 2012) 、 Dissou Karnizova( 2016) 构建多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有关各行业产出水平的替代弹性、 劳动要素替代弹性的取值范围， 本文设定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的

39、产出替代弹性系数 y=1. 5， 劳动替代弹性系数 l=1。根据李成等( 2011) 给出我国季度效用贴现率为0. 993， 换算成本文使用的年度效用贴现率为 =0. 975。以我国资本产出比等经济结构指标为基准， 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数值模拟， 确定消费差异与同期消费水平的效用替代弹性系数 2=0. 5。我们在稳态经济阶段进行了主要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借鉴刘凤良和吕志华( 2009) 有关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思路， 构造了稳态时最优环保税率、 政府补偿占总消费的比重、 单位能耗( 能源消费量/总产出) 、 资本产出比( 资本水平/总产出) 、 投资消费比( 投资/消费) 、 有效劳均产能( 能源0

40、2范庆泉: 环境规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有关清洁产业、 污染产业及能源行业的详细划分请参考童健等( 2016) 。生产量/能源部门的有效劳动时间) 等多种经济结构变量， 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参数小幅变化， 各种经济结构变化幅度不大， 并未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四、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研究由于环境的公共品属性及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 政府应不断提高环保税率及其征收力度。然而， 环保税犹如一把 “双刃剑” ， 在减少污染的同时也会抑制经济发展。对此， 政府在征收环保税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加大生产端的治污投入。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缓征税对经

41、济发展的负向影响。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强化的过程中， 环境污染治理不同角色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一) 鞍点路径上的动态环保税政策本文刻画了鞍点路径上环境污染从无到有、 从小及大的逐渐累积过程， 相应地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也是动态变化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环境污染水平较低， 经济规模较小，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也不大， 此时政府征收的环保税率不宜过高;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污染物逐年累积，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不断加剧， 对此环保税率也应不断提高。参照范庆泉等( 2016) 的研究思路， 在鞍点路径上的各个时期， 本文设定的环保税率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提高， 直至稳态环保税率， 并

42、将其称为动态环保税。同时， 本文假设政府的环保税收入有两种使用途径: 一种是作为企业生产端的补贴资金， 称为完全生产端补贴政策( 无补偿情景) ; 另一种是作为全体居民消费端的补偿资金， 称为全体居民补偿政策。为了能够对比分析环保税的政策效果， 我们将不实施环境规制的情况也作为一种政策情景进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 二) 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研究本文中所指的收入分配失衡现象， 描述的是在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环境治理的相关方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为更加直观地理解， 我们对理论模型中两部门之间有效劳均消费的差异程度简单调整为dct= cc， t/cd， t， 将其作为衡量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指标。该比值

43、大于 1， 表示清洁产业有效劳均消费水平高于污染产业; 反之， 则是清洁产业有效劳均消费水平低于污染产业。当该比值趋近于 1 时， 环境治理相关方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改善。1. 环境规制政策产生了新的环境不公平问题图 1 中， 我们给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在经济增长路径上， 如果任由环境污染而不实施环保税政策， 那么收入分配失衡的程度变化不大。由于清洁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低于污染产业， 使得清洁产业有效劳均消费水平也始终低于污染产业。随着环境污染的出现， 如果政府实施逐渐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则收入分配格局是先改善， 后失衡， 整条鞍点路径上两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根本

44、性变化， 这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加强， 清洁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使得清洁产业有效劳均消费水平远高于污染产业， 进而由环境规制产生了新的环境不公平问题。2. 环境规制政策下收入分配失衡的必然性在现实经济中， 政府更倾向将环保税收入进行生产端补贴， 而这将导致最为严重的收入分配失122018 年第 5 期限于篇幅， 正文中没有报告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和 shooting 方法鞍点路径的求解过程， 作者留存备索。稳态环保税率是指在本文构建新古典理论模型的稳态均衡阶段求得到最优环保税率， 计算得到最优税率为 0. 38; 本文选取一元二次函数的部分曲线拟

45、合动态环保税率。具体函数设定: 从初始时期到第 90 期环保税率函数为 t= a1t2+ b1t + c1， 该函数所有参数的取值分别为 a1= 4. 05 105， b1= 7. 29 103， c1=0; 从第 91 期以后环保税率为稳态最优环保税率。限于篇幅，详细求解过程， 作者留存备索。图 1不同政策情景下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衡。接下来， 我们从环境规制政策目标出发， 探讨出现收入分配失衡现象的必然性。图 2 和图 3中， 本文给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经济增长鞍点路径上均衡消费和均衡产出的动态变化情况。从鞍点路径上均衡消费的变化趋势来看， 政府实施治污投入和清洁产业扶持的补贴政策， 可以

46、将“蛋糕” 做得更大， 社会总消费品数量在第25 期以后将远高于其他政策情景。这是因为， 政府的生产端补贴一方面可以提高治污效率， 减缓污染品生产受环境规制的约束程度; 另一方面产生了清洁技术的外溢效应。与之相对， 如果政府将环保收入转移支付给全体居民， 那么清洁技术外溢效应将不复存在， 相比生产端补贴， 消费端的转移支付将导致总消费水平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当然， 政府消费端补偿与无环保税政策相比， 前者将产生环境规制的外部效应; 从鞍点路径上均衡产出的变化趋势来看， 政府生产端补贴将提高各个时期的产出水平。值得注意的是， 政府消费补偿与无环保税政策相比， 前者的产出水平在各个时期是最低的， 这

47、是因为环保税对污染产业的规模限制造成的。因此， 在不考虑收入差异和环境质量状况的情况下， 无论基于消费水平还是产出规模，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都将倾向于生产端补贴， 以至于收入分配失衡也就成为了必然现象。图 2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均衡消费水平图 3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均衡产出水平( 三) 从可支配收入组成结构看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在新古典鞍点路径上资本报酬有三种去向: 一是弥补资本的折旧; 二是扩大再生产; 三是资本利得。与稳态经济阶段不同的是， 由于新古典鞍点路径上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鞍点路径上均衡时的投资额大于资本折旧额， 两者差额即是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额。清洁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来源包括资本利得和劳动报

48、酬， 而污染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来源包括资本利得、 劳动报酬和能源部门利润。图 4 给出了鞍点路径上清洁部门有效劳均可支配收入组成结构的变化趋势。在初始时期， 清洁部门资本利得为负， 清洁部门生产者将一部分劳动报酬作为投资额进行扩大再生产， 以提高资本的累积水平。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资本利得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渐由负转正， 并逐渐提高到20%左右; 图 5 给出了鞍点路径上污染部门有效劳均可支配收入组成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清洁部门相同的是， 初始时期该部门的资本利得也是负的; 与清洁部门不同的是， 污染部门存在能源利润为正的收入来源。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劳动报酬、 能源利润占可支配收入

49、的比重逐渐下降。在稳态经济阶段， 劳动报酬占比约 65%， 而能源利润占比约 16%。22范庆泉: 环境规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政府补偿机制图 4清洁部门有效劳均收入组成结构状况图 5污染部门有效劳均收入组成结构状况劳动报酬是构成两部门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此， 本文进一步研究两部门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程度对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影响状况。图6 给出了劳动要素不同流动程度下环境规制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影响趋势。当劳动要素近似于自由流动时( 劳动要素替代弹性系数取值 100) ， 尽管仍然存在着两部门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 环境规制政策并没有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根本性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劳动报酬的差异因

50、素的消失， 环境规制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影响将不复存在。因此， 本文认为劳动要素不完全流动机制是导致两部门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必要条件。图 6环境规制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影响的变化趋势五、政府补偿机制与社会福利增进在理论部分总效用函数的设定中， 我们不仅考虑了总消费水平及环境质量状况， 同时也加入了不同群体间的消费差距程度。具体而言， 人们的幸福程度不仅与总消费品数量、 环境质量相关， 同时也受到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本文将增加总消费数量、 提高环境质量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衡量社会福利增进的三大目标。基于上述分析， 尽管政府生产端补贴行为有利于增加社会总消费品数量， 然而却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