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早出新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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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早出新证 本文对高校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高校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高校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高校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高校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高校最接近原貌。高校曾子五行早出郭店楚简的发觉，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爱好，而探讨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高校。因为根据传统的说法，高校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高校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呢?高校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

2、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恳求方家指正。(一)高校的作者和年头，学术史上始终存有争辩，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高校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高校章句引)并作高校定本一卷，对今本高校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高校章句一卷，认为高校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具体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高校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须要有关。但自清代

3、以来，高校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高校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依据予以论证。高校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觉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困难，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详细年头，出现争辩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认为高校晚出，一个重要依据是认为高校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高校制度晚出，故高校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高校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

4、高校之道，有亲密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郑注：当为‘遂’)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劝服，而远者怀之，此高校之道也。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意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劝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

5、为高校与高校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高校章句序中说：高校之书，古之高校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高校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高校，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高校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依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高校，高校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高校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日本学者武内义雄(5)甚至认为高校作于汉

6、武帝后。不难发觉，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高校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高校与学记一样，均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事实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高校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高校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化探讨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化，起源很早。也许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化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高校。并说西周高校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事实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7、。(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依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高校，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高校，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高校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高校。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牢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尤其是出土竹简材料，

8、而高校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退一步讲，高校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高校就肯定晚出。因为所谓高校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高校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相反，假如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觉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高校，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详细的高校设施，这种高校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高校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详细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书目说：名曰高校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说明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高校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当是高校的原意。因此高校与学记虽然均谈到高校之道

9、，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见高校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高校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高校系完全代表儒家之志向。亦即是说，由高校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独创。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干脆之关联。(7)其实高校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高校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干脆运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

10、起先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高校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志向和实践原则，与高校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志向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洁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晰。晚出论者的另一个依据，是高校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高校一书亦形成较晚。高校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

11、。对于高校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高校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剧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高校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觉，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肯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

12、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这可以说是高校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头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牢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白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殊是证明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辩(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全部，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

13、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高校的早出供应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行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挚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挚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挚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其次十章)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挚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高校的思想也是基本一样的。那么，高校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

14、们认为应当是高校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高校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洁，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实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高校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相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高校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高校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高校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高校制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别的社会

15、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确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志向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非常自然，没有什么新奇怪的。除此之外，高校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高校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高校的知止当与此有肯定关系。高校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

16、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高校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视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二)既然高校晚出的结论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头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须要先对高校的文本作一番探讨。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高校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高校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高校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探讨高校必需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高校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

17、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干脆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说明和发挥，同样不是传。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高校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当与经文统一，而事实上无论怎样对高校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

18、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行諠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行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细致辨析不难发觉

19、，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干脆关系。有学者留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说明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高校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还有，高校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高校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高校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仔细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高校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假如说文本的分析

20、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高校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高校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说明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其次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觉其很多特点都与高校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说明，不存在干脆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状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

21、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说明，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留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说明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高校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