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育、非农就业和农户的...0—40年代保定农村的证据_隋福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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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发育、 非农就业和农户的选择:20 世纪 3040 年代保定农村的证据*隋福民内容提要: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数据有助于认识华北农户的经济行为， 同时有助于深化对近现代中国经济的理解。本文利用第一、 二次调查数据定量识别了20 世纪3040 年代清苑( 保定) 11 个村的土地市场、 劳动力市场以及非农就业情况， 量化研究农户在要素市场上的选择行为以及这种选择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 尽管清苑11 个村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相对不发达， 但农户仍能通过市场以理性的方式配置自己的资源。我们还发现， 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非常重要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数

2、据的重要性堪比满铁和卜凯数据， 尤其是对华北的研究更是如此。这一数据为未来的扩展研究奠定了基础。关键词: 农户经济理性保定农村调查非农就业*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836， 电子信箱: suifumin126 com。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非农就业问题: 历史与现实 以无锡、 保定为中心” ( 10CJL008)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 “近百年来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转型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央财经大学作过汇报。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与朱文强、 北京大学赵留彦、 首都

3、经济贸易大学田峥、 河南大学彭凯翔、 北京联合大学韩锋等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感谢创新工程小组讨论会参与者和中国经济史论坛参与者的评论及建议;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这些调查包括: 1922 年夏， 农林科学生陶延桥在安徽芜湖对102 户农家进行的调查; 1923 年夏， 农林科学生崔毓俊在河北盐山县 3 个村庄150 户农家所作的经济和社会调查; 19211925 年金陵大学学生和调查员对中国7 个省17 处2866 个农家的经济调查; 19291934 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 卜凯主持的对中国 22 个省 16786 个农场、 38256 个农户所做的调查。一、引言如何

4、认识近现代中国农村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郑起东， 2012; 任放， 2011; 李金铮， 2003， 2012; 朱英， 2007) 。其中一个重要角度是商业化、 市场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户如何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引申出来的研究就是农户的行为模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学术视野中， 认识农户经济行为常常以两种竞争性理论为分析范式: 一种是 Chayanov( 1966) 的 “实体小农” 理论， 认为农户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体系， 有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规则， 其行为动机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是满足家庭消费所需和生存所需。Scott( 1977)继承了 Chaya

5、nov 的学术传统， 强调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 因为农民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 而且是消费单位。另一种是 Schultz( 1964) 的“理性小农” 理论， 认为农户具有类似于企业家的理性计算， 可以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他通过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做的详细的调查资料证明: “所看到的贫穷状况并不是要素配置有什么明显的低效率而造成的。 ” Popkin( 1979) 继承了这一观点， 指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 为追求最大化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对于近现代中国农民行为模式的讨论， 很多学者基于调

6、查或者其他可得的数据资料也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实际上也介于上述两种理论之间。比如， Buck( 1930) 基于调查得出了与舒尔茨类似的判断，他不认为农民在经济行为上有什么特殊性， 而且从经营的角7612018 年第 7 期度， 或者说从农业投资、 管理、 产出、 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 “落后” ，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问题。马若孟( Myers， 2013) 基于满铁材料的微观研究也得出了类似观点， 他说 : “华北的农民有理性地、 精于算计地利用他的有限的资源， 从土地获得生活资料。他对于周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

7、 当他对这些变化有足够的了解时， 就会努力调整他利用资源的方法。这种农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家庭经济， 必须把户看作基本的经济决策单位。农户以最大的能力运用手头的资源和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农业知识， 尽力使其收入最大化。 ”黄宗智( 2000a) 的观点较为综合， 他认为中国的农民既不完全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也不完全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 “理性小农” ， 中国农民介于两者之间 ， “一个经济地位上升的、 雇佣长工以及生产有相当剩余的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 要比一个经济地位下降的、 在饥饿边缘挣扎、 付出高额地租和领取低报酬的佃、 雇农， 更符合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中的形象。而一个主要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耕农

8、， 则接近实体主义所描绘的小农。 ”对中国近现代农村经济的认识也呈现出不同画面。黄宗智( 2000b) 认为， 明清以降， 华北的农业生产有了增长， 但这种增长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 即出现了“过密化” ( 或者称“内卷化” ) 。因为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 从而使得人均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递减 。“过密化” 或者说“内卷化” 也并非只出现在华北，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发展特点也是如此。在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压力下， 农户家庭经济很难摆脱糊口经济的特征， 因此， 中国农村经济也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换句话说， 在人地禀赋的压力下， 商业化、 手工业生产和副业都没有瓦解中国的小农经济， 反而使它得到

9、巩固和增强。马若孟( 1970) 与 Brandt( 1987) 则认为， 尽管中国近现代人口压力非常大， 但商业化进程从两方面改变了传统农业经济。一是市场的发展使得农户可以重新配置其多余的劳力和土地; 二是商业化带来商品性农业繁荣， 而商业化农产品的种植， 比如棉花和烟草作物的种植需要大量密集的劳动力投入， 这给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市场发展和商品性作物的推广共同作用， 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 “质” 的进步， 而不是“过密化” 。awski( 1989) 对农业部门的增长也持肯定态度， 认为增长动力来源于迅速的商品化和经济活动的日趋专业化。而商品化和专业化是由新的国内外市场机会

10、和贸易条件对农业增长的有利推动引起的。其结果就是实际工资的提高。Buck( 1937) 的统计显示， 实际工资是日益增加的。换句话说， 黄宗智的 “过密化” 判断站不住脚。黄宗智( 2000b) 认为， 中国农村出现 “质” 的变化仅仅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 因为那时非农就业机会显著增大， 使得人均收入有了真正的增长。因此他这样评价 20 世纪 3040年代的无锡农村经济 : “要是无锡的农业外就业继续扩展下去， 达到甚至连家庭辅助劳动力都变为稀少可贵的资源的地步， 使小农的农业、 手工业收入增长， 并随之产生的剩余能够转化为资本投入农业生产， 小农生活的质的变化也许会在

11、无锡农村发生， 如同在 80 年代发生的那样。 ”有趣的是， 尽管黄宗智和马若孟所持观点不尽相同， 但所依据的调查资料有很大相似性， 他们都采用了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做的华北农村调查材料， 学术界习惯称之为满铁调查资料。这些资料非常细致， 问题是， 为什么采用同样的材料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真地如 Joseph Esherick( 1981) 所言， 这些学者的论证不过是 “数字的游戏” 吗?我们没有仔细研究满铁的数据， 也没有研究他们的论证过程， 不敢妄言。但由于我们有 20 世纪 30 年代陈翰笙、 钱俊瑞、 王寅生等所做的第一次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和 20 世纪 5

12、0 年代孙冶方、 薛暮桥等组织进行的第二次“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另一条证据链条去描画无锡( 江南) 和保定( 华北) 农户的经济行为。实际上， 有关长江三角洲中下游的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 Kung， 2008;Kung et al， 2011a; Kung et al， 2011b) 。Kung( 2011a， 2011b) 发现， 长江中下游的江南( 无锡) 农户家庭通过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方式861隋福民: 市场发育、 非农就业和农户的选择: 20 世纪 3040 年代保定农村的证据来分配他们的资源， 而且， 这里的要素市场比较活跃， 存在着竞争。

13、农户通过要素市场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以及非农就业实现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即该地区的农村已经不是黄宗智所言的“过密化” 状态了。近代以来， 长三角地区属于中国工商业发展比较快速的地区， 那么这里的农户经济行为及其引致的结果是不是与这种环境密切相关， 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是不是呈现出另一种状态呢?尽管过去学者对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也有诸多的研究， 但截至目前关于市场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仍没有达成共识。我们认为， 有必要利用“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中的保定农户微观数据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的余下部分是如此安排的: 首先对所用的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数据进行说明和描述， 然后通过描述性统计

14、来分析这里的耕地租赁市场、 典当市场、 土地买卖市场， 以及劳动力市场， 包括长工雇佣市场和短零工雇佣市场。接下来分析了影响农户家庭在要素市场上进行决策的因素， 并藉此判断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 即他们是否合理高效配置了他们的资源。再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农户的行为选择对其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最后给出全文的小结。二、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始自 19291930年， 其后在 1958 年、 1987 年、 1998 年先后进行过 3 次。第一次调查是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Academia Sinicas Socia

15、l Science esearch Institute，SSI) 副所长陈翰笙组织领导的。无锡的调查是在 1929 年的 79 月进行， 清苑的调查是 1930 年夏初至 8 月进行。针对清苑县经济以农业为主、 农村地权较分散的特点， 调查团按农作水利情况将该县划分为 4 个区， 每区各选择若干村庄作为典型， 在 11 个村对 1770 个农户做了入户调查( 图 1) ， 还对 72 个村庄和 6 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第二次调查于 1958 年进行， 组织领导者为孙冶方( 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 薛暮桥(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这次调查仍在第一次调查的村庄进行， 并且选择调查

16、起始年( 19291930 年) 、 抗战前一年( 1936 年) 、 解放前一年( 无锡为 1948 年， 保定为 1946 年) 3 个观察年份进行追溯调查。在追溯调查中， 他们对第一次调查的数据进行了重新核实( 史志宏， 2007) 。这两次调查( 实际上也包括后来的第三、 四次调查) 所形成的数据与其他资料相比， 特点如下:第一， 数据的质量相对可靠。参与调查的刘怀浦( 1958) 曾经撰文回顾了调查过程， 从这个过程看，数据质量有一定保障。史志宏( 2007) 认为 : “尽管第二次调查的政治目的性很强， 但组织者和参加者的工作态度仍是十分严肃、 认真的。 ” 当然， 起始年份( 1

17、9291930 年) 数据的质量更好， 因为经过了重新核实， 1936 年、 1946 年的数据质量相对差一些， 因为是根据农户一二十年后的追忆所得。但总体来说， 数据还不至于严重扭曲。而同时代的其他数据资料， 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瑕疵。比如， 当时国民政府收集的资料可能更多是瞒报或者虚报策略的产物。Buck 的调查数据可能也存在覆盖面不完整以及不均衡采样的问题( Esherick， 1981; Kung et al，2011)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华北进行的满铁调查， 是在日军占领的条件下完成的， 这难免也会产生调查与回应的偏见问题( Fogel， 1987) 。第二 ， “无锡、

18、 保定农村调查” 是对同一地域的农户进行的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因此， 这一数据是农户层面的， 属于微观数据范畴。在不同的时间点， 如果户主没有变化， 那么调查数据就仍然是该农户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 如果户主死亡且有后人， 则调查其在村后人家庭的经济情况。如果没有后人， 则为绝户。第三， 调查数据涵盖两个有代表性的区域。一是无锡， 位9612018 年第 7 期正如 Kung 所言， 在卜凯最初调查的9 个村庄中， 其中一个村庄调查了102 户家庭， 而在另一个村庄， 被调查的农户家庭仅为 2 户。在其第二次调查的 101 个村庄中， 有 21 个村庄仅仅调查了 1 户家庭。而 “无锡、 保定

19、农村调查” 数据涵盖了 11 个村的所有家庭。当然， 我们并没有完整的 11 个村数据， 其中 9 个村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于长江中下游三角洲， 二是清苑， 属于华北平原地区。这两个地方的农村经济特点不同( 陈翰笙，1989) : “无锡是一个代表中国工商业很发达而农民副业很多的地方。保定是一个代表自耕农多而工商业不十分发达的地方。无锡黏土， 种稻最多; 保定沙土， 种麦最多。无锡普通收获一年两熟; 保定普通三年两熟” 。本文主要利用了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中关于保定农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数据。1930 年调查时， 保定仅为清苑县属的一个区， 为县治所在， 当时的调查村均归属于清苑县。解

20、放后保定建市， 清苑与保定分治， 属保定专区管辖。1958 年当调查进行时， 保定市划归保定专区， 11 个调查村有 3 个属保定市管( 薛刘营村、 大阳西街村、 大祝泽村) ， 8 个属保定专区辖下的清苑县管( 固上村、何桥村、 东顾庄村、 李罗候村、 东孟庄村、 固上村、 蔡家营村、 谢庄村) 。针对保定农村的两次调查的问卷内容主要有: 人口及其职业和文化程度、 劳动力数量、 农业雇佣、 土地占有及租佃、 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 房屋和牲畜、 占有农业主要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 农副业及其他收入、 负债情况、 主要生活用品、 消费情况、 土改受益户分得财产情况、 在反动统治时期所受损失等。这

21、两次调查的数据也曾被其他研究者使用， 如武力( 2004) 利用其研究了土地分散化问题， 但与我们相似的量化分析还没有。三、清苑的土地市场在本文， 我们用农户参与要素市场的比重来衡量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里讨论的土地市场， 既有耕地租赁、 典当市场， 也有土地买卖市场。在讨论耕地租赁市场和典当市场时， 总样本为 4262 户， 其中 19291930 年为 784 户， 1936 年为 1581 户，1946 年为 1897 户， 这些农户并未完全覆盖 11 个村( 表 1) ， 原因是调查资料存在遗失， 有的村是某年份遗失( 如固上村、 谢庄村等) ， 有的

22、村则是全部遗失( 如东孟庄村) 。在研究土地买卖市场时所用的样本数量更少， 原因是有一部分问卷在调查时并没有关注这一问题。表 1清苑农户样本的分布村别薛庄大祝泽 东顾庄 何家桥大阳李罗侯固上谢庄南邓蔡家营合计调查年份1929193015601582250177000687841936166110180251267131902107715811946175135192266309220154187175841897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 19291930， 1958) 。基于这些样本， 我们可以发现， 清苑的耕地租赁市场和典当市场规模都不是很大(

23、见表 2) 。租入耕地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不足 10%， 租出的比重则更小， 只有不到 3%的农户出租了自己的耕地。从时间上看， 1936 年的耕地租赁市场相对发达一些， 租入租出耕地的农户占比要高一些。在耕地典当市场上， 典入耕地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约为 5% 左右， 小于租入的比例， 典出耕地的农户占比不足 4%， 但高于租出的比例。租赁市场中， 对耕地的需求大于供给， 这说明， 有一部分农户租入的耕地来源于外村或者不在村的有土地者， 也说明本村的耕地租赁市场上是需求力量大于供给力量。典当市场相对平衡， 但也是需求大于供给， 其市场规模总体上不如租赁市场。而且， 从1929 年至 194

24、6 年， 典入土地的户数占比不断提高， 而典出户数的占比减少。这一数据所蕴含的趋071隋福民: 市场发育、 非农就业和农户的选择: 20 世纪 3040 年代保定农村的证据该文所用的农户样本分别为: 1930 年为 792 户， 1936 年为 1583 户， 1946 年( 解放前一年) 为 1896 户。保定农村的土地转移主要有八种形式: 买进、 典进、 典进典绝、 赎回、 卖出、 典出、 典出典绝及赎出。在我们所研究的 11 个村， 土地转移最常见的方式是买卖和典当。表 2清苑的土地租赁、 典当和买卖市场19291930 年1936 年1946 年耕地租赁市场租入户数56148144所占

25、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7. 19. 47. 6平均每户租入耕地的数量( 亩)7. 078. 156. 76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 亩)13. 2311. 589. 9租出户数184641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2. 32. 92. 2平均每户租出耕地的数量( 亩)9. 7722. 8314. 28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 亩)21. 1628. 8826. 96耕地典当市场典入户数367598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4. 64. 75. 2平均每户典入耕地的数量( 亩)5. 344. 814. 77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 亩)11. 3214. 338.

26、76典出户数306035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3. 83. 81. 8平均每户典出耕地的数量( 亩)5. 814. 527. 85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 亩)17. 3613. 728. 25土地买卖市场买入户数N/A78143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N/A11. 218. 2平均每户买入土地的数量( 亩)N/A8. 176. 8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 亩)N/A26. 6( 25. 6)#15. 9( 15. 22)#卖出户数N/A61101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N/A8. 812. 9平均每户卖出土地的数量( 亩)N/A10. 486. 97平均每户

27、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 亩)N/A21. 42( 20. 38)#18. 86( 18. 06)#注: ( 1 ) “租入” 代表了租赁土地的需求 ， “租出” 代表了租赁土地的供给 ; “典入” 代表典当土地的需求 ， “典出” 代表典当土地的供给 ; “买入” 代表买卖土地的需求 ， “卖出” 代表买卖土地的供给。( 2) 在土地买卖市场， 1936 年的农户样本数为 697 户， 1946年的样本数为 785 户， 其他农户由于问卷设计的原因没有进行调查。在 19291930 年的调查中， 没有追溯之前的土地买卖情况。因此， 无法计算相关数据。N/A 表示数据为空。( 3) #表示每户家庭

28、平均拥有的土地数量， 既包括耕地数量， 也包括非耕地数量。括号中是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 19291930， 1958) 。势与史志宏对东顾庄、 何桥、 固上、 李罗侯村的统计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相比之下， 无锡的耕地租赁市场要发达得多。在无锡， 大约有 70%的农户都有租入土地的需求，租出土地的农户占比尽管相对小， 也有12%左右( Kung et al， 2011) 。我们推测， 这一方面可能与人1712018 年第 7 期史志宏研究了东顾庄、 何桥、 固上、 李罗侯 4 个村的典当情况， 他所用的样本数与本文不同，

29、 1929 年为 867 户， 1936 年为931 户， 1946 年为 1086 户。在耕地典当市场上的典入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 1929 年为 1. 5%， 1936 年为 1. 61%， 1946 年为 2. 58%;典出占比 1929 年为 2. 77%， 1936 年为 2. 15%， 1946 年为 0. 64%。均耕地的数量及分配有关， 另一方面可能与非农就业机会的多少有关。经计算， 清苑调查样本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3. 17 亩， 高于无锡的 1 亩或者 1. 2 亩( Kung et al， 2011) 。户均耕地面积达到 16. 76亩，远远高于长江三角洲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

30、曹幸穗( 1996) 测算， 苏南 5 县 11 村的户均耕地面积平均仅为5. 7 亩。从土地分配上看， 清苑11 个调查村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也不低。以人均耕地面积计算， 用本文的样本计算出来的结果是0. 475， 以户均占有的耕地面积计算， 基尼系数达到0. 545， 虽然低于无锡( 0. 6) ， 但土地分配也是不平等的( 隋福民和韩锋， 2014) 。这种不平等引致了土地的供给和需求。同时， 由于人均耕地或户均耕地数量相对较大， 供给和需求的规模受到了一定限制。非农就业或许是影响耕地市场发育的另一个因素。非农就业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一次调查选择地点时， 无锡是工商业发展较快地区的典

31、型， 而“保定是自耕农最多， 而工商业不十分发达的地方典型” ( 陈翰笙， 2012) 。由于没有更好的工商业经营传统和氛围， 在土地数量相对较多的条件下， 人们的自然选择就是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 经营好自己的土地。为了验证这一判断， 本文还分两个时段研究了土地买卖市场的买卖情况: 19301936 年、 19361946 年两个时段的土地买卖情况。在第一时段的6 年间， 买入土地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11.2%， 而卖出则占8.8%。在第二个时段， 这两个比例都有所提高， 分别为18.2%和12.9%， 当然， 后一时段跨越的年份更多。总体来看， 土地买卖并不是很频繁， 而且土地流转频率也没有

32、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大幅度提高。在土地买卖市场上， 同样是需求的力量大于供给的力量， 而且与耕地租赁市场和典当市场相比， 土地买卖市场的规模更小。可见， 在清苑农村的土地市场里， 主要形式为租赁和典当， 租赁市场的规模更大一些。四、清苑的劳动力市场我们还研究了清苑的劳动力市场。与土地租赁市场相比， 清苑县的农业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达( 见表 3) 。在所调查的年份中， 19291930 年对农业长工市场的需求最为旺盛， 近 10% 的家庭雇佣了这种类型的劳动力， 平均每户家庭的雇佣人数为 1. 24 人， 而到 1936 年， 这一数字还略有增大，市场的劳动供给较充分。19291930 年， 10.

33、8% 的家庭出雇了自己的劳动力， 平均出雇的人数为1. 19 人。1936 年， 出雇劳动力的家庭占比进一步提高， 为 12. 1%， 而能出雇的劳动力人数均值也达到 1. 24 人。短零工市场更为活跃。19291930 年， 大约 14%的家庭雇佣了短零工， 一年中平均雇佣天数为 38. 04 天， 而愿意提供这种类型劳动力的家庭占比则达到 31%， 平均被雇佣的天数为76 天。1936 年， 11. 4%的家庭使用了短零工， 一年中平均雇佣天数达到 53. 43 天， 而供给的农户家庭占比为 26. 6%， 平均被雇佣的天数为 77. 68 天。从长工的人均工资和短零工的日均工资来看，19

34、36 年都要高于 19291930 年。到 1946 年， 长工工资进一步提高， 无论是雇佣还是被雇佣， 而短零工的日工资则有所降低。长工市场和短零工市场在 1946 年都呈现出衰落的状态。与同时期无锡的农业劳动力市场相比， 保定清苑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更加充分， 但需求似乎不旺，尤其是短零工市场， 即供给大于需求。无锡情况与之相反， 需求大于供给。无锡短零工市场的雇入家庭占比为 37. 7%47. 6%， 而出雇家庭占比为 23. 1%28. 2%。长工市场的雇入家庭占比为271隋福民: 市场发育、 非农就业和农户的选择: 20 世纪 3040 年代保定农村的证据据 19301957 年保定农村

35、经济调查综合资料 可知， 1930 年人均占有耕地为 3. 71 亩， 1936 年为 3. 55 亩， 1946 年为 3. 35亩， 1930 年、 1936 年和1946 年三个时点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分别为19. 59 亩、 18. 03 亩和16 亩。侯建新也对保定11 个村的土地进行了计算， 其结果是: 三个时点的人均占地分别为3. 71 亩、 3. 64 亩和3. 33 亩。张培刚根据 500 户调查资料统计， 认为 1930 年清苑农家平均占有耕地14. 21 亩， 人均2. 37 亩。据 清苑县志 ， 1949 年清苑农民人均占地3. 37 亩， 户均占地15. 04 亩。据 1

36、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综合资料 可知， 1930 年、 1936 年、 1946 年雇入长工的农户占比分别为 9. 07%、8. 10%、 4. 48%; 雇出长工的农户占比分别为 15. 29%、 13. 20%、 4. 29%。丁长青和慈鸿飞( 2000， 第 287 页) 指出， 河北清苑 11 村2096 户中， 雇长工户为 205 户( 其中 109 户兼雇短工) ， 占农户总数的 9. 8%， 而雇短工的农户为 310 户( 包括 109 家兼雇长工户) ，占农户总数的 14. 8%。3. 7%7. 4%， 出雇家庭占比为1. 7%2. 9%( Kung et al，

37、2011a) 。这说明无锡的劳动力供给有一部分是由本村之外的人员( 来自更穷的地域的农民) 提供的， 同时也可能表明， 本地农民拥有比出雇劳动力更好的非农就业机会。而清苑本地没有这样的非农就业机会。另外， 清苑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繁荣也许刚好是该地区土地市场不够发达的缘故。史建云( 1998) 给出了相似的分析。她认为 : “如果租佃制比较发达， 劳动力可以通过租佃关系达到与土地的结合， 而近代华北恰恰是全中国租佃制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租佃关系与土地结合的机会并不多， 相反， 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使雇佣关系成为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主要方式。不仅经营地主和富农有雇长工的需要， 土地稍多

38、的中农有时也需要雇用长工， 此外， 经营土地较多的半自耕农和佃农， 对雇佣劳动也有相当大的需求。 ”表 3清苑的农业劳动力市场19291930 年1936 年1946 年长工市场雇入户数7813092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9. 98. 24. 8平均雇佣人数1. 241. 361. 06人均工资( 元)58. 4561. 468. 6出雇户数85192110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10. 812. 15. 8平均被雇佣人数1. 191. 241. 02人均工资( 元)52. 9159. 6963. 26短零工市场雇入户数109180138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13.

39、 911. 47. 3平均雇佣天数38. 0453. 4350. 3日均工资( 元)0. 490. 560. 51出雇户数243421356所占全部农户家庭的百分比( %)3126. 618. 8平均被雇佣天数75. 9777. 6867. 12日均工资( 元)0. 440. 610. 5注: 所有年份的工资单位都为 1957 年元。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 19291930， 1958) 。传统农户家庭会尽可能多地利用自己的劳动力， 以提高家庭的收入， 清苑农村也是如此。张培刚( 1936) 根据 500 家农户资料所做的分析表明， 1930 年

40、清苑农村的田间劳作者与非田间劳作者的平均人数几乎相等， 田间劳作者占村民总数的 32%， 非田间劳作者占 28%。侯建新( 2000) 认为农户有将近 30%产值要在耕地之外实现， 而且主要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完成。在我们的样本中， 大约有 10%的农户具有本地的非农就业机会，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户家庭选择了外出工作( 表4) 。我们的数据是根据家庭是否有在外人口进行统计的， 当然， 在外人口中包括求学、 参军， 因此，这一比例有一定高估。因为在外出人口中， 只有 36. 4%的农户有寄回收入。副业也是农户提高家庭收入的选择。在我们的样本中， 大约 20% 左右的农户家庭经营着副业， 种类

41、有纺纱、 织布、 小商贩、 小菜贩、 做豆腐、 做粉条、 榨油、 熬盐、 竹木加工、 磨坊、 拉煤、 捉鸟、 打苇子、 裱糊、 做针线活等。20 世纪 30 年代初， 原中央农业研究所对关内( 指山海关以里的地区) 22个省的农村副业进行了普遍调查， 并且对各类副业按其重要性即所占经济份额进行了排序， 其中纺3712018 年第 7 期纱织布排在首位。清苑 11 个调查村都分布在高阳织布区内， 而 20 世纪上半叶， 河北高阳是中国 6大织布中心之一。因此， 纺纱织布在清苑农村副业中同样占据首位。我们还从劳动力职业角度观察了清苑农村的副业和本地非农就业情况， 发现经营小商业的农户比经营手工业的

42、农户要多， 尽管占比都不大。家庭成员能够选择自由职业的农户则更少。除此之外还发现， 从时间上看， 非农就业的环境越来越不好， 因为无论是本地工资就业、 外出工作， 还是副业经营， 参与的农户家庭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恐怕与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关， 也与 1934 年美国 “白银收购法案” 出台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大环境相关。工商业的萎缩让农村的非农就业机会持续恶化( 城山智子， 2010) 。表 4清苑农村的非农就业结构19291930 年1936 年1946 年根据收入和人口情况统计本地工资就业( 非农业)户数98168145占全部农户家庭的比重( %)12. 810. 97. 9外出就业

43、户数210423446占全部农户家庭的比重( %)26. 826. 823. 5根据收入和人口情况统计副业经营户数180295333占全部农户家庭的比重( %)2318. 717. 5根据劳动力职业情况统计个体手工业户数133027占全部农户家庭的比重( %)1. 71. 91. 4小商业户数335247占全部农户家庭的比重( %)4. 23. 32. 5自由职业户数6169占全部农户家庭的比重( %)0. 810. 5注: ( 1) 本地工资就业( 非农业) 指的是家庭常住人口中有人通过非长工、 非短零工的方式获得工资收入。( 2) 外出就业指的是家庭人口中有人常年在外或者大部分时间( 6

44、个月以上) 在外求学、 参军和就业。在所调查的村中， 求学、 参军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少， 在外人口主要是外出就业人口。( 3) 个体手工业者指利用简单的手工生产工具， 从事采掘和加工， 并以其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 如铁匠、 石匠、 木匠、 烧石灰、 烧砖瓦的人等。( 4) 小商贩指占有少量资本， 向商店或小生产者购入商品， 向消费者出卖，自己从事商品流转， 所得收入作为生活的全部来源或主要来源者， 如挑担的货郎、 固定的小摊贩等。( 5) 自由职业者指医生、 教师、律师、 新闻记者等。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无锡、 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 19291930， 1958) 。

45、五、农户家庭在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尽管清苑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相对规模都不大， 但农户的市场选择行为与什么因素有关仍然值得研究。由于个别样本数据存在缺失或数据质量不好需要剔除， 本小节的样本进一步缩减为 3849 户。对于清苑农户来说， 其资源禀赋主要是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 土地和劳动力。我们把在土地市场上的决策作为因变量， 把其所拥有的劳动力情况、 耕地以及物质资本等作为自变量。为了区分不同劳动力的影响， 我们使用性别( 男性劳动力、 女性劳动力) 和年龄 ( “年幼” 指低于一定年龄的依赖者; 而 “年老” 指到一定年龄的依赖者) 来区分劳动力。选择可能不仅与劳动力

46、数量相关， 也471隋福民: 市场发育、 非农就业和农户的选择: 20 世纪 3040 年代保定农村的证据与劳动力的 “质量” 或者说人力资本有关， 经济学家经常用教育程度来衡量人力资本或者说劳动力的 “质量” 。我们参照 Kung 的方法计算了家庭的平均教育指数。把大牲畜数量和大农具的数量作为家庭物质资本的代表， 合并计算了家庭拥有大牲畜和大农具的指数。同时还控制了村庄的地理位置、 村庄规模、 土地分配状况、 农户负债数量、 家庭拥有的房屋、 水井等其他物质资本等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假定各因素对选择的影响在不同时点和村庄之间变化不大， 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后借助混合截面数据的 logit 回归模型

47、进行研究。回归结果见表 5。表 5影响家庭土地市场决策的因素耕地典当市场耕地租赁市场典入典出租入租出拥有大牲畜和大农具的指数0. 170*( 0. 069)0. 179*( 0. 086)0. 294 ( 0. 055)0. 421 ( 0. 123)人均耕地数量0. 382 ( 0. 602)0. 046*( 0. 022)0. 492 ( 0. 054)0. 133 ( 0. 034)年幼依赖者比例#0. 679( 0. 417)0. 200( 0. 524)0. 474( 0. 355)0. 407( 0. 722)年老依赖者比例#0. 210( 0. 676)0. 941( 0. 85

48、2)0. 728( 0. 603)0. 175( 0. 921)男性劳动力0. 196*( 0. 077)0. 062( 0. 105)0. 116*( 0. 071)0. 442*( 0. 178)女性劳动力0. 005( 0. 093)0. 051( 0. 119)0. 070( 0. 083)0. 380*( 0. 165)平均教育指数( log)0. 212( 0. 255)0. 736 ( 0. 244)0. 163( 0. 225)1. 740 ( 0. 253)样本量3849384938493849注: ( 1) 括号中为估计参数的标准误。本文采用混合截面数据的 logit 模型

49、进行估计。控制了家庭负债、 房屋数量、 水井数量、村庄距离清苑县城的距离、 村庄土地基尼系数、 村庄规模及时间趋势。( 2) 、 和*分别代表在 0. 1%、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 3)#表示 14 岁及 14 岁以下的家庭人口数量， 除以家庭( 年内) 总人口。( 4)#表示15 岁到 16 岁以及满 16 岁以上因残废、 年老、 久病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 除以家庭( 年内) 总人口。如无特殊说明， 以下各表同。我们发现， 家庭拥有大牲畜和大农具的指数、 人均耕地数量以及男性劳动力数量和平均教育指数对家庭在土地市场上的决策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 大牲畜和大农具的数量越多

50、， 典入、 租入耕地的激励就越强， 反之则越低。人均耕地数量少的农户更倾向于租入或者典入土地， 人均耕地数量多的农户则更有可能租出或者典出土地。男性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对耕地的租出可能性加大， 男性劳动力充裕则导致农户家庭更加愿意租入或典入耕地。家庭平均教育指数高则更倾向于典出或者租出土地。同时， 我们还注意到， 女性劳动力数量和家庭的人口结构对家庭在耕地市场上的决策影响不明显。由于土地买卖市场的数据是时段性的， 因此本文没有深入研究影响土地买卖的因素。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市场决策的因素， 仍然采用 logit 模型。因变量为农户在劳动力市场5712018 年第 7 期家庭平均教育指数的设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