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_倪国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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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倪国华王赛男JIN Yanhong内容提要: 本文构造了未来 30 年不同时期的粮食政策模拟实验体系， 并构造了“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量化表征中国奔向现代化进程中全社会对粮食安全的“忧患程度” 。模拟实验表明， 无论在“20202025 年” 基期 、 “20302035 年” 基期还是在“20502055年” 基期， 如果不 “忧患” 粮食安全， 就会导致粮食供给安心率下降到 0. 8 以下， 意味着中国会丧失在自身粮食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然而， 如果因过度担忧粮食安全而过分强调自给率， 则会陷入粮食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 “忧患陷阱” ， 走向因为 “忧患

2、” 所以更加“忧患” 的恶性循环。即使用 “安心率” 替代自给率作为评价指标， 过度“忧患” 也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 这凸显精准把控 “忧患程度” 的重要性。关键词:“忧患陷阱” 现代化进程粮食安全政策模拟*倪国华、 王赛男( 通讯作者) ，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100048， 电子信箱: niguohua btbu edu cn， wangsainanbtbu edu cn; JIN Yanhong， 美国罗格斯大学， 电子信箱: jinyh sebs rutgers edu。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1ZDA055) 、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3、金面上项目( 91920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2073008)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 文责自负。一、引言未来 30 年，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成为团结中华民族奔向国家现代化征途的力量源泉， 而中国社会并未因目标的美好而忽视对于困难的 “忧患 ”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已成为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意识， 它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也凝结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 贞观政要 中“天下稍安， 尤须兢慎， 若便骄逸， 必至丧败” 的戒语已成为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的社会共识。实际上， 中国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 “忧患” 既源于一脉相承的民族生存智慧， 更源于中国粮食安全

4、体系自身所面临的战略性威胁( 程国强和朱满德， 2020) 。庞大的人口基数、 有限的水土资源、 严峻的生态压力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始终威胁着中国现代化征途中的粮食安全体系( 陈飞和翟伟娟， 2015;柯炳生， 2020)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 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虽然 “忧患” 已成共识， 但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 ， “忧患” 本身并不能保证粮食体系更加安全， 也不能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有时过度“忧患” 反而会将粮食安全政策引向失败。比如， 有些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将破解深度 “忧患” 的策略对应为不惜一切代价提高自给率， 在水土资源不能支撑的情况

5、下， 引致食物短缺和生态恶化的双向灾难， 而这种灾难， 又会反过来促使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 “忧患” 升级， 从而加剧食物供给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Wright， 2001; Gouel et al， 2016) ; 即使未将 “忧患” 解析为不惜一切代价提高自给率， 而是综合利用国际市场和跨期储备， 也会因为对“忧患” 的过度反应而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严重影响社会福利， 从而导致全社会对于粮食安全更深的“忧患” ， 形成因为 “忧患” 所以更加 “忧患” 的恶性循环， 并将粮食安全政策最终引向失败。本文将上述恶性循环称为 “忧患陷阱” 。如何避免 “忧患陷阱” 已成为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

6、的问题。然而， 要在确保“忧患” 的前提下， 避免 “忧患陷阱” ， 则需要对 “忧患” 本身进行量化， 并将“忧患” 纳入决策过程。实际上， 在高度3712021 年第 11 期复杂的现代治理体系中， 尤其是在高度敏感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 ， “忧患” 该如何量化表达 ， “忧患” 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最优的宏观均衡结果， 一直缺乏量化的学术研究。本研究基于对国家粮食政策体系的理论模型推演， 构造了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的概念， 将“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纳入到粮食政策体系中， 并从不同维度量化表征“忧患” 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政策体系的影响。优化借鉴 Newbery Stiglitz(

7、 1982) 以及 Deaton Laroque( 1992) 等学者在研究国家粮食储备战略时的理论体系， 通过 ECS 语言， 模拟出充分体现 “忧患” 影响的粮食安全政策体系， 并在高度仿真的模拟环境中求解未来不同时期所需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ECS 政策模拟的基本思路是: 在 “基期” 政策环境的基础上， 模拟不同政策工具组合在“均衡期” 的执行效果， 进而回答未来特定时期需要采取怎样的政策工具组合才能取得中国社会所需的最优粮食安全格局的问题( Miranda Helmberger， 1988; Gouel Legrand， 2017) 。基于对未来30 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决定性关键时期的

8、研判， 本研究确定了“ 20202025 年” 、“ 20302035 年” 和 “ 20502055 年” 三个研究基期。为避免陷入 “忧患陷阱” ， 本研究在模拟决策过程时， 将决策准则确定为深度体现 “忧患” 影响的多目标体系， 即决策者在决策时不仅关注单一目标， 而是关注多个目标， 决策主体会全面权衡不同目标之间的制约关系， 做出平衡各方约束条件的最优选择。作为决策准则的组成部分， 自给率一直是政策调控的重要依据。作为人口基数庞大的发展中大国， 如果没有稳定的自给作为支撑， 粮食安全是难以保证的( 程名望等， 2015) 。但也不能将自给率作为唯一依据， 从理论上讲， 如果完全切断与国

9、际市场的联系， 自给率可以达到 100%， 因为自给率的定义是国内消费的粮食中自产粮食所占比率。在水土资源无法支撑的情况下， 实现 100% 的自给率将以大量的国内有效需求无法满足或者粮食严重短缺甚至饥荒为代价。因此， 本研究在决策准则中加入了内需满足率这一指标， 其含义是相关时期的有效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 如果内需满足率很低， 即使自给率很高， 粮食体系仍然是不安全的。同时， 粮食安全还包含生态可持续的目标，即如果在某一个时期自给率很高， 内需满足率也很高， 既能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又能吃得很饱， 但却以牺牲当期的生态环境为代价， 为了满足当期的供给而透支了未来的供给能力， 使生态环境不能

10、持续， 粮食体系也是不安全的。因此， 本研究在决策准则中又加入了生态涵养率这一指标， 其含义是相关时期国内已有水土资源禀赋与支撑国内供给所需的水土资源的比值。在综合考虑自给率、 内需满足率和生态涵养率多目标均衡的情况下， 要确保中国在粮食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 需要综合利用国际市场和跨期储备， 确保在任何时期中国可以完全支配的粮食总量都大于等于总需求量。而中国可以完全支配的粮食除了当期自产之外还包括当期的储备， 因此， 本研究在决策准则中引入了粮食供给安心率这一指标， 其含义是相关时期中国可以完全支配的粮食总量与粮食需求总量的比值， 确保安心率大于等于1 是中国人 “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的底

11、线需求。要实现安心率大于等于 1 的目标， 需要综合运用储备和贸易等政策工具， 而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付出巨大成本， 而且要以牺牲其他公共利益为代价， 决策主体需要综合考虑政府负担和政府效能。因此， 在本研究的决策准则中， 又加入了政府调控支出和政府调控杠杆率两项指标。当然， 作为决策的核心目标将一直围绕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进行， 因此， 本研究的决策准则中自然包括均衡期国内总福利和经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国内总福利两项指标。以上述多项指标作为综合决策准则， 通过在 ECS 政策模拟体系中精准调节“忧患程度 ” 、 “战略存储限值” 和“粮食进口限值” 等政策参数， 本研究最终确定了“202020

12、25 年” 基期 、 “20302035 年” 基期和“20502055 年” 基期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研究表明， 对于三个基期而言，“ 20302035 年” 基期的粮食安全形势最严峻， 这一方面源于需求侧人口峰值的到来， 另一方面则源于 2030 年前后将是国际国内局面最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到“20502055 年” 基期， 粮食安全形势将大幅改善。无论是在“20202025 年” 基期 、 “20302035 年” 基期， 还是在“20502055471倪国华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年” 基期， 如果完全不 “忧患” 粮食安全问题， 都会导致粮食供给安心率下降到 0

13、. 8 以下， 意味着有超过 20%的 “综合粮食” 需要依赖当期国际市场; 如果过度忧虑粮食安全， 也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节为模型构建; 第三节为主要政策工具的讨论; 第四节为政策环境参数校准与评价指标构建; 第五节为模拟结果分析; 最后一节为简要的结论。二、模型构建: 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忧患” 纳入政策模拟体系鉴于中国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 “忧患” 最终表现为对于未来粮食短缺的“忧患程度” ， 因此， 定量表述国家对于自身粮食安全问题的 “忧患程度” ， 并将这种“忧患程度” 纳入定量决策过程， 才是回答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瓶颈性制约条件。本研

14、究首次从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 经 “忧患” 加权的存储成本、 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 经“忧患” 加权的总福利四个维度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忧患” 纳入政策模拟体系。( 一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基于学理分析， 本文所讨论的 “忧患” 是国家对于下一期粮食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 “战略忧患” 。这里所说的 “战略忧患” 主要源于对未来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及生产者福利大幅波动等重大战略问题的 “战略忧患” ， 不包括对于 “特殊年景” 等生产波动风险的担忧。而这种 “战略忧患” 可以量化表述为， 中国社会在当期究竟愿意为下一期提前拥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一优势条件( 即在当期为下一期

15、储备) 支付多少附加价格。显然 ， “战略忧患” 程度越大， 中国社会愿意支付的附加价格越高。基于此， 本研究构造了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这个概念。从定量角度看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的具体含义是国家对本期单位粮食存储到下一期的 “忧患” 赋值系数。当国家对于自身粮食安全完全不 “忧患” 的时候， =1 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本期粮食存储到下一期的 “战略忧患” 赋值就是市场赋值。若存储的折损率为 ， 则一单位粮食存储到下一期的市场赋值为( 1 ) Et( Pt +1) ， 其中Et( Pt +1) 为下一期的预期单位价格。若国家对自身粮食安全存在一定程度的 “战略忧患” ， 则 “粮食安全忧患

16、指数” 1， 担忧程度越大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越大。从数量核算方式上看: 一单位 “综合粮食” 存储到下一期的国家赋值为 ( 1 ) Et( Pt +1) 。显然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越大， 一单位 “综合粮食” 存储到下一期的国家赋值越高。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 “战略忧患” 程度， 一方面取决于国家的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决策主体在做出综合判断之后， 可以通过国家力量调控的变量。政府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政策边界的把控， 能够改变全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忧患程度” 。如果将“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本身作为一项决策参数， 则该项决策参数的含义是将当期为下一期提

17、前拥有的一单位粮食赋值为当期市场价值的倍数。本研究在政策模拟过程中， 将未来处于深刻变化的中国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设定为从1 到 10 变化的连续变量。最低层级为 =1， 国家对于自身粮食安全完全不担忧， 粮食供需通过国内外联通的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若 =10， 一单位 “综合粮食” 存储到下一期的国家赋值为市场赋值的 10 倍， 意味着国家将在本期尽最大可能挖掘国内的供给潜力， 并愿意从国际市场上获取粮食作为下一期的储备。国家在 t 期存储 “综合粮食” 的单位成本为Pt+ k， 其中Pt为 t 期市场价格， k 为存储的交易成本。当存储的国家赋值大于存储成本， 即 ( 1 ) Et(

18、Pt +1) Pt+ k 时， 在国家存储没有达到战略存储限值SG之前， 政府会按市场价格存储粮食。上述运行规则在模拟程序中用( 1) 式表示:0 SGt SGPt+ k ( 1 ) Et( Pt+1) 0( 1)其中 ， “” 是限制条件符号， 在政策模拟程序中的含义是其左右两边的约束条件不会同时发生。( 1) 式意味着， 如果存储的国家赋值大于存储成本， 即 ( 1 ) Et( Pt +1) Pt+ k 的条件存在，5712021 年第 11 期国家就有愿望不断增加储备SGt， 直至其达到设定的战略存储限值SG。显然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越大， 增大储备以达到SG的愿望就越强烈。当然

19、， 能否达到SG还取决于其他限制条件。( 二) 经 “忧患” 加权的存储成本存储成本的福利核算方式也是表征国家对自身粮食安全问题“忧患程度” 的重要参数。国家越是担忧粮食安全越会不计成本地追求粮食储备， 以达到战略存储限值SG。这意味着， 政府在核算国家福利时， 存储成本的福利核算值与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成反比。因为粮食生产的周期性， 当期( t) 的存储要在下一期( t +1) 核算， 而下一期则要为下下期存储，所以均衡期存储成本的福利核算方式如( 2) 式所示:CostSGt+1= 1/( ( 1 ) SGtE( Pt+1) ( k + E( Pt+1) ) SGt+1)( 2)在(

20、2) 式中， E( Pt +1) 为均衡期的预期价格， ( 1 ) SGt为“综合粮食” 存储到均衡期去除折损后的剩余存量， ( 1 ) SGtE( Pt +1) 为 “综合粮食” 存储到均衡期的市场收益。k 为存储“综合粮食” 的交易成本， ( k + E( Pt +1) ) SGt +1表示均衡期为下下期( t +2) 存储 “综合粮食” 所付出的成本。( 1 ) SGtE( Pt +1) ( k + E( Pt +1) ) SGt +1表示均衡期存储“综合粮食” 的净成本。1/( ( 1 ) E( Pt +1) SGt( k + E( Pt +1) ) SGt +1) 则表示政府在考虑了

21、自身对于粮食安全的“忧患程度” 之后， 经“忧患” 加权的存储成本。( 三) 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根据 Gouel Jean( 2015) 的研究， 在不考虑 “忧患指数” 的条件下， 均衡期的消费者剩余:CS0=PPt+1D( p) dp =d p1+/( 1 + )PPt+1= d( p1+ p1+) /( 1 + ) 。然而， 在不同 “忧患程度” 下， 消费者对于短缺的承受能力存在差异， 即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忧患程度” 越高， 消费者对于短缺的承受能力也越弱。本文在内需满足率的基础上， 构造了经 “忧患” 加权的短缺指数:FS = ( duanquelv)( 3)其中， d

22、uanquelv 表示内需满足率( 也称短缺指数) ， 其含义是将基期的消费水平确定为标准值之后， 再将均衡期的消费水平与基期的消费水平相比所得比值。当内需满足率为 1 时， 意味着均衡期的消费水平达到了基期的消费水平; 如果小于 1， 意味着均衡期的消费水平低于基期的消费水平， 数值越小则短缺程度越大， 表征与基期相比有大量的刚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大于 1， 意味着均衡期的消费水平高于基期的消费水平， 数值越大意味着均衡期的消费水平高出基期的倍数越大。经 “忧患” 加权的短缺指数是将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作为指数， 对内需满足率进行指数运算而得到。显然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越高，

23、经“忧患” 加权的短缺指数 FS 波动幅度越大。在均衡期，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CSt +1， 是由均衡期的消费者剩余CS0与经“忧患” 加权的短缺指数 FS相乘得到， 其计算方法如( 4) 式所示:CSt+1= FSCS0( 4)显然， 当“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越高时， 经“忧患指数”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 CS 的波动幅度越大。( 四) 经 “忧患” 加权的总福利政府作为决策者， 其目标之一是实现国家总福利最大化。在均衡期， 经“忧患” 加权的总福利是由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CSt +1， 生产者剩余PSt +1和贸易福利WTrt +1加总， 再减去补贴成本Costsbt +1

24、和经 “忧患” 加权的存储成本CostSGt +1构成， 如( 5) 式所示:Wt+1= CSt+1+ PSt+1+ WTrt+1 Costsbt+1 CostSGt+1( 5)上式中， 生产者剩余PSt +1= EPeaEHa+ btaEHa aaEHa abEH( mua +1)a/( mua +1) 。其671倪国华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中， EPea为国内均衡期价格， EHa为国内均衡期产量， bta 为政府按单位产量发放给农户的补贴; 贸易福利WTrt +1= EXb( EPea EPeb) ， 其中， EXb为均衡期的净进口， EPea为均衡期国内价格， EPeb

25、为均衡期 “综合粮食” 的进口到岸价格; 补贴成本Costsbt +1= ( 1 + ssh) btaHa， 其中， ssh 表示执行补贴政策本身所支付的交易成本; 各参数的设定及取值详见表 1。本研究用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 经 “忧患” 加权的存储成本、 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 经 “忧患” 加权的总福利四个量化参数， 从四个维度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 “忧患” 纳入到了政策模拟体系。三、主要政策工具讨论在本文所讨论的 20202050 年的三个 “基期” 内， 中国可使用的粮食政策工具主要包括: 生产者补贴、 关税、 战略存储限值和粮食进口限值( 陈飞等， 2010; 倪国华和

26、郑风田， 2019) 。其中， 生产者补贴和关税两项政策工具已另文深入讨论， 本文则将经扫描式模拟确定的最优值校验为政策环境参数( 具体赋值见表 1) 。除了 “忧患指数” 这项具有决定性含义的决策参数之外， 本文主要讨论战略存储限值和粮食进口限值两项政策工具。( 一) 战略存储限值本文所说的战略存储是国家为了减轻对未来粮食短缺的担忧， 在当期为下一期所做的粮食储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 国家需要确定战略存储的最高数量， 本文称之为战略存储限值。国家根据自身的禀赋和对未来粮食供需形势的判断， 确定战略存储限值， 本研究用SG表示， 即国家要在当期为下一期储备不高于SG的粮食。在政策模拟过程中，

27、本文确定的战略存储限值SG的取值范围是从0 逐步增加到 “基期” 需求量的两倍。( 二) 粮食进口限值粮食进口限值X是国家设定的 “综合粮食” 进口上限， 这个参数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 进而确保粮食自给率而设定的最高进口限值， 用耕地面积表示的“综合粮食” 进口数量为Xit +1。若进口关税税率为Tt +1， 国际市场上 “综合粮食” 到岸价格为 E( Pwt +1) ， 在进口量没有达到国家确定的进口上限X之前， 只要国际市场上 “综合粮食” 到岸完税价格 E( Pwt +1) ( Tt +1+1) 低于国内市场价格， 中国就会进口 “综合粮食” ， 在政策模拟时的程序如( 6) 式:

28、0 Xit+1 XE( Pwt+1) ( Tt+1+ 1) E( Pt+1)( 6)四、政策环境参数校准与评价指标构建( 一) 政策环境参数校准本研究所构建的政策模拟体系中， 国内外市场运行原则的确定 、 “综合粮食” 和“外国” 的概念构造及政策工具调节空间的设定倪国华和郑风田( 2019) 的研究保持一致。同时， 本研究进一步构造了经 “忧患指数” 量化调节的政策环境( 蔡昉和王美艳， 2016; 程名望等， 2019; UN， 2019; USDA，2019; IFPI， 2020) ， “ 20202025 年 ” 、 “20302035 年” 和“20502055 年” 三个“基期”

29、 的环境参数校对如表 1。表 1参数校准变量名称( 单位)不同 “基期” 的赋值20202025 年20302035 年 20502055 年生产者福利的系数( 城乡收入比)2. 621. 5经扫描式模拟确定的最优生产者补贴( 单位价格为 1)0. 30. 40. 5中国需求价格弹性 alphaa0. 20. 150. 17712021 年第 11 期续表 1变量名称( 单位)不同 “基期” 的赋值20202025 年20302035 年 20502055 年“外国” 需求价格弹性 alphab0. 250. 20. 15中国供给价格弹性 elstA0. 050. 10. 2“外国” 供给价格

30、弹性 elstB0. 20. 250. 3需求函数的标准化参数da24. 1724. 6823. 64国内基期初始基本需求量Da( 亿亩)24. 1724. 6823. 64“外国” 基期初始基本需求量Db( 亿亩)15. 1717. 1120. 13“外国” 基期播种面积Hb( 亿亩)23. 2625. 7127. 69“外国 ” “综合粮食” 基期到岸价格Pb0. 80. 70. 65基期从国际市场进口的 “综合粮食” Xb0( 亿亩)8. 098. 67. 56国内消费者剩余 0 值点价格Pa7. 717. 447. 2“外国” 消费者剩余 0 值点价格Pb5. 18. 513. 1跨期

31、利率 r0. 035跨期风险波动系数0. 035， 0. 05， 0. 1政策储备存储限值SG( 占年需求量比例)1补贴的交易成本 ssh( 占补贴额比例)0. 1国内 “综合粮食” 生产成本aa( 占单位价格比例)0. 9“外国 ” “综合粮食” 生产成本ba( 占单位价格比例)0. 5国内基期播种面积Ha( 亿亩)16. 08国内基期均衡价格11 单位福利的标准价值( 亿元)1099. 62经扫描式模拟确定的最优关税水平0. 65( 二) 评价指标构建本研究在政策模拟体系中所使用的评价指标包括: 均衡期国内自给率、 均衡期内需满足率、 生态涵养率、 政府杠杆率及供给安心率和均衡期政府调控支

32、出等。1 供给安心率在生态压力和刚性需求双重约束下， 既要实现高自给率和高内需满足率， 又要实现较高的生态涵养率， 在当前资源禀赋条件下很难实现。如何在生态压力和刚性需求双重约束下， 仍然能够让中国社会对粮食供给安心是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模拟政策设计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自给生产和跨期储备( 在储备时可合理利用当期国际市场， 在均衡期则可以实现自我掌控) 实现均衡期粮食可用量大于需求量的目标。为此， 本研究在政策模拟时， 设定了供给安心率这一指标， 如( 7) 式所示:Anxinlv = ( ( 1 ) Sa+ EHa) / EDa( 7)其中， ( 1 ) Sa为当期粮食

33、存储到均衡期之后的可用量， EHa为均衡期粮食自给产量，( 1 ) Sa+ EHa为均衡期的 “综合粮食” 可用量， EDa代表均衡期市场需求量。安心率的含义是均衡期中国能够掌控的粮食与市场需求量之间的比值。2 均衡期政府调控支出除了考量生态压力和刚性需求， 政府还会考量不同政策组合的执行成本。政府调控支出也是决策者选择政策工具的决策依据之一。政府调控支出等于执行存储政策的跨期存储成本SCA， 加上补贴成本CBT， 减去政府从粮食贸易中获得的关税BTG， 即政府调控支出Gb= SCA+ CBT BTG。871倪国华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五、模拟结果分析以均衡期国内自给率、 均

34、衡期内需满足率、 生态涵养率、 均衡期粮食供给安心率、 均衡期政府调控支出( 单位: 万亿元) 、 均衡期政府调控杠杆率、 均衡期国内总福利( 单位: 万亿元) 、 经“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国内总福利( 单位: 万亿元) 为复合评价指标， 通过扫描式调节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 战略存储限值、 粮食进口限值等政策变量， 最终确定“20202025 年” 基期 、 “20302035 年” 基期和“ 20502055 年” 基期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 一 ) “ 20202025 年” 基期均衡结果分析作为一个多目标复杂评价体系， 各指标之间相互制衡， 需要决策者综合把握各指标之间的均衡点，

35、以确定最优的政策变量组合。对于 “ 20202025 年” 基期而言， 经扫描式模拟， 初步确定政策变量的最优组合为: 最优 “忧患指数” =1. 3， 其含义是将当期为下一期提前拥有一单位粮食赋值为当期市场价值的 1. 3 倍; 最优粮食进口限值 X =8. 844 亿亩， 这项政策工具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和确保粮食自给率而设定的最高进口数量; 最优战略存储限值SG= 12. 085 亿亩， 这项政策工具是国家为了减轻对未来粮食短缺的担忧， 在当期为下一期所做的粮食储备， 由于储备需要高额成本， 国家需要确定战略存储的最高数量。如表 2 所示: 对于选定的政策变量最优组合， 虽然均衡期的

36、政府调控支出相较于对自身粮食安全完全不担忧的情况( =1) 而言， 增加了 2380 亿元， 达到 0. 935 万亿元， 但是均衡期粮食供给安心率可以达到 1. 191， 意味着中国能够掌控的粮食供给量( 上一期的储备余量加当期的自给产量)是当期消费量的 1. 191 倍， 满足了中国人“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的心理底线; 均衡期国内生态涵养率达到 0. 939， 意味着与 16. 08 亿亩的生态基准线相比， 超越生态基准线的国内供给压力只有约6%， 考虑到技术进步的支撑能力， 6% 的生态压力处于可承受范围内; 均衡期国内自给率达到0. 741， 由于以面积计算的 “ 20202025

37、 年” 基期起始自给率只有66. 53%， 因此， 均衡期国内自给率大于基期起始自给率; 内需满足率达到 0. 956， 即使考虑到“忧患” 加权， 内需满足率仍可达到0. 943， 意味着与 “基期” 相比， 国内市场的基本需求均可得到满足; 价格为基期价格的 1. 255 倍， 进口量为 7. 157 亿亩， 国内总福利为 15. 469 万亿元。模拟结果表明， 如果中国社会对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赋值低于 1. 3， 即一单位粮食存储到下一期的国家赋值低于市场赋值的 1. 3 倍， 中国将不会有粮食储备， 国内的需求只能通过当期自产和当期进口来解决。例如， 将中国社会对“粮食安全忧患指

38、数” 赋值为 1. 2， 安心率只有 0. 728( 标准值为 1) ， 意味着有超过 27%的有效需求无法在中国自身掌控下得到满足， 中国在自身的粮食安全体系中丧失了主导权。图1 展示了当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从1 逐步增加到2 的过程中， 自给率、 安心率和政府负担的变化情况。由于受土地禀赋的制约， 中国的自给率不会随着 “忧患指数” 的增加而大幅增加， 而粮食供给安心率则会在 “ 忧患指数” 突破1.3 之后大幅跃升， 而后随着 “ 忧患指数” 的增加， 安心率将逐步趋于平稳。如果中国社会继续增大对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的赋值( 见表 2) ， 从 1. 3 逐步增加到 10， 虽然

39、国家储备将最终稳定在 12. 08 亿亩左右， 安心率将稳定在 1. 213 左右， 由于社会对于粮食安全过度忧虑， 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会下降， 社会总福利也会下降。具体而言， 当“忧患指数” 从 1. 3上升到 10， 均衡期的国内总福利将从 15. 469 万亿元下降到 11. 091 万亿元， 减少 4. 378 万亿元; 如果进一步考虑 “忧患” 加权， 社会总福利将从 15. 403 万亿元下降到 10. 821 万亿元， 减少 4. 582 万亿元; 经 “忧患” 加权的消费者剩余将从 12. 243 万亿元下降到 8. 216 万亿元， 减少 4. 027 万亿元;

40、经“忧患” 加权的内需满足率将从 0. 943 下降到 0. 633， 中国社会将会陷入过度恐慌的阴影中。显然，忽视或者过于忧虑， 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9712021 年第 11 期图 1 “20202025 年” 基期 “忧患指数” 变化模拟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 “忧患程度” ， 是政府通过国家力量可以控制的， 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政策边界的把控， 都能够改变全社会对于粮食安全的“忧患程度” 。模拟表明， 过低的“忧患” 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直接表现为较低的供给安心率， 在未来复杂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中， 过低的安心率是中国社会不能接受的。当然 ， “忧患程度” 过高， 意味着主导者向全社会过

41、度渲染粮食安全的“忧患” 问题， 会降低政府调控的杠杆率( 意味着政府调控效能大幅降低) 并降低社会总福利， 也是决策时需要避免的。表 2“ 20202025 年” 基期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变化对照分析中国的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 )1. 01. 32. 010. 0均衡期国内储备( Sa， 单位: 亿亩)0. 00011. 54112. 08312. 085中国国内均衡期价格( Pa， 单位: 基期为 1)1. 2031. 2551. 2631. 262均衡期中国的产量( Ha， 单位: 亿亩)16. 98117. 12417. 13617. 135均衡期的进口数量( Xb， 单位:

42、 亿亩)6. 3777. 1577. 2077. 211均衡期国内总福利( Wa， 单位: 万亿元)15. 76415. 46915. 15911. 091经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国内总福利( WaXS， 单位:万亿元)15. 76415. 40315. 00910. 821经 “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国内消费者剩余( CSA， 单位:万亿元)12. 65512. 24311. 8378. 216均衡期国内自给率( Zijilv)0. 7280. 7410. 7420. 742均衡期内需满足率( duanquelv)0. 9650. 9560. 9550. 955经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内

43、需满足率( duanqueXS)0. 9650. 9430. 9130. 633均衡期政府调控支出( ZFfudan， 单位: 万亿元)0. 6970. 9350. 9454. 818均衡期政府调控效能( ZFganggan， 政府杠杆率)15. 35011. 73111. 34612. 034均衡期国内的粮食供给安心率( Anxinlv)0. 7281. 1911. 2131. 213均衡期国内的生态涵养率( hanyanlv)0. 9470. 9390. 9380. 938基于扫描式模拟确定的政策变量最优组合， 继续探讨在保持“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1. 3， 粮食进口限值 X =8. 8

44、44 亿亩的前提下， 调节战略存储限值SG对粮食安全形势带来的变化( 见图 2) 。在战略存储限值SG从0 变化到 “基期” 需求量 2 倍( 48. 34 亿亩) 的过程中， 国内储备将从 0 同步增加到48. 124 亿亩， 国内的粮食供给安心率则从 0. 728 逐步增加到 2. 822。从中国社会的承受弹性来看， 安心率大于1 是底线， 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础。当然， 安心率也不是越高越好， 因为安心率升高， 意味着政府负担将大幅增加， 在安心率从 0. 728 升高到 2. 822 的过程中， 政府调控支出从6970 亿元增加到1. 995 万亿元， 增加近 1. 298 万亿元

45、， 这本身是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 必将牺牲其他081倪国华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图 2 “20202025 年” 基期战略存储限值变化公共利益; 同时， 政府调控效能( 用政府调控杠杆率表征) 也将大幅降低， 在战略存储限值SG从 0 变化到 “基期” 需求量2 倍( 48. 34 亿亩) 的过程中， 政府调控效能从 15. 217 大幅降低至 6. 167( 见表 3) ， 意味着若将战略存储限值设定为48. 34 亿亩， 则政府调控效能只有战略存储限值为0 时的2/5。显然， 过低或过高的战略存储限值都不是决策时的合理选项。当战略存储限值设为 12. 085 亿亩时， 均

46、衡期国内储备为 11. 541 亿亩， 其他各项评价指标均能满足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要求。表 3“ 20202025 年” 基期战略存储限值变化对照分析战略存储限值( SG， 单位: 亿亩)0. 0009. 66812. 08548. 340中国国内粮食可用量( Aa， 单位: 亿亩)16. 98125. 29827. 51461. 171均衡期国内储备( Sa， 单位: 亿亩)0. 0009. 11511. 54148. 124均衡期的进口数量( Xb， 单位: 亿亩)6. 3776. 9867. 1578. 686均衡期国内总福利( Wa， 单位: 万亿元)15. 62815. 50015.

47、 46915. 482经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国内总福利( WaXS， 单位: 万亿元)15. 62815. 44815. 40315. 152均衡期国内存储成本( CostACC， 单位: 万亿元)0. 0000. 1740. 2201. 102经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国内存储成本( CostACCXS， 单位:万亿元)0. 0000. 2260. 2871. 433均衡期国内自给率( Zijilv)0. 7280. 7380. 7410. 823均衡期内需满足率( duanquelv)0. 9650. 9580. 9560. 897经 “忧患” 加权的均衡期内需满足率( duanque

48、XS)0. 9540. 9460. 9430. 869均衡期政府调控支出( ZFfudan， 单位: 万亿元)0. 6970. 8860. 9351. 995均衡期政府调控效能( ZFganggan， 政府杠杆率)15. 21712. 33911. 7316. 167均衡期国内的粮食供给安心率( Anxinlv)0. 7281. 0931. 1912. 822均衡期国内的生态涵养率( hanyanglv)0. 9470. 9410. 9390. 900基于前期的大量研究， 围绕扫描式模拟确定的政策变量最优组合， 继续探讨保持 “ 粮食安全忧患指数” =1.3、 战略存储限值SG=12.085

49、亿亩的前提下调节粮食进口限值对粮食安全形势带来的影响。如表 4 所示: 若将粮食进口限值设为 0， 意味着禁止进口， 虽然自给率可以达到 100%， 但内需满足率却会大幅降低， 中国将陷入粮荒状态。将粮食进口限值从 0 逐步增加到国内“综合粮食” 自身禀赋 1. 2 倍( 19. 296 亿亩) 的过程中， 内需满足率从 0. 744 逐步增长到 0. 956， 若进一步考虑“忧患” 加权， 内需满足率在进口限值为 0( 禁止进口) 时， 更是仅有 0. 681。显然， 若国内有超过 30% 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中国将处于严重粮荒状态， 国内的均衡价格将达到“基期” 价格的 4. 4 倍

50、。一方面， 高粮价会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另一方面， 为了满足基本需求， 国内边际垦殖的力度会加大， 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大幅增加， 生态涵养率降至 0. 837， 土地沙漠化和石漠化的进程会加速。1812021 年第 11 期表 4“ 20202025 年” 基期粮食进口限值变化对照分析粮食进口限值( X， 单位: 亿亩)0. 0008. 0408. 8449. 64819. 296中国国内均衡期价格( Pa， 单位: 基期为 1)4. 4451. 2741. 2551. 2541. 253均衡期的进口数量( Xb， 单位: 亿亩)0. 0007. 0557. 1577. 1687. 167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