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实”与文之“虚”--《烛之武退秦师》的叙事艺术教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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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之“实”与文之“虚”烛之武退秦师的叙事艺术教学 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史家崇尚秉笔直书，尊崇“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笔法。但是，史家不可能对庞杂烦琐的原始资料毫无选择、不加思考地兼收并蓄。只有“实”与“虚”的完美结合，才能有史学和文学的交相辉映。“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左传采用了多种叙事艺术，对于材料的选择、剪裁和构思具有虚实相应、含蓄有致之妙，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享有“记事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的美誉。结合烛之武退秦师的四个文段，浅析文章的叙事艺术。一、从“*围郑 看“精而腴”“精而腴”，即语言精练而含义丰富。“晋侯、秦伯围郑”，用

2、一“围”字，渲染了紧张的战争氛围。兵家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在军事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郑国如果抵抗*联军，其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一个“围”字还告诉我们，郑国不仅实力太弱，无法抵抗，而且国土狭小，毫无战略纵深空间。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一直是闲扰郑国执政者的一个心结：“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逼”就是“逼仄”“狭窄”之意，郑国国土可谓小也。“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两条“围郑”理由：一是当年晋文公*经过郑国而没有受到礼遇，晋文公对郑伯（郑文公）可谓积怨已久；二是在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中郑国押错赌注背晋助楚，这是*围郑的直接原因。在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时代，晋郑两

3、国同为姬姓，“谲而不正”的晋文公发动这场姬姓之国互相攻伐的战争，是违反周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行为，更毫无同姓之谊。秦国呢？趁火打劫的帮凶而已，因为发动战争的两条理由与秦国毫无关系。如果说晋国是为一己之私而兴师问罪，那么秦国则是为了利益，想顺便分一杯羹而已，毕竟秦郑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明白了这个铺垫，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基本明确：退晋师难，退秦师易。“晋军函陵，秦军氾南”，语言整饬，整齐有力。一则表明*联军杀气腾腾，志在必得；二则表明*两军驻扎在两个地点，各怀心机。这为下文离间*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精练的文字，包含了战争的起因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果，可谓“精而腴”。二、从“临

4、危受命”看“简而奥”“简而奥”，即语言简约而意义含蓄深远。“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烛之武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出使的问题，而是话里有话地提起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之事。副词“犹”与两个表示感叹的语气词“也已”连续使用，加重了怨恨的程度。由此推测，郑伯曾被省略了的第一次话语，其核心内容应该是一个“求”字，而“求”的结果是烛之武牢骚满腹，也算是间接的回绝。郑伯第二次说话的核心内容是“道歉”，即“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郑伯被迫道歉有作用吗？没有！烛之武这个被省略的回答应该是“拒绝”，不然后面就不会再有郑伯恼羞成怒的话语了“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郑伯第三次说话可谓是软中带

5、硬、凶相毕露。“不利”是什么意思？如果郑国灭亡了，烛之武还可以做晋国的百姓（在求贤若渴的晋文公那里，极有可能得到重用），照样是周天子的子民，根本不存在“利”与“不利”之事，更无“亡国奴”之说。否则，“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郑世家）,那么多被灭掉的诸侯国的平民到哪里去安放他们漂泊的灵魂？这个“不利”只能理解为对烛之武*裸的人身威胁！在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时代，诸侯国的每一个臣民并没有忠于诸侯的义务，普通百姓还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意识，“国”是诸侯之“国”也。事实上，春秋之时的管理就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

6、松散状态。“许之”，更多的是烛之武的被动选择。此段的人物称谓也是不同寻常，值得玩味。郑伯三次称烛之武为“子”，是一种尊重。可是，烛之武除了自称一次“臣”外，居然没有称呼郑伯，可谓冷漠至极。在“智退秦师”一段中，烛之武称秦穆公为“君”“执事”，这是尊重；称“郑国”为“郑”而不言“鄙邑”“小国”等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谦称，没有任何感*彩，更是完全不提郑伯。由此可见，烛之武认为自己与郑国、郑伯根本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文字的简约处，我们读出了如此深刻复杂的内容，感受到左传以“简”驭“奥”的语言魅力。三、从“智退秦师”看“婉而辩”“婉而辩”，即语言婉转有致而含义雄辩有力。在礼制渐失、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小

7、国对大国的外交一般多是恭顺、感恩，即使有不满、辩解，也多是柔中带刚，不卑不亢。郑国地处中原核心，是晋楚称霸的必争之地，但内无天险可守，外无盟友可救，昏庸无能的郑文公更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而授人以柄，招致祸端。此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已是日渐衰微，周礼在春秋霸主面前用之则是冠冕堂皇的遮羞布，不用则是弃若敝屣。春秋无义战，一切都是利益在驱使。烛之武的说辞始终以“利”为核心，实属顺应潮流，大势所趋。烛之武先拿“舍郑”有利秦国*秦穆公，后用“亡郑”不利秦国警醒秦穆公，终使其心悦诚服地做出有利于秦国（客观上也有利于郑国）的选择：不仅与郑国结盟，而且“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秦伯说乃还”用

8、肯定的笔调刻画了秦穆公“春秋之贤诸侯”的形象。仔细推敲，我们发现烛之武的说辞并非无懈可击。一是“朝济而夕设版焉”的人是晋惠公，而不是眼前晋文公。前代晋惠公恩将仇报，并不能确定当前晋文公也一定忘恩负义，何况晋文公恰恰是知恩图报的人。再者，何以见得晋国“东封郑”后就一定“肆其西封”？晋国完全可以“肆其北封”和“肆其南封”的。毕竟秦国是晋国的盟国，从晋文公“失其所与，不知”来看，晋国是很珍惜秦国这个盟友的。那么，这段颇有破绽的说辞为何还是打动了秦穆公呢？一是烛之武言辞切中要害，句句言“利”，抓住了秦穆公“唯利是图”的心理；二是点燃了秦穆公始终在暗中积蓄力量伺机称霸，不愿近邻晋国实力不断增强的嫉妒之火

9、。烛之武的说辞可以说是击中了秦穆公的软肋，为*联盟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烛之武洋洋洒洒的说辞是明处为秦国利益考虑，暗中却以“舍郑”为基本条件，最终达到了曲线救“郑”的目的，可谓“婉而辩”。四、从“晋师撤离”看“微而显”“微而显”，即用词细密而含义显明。左传史料来源十分庞杂，“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这种因素导致左传有些事件的叙述必然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甚至记载同一事件的细节与国语史记等书的相关内容会有一定的差异，这里还可能有作者合理推断或者有意裁剪的原因，目的是更好地还原历史情境，展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作者的史学思

10、想。史记 郑世家关于“退秦师”这一史实有如下记载：“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人兰为太子，以告郑。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史记的相关文字与烛之武退秦师有两点不同：一是“乃使人私于秦曰”的“人”是一位无名人士；二是晋师并非在“秦兵罢”后毫无收获地“亦去之”，而是完成了“杀叔詹泄愤”“立子兰显威”的基本目标。在史记这段文字中，晋军虽然强大，但是在盟友秦军撤走的情况下，在道义上就显得孤立，强横态度随之有所

11、改变，所以在郑国“遂许晋”后，也就悻悻而归。从史记记载来看，晋文公的行为相较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谓“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此言可谓不虚也。在烛之武退秦师“晋师撤离”一段中，作者处处把晋文公塑造成一个知恩图报、智慧明断的一代霸主形象。“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见其感恩；“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见其仁义；“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见其智慧；“吾其还也”，见其成熟果断。烛之武退秦师为什么把晋文公形象塑造得如此完美？根本原因在于左传中一以贯之的“崇霸”意识。此段文字，既见晋文公的睿智成熟，也交代了“烛之武退秦师”后的连环效应，彰显了烛之武说辞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可谓“微而显”。综上所述，与 春秋“微言大义”不同，左传 秉持“因事以见人”的写作风格，运用丰富生动的文学语言在完成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对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做出客观描写,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史学篇章。今天，我们读烛之武退秦师，必须认真体悟左传虚实结合的叙事艺术，才能把握“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的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