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的特征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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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近代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的特征探析今年由我担任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共七部著作，包括中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研究中国近代中学组织结构演变研究民国教育督导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学科研究民国教育管理学文选民国教育管理名家研究及陶行知的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出齐。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目的，可用“补缺、纠偏、究新”予以简要的表达。首先是“补缺”。毛礼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指出：“过去，我们对历史上的教育实践取士制度和教育家的研究比较注重，在管理体制方面对文教政策和学校教育制度方面也有许多探讨，而对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管理的经验教训、教育家的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等的研究，则

2、较薄弱，至于近现代教育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几乎没有作出专题研究。”尽管从1980年代末开始，国内出现了一些教育管理史方面的成果，但一如我2001年时所强调的，教育管理学的历史研究整体上仍然薄弱和贫乏。编纂这套“中国近代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正是加强教育管理学历史研究，弥补我们对自身实践、思想及学科发展历史“了解不够”的一种努力。其次是“纠偏”。“了解不够”往往又会造成“认识不全”的问题。即，人们在不了解相关历史事实或观念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自以为知”的错误，作出不符实际的或以偏概全的判断。譬如，由于不了解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一些教育管理学教科书中会出现“学校管理学是一门年轻的新兴

3、教育学科”“学校管理学这一门学科创立时间还不长”“学校管理学初创时属于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类的错误观点。再有，很多人会将“均权治理、民主参与、自主管理、团队合作”等视为新时期的教育管理理念，殊不知，这样的理念在我国20世纪早期的教育管理实践中就已经提出。借用英国公共管理研究著名学者胡德（C.Hood）的话说，整理和研究近代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是为了避免因忽略历史而“产生荒谬的结果”，为了“穿越当下的时尚和潮流”，“治疗盲目接受新观念的幼稚病”。最后是“究新”。我们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重新诠释或深入挖掘，避免对相关历史“理解不深”的问题。一方面，立足于教育管理学的视角，对一些已经熟知的教育历

4、史作出新的解读。比如，从教育领导者和教育行政学者的角度，重新理解陶行知的办学治校实践和思想，从而突破了大多数研究运用教育学框架讨论陶行知思想的惯常理路；另一方面，在总结我国近代教育管理实践经验与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思考其在当代的价值，探索当下教育管理实践与教育管理学科发展的新思路。我们在搜集学习、分析研究近代教育管理史料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近代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不少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这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内容：二是外国影响与本土思考的交织。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受外国教育模式影响并整体移植日本教育制度的结果。这种移植具有复杂性：它既是教育制度上的模仿，也决定了

5、我们在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管理知识方面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张百熙等人当年便提到，学堂发展更重要的是有管理学堂之人，在无人有管理新式学堂经验的情况下，就要考察外国学堂的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学习外国如何办理学堂。罗振玉也强调，教育兴衰取决于教育行政是否得人，因此研究教育行政之学便成了第一要务，而考究他国学校行政之法，翻译相关书籍则是研究教育行政学的基本途径。可以说，整个近代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与日、德、美、法等国教育制度与观念的影响分不开。不过，在不同阶段，我们向国外学习的自觉程度是不一样的。19世纪，我们的学习几乎是被动的，甚至有教育被殖民的意味；到20世纪初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之际

6、，虽然从大背景上看仍有“不得不为之”之意，但具体的学习过程显得更为主动；自1910年代末期始，在主动学习中又有了基于本土情境而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或“囫囵吞枣式模仿”的反思，强调教育制度与教育管理要“谋适合、谋创造”，要“合中国社会之需要”，“努力使其中国化”。也正因为一方面注重向国外学习，另一方面注重学习中的反思和创造，我国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思想，与当时的世界水平保持了高度的同步。换言之，从教育管理的开放性与理论水平的角度看，当时教育管理实践与思想的发展状况甚至要胜过当下。在“昔不如今”的进化论思维或片面的“反移植”论下，这一点常常为我们所忽略。三是传统与现代

7、的紧张。在近代，外国与本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近代教育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外国影响与本土思考相互交织，但同时也感受到近代教育管理的现代追求与传统影响之间的紧张。一方面，作为管理新式教育的“新教育管理”，近代教育管理在努力提升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遭遇到传统的制度、观念、规范、方法等因素的窒碍。郭秉文讨论1910年代的学校暴动问题时便指出，新式教育制度强调自由平等，但当时的学生并不能真正理解自由平等的含义，当时学校的管理者也多来自旧制学校，不懂得与学生自由平等交往的方法。林砺儒批评近代中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合反复现象时也指出，问题不在于两种制度孰优孰劣，而是传统的生产方式、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这两种制度都不可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