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文观止》编选者的散文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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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古文观止编选者的散文观内容提要：古文观止是清朝康熙年间编选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启蒙教材，收录自先秦到明朝末年的古文二百二十二篇。编选者是昊楚材、昊调侠叔侄(以下简称“二昊”)。通过他们对古文观止的逸文和评点，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散文观，即认为散文创作在思想上要求清真雅正。艺术上要讲究情、气、法。风格上要求形式多样。同时骈文的入选也反映出编选者兼收并蓄的散文现。关键词：古文观止散文观文道兼顾谭元春在古文澜编序中指出：“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所以选本无疑就是选者以一定的文学批评观念为基础，对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取舍筛选的结果。选者在选择的实践中无形地搀杂渗透了自己的喜好和文学观

2、念，然后通过选本的形式向读者传达。像古文观止这样带有评点的选本，更是选者述一家之言，发一己之见的最好媒介和途径。尽管二吴在自序中云：“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盖诸选家各有精思深意以抉古人之奥，读之者取此置彼则美者或遗，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此余两人所以集之也。”但是，二吴的散文观正是在其集合删减、厘定校正中得以体现。一、注重文道兼顾散文发展到清初，已经改变了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认识上的偏狭，开始走上了兼容并包、文道并重的广阔道路，并试图恢复秦汉或唐宋散文的兴盛局面。清初散文家黄宗羲便感叹道：“三百年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

3、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整顿，到康熙中叶，国家已趋于安定，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程朱理学继续统领思想界，文坛上推崇雅正文风。故而在此背景下，古文观止编选者论文也是首推雅正，即在思想内容上“兢兢焉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但同时二吴论文也重法度、声韵等艺术形式。即“一段落、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一声音、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一)思想上必须雅正醇厚中国古代散文历来就有“文以载道”之传统，二吴的“义理”与“道”大意相同，均指儒家传统的人伦道德、道义精神以及天地万物之规律。清初，满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汉族人民的思想统治，对横议驳

4、杂的言论大加排斥，思想上力求雅正醇厚。统治者的文治政策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坛，以至于上行下效，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追求典雅正统的时代审美风尚，而这种风气又继而辐射到其时的选本领域。如方孝孺总是把“道”看得高于一切，他曾选文章关于道德政教者名之日文统，选取标准是“违乎此者(指道)，虽工不录；近乎此者，虽质不遗。”受古文观止影响较大的古文析义在其例言中也标明：“是编凡忠孝义烈大节及时务经济关系于国家兴亡或小题中立意正大者，方汇人选，其一切排偶粉饰、变乱是非之文及有碍于时忌者。虽工致可观，概不敢录。这些也可代表古文观止编选者的“义理”观。析言之。二吴的“义理”观可以从文之本原和文之功能两个向度来阐述。二

5、吴所称的“义合于古，理慊于心”显然应作互文解，即“义理合于古，义理慊(慊者，满足也)于心”之意。前者是说文章所寄寓的义理必须符合古代的伦理道德传统，而古代的儒家传统又都是体现在古代的经术典籍之中，所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文”必须原本古代经术，以发明先圣之道。这种观点可能受到当时乡贤即大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论文强调，“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文章)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究其委。”，“原本经术”实际上就是原本于“道”。黄氏不时把“发明先圣之道”作为对文的期待，正说明“道”是“古文原本”。而在古文观止里，大量的先秦两汉文的入选也证明了二吴的这种思想；后者是指文章含蕴的义理必须给

6、人以启迪，而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这就涉及“道”是文之功能的命题。换句话说，二吴是把“明道”、“见道”看成是作文的功能，这些义理(或日道)可以帮助私塾的童生掌握人伦之道、处世之道，从而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净化，符合正统思想的要求。这在古文观止的选文评点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如开篇郑伯克段于鄢，二吴在尾批中就拈出一个“孝”字出“义”字：“石碏有见于此，故以教之义方为爱子之法。”有时，二吴在文末总评时直接说理，：“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寓慨良深；”于次篇周郑交质的尾批中拈出“信”、“礼”二字；在石碏谏宠州吁尾批中又拈如“读竟，令人思孝之心，油然而生，真关系世教之文。”(卷九李觐袁州州学记总评)“发先儒

7、所未发，为后学之阶梯，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卷七韩愈原道=总评)当然，二吴在阐发义理时更多的是追求含蓄醇厚，不主张在文中赤裸裸地进行道德说教，所以才会经常出现在评点中挖掘言外深意的情形。(二)艺术上讲究情、气、法首先论“情”。清初黄宗羲在评论古代选本时说道：“文选主于修辞，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精撷华，亦选之鼓吹，文鉴主于政事，意不在文。故题有关系而文不称者，皆所不遗”而他批评那些选本“意不在文”的依据是：为文应以情至为标准。他自己在编明文案里云：“夫其人不能及于前代。而其文反能过于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辙，唯视其一往深情，从而捃摭之。”因此，他并不局限于名家作品，认为：“今古之情无尽

8、，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田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二吴对“情”的认识虽然没有黄氏那么彻底，但也在其评点中表露了重“情”的观念。从二吴对“情”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方面：情理、情态(或日情趣)、情感。情理是指符合人之常情或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一般道理，如卷三国语申胥谏许越成的夹批中的“一喻尤入情”，卷五史记屈原列传夹批：“道出人情，真而切。”卷六汉书晁错论贵粟疏夹批日：“情事愈透”，卷四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夹批：“情理固然。”这种人之常情事理便和黄宗羲所倡的“万人之情”相似；情态或日情趣主要指人或物的性情志趣，

9、二吴有时也称之为“情状”、“情致”。如卷五史记管晏列传夹批云：“描写情状，呼之欲出。”卷四战国策乐毅报燕王书=尾批中叹道：“情致委曲，犹存忠厚之遗。”卷九柳宗元捕蛇者说的夹批中有：“情态曲尽，而一段无聊之意，溢于言表。”这里的“情”不仅包括人之情也包括物之情；真正情感意义上的“情”在古文观止的夹批中不胜枚举，并且二吴对“情”的特点有着自己的规定性，即真、曲、深。他们强调情感真实是散文的生命，如卷九柳宗元捕蛇者说夹批：“摹拟自得光景，真情真语，大有笔趣。”卷十欧阳修泷岗阡表夹批也有“描情真切”之句。在强调情感真实的基础上，二吴多次在夹批中强调情感抒发的间接性，即曲折委婉地表达情感，使文章跌宕起伏

10、，富有变化。如在其评点中经常会出现“文情宕逸”、“情文婉切”、“笔情婉宕”、“文情开拓”等词语。另外，与黄宗羲论文之“一往深情”相似，二吴也倡深情、至情。如评点文章“感慨情深”、“情至而语深”、“深情远想”等，这里的“情”一般特指“一人之情”。同时，二吴还从表达效果上表现“至情”的巨大力量。诸如“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卷六汉书李陵答苏武书总评)“语语人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涕泪。”(卷十欧阳修泷岗阡表总评)这种强调“至情”的思想很明显延续了晚明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心学的影响及汤显祖、徐渭等“真情”、“真我”观，同时清初大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的“至情”观也是家乡后学二吴学习的楷

11、模。再次论“法”。一般认为，八股文写作要讲究法度，殊不知古文创作也需重视法度。在这点上，古文和八股文有共通之处，很多大家如汤显祖、方苞等，既是制义高手又是古文名家。由于古文观止编选的目的是为科举服务，所以评点中论法不可避免。但古文观止毕竟不是八股选本，故二吴的论法，不仅仅单指篇章结构、遣词造句的程式，而且还指统帅文章的精神气势，强调文法的跌宕多变，并且明显地体现在对先秦文和唐宋文的评点上。如评点左传阴饴甥对秦伯曰：“通篇作整对格，而反正开合；又复变幻无端。”左传吕相绝秦：“深文曲笔，变化纵横，读千遍不厌也。”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妙在将正意、喻意，夹和成文，笔意纵横，不可端倪。”到唐宋文时，文

12、法多变发展到极至。如韩愈原道夹批云：“起伏顿挫，如层峰叠岚，如惊波巨浪，自不觉其重复，善句法善转换也。”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尾批曰：“到底曲折，无一直笔，所见似悲戚，而文则宕逸可诵。”杂说尾批：“写得婉委曲折，作六节转换，一句一转，一转一意，若无若有，若绝而又生，变变奇奇，可谓笔端有神。”可见，二吴是非常重视文法的变化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能使文法多变的秘诀，即在战国策赵威王问齐使总评中所说的“文法多变，全于用虚字处着神”。如在韩愈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夹批中，二吴论道：“字有多少，句有长短，文有反顺，起伏顿挫，如惊涛怒波，读者见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章法、句法也。”接着，在总评中点破机关：“只

13、用一二虚字，斡旋成文。”另看李斯谏逐客书尾批曰：“精神愈出，意思愈明，无限曲折变态，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虚字助辞乎”由此可见，二吴是深谙作文之法的，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我们若从论“法”的角度来反观二吴选文情况的话，也可以解释二吴之所以偏重秦汉文和唐宋文的原由。晚明散文领域素有秦汉文和唐宋文之论争，唐顺之便认为秦汉之文“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不可窥”，唐宋之文“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不可犯。”既然如此，二吴就采取折衷的办法，学文先从“有法”的唐宋文学起，然后上窥秦汉，以臻“无法”之境界。所以古文观止所选秦汉文和唐宋文共198篇，约占篇目总数的十分之九。而在先秦文中，“法莫备于左传甚矣

14、”所以选左传达34篇，约占秦汉文的三分之一。在唐宋文中，文法最具变化的莫过于韩愈。储欣曾评价道：“层次法度，昌黎本色。”所以，选韩愈文24篇，占唐宋八大家文的百分之三十，占全书的十分之一还多。二、讲求兼收并蓄一般来说，通俗选本比名家选本更易流行，究其原委，主要在于通俗选本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首先，名家选取作品是用其所属文学流派的标准来衡量的，如李于鳞选诗着重于高古华美的盛唐风格，对其它风格的作品则予以轻视或排斥；姚鼐选古文重“义法”，对于晚明公安、竟陵派的作品一概不选，这样就不免带有主观武断的成分。其次，名家选文眼光较高，往往钟情于一些表现手法偏高的作品，使初学者难以领会，故而不易流播，如王士

15、稹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就不如千家诗为普通读者理解。古文观止亦如此。它“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对众多不同风格的古文或选本都能兼收并蓄，从而以一个具有包容精神的通俗选本流行至今。(一)风格或典雅含蓄或清幽淡远，语言或简洁雅驯或意趣宕逸从古文观止的夹批、尾批中我们可以看出，二吴对古文风格的要求总体上还是以正统的典雅含蓄为主，以和当时统治者的喜好以及文坛的普遍风尚保持一致。如他们在评点中多次提到“词婉理直”、“词正意严”、“意极含蓄”等，这便是要求文章在内容上应表述正统、雅正的题材，在表达上却不能是赤裸裸地说教，而是采取一定的表现手法使义理得以含蓄、婉转地表达。这完全符合中国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影响下

16、的思维模式。另外，在古文观止的选文中，也有一部分反映文人对时事怨怒不平的篇章，但是二吴总是选取那些在表达上不是特别激进的文章，如在左传烛之武退秦师中，郑伯在国事危急时才想到烛之武，烛之武心中早有怨意，但表达的含而不露：“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二吴在句下夹批：“隐示不早见用意。虽近怨，然辞亦婉曲。”这也可代表他们对散文风格的主流观点。在古文观止的评点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对文章的结语有两种不同的要求。一是承接“词婉理直”的主流观点，追求结语含蓄，“辞尽意不尽”；一是要求“冷隽”、“冷峭”、“冷妙”、“冷绝”，即追求不同于含蓄的峭拔文风。这样的评点在古文观止中比比皆是。除此

17、之外，二吴还偏爱一些风格较为清幽淡远的文章。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柳宗元的钴姆潭西小丘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以及苏轼的喜雨亭记、前赤壁赋等文，或表达清幽淡远的意境，或抒发风韵悠然的情趣。另外，随着表现方式、文体的不同，二吴对文章的具体要求也不同，如他们要求叙事时应错落有致，议论时应感慨淋漓等。总之，二吴在散文的风格上追求的是既要雅正又风韵、既要冲淡又有蕴藉，形式多样。与典雅含蓄的文章风格相适应，古文观止选文的语言也要求简洁雅驯，这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要求的。康熙皇帝认为“文章贵于简要”，反对“排偶文辞”，“讲究辞取达意，以确切明晰为尚。”这首先体现在古文观止的选文上。二吴选取的文章在篇幅上均是

18、长短适中，大多为短小精悍的作品。正因为文章运用了“言尽而意不尽”的表达方式，所以，文章才不显得冗长，表意时才能词少意丰。二是体现在二吴的评点上。如史记酷吏列传之总评：“语不多而意深厚也。”评史记五帝本纪赞也说：“古质奥雅，文简意多。”由此看来，二吴所追求的简洁不是单纯的篇幅短小，而是在短小的篇幅里用简洁的语言含概丰富的意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一般的文章很难达到这个要求，难怪二吴选取的大都是经时间考验、经实践证明的古文名篇。另外，二吴在散文语言方面的要求不止简洁雅驯一种，他们在评点中更喜好那些意趣跌宕的语言。据笔者粗略统计，评点中含有“跌宕”二字或和其义相近的词语不下百条，如“宕句有致”

19、、“句极宕逸”、“文势振宕”等。他们欣赏顿挫跌宕的语言一方面与二吴追求的“气”和“法”有关，浩瀚的文势需要有跌宕不群的语言，文法的跌宕多变更需要有奇峭顿宕的语言；一方面与古文观止选文偏重秦汉、唐宋文有关。这两个时期的散文在语言上不仅是简洁雅正的表率，同时也是意趣宕逸的范例，对后世散文有着深刻的影响。二吴的散文观便自觉地综合了这两种语言风格，显示出他们兼收并蓄的宽阔胸怀。(二)关于骈文入选古文观止名曰“古文”，但实际选文时，也编选了少量骈文名篇，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璺檄、王勃的滕王阁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等。这个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争论。解放前，王忠在论(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中

20、虽然未对入选的骈文大加指责，但是，他却指出：“大概这几篇文章都曾传诵一时，深为选者所喜，故宁自乱体例，不肯割爱，遂得鸠占鹊巢。”1957年，黄肃秋认为，骈文人选“不能完全符合古文标准。”就连近期的评论者，也认为人选骈文为“破例”，即使他也肯定这几篇历代传诵的骈文佳作。1980年以来，绝大多数学者肯定骈文的人选，认为入选骈文佳作是古文观止取材广泛的一个例证，“打破了选古文不选骈文的限制”。实际上，这两种争论的焦点只在于骈文的归属问题。关于骈文的归属问题，我们择出今人的几种观点：辞赋和骈文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文体，从文学性上分，它们可归入散文，从散体性上说。它们也可归入韵文。骈文云者。句子对

21、偶之谓。然则四六文者。乃文学两性两属之中间性，比之散文，则多韵文之价值，比之韵文，则又有散文之形式。故于韵文、散文之外。令骈文独立亦出于不得已耳。其实，骈文无论有韵与否，就性质说，均属讲述性语言，而不是歌唱性语言，故均属“文”之范畴，其无韵者自是广义散文之一种，而有韵者如箴铭、颂赞、衰祭之类，亦无音乐属性，不供配乐歌唱，依然是广义散文之一种。由是，骈文理所当然地可以纳入古代散文研究的范围。由此看来，骈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骈文指与“古文”相对的四六文，讲究排偶对仗，辞藻华丽。而广义的骈文则和古文同属于古代散文，若取此说，古文观止人选骈文就不为“自乱体例”。上述观点我们是以现在的眼光来分析观

22、照的，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当时文人的共识，即二吴在主观上有没有这种大散文的观念，我们不敢妄下定论。但是他们入选骈文确有一定缘由的，是清初骈文的发展与古文观止编选目的相结合的产物。首先，骈文人选是其时骈文复兴背景下的产物。骈文自魏晋以后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全盛于六朝，变衍于三唐，尔后日趋颓靡。入清后，随着古学的全面复兴，加之文人普遍研习学问，较易于遣使典实，编织美词丽语的这种古老文体又呈现出复兴之势。陈维崧、毛奇龄、汪中、孔广森、彭兆荪等皆擅胜一时，名重士林。他们纷纷反对其时华靡鲜实、模拟因袭的流弊，阐发骈文的艺术特性，肯定骈文与散文的同源性，提高骈文的文体地位，以与声势浩大的古文派对峙相抗。如孔广

23、森就曾说过：“骈体文以达意明事为主，不尔则用之婚启，不可用之书札；用之铭诔，不可用之论辨；直为无用之物。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阗，一与散体文同也。强调两种文体虽是不同的形式，却具有共同的表述功能，骈体也应当以达意明事为主，也可以用来叙经论史。阳湖派中明确提出骈散合一的李兆洛，在编选骈体文钞时，把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等并非骈文选人该书并遭非议，”李兆洛解释道：“报任安书，谢跳、江淹诸书蓝本也；出师表，晋、宋诸奏疏之蓝本也。所收秦汉诸文，大率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也。他着眼于骈体渊源于秦汉文章而在书中选人这些文章，一方面提高了六朝骈文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借以骈文与古文原本就有着

24、亲缘关系，不可厚此薄彼。这种思潮在当时的选本领域也有反映。蔡世远古文雅正虽日编选“古文”，也兼收若干骈文在内。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也有评价：“不知散体之变骈体，犹古诗变律诗兼收俪偶，正世远深明文章正变之故，又何足为是集累乎可见，骈文入选本不是古文观止的首创，而是其时骈文创作上的复兴和理论的繁荣在选本领域中的体现。其次，骈偶修辞之功利于时文。古文观止人选骈文还和其编选目的有关。骈体文的显著特征是讲究骈词俪句，注重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这些文体特征大都符合八股文写作的要求，所以，入选骈文也就不难理解了。八股文又名时文、制艺、四书文等，从其写作常式来看，它的结构主要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和收

25、结六大部分。其中分股又分为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柬二股四个小部分，总计八股。可见八股文之名是就其核心部分而称的。在这八股中，前后两句必须对偶成文。这种创作特点正好与骈文追求对偶的特点相一致，所以骈文人选可以指导促进八股文的创作。另外，二吴选取的骈文均是中国古代骈文中的精品，语言优美，对仗工整，有利于私塾童生的初学。由此可见，肯定古文观止的入选骈文，不意味着二吴就一定有宽容的大散文观念，即不是为了拓展文体，当然也不是文体芜杂，主要是欲汲取、融用骈俪文句以强调修辞之功，服务于童生的时文创作。但是这一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是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范围，体现了兼收并蓄的特点，这恐怕是二吴当初选文时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