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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的反倾销问题及其当代启示摘要:近代以来,面对洋货在中国的泛滥,有识之士提出了振兴民族经济、进行“商战”的应对之策,民间抵制洋货的群众性运动此起彼伏,振兴国货与实业救国逐渐成为国人共识,民国政府通过经济立法以抵制外货倾销,但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效。近代中国反倾销的历史说明,国家的独立统一是解决反倾销问题的根本前提,提高国货产品的竞争力是解决反倾销问题的根本途径。关键词:反倾销;抵货运动;国货运动;实业救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列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将大量商品运销中国,严重地冲击了原本落后的国内民族产业,导致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入
2、超。外国商品的倾销,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反对外货倾销的斗争贯穿整个近代。一、近代中国反对外货倾销的努力鸦片战争以后,目睹外国商品泛滥所造成的国内产业不兴,利权外溢,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外货倾销的危害性,并提出了许多应对之策。这最早体现在部分觉悟的开明地主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之中。他们极力呼吁发展民族经济,振兴商务,以图自救。这其中,尤以郑观应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郑观应认识到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贸易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交换,指出“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之货税恒从轻”1。并明确提出“商战”口号,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2,欲与洋货抗衡,必须增
3、加商品出口,对国产商品实行保护性税率,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为真正维护国家经济利益,郑观应还主张收回海关管理权,自行掌握关税收入,使外人“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1。早期的有识之士虽然已经看到外货倾销对于国内民族经济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但是,他们的呼吁只能是纸上谈兵,晚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根本无力改变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态势,无法改变外货在华大量倾销的被动局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人民抵制外货,反对外货倾销的斗争日益高涨。这最早可追溯到1849年发生的广州民众和全体行商联合抵制英货运动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国人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中国民间
4、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抵制外货运动。排外情绪首先在义和团运动中得到激烈反映。如1900年进京义和团“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4。如果说义和团运动所进行的排斥一切洋货的“仇货”行为,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非理性色彩,那么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开始,中国人民的“抵货”逐渐上升到反侵略、挽利权的理性层面上来,由以前的消极抵制开始转向积极抗争,“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爱国经济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抵货运动,如1908年山东青岛人民的抵制德货运动,1915年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五四时期的反对巴黎合约、抵制日货运动以及1925年
5、五卅运动时期发生的抵制英货、日货的斗争,均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外货在中国市场的倾销,减轻了民族资本工商业在与外货竞争中的压力,为长期遭受列强欺凌压榨的民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一线生机。辛亥革命以后,伴随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的蓬勃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痛感利权外溢,丧权辱国,以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相号召,纷纷投资兴办实业,掀起了一股“实业革命”的热潮。提倡国货、兴办实业的热潮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121915年间,北洋政府颁布了大量鼓励和支持发展实业的法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除颁布一系列法令鼓励发展实业外,还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提倡国货。1928年发布倡导国人购买国货的通令,又将1933年定为“国货运动
6、年”,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为“儿童国货年”,1936年为“学生国货年”,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广泛开展。二、近代中国反倾销问题的当代启示国家的独立统一,是解决反倾销问题的基本前提。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政府,对外不能抵御外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对内未能保护和扶持民族产业的正常发展。虽然中国民间反倾销、挽利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政府却积贫积弱,屡屡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对于外货的倾销无能为力,列强在中国实际上享受“超国民待遇”。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帝国主义长期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切特权,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统一,使得反倾销问题的解决有了现实可能。1994年我国的第一部对外贸易法开始
7、实施,1997年又正式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使中国的反倾销问题有了法律上的依据。2001年,中国重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以后,又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贸易国平等协商,合理解决倾销与反倾销等贸易争端。积极发展民族产业,提高国货产品竞争力,是解决反倾销问题的根本途径。国货与外货的竞争本质上是产品质量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近代中国国货产品常常难与质优价廉的外货匹敌,根本原因即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对此,孙中山先生指出,“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行不通”7。因此,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只能收一时之功,提高本国民族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水平,以质量取胜才是根本出路。实际上,即使在洋货充斥的近代中国,一些著名的民族企业品牌仍能长盛不衰,经受市场的风浪而立于不败之地,便是最好的说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我们在对外贸易上已经经常出于出超的地位,但很多国货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主要依靠的是资源的消耗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且往往被西方贸易国诉之以商品“倾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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