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感文化与中国悲剧精神的缺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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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感文化”与中国悲剧精神的缺失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悲剧、悲剧精神一直有争论。这涉及到美学范畴，民族美学心理形成等方面的问题，而鉴于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的学说：“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文化发展变化之中，根源性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企图从华夏民族的根源文化，比如神话，儒家文化来寻根溯源，究竟是什么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审美心理及审美意识。一、神话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特征起源的最好体现 中国古代神话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无不表现这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

2、感文化”不可否定孕育了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品格，但是对于文学，艺术领域，这种“乐感”将由可能是灾难。神话故事中秉持的善常胜恶的法则，人定胜天的乐观，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潜移默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心理平衡的良药，一种对现实人生中的艰辛的化解，例如“精卫填海”，整篇故事充满了对弱小精卫壮举的赞许，实质上暗含了人们坚信精卫必胜的信心；再如愚公移山，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却安排了神灵的帮助最后成功了，似乎在暗示人们，无论怎样的艰辛，只要你坚忍不拔，就一定会有奇迹出现。总之，一切都是“大团圆”式的结局，只要你乐观地忍耐。在这样的逻辑下，要求人们非常积极地投入命运的抗

3、争似乎是一种困难。“乐感文化”对悲剧精神的消解是多方面的。其中。在“乐感文化”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儒家文化构成了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意识。首先是“中庸之道”。由于“乐感文化”的影响，“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它所要求的是人要顺应必然性与规律性，一切采取“中和”的态度，主张矛盾对立面要相互交融，达到一种和谐之美，从而引发了中国的“诗教”传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这种和谐之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和美”。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美德就是一种适中”。在民族审美心理方面，无形中造成了民族对“适中的，不过于悲壮的，少惊涛骇浪多风和日丽的”审美取向。这样一样，许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不

4、得不受这方面的限制，大多以“大团圆”式结局。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明明应该是像西方“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悲惨结局，可是为了讨好观众，就非得安排“化蝶”这以情节，这很能说明观众对现实悲剧得逃避心理，一种不成熟的审美心态。第二是儒家文化中“文以载道”的文艺创作指导思想。就戏剧创作而言，主要表现为“天道轮回，善恶有报”的伦理精神，从而达到劝善的教育目的。人们与其是观看戏剧，不如说是在观看一本一本的人生教科书。李渔在他的 闲情偶寄讽刺 非常透彻地说明：“借优人说法，与大众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弥实之具也。”二、关于悲剧精神的定义 叔本华认为：“悲剧的真正意义是

5、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然而，对于坚信“乐感文化”并且祭祀神灵祖先都是出于一种企图获得保佑，馈赠的华夏民族而言，根本不可能怀有原罪感以及真正的宗教情怀。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信奉儒家文化是为了安居乐业，求神拜佛是为了求得神灵的帮助，祭祀祖先是为了求得神佑，总之，一切都是从“利益”出发。在这种语境下，悲剧精神难以为继。真正的悲剧品格应该体现在形而上层次对生命，对人类存在等永恒问题的哲学追问。诚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所写：“对于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暖昧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可是高

6、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里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与生命，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像俄狄普斯王写的是一个自身并没有过失，一直与命运抗争最后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无常；被缚的普洛米休斯则反复追问为什么正义难以实现这种来自人类终极问题的追问与审查，这种关于自我判断，自我预见的灵魂追问，正是西方悲剧精神所在。而相对于中国戏剧，更多的是在演绎世俗人间的悲欢离合，更多的是执着于社会伦理的再现。比如窦娥冤，无非是民间冤案得以昭雪。剧中主人公窦娥本应该是最能体现悲剧精神的，然而在她身上带有太多的伦理观念了，比如“孝，贞”，她的抗争说到底是在为这些伦理而抗争，并

7、不是为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窦娥其实不是在积极抗争，而是在痛苦的隐忍，把悲惨归咎于命运的安排：“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恃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很显然，与其说窦娥在抗争，不如说她在极力维护她心目的也是外界加给她的伦理观念。在这个抗争中，更多的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独特的生命自由意志。淡薄的个体意识，使得中国悲剧主人公只能在低层次上对现存的世俗生活“惩恶扬善”，而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属性，对人的本质，命运的本质发出追问。像俄狄普斯在解答谜底后进一步在：“认识你自己”的层面上，提出“我是谁”的追问，直接触及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至于美狄亚，狂热地

8、追求个人幸福，不谈她的残忍，只针对她强烈的个人意志而言，美狄亚是一个忠于自我情感与自由、价值的人，是一个有强烈个体自主意识的人。人类的悲剧精神就是人们面对不可回避的生命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自我保存的生存欲望，干敢于同毁灭的必然性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在这种抗争中实现人的价值与力量。然而，中国悲剧主人公所受的伦理规范制约太重，个体自主意识薄弱，一切的苦难似乎都化解为隐忍，这种隐忍看似伟大，实际上削弱了抗争的力度。至于在故事情节上，最令人诟病的莫过于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比如窦娥冤最后窦娥的三桩毒誓一一得以实现，这完全消解了这出戏剧的悲剧美，悲剧冲突还没有推向尖锐对立直至毁灭的程度就让外

9、界的力量的介入化解了。再如自居易的长恨歌。杨贵妃本应为自己的命运鸣不平的，最后却在“仙乐飘飘的蓬莱岛”成仙去了，极大的解构了悲剧的力度。本来中国悲剧的冲突，人物心理在悲剧感上已经逊色于西方悲剧，在戏剧结尾处还要演“仙圆”“梦圆”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里，“悲剧的意味”已经差不多消除殆尽了。三、死亡构成悲剧么?也许有人会提出虽然很多中国悲剧以“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毕竟主人公大多数是付出生命代价的，这不足以构成悲剧么?然而，悲剧的本质精神不在于主人公的死亡与否，而在于死亡面前是否抗争以及如何抗争。诚如尼科尔指出：“死亡本身已无足轻重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回避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作些什么。”总结 综上所述，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乐感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儒家文化，成为抑制悲剧繁荣以及悲剧精神发展的根源因素。乐感文化中蕴藏这太过强烈的乐观主义，儒家文化以伦理、集体感遮蔽了个人情感与个人独立意识，这些因素都从各个方面解构了中国悲剧，解构消解了悲剧精神，从而导致了中国悲剧精神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