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第七讲人情.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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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第七讲 人 情 有人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情”国家。有反对者指出：中国已经步入法制化轨道。我说两者都没错。后者只说步入轨道，但没说已经成为法制化国家。一、人情概观 什么是人情，估计没有人能下定义。但是，中国人几乎天天泡在人情中，特别是生活在小城市或农村的人，几乎天天接触“人情”。由于人情起源于习俗，所以具有民间性和含糊性，纯属一种“潜规则”。两人间的事情才算是人情，若离开两人关系，一旦涉及团体或公共社会，那就不是人情。人情是二人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的关系网的“机制”或“规则”，按民间习俗，有人给你恩惠，你须记住人家的好处，这就是人情债，欠人情债的心态就像欠金银债，若不想被人叫你

2、“白眼狼”，不想被人疏远，就须早日了结债务。人情的运作，在某些方面类似金钱，比如我欠你一笔人情，这就是人情债，如果长期不还，就要承受人情压力，和经济上的债务压力一样。依据“债权优先”原则，债务人被债权人呼来唤去还不得表达怨气，因为人家对你有恩，这是你的义务，一旦偿还债务就会感觉轻松。从这个意义上讲，敢于欠人情债是一种勇气，表明你敢承担义务，说明你有能力偿还“债务”，这和敢于借债做生意差不多。说到人情，生活中随处存在，送礼、帮忙、借钱、救急、赏脸等等都是人情的范畴，其中的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表面特征是感情，而其要害是利益交换。这种交换促使关系网的凝聚，也因为这种交换使关系“潜规则”得以维护。关

3、系网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来，抽掉人情这个纲，关系网分秒也无法维持。大规模的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结构，这可以从日常用语中看出来，买人情、卖人情、送人情、做人情.等等，“人情”在这里都是宾语，是被操作的对象。在中国混社会，不懂人情行路难，然而“世态阉良”，人情虽有“情”字，但没有多少感情，只与利益有关，是假冒之“情”。如果你不会做“人情”，那你就会被认为“不会做人”，属于“潜规则”层面的“违规”，然后就是舆论非议，朋友也会疏远你。“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多精辟啊！参透了“人情”二字，你就会成“人精”，就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呼风唤雨叱吒风云。2 既然人人要见“面”，就不能不讲“情”。

4、比如宋江杀了阎婆惜，依照王法，是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更何况那婆惜的情夫，又在县里“司法部门”工作。但宋江面子大，人缘好，县里上上下下，都要开脱他。先是县长大人一味拖延，后是刑警队长有意放纵，更兼县政府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到婆惜的情夫张三那里去说情。这些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连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魂，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此。情面不但可以使某些人生，也可以让某些人死，如春秋时的豫让之，刺杀赵襄子，战国时的聂政之刺杀侠累即是。豫让是为旧主智伯报仇，犹有可说。聂政与侠累素不相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大

5、老远地从卫国跑到韩国去刺杀他，为的只是侠累之敌严仲子的“情面”。聂政本是个“鼓刀以屠”的“市井小人”，严仲子以“诸侯卿相”之身，屡屡惠顾于他，由是感激，便替他去杀人。豫让也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于是三番两次去杀赵襄子，实在杀不成了，竟请求刺杀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赵襄子也居然“大义之”，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外，如专诸之刺王僚，荆柯之刺秦王，也多因情面故。西方的杀手为金钱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杀人，情面在中国比什么都贵重，因为“黄金有价，情义无价。”情面虽然无价，却有用。又岂止是有用，简直就是法力无边。所以，任何中国人都不能不讲情面，也不能不为将来可能的

6、需要，而预先为自己储备情面。储备和制造情面的办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则情由何来？同事、同学、邻居等等之所以较有情面，就因为经常要面对之故，因此有“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的说法，夫妻情分最重，也因为天天都要面对，而恋人与候补配偶当然也就称为“对象”（即面对之象）。“象”如果“对”上了，则为“有情人”。既然是有情人，则在理论上终成眷属。但是，即便真是眷属，比如亲戚，如果不常见面，或久不见面，感情就会淡漠，甚至会趋向于零。所以有“人在人情在”的说法。人在，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不顾；人不在了，则反正不怕会有见了面不好意思的事，也就可以不讲情面

7、，只计利害。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薄情寡义，“人一走茶就凉”的。比如前面说的 3 豫让，就是在智伯死了以后，仍要不计利害地报恩还情。无疑，历史上和生活中，豫让这样的人并不多，这才特别地被看作是侠义之士，为人们所崇敬、仰慕、赞颂和表彰，但同时也可见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同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肯定和赞扬。相反，如果忘本，翻脸不认人，一阔脸就变，转背就忘情，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 有可能被骂作人面兽心，不是东西。比如一个人刚死，身边的人就翻脸，便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说“某

8、某尸骨未寒，你们就”云云。那么，反问一句，如果“尸骨已寒”，是不是就可以如何如何呢？这也就等于承认了，“人在人情在”毕竟是一个规律，至多只能要求“情”延续的时间，比“面”稍长一些，不要一下子就情、面皆失，以免大家“兔死狐悲”，想起来“寒心”。二、维系人情的方法 看来，维系人情、储备情面之最可靠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多多见面。比如，有事没事的，经常去串串门，走动走动，或者找种种借口，在一起“聚一聚”。在这方面，中国人是很有办法的，而最好的机会，又莫过于过年。这时，除大年三十夜晚的家庭团聚必不可少外，拜年也是很重要的事。关系的亲疏，人缘的好坏，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在这时都一望可知。一个人，如果过

9、年时谁也不上门，是很没有面子的。相反，如果门前车水马龙，家里常开流水席，则面子十足，风光体面得很。如果来拜年的竟是上司、前辈，那就更加体面，足以成为向他人炫耀的资本。婚事和丧事也如此，所以非大操大办不可。如果并未大操大办，贺客或前来吊唁者仍络绎不绝，那就面子更大，人情更多。这时，来人一定要慎怪：“怎么也不知会一声？”主人则一定要赔罪：“没敢惊动大家。”不敢惊动，是对别人的体贴，当然是人情；而闻讯以后立即赶来，那就更是人情了。因此，也有办红白喜事故意不声张的。不声张的好处甚多。一是做事低调不张扬，显得谦虚（为官者则还可以避嫌），二来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人缘的好坏，以及关系的亲疏。由是之故，那些前来

10、贺喜或吊唁的人，一定会连连声明：“刚刚听说，刚刚听说！”但不论是刚刚听说还是早就知道，也不论是立马赶来还是延误多日，主人也都得领情，至少得做领情状。你想，爱国尚且不分先后，这事又怎能计较时间？只要来了，就是人情，就是面子，就有情面。4 制造情面的有效办法还有很多，比如成立校友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或学习班等。事实上许多人喜欢开会或培训，就因为可以借此机会见见老朋友和认识新朋友。反正基本原则就是要见面。时谚云：“走动走动，向上浮动，不走不动，向下滑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实在无法见面，那么，也要不断表示希望见面的愿望。比如，写信时，要写上“如晤”、“见字如面”等字样；分手

11、时，也要互道“再见”。再见就是再次见面，与英文goodbye 意为“上帝保佑你一人独行”迥异。此外，重逢或初时的“久违”、“久仰”、“好久不见”，也都与“面”有关；久违是久违其面，久仰是久仰其面，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其面。久违其面，难免薄情，必须用极富情感色彩的话把面子补足。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须设法不和他见面。比如路上相遇，眼睛往别的地方看，甚至绕道而行。对方来访时，装作不在家，或者故意乘别人不在家时去拜访。孔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鲁国的阳货（阳虎）想让孔子去见他，孔子不去，于是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收了人家的人情，不好不去拜谢，又不想和他见面，便故意

12、趁阳货外出时去拜访，没想到“冤家路窄”，还是在路上遇到了。圣人既已做出榜样，我辈自然不妨效法，只是事先要探听明白计划周详，不要弄出“遇诸途”的尴尬事体来。故意不见既然意味着不友好，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所以，一个人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见上一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意见就是“意”见“面”不见，如无“意见”，为何不见？这种漏掉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别人都已见了，惟独他未见，也就特别地没面子。说不定，本来没意见的，这回可真的有意见了。这当然是很不划算的事。无意的不见，会引起误会；故意的常见，则让人

13、起疑。“这家伙有事没事的老来找我干什么？”显然是“别有用心”。这就得防着点。更何况，不断地见面，也有弊端。第一，见得多了，难免厌烦，至少不再有新鲜感；第二，见得多了，就容易看透，知根知底，弄不好连隐私也保不住；第三，关系一近，难免随便，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一旦反目，比仇人还可怕。当然，平时不见面，或见面时招呼都不打一个，有事时才贸然地找上门去，就更不妥。“平时不烧香，5 临时抱佛脚”，便是菩萨面前也不灵的。总之，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故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三、人情维系群体的最佳

14、手段 正因为情感是发自内心而又不能作伪的，因此，就有资格成为维系群体的最佳手段。情感比“利害”可靠。厉害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只能使人们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时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者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比如越王勾践之赐死文种，汉高祖之杀韩信、明太祖之诛功臣等都是。所以酒肉朋友最靠不住；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就是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目成仇，刀刃相见。情感也比法律可靠。法律是强制性的而非自发性的，它只能维持表面的安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执法不严就是另一番景象。对于朝廷王法，中国人虽不敢硬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总能“化千金为四两”

15、。所以，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冤而无耻。”也就是不相信政令刑律真有什么根本性的作用。情感也比道德可靠。道德修养是后天培养而情感能力是生而有之。一个人，如果道德修养很差或存心不讲公德，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更何况，中国的伦理范畴和道德准则，也差不多都能还原为情感概念和情感法则。比如，“仁”是一种爱的情感，也叫“仁爱”；“义”是一种恨的情感，也叫“义愤”。再有，“孝”是父子之情，“悌”是兄弟之情。而且，这些情感又都是双向的；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爱则妇顺。反之,“你不仁”，则“休怪我不义”；君要是把臣看作“草芥”，臣就视君为“寇仇”。所以，中国的道德律令，总是同时对双方

16、都做出情感要求。比如“尊师爱生”、“拥军爱民”等。也就是说，只有以情感为基础，道德才能发挥作用。情感甚至比面子要可靠。面子可以做假，情感却必须真实。出于面子为人办事，难免敷衍，或者尽力不尽心；出于情感而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为，两肋插刀。这样，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群体也就势必是坚不可摧的了。6 显然，情感确实维系群体的最佳手段。因此，中国人把情感看得很重。中国的伦理情感往往可以还原为情感，其实可以还原为情感的又岂止是伦理道德。比如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道家讲道虽“无为无形”，但也是“有情有信”，至少是不反对感情。.至于政治上的“以德

17、服人，以柔怀远”，教育上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都是靠情感做文章。就连铁面无私的法律，在遇到“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的情况时，也不得不网开一面。三、人情与人缘 做人首先必须“通人情”。比方说，别人有喜，应该欣然于色；别人有悲，不能无动于衷；别人有难，必须拔刀相助；别人遇险，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是“麻木不仁”。当然，他也休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就会自绝于社会和群体，真的变得“不是人”。显然，所谓“通晓人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态度。具体说来，又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讲，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方说，自己肚子饿了要吃饭，应该想到别

18、人肚子饿也要吃饭，从而“推食食人”；自己身上冷要穿衣，应该想到别人身上冷也要穿衣，从而“解衣衣人”。从反面讲，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方说，自己不想死，就不要杀别人；自己怕丢面子，就不要伤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尊重对方，称呼上要掌握分寸，不要直呼其名；对方的请求和给予（如敬酒、让菜），即便不能接受，也要婉言辞谢，不要断然拒绝；对方有了错误，即便是下属，也不要当众指责，而应该在没有旁人时温和地批评；对方向你诉说某一事情或心情时，即便不愿听，也不要粗暴地打断，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岔开话题；对方与你争辩，即便说得不对，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只图一时痛快，把对方逼进“死胡同”，“下不了台”。否则，

19、不但对方觉得大伤面子，恼羞成怒，在旁观者看来，也会认为你“太不像话”。这些虽然说起来都是小事，但会不会做人，也就往往体现在这些小事上。总之，会做人的人，总是能够表现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处处以他人为重、时时替他人着想的心理倾向。比方说，见了面问人家“吃了没有”、“身体好吗”，或问“有朋友没有”、“进展如何”，甚至帮他寻找对象或门路。这些被西方人视为“打探隐私”的问题，却被中国人视为“有人情味”的表现。又比如，朋友搬 7 家去“凑一把手”，邻居外出代为“看门”，同事犯了错误代他向领导“说情”等等，也都是“通人情”、“会做人”的表现。由此可见，做人做人，必须实实在在去“做”。只说不做，同样“不是人

20、”。但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心，则不能是“做”出来的。即便是“做”，也要做得不露痕迹。有些人，虽然也热衷于关心帮助他人，但“做”了好事以后，又生怕别人不知道，到处宣扬，或在被帮助者面前，以施恩者自居，时时提醒对方得了自己什么好处，结果弄得对方反感，他人厌恶。真心地帮助他人，应以“不计报酬”、“不求回报”为前提。事实上，由于下面就要讲到的“人情法则”，这种回报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须时时提醒、公之于众的。如果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不但受惠者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会让人觉得你其实不会做人。于是就有了“人缘”的好坏。人缘，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在中国这种以关系为取向的社会里，十分强调社

21、会和谐性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于是，人们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人缘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资源。正因人缘的重要，人们对它也就越发地加以关注。人人都争做“大众情人”，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即使西施有毛病，人们也都包容她，由此自能万事亨通。用“人缘”这个词来表示“人际关系”是很精当的。“缘”的本义是“衣边”，因此有“边缘”的意思。所谓边缘，也就是两物分界之处，同时也是两物相连之处。两物如果“相缘”，也就有了“关系”。系和缘都从糸（mi）,意思是细丝。所以，两个人关系很好，就说“千丝万缕”；如果似断非断，就说“藕断丝连”；所以说用缘这个字来形容人的情感关系非常恰当。人际关系既名之曰“缘”，则建

22、立新关系便叫“结缘”，比如“喜结良缘”、“广结善缘”。良缘也好，善缘也好，都是一种人情，就是把情感之丝之丝打成“结”，使之更为牢靠。如果两个人以前素不相识，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相遇，或通过他人的介绍相交，却一见钟情，或情投意合，便会觉得彼此十分“投缘”，并把彼此的偶遇和相识，视为一种“前生命定”的“机缘”，认为彼此之间有“缘分”。所谓缘分，即是人情再加天意。人与人之间，本来在气质、性格、阅历、境遇各方面都有差异，要想真正情投意合，原本就很难；而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又很难有机会在茫茫人海中去寻找知己。这样一来，人情加天意的缘分，就显得 8 更加弥足珍贵。一个人，如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中得一知己，

23、那就不但是“缘分”，而且也是“福份”了。此外，中国人讲究人缘和中国的社会氛围有着密切关系。相比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西方人认同的观念是心相异，心相隔，因此强调宗教理法、自我独立、正义平等。而中国人普遍认同的观念是人心相同、相通，因此看重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看重各种关系的长久稳定。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觉得，只有在集体当中，在人际的和谐当中才能找到自我，内心得到慰藉，才能体验到平稳和满足。为此，中国人认为，要想安身立命，必须要依靠一定的人缘，有了这些特定的人情关系，内心才能平稳，生活才能正常进行。中国人讲人缘，还与国人根深蒂固的宿命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经常用一个“

24、缘”字来解释人际关系的建立。萍水相逢式的短暂关系，经常通过“攀关系”、“套辞”之后，双方把彼此的偶遇视为一种命定的“缘分”，并把对方纳入“自己人”的行列。成了自己人，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待遇自然也就和所谓的外人有了分别。不过，说一个人“有人缘”或“人缘好”，却并不是说他有此缘分或福分，反倒是说他即便无此缘分或福分，也能结交朋友，受人欢迎。或者说，有“缘人”的能力。有此能力就能处理好自己的周边关系，使自己的“边缘”聚满了人。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是“人缘”，而不是“机缘”。这就要会做人。而会做人，也就是懂得人情法则。四、人情法则 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中国人很看重回

25、报。在中国人看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则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赞扬。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甚至干脆就公开宣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报仇就不同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或是无意得罪，则“冤家宜解不宜 9 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要“眶毗必报”，眶毗（yazi)就是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如果别人只是横了你一眼，也要报

26、复，舆论就会觉得你“过于计较，不好相处”，也就会弄得自己没人缘。二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腿，便太过分，也“太不像话”。三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对比。如果地位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所结之仇非常之大，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难保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遭致“胯下之辱”的少年，

27、则不予追究，就是因为知道上述缘故。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不利于维系群体，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如果眶毗必报，则更会没完没了，天下大乱。总之，鼓励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于“群体意识”。但不管怎么说，回报总是必须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报恩，可以是“变牛变马”、“结草衔环”；报仇，亦不妨化作厉鬼前来索命。故民谚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鬼不是别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专打抱不平的厉鬼。中

28、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总之，肯定性的情感（恩爱）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须回报。不懂得这一点，便是“不通人情”。维系群体的办法、手段、条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说法律。法律当然是有权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迹”（行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证大家都循规蹈矩，不能保证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连循规蹈矩，也未必能保证。一旦执法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况，对于朝廷王法，中国人虽不敢硬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哪里靠得住？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

29、利时趋之若 10 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目为仇，刀兵相见。就连面子，也很可疑。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最为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出于面子为人办事，难免敷衍，或尽力不尽心；出于情感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两肋插刀。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

30、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群体也就势必是坚不可摧的了。所以中国人要讲人情，而且要讲回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投之以桃，你报之以李。如此往返相报，则情感更深厚，友谊更绵长，关系更密切，群体也就更巩固。然而，人情的回报这事，认真做起来，又很难。我们知道，“还情”的前提是“领情”。一个人，好心好意把人情送给你，你当然要领受，并表示感谢，这就叫“领情”。这事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第一，人之所送，未必我之所需。如果自己并不需要，那么，是收还是不收呢？不收是不通人情，收下又没有用，还要平白无故地增加一个负担（因为收下的人情终究是要还的）。但人家是一片好心，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

31、也只好来者不拒，照单收下，然后再琢磨着如何还回去。想想真是何苦！其次，送人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明明白白，有的不清不楚，有的大张旗鼓，有的不动声色。这样，有时别人可能是“暗送秋波”，咱们则可能还“蒙在鼓里”，当然也就无由表示领情，这又会无端地得罪一个人。于是，为了不得罪人，就得时时小心翼翼，不要忽视或漏掉别人的人情。但如果人家原本并无此意，咱们却当作人情来领受回报，岂非自作多情？如果每件事都要这么琢磨一番，麻烦不麻烦，窝囊不窝囊，累不累呢？领情已属不易，还情就更是困难。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中，施送的并非物质，而是情感。即便施送的是物质（比如在一个人遭受灾难时送衣送饭），也 11 同时还有人情

32、。甚至有时候，真正要送的不是东西，而是人情。物质的东西是容易回报和偿还的。比如你请我一桌，我还你一席，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价钱。还没还，报没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事人心里也明明白白。情感就不同了。它是无形的，无价的，不能测量，无法估算。还没还，报没报，或者还没还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只好完全凭“良心”办事。有些特别讲良心的人，只好以数十倍的代价去偿还，如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是。甚至就连“还不还”，也是问题。中国人的所谓“人情”，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它是情感，又不纯粹是情感。这就不好办。因为如果纯是情感，就不必还；如果纯是商品，就容易还。最怕的就是说不清。还吧，像做买卖；不还，又好

33、像占了人家的便宜。这可真是左右为难。更麻烦的是，中国人之所谓“人情”，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种是真正的感情，我们无妨称为“衷情”。它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而且，你如果执意回报，反倒会伤了感情。另一种则是表面化、程式化或仪式化的东西，我们无妨称之为“表情”。它带有功利的性质，可以“做”，可以“送”，当然也要“还”。如果你错把“表情”当作“衷情”，人家就会认为你这家伙太不懂规矩，太不会做人，甚至太没有良心，或者太不像话。反之，你如果把“衷情”错当“表情”，用常规方式加以回报，则对方便会感到伤心，甚至会愤怒：“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这当然也同样糟糕透顶。朋友们之间，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尴尬事体，

34、回报吧，显得生分、见外、不贴心；不回报吧，又似乎太夹生、不懂味，是个“半吊子”。于是，就像“活，还是不活”对于哈姆雷特是一个问题一样，“还，还是不还，对于许多中国人，也都是个问题。其实“衷情”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其方式与回报“表情”不大相同，然而它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则往往还要更大。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中国的父母，尤其当代中国的父母，对于其子女，真正称得上“做牛做马”四个字，完全是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甚至类似于“父母”的组织，对待自己的“子弟”也是爱护有加，免费供他们上学，毕业后为其安排就业，提供公费医疗和低租住房，死了以后还要为其送终。好一点（也就是更像父母一点）的单位领导

35、，在职工犯了错误时，还要代其向上级“求情”，甚或代为其承担责任，乃至代交罚款（当然是公费）。这样一片“爱心”，如说不是“真心”，那简直是没 12 有“良心”。但是，严格说来，这种关心爱护，实在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因为即便是最真诚的关心爱护，也未尝没有希望回报的成分。领导关心群众，是为了让群众拥护，安心工作；父母关心子女，是希望子女成才，耀祖光宗。说到底，还是“施”与“报”的关系。所不同者，仅在于父母（含类父母者）的爱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连说“答谢”都嫌太轻，简直就应该报之以全部身心才好。五、人身依附关系 人情关系怎么会是依附关系呢？从表面上看，在人情关系中，一方施送，另一方

36、领受并回报，倒像是做买卖。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不乏用人情来包装交易的。但是，用人情来包装交易，恰恰证明人情不是买卖。买卖关系是最平等的。一方愿买，一方愿卖，价钱讲好，即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人情关系就不同了。上回你帮了我的忙，这回我又帮你的忙，看起来好像已经“两清”，然而人情却还在（否则就叫“人一走，茶就凉”，是不通人情的）。于是，下回我找你，你还得帮忙。这样送来送去，还来还去，就永远还不清。既然还不清，两个人就只好互相依附了，因为他们永远都欠着对方。更何况，情本之于爱。爱这个字，繁体作“爱伙一颗心夹在当中，既表示凡爱都要出自内心，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纳人内心”之意，也叫“关心”。即把对方搂在怀里

37、，关在心中，因此又叫“关怀”。关怀显然不平等。比如，我们只能说父母关怀子女，领导关怀群众，组织关怀个人，不能倒过来说。道理很简单：只有父母把子女搂在怀里，哪有子女把父母搂在怀里的？当然，“关心”一下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关心国家大事”）。但这种关心，不过是关切、牵挂、惦记、眷恋的意思。为什么要关切、牵挂、惦记、眷恋呢？因为自己的心已经被“关”在对方的“怀”里了。如果不关心一下，心里就会没有着落。侧 可见，真正的人情关系是必须“交心”的。爱的一方固然要“将心比心”，被爱的一方也要“以心换心”，这样才能“心心相印”，彼此也才“放心”。放心当然不错，问题是放在哪里？当然只能放在关怀者的怀里。既然“心非

38、我有”，自然“身不由己”。于是关怀者的爱护便很可能变成干预。比如高考时为子女代填志愿，婚恋时为子女代找对象等。有时这种“爱护”甚至会演变成父母对子女 13 的人身限制和人身侵犯，比如打骂等。而且，还要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筷子头下出浪子，棍子头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等等。，这些话说起来都十分理直气壮。因为“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交母付出的代价更大，更何况原本是为了子女“好”。既然身与心都交出去被“关怀”了，则听话也就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倘不听话，关怀也就无由实施。再说，心都交了，话又有什么不可听的？自然“不在话下”。当然，什么独立人格，什么自由意志，也就都谈

39、不上了。看来，人情这玩意，虽然是个好东西，麻烦却也不小。没有固然不行，太多也难对付。就拿听话这事来说吧，不听得不到关怀，太听却又会失去自由。那么，有没有办法既能得到关怀又多少能有点自由，既不缺少人情又不为人情所羁绊呢？办法也许是有的，只不过，你可就得世故点了。六、良心、义气与人情味（一）势利与良心 势利不但可鄙，而且有害。试想，一个人，得势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众人趋之若鹜，一旦失势，便“树倒猕孙散”，甚至“墙倒众人推”，岂不可怕？又试想，群体兴旺时，大家都来吃它用它依附它，一旦面临危难，便“作鸟兽散”，谁也不来保卫和维护，这个群体岂不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显然，一种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

40、决不会允许这种严重后果产生。于是就有了“良心”和“义气”。所谓良心，从字面上看，就是良善之心。但在事实上，却并非一切善心都是良心，也并非一切恶行都是“没良心”。比方说，见他人悲哀而无动于衷，见他人遇难而不思救助，就只能叫做没有“同情心”；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在公共场所胡作非为，就只能叫做没有“公德心”；光天化日之下干不要脸的事，或干起坏事来公然置舆论于不顾，就只能叫做没有“羞耻心”。这些都不能叫做“没良心”。只有那些知恩不报、见利忘义、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行为，才被斥为“没良心”。比如一个人，先前受过别人的资助，后来别人有了困难，明明自己有能力，却不肯援手，反倒装聋作哑，作壁上观，便是没有良心

41、。又比如，一个男子，在落难时得到一个女子的体贴和关怀，发达后却另攀龙门，甚或停妻再娶，也是没有良心的。可见，良心，是专门用于人情回报的一个道德范畴。14 有良心就是有情义，就是美，也是好，合起来叫“美好”。没良心就是无情义，就是丑，也是恶，合起来叫“丑恶”。美好的事物人见人爱，丑恶的东西人见人憎，这就从心理上确立了“人情法则”。一个人，如果不通人情，不讲良心，那就是内心丑恶，不但他人憎恶（嗤之以鼻），自己也应羞愧（无地自容）。这就会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使那些“不讲良心”的人无法“心安理得”地活下去。显然，良心之于人，是一种“软控制”，靠的是每个人是否“安心”。因此，一个人，无论多么“不讲良心”，

42、也无论有多少人认为他“太不像话”，如果他自己并无“于心不安”之感，别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宰予和孔子辩论守丧的事。孔子坚持“三年之丧”，宰予则认为只用一阵。宰予说，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为期也太久了吧？陈米已经吃完，新谷又已登场，打火用的隧木已经改了四次（古人钻木取火，四季不同，一年一个轮回），该可以了吧？孔子反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饭，穿那花绸衣，心里安不安呢？宰予坦然地答道：六安！”孔子便气哼哼地抢白说，你觉得“安”，你就去干吧！一个君子，在居丧守孝的日子里，吃着美味不觉可口，听着音乐不觉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逸，所以才不这样做。你既然“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干好了！宰予与

43、孔子的这场辩论，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不就是一个只守一年，一个要守三年吗？也值得争？再说，宰予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然而孔子却不肯讲价。因为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父母既然予我有“三年怀抱之爱”，则我们也应该有“三年守丧之回报”，否则便是没良心。但是，这种回报，父母显然并不能享受到它的真正好处，所以，归根结底，也仍然只是我们自己是否安心的问题。因此孔子听了宰予的大放厥词后，第一个问题便是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宰予竟然答曰“安”，孔子即便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也只好发脾气说“女（汝）安则为之！”一点办法也没有

44、。圣人尚且无奈学生何，我们又能拿那些势利小人怎么样？（二）良心与义气 显然，仅用良心，实不足以对抗势利。更何况，势利的存在，也未尝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趋利避害乃是人的本能。这可不是一句“没有良心”便可以轻易打发的。如果说，利的诱惑尚能抵御，那么，害的威胁便几乎难以抗拒。15 公元前265 年，秦昭王为了替其相范雏报仇，诱拐软禁了赵国孝成王的弟弟平原君，要他交出藏匿在自己家中的魏相魏齐（范雌的仇敌）。赵王闻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发兵包围平原君府，魏齐趁着夜色逃出，求救于赵相虞卿。虞卿又与魏齐一同自小路逃往大梁，希望通过魏国信陵君的关系逃往楚国。信陵君得到通报，因为畏惧秦国，“犹豫未肯见”，

45、故意装糊涂说，虞卿是什么样的人呀？信陵君的“上客”侯赢在旁边看不过去，便接嘴说，虞卿是什么人？是个跟着草鞋，扛着雨伞，随随便便地前去游说赵王，才见了三次，就拜相封侯，普天之下都争相结识的人。那魏齐穷途末路，求救于虞卿，虞卿不敢看重高官厚禄，解除了相印，辞掉了封爵，连夜抄小路来到大梁，只为急他人之难而求救于公子，公子却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信陵君一听便脸红了，连忙驾车赶到郊外相迎。但魏齐早已听说信陵君的留难，怒而自颈了；而虞卿遭此打击，深感“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从此郁郁寡欢，只好去发愤著书。平心而论，信陵君决非小人。八年以后，他为了救赵之危，竟担了天大的干系，窃取兵符，刺杀晋鄙，夺魏王军权

46、以攻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赵”，曾一再被演绎成小说、戏剧和电影。信陵君这一义举，是否受到“魏齐事件”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则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难免势利，况芸芸众生乎？因此，要对抗势利，除了要有良心外，还要有义气。魏齐对于信陵君是否有恩？想来没有。事实上侯赢也并未谴责信陵君不讲良心。其所以打动信陵君者，还是虞卿“急士之穷”的“大义”，一种不愿看到一个国士竟走投无路的“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是一种爱心，一种见人遇难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种

47、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义之心”。其实魏齐与范维的恩怨，与虞卿和侯赢都没有什么干系，他们纯粹是“多管闲事”。而且，魏齐对于范雌，也确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恶。当初，范雌地位低下的时候，曾随同魏国中大夫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须贾为了推卸自己出使失败的罪责，竟诬陷范雌“里通外国”。作为国相的魏齐，只听了须贾的一面之词，便喝令手下把范雅往死里打。范难装死，魏齐又令人将其扔进茅厕，让喝醉酒的宾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维得势之后，必欲置魏 16 齐于死地，也是“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如果这时范雌还只是一个布衣，则无论他如何复仇，复仇的手段如何无所不用其极，都会被视为义举。但这时范雅已为秦相

48、，恃强秦而凌弱国，便未免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赢等人的义愤，非得要帮那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魏齐不可。由此可见，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般回报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义。义与利是不相兼容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气是势利的克星。一个人做了坏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谴责”，又不能“良心发现”，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为就叫“义举”，而制裁的动机就叫“义气”。这样，一个人如果因“势利”威胁利诱而不顾“交情”，那么，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谴责，也要忌惮义气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别人更讲义气，就因为在充满危险的江湖道上，利的诱惑和害的威胁都更大。久而久之，义气便差不多变成了

49、江湖上的专用名词。义气无疑也本之于人情，所以又叫做情义。然而，无情者固然无义，有情者却未必有义。有的人，平时不乏脉脉温情，紧要关头却畏畏缩缩，便是有情无义。显然，情是“感”而义是“气”。气有血气，有习气。血气刚烈者勇，富于“勇气”；习于仁义者正，富于“正气”。加起来就成为“节操”，叫做“气节”。有此气节，于己，则忠信诚毅智仁刚勇；于人，则坦荡磊落正大光明。既视死如归，又疾恶如仇，当然也就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为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不惜大义灭亲、舍生取义了。这也是义气与良心的不同之处。良心只管自己，义气却可以由己及人。这样，它就能起到一种良心起不到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只是“不讲良心

50、”，也许不过“心”无所安；如果居然“不讲义气”，那就可能“身”受其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三）人情味 良心和义气是人情法则的哼哈二将。一个“诛心”，一个“杀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陶冶于内，一个制约于外。如此，则人情法则的贯彻，也就畅通无阻。不过这哼哈二将，也只是对付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是用不着开口良心闭口义气的。一个人，有事没事的，又没谁招他惹 17 他亏他欠他，也动不动就良心义气，就没意思了。有意思的是“人情味”。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极富人情味。“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弥勒笑口迎宾，观音托瓶送子，山川自相映发，禽鱼自来亲人。就连看病，也极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