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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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一一兼论成都 平原先秦文化的发现及意义 过去,人们探索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历来认为长江的中游和下游是中国 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对丁长江上游文明的研究,贝抹引起重视。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长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特别是近年来,四川 成都平原一系列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证明长江上游同样有着 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在以四川成都 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从考古学角度建立起了该区域先秦文化的发展 序列(I),即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最后到晚期 巴蜀文化。其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夏商周,
2、到春秋战国,历时二千余年。与之考古文化同样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正是循着这个文化序列,经历了从起 源,到形成,再到发展的漫长而艰辛的演进过程。迄今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一 批批规模空前的中心聚落和城址,以及许多为世人所瞩目的珍贵历史文物,无 不显示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中心的特殊地位。本文试图就长江上游文明的 起源、形成和发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长江上游的自然地理态势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S 西向东主要流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终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 6300公里,流域面积 180 余 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河。位于长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 原地区和四
3、川盆地。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远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 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 块发生猛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形成面积达 220万平方公里,平均 海拔 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 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难 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则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的祖先 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处四川的东部,周围高山环绕,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丘 陵和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一成都平原。长江干流横亘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 岷江、沱江、
4、嘉陵江、涪江和与从南向北流入长江的乌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 的纵贯四川全境,构成一个水网密布、幅员宽阔的流域之地。同时,长江干流 及其支流沿岸发育了众多地势低缓的河谷台地和山前地带,这里土质、水肥条 件良好,有着理想的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是原始农业生产的有利地区。尤其 是岷江支流,古代被当作长江正流,发源 J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 亭江、绵运河等河流自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 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总而积达 1.2 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 2.6%。这里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土质疏松柔软,易于农业 耕作,特别是水稻粮食作物的栽种。东部丘陵地
5、带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 广,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如水稻、小麦等。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地北部有高 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 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 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宜于农业耕种,具有发展农业的 有利条件,同时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是我们先民栖息生存,农业定居的理想 场所。这些都为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客 观的物质基础。从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气 候温暖湿润,就有人类狩猎采集,劳动生息,至今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
6、。50 年代初,著名资阳人的头骨化石(2)的发现,足以证明远在数万年 至 1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70 年代中期,汉源、铜 梁、资阳等地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时期的文化遗存(3),并 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更为广泛,到目前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 代遗址达 200 余处。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人 口的急剧增加,无疑标志着史前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进而为长江上游成为 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独具特点,其 北有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东邻发
7、达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谋猿 人的发现,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 熟。二、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探索(一)宝墩文化的发现,迎来长江上游文明的曙光。大约从公元前 4600 年开始,长江上游出现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 主 要在今川东长江沿岸一带。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发生了宝墩 文 化(5)。除此 之 外,川 北的 绵 阳(6)、广 元 (7),川 东 北 的 通江(8)、巴 中 (9),川西南 的汉源 狮子山 (10)等地 区也发 现了有大量属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就目前诸遗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其中
8、,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为 中心。宝墩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 达,并出现了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贫富分化明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 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有的刃锋锐利,留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 石铲。可见,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到农作物收割,工具种类齐全,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人们主要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仅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就达千余件(II)。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经慢
9、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 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喇叭口高领罐的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可谓当 时的精品,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选 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可 与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这一 时期发现的玉器多为墓中随葬品。大量陶、石质纺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纺织业 也很发达,男女有了分工。房屋为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坚固结实,经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这时一座座颇具规 模的古
10、城先后相继建立。城址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是 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12)、郫 县古城 村(13)、都江 堰芒城 (14)、温江鱼 凫村 (15)、崇 州双河 村(16)和紫 竹 村 (17)6座古城群,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 座城址均建在 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 12 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 达 60万平方米,其余在 2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这与长江中游的城址相当。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建筑遗迹、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 10-50 平方 米左右。
11、遗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数面积甚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1996 年 宝墩的鼓墩子发现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18),而积约 3000 平方米。鼓 墩子在当时明显高出四周地面约 1 米,且正好位于宝墩遗址中心,这似乎说明 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现表明,宝墩社会 已经开始分化。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统治阶层,才有必要建造 如此规模的中心聚落。因此,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 住的处所。无独有偶,1997 年郫县古城村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 北-东南向,长约 50米,宽 11米,面积达 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该房址未
12、发现有隔墙遗迹,此房间应为一个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推测 可能还有大型梁架结构。这与一般的建筑不同,当不是一般性居址。据房内留 存的 5 个长方形台子分析,5 个台子系卵石砌成,横向陈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颇有规律,显然是有目的而为之。这很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 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6 座城址的四 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这些城址地面上还残留有很多较完好的城垣遗迹。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出现了版状夯土工具,一般长 多达 50 厘米、宽 10 厘米左右,这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条件。如,新津宝墩 龙马古城垣(20),其周长 3
13、200 米,宽 8-31 米以上,高度超过 4米,土 方量初步推算在 25万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这些城址已基本 具备了城的条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新石 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宝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 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宝墩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墓中随葬品的有无、多少在不同遗址中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 多,有时还随葬一些珍贵物品,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
14、甚至一无所 有。新津宝墩遗址仅见的 5座墓中均无随葬品(21),成 都十街 坊遗址 的 19 座墓中有 7座中随葬骨器(22),而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仁胜墓地则随葬 玉石器(23)。由此可见,当时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财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生。早期四川境内,部落民族众多,大小 诸侯国林立。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 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绵不断。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 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批规 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成为当时成都平 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15、。宝墩龙马厚实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战 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这时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器,如石钺等,制作精致。随 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社会处在剧 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 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一三星堆文明。(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苏醒,长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关注。大约从公元前 3700 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哨棚嘴文 化和宝墩文化先后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鸟首 形器等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4)为代表,故称三星堆
16、文化。该文化在承继宝墩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受到中原 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一中原二里头文化南浸,最初在长江中游鄂西地区稍作 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区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东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 川西成都平原渗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股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并进而发 展为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 安、汉源和川东北的阆中以及川东的长江沿岸一带,初期阶段长江中游的鄂西 地区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的 特色,反映了该文化兴盛强大的历史而貌。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 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两个大型祭祀
17、坑和数以 千计的铜、金、玉、石、陶等不同质地的礼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 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实高大的城垣的发现,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 上游文明已经正式形成。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尤 其是锄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 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 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 剩余。手工业方面,新出现了制铜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达 500 余件(25),有铜雕像群、礼器、神器、法器等种类。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物群反映了当时青
18、 铜铸造业的高度发达。这批铜器体形高大,纹饰繁缛,足见青铜的冶炼与焊铆 连接技术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精美,在同时代 诸考古文化中无与伦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发展,且数量大增,件件 珍贵。玉器制作较好地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抛光等工艺。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线刻画堪称艺术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规整细致,以玉璋最 为引人注目。其特点大而薄,长度一般在 20-60厘米之间,最长者在 1 米以上,而厚度仅 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无一不显示了当时玉石器加工技术的高超和 娴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特色鲜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壶、瓶、鸟首形器等构成这
19、一时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发现数万余件 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纹饰十分丰富。大型夯土、土坯砖城 垣和木构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现,表明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同质 地、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青铜大立人像身 着的长襟燕尾服饰(26),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酿酒业也有很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 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 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 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 业中分
20、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27),反 映 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说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总之,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贸易的迅速出现,推 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三星堆上层建筑提供了强大 的物质保证。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 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遗址(货)位于成都平原广汉市 境内的鸭子河与牧马河之间的台地上,是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诸遗址中最 为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这是一个由 30余个文化点构成 6 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共同组成总面积达 1
21、2 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东、南、西 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 3.5 平方公里 的大型古城,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古城布局不太规整,南宽北窄呈 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顶部系用土坯 砖作为建筑材料,这在同时期的城墙修筑中是少见的。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 迹,现已发掘房屋 40 多间。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有面积仅 10 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 60 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间 进深 8.7 米,面阔 23米,面积达 200 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 大型宫殿式建筑。
22、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样精心建造的大型 聚落,足见其规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同时,居住区 发现有丰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独领风骚,酿酒的高领大罐,饮酒的觚、杯,盛酒的瓮、罐、壶,温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应俱全。陶食器数量也很 多,碗、碟、盘、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有 虎、象、牛、猪、羊、鱼、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艺品出土,这在同时期诸 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琼、矛、斧、斤等高档消费 品。还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档消费品显然不 是为一般平民所拥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统治者所垄断,进一步说明三
23、星堆遗址 当是一批社会地位颇高、且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活动的中心。该遗址出土 的两件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应为奴隶形象,反映了奴隶制已经存在,阶级发生了严重分化。更为重要的是 1986 年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29)。坑 内有次 序地 分层堆满了各种形制奇特,不同质地的玉石礼器、金器、青铜人像、象牙、骨 渣等数以千计的文物精华。这些器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极 为罕见。如金杖(30),长 1.42 米,重近 500 克,刻有精美的鱼鸟图案和 人头像,这是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国王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数 十件与真人大小相仿、神态各异的青铜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诸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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