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思潮刍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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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思潮刍议 作者：李国超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 李国超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摘 要：翻译是一种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和交流，表面上看是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相互转换，其实是一种内在含义的交流。而要想在翻译中达到应有的效果，就必须跳出传统的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转换研究。而文学翻译正是在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探究，通过文化之间的相同与不同对原文本和译文文本在文化领域进行沟通。而翻译的文学层面探究难免会在译文文本中对原文文本所表达的含义有所弯曲，这就造成了译文文本对原文文本的再创造及叛逆，这更加说明翻译的文学观对于翻译发展的促

2、进。关键词：文学思潮；转换；文学翻译；再创造；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1-0179-03 收稿日期：2015 年 9 月 28 日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作家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所

3、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一 翻译的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之间始终是存在差距的。这其中的原因，有艺术上的，也有语言本身的。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分析说：“如果翻译冒充可以改造某一表现品为另一表现品，如移瓶注酒那样，那就是不可能的。在已用审美的办法创作成的东西上面，我们如果再加工，就只能用逻辑的办法；我们不能把已具审美形式的东西化成另一个仍是审美的形式。”1这是从美学原理角度分析文学翻译的困难。众所周知，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如音乐、绘画、雕塑、甚至电影等，它是唯一局限于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而语言之所以能产生艺术所要求的形象性、生动性，这是与语言本身的历史文化沉淀、

4、与该语言环境中的语言使用者本人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语言环境内的历史的文化积淀和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经验，使该语言的使用者在使用某一特定词汇时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赋予该语言以特定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译作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茅盾曾说：“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

5、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一折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著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疑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的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这是一种很困难的工作。但是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那么，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2加拿大翻译研究家芭芭拉戈达德说：“面对新的读者群，译者不仅要把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而且要对一

6、个完全崭新的文化及美学体系进行诠释。因此，翻译绝不是一维性的创作，而是两种体系的相互渗透。译者是传情达意的积极参与者，是作者的合作者。”3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与原作的创造性性质相比，翻译的创造性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它属于二度创造，即再创造。但是创造与再创造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是很难划分，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逐字逐句的、比较忠实的翻译，其性质自然属于再创造性质，但是那些“编译”、“译述”、“达旨”、以及偏离原文较远的“意译”，其性质就很难界定了。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翻译概念有关。有人说，翻译的概念随

7、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此话有理。现在如果再回过头去看看中国早期的译作，按照现在的翻译标准，是否还能算作是翻译呢？这种情况也不光是发生在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有。毕竟，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二 作为人类的一个文化现象，文学翻译实在是一种颇为微妙的矛盾现象。因为，作为文学，它理应把一件非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变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但是，作为翻译，它又应该把一件外族的文学作品传达过来，是使人感到它是一件外族文学作品。各国的翻译工作者似乎一直都在这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排斥的两点之间犹豫、徘徊，殚精竭虑，努力在这两点之间找到一个适宜的切入点。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

8、段，即分析阶段和综合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当然不一定很明显，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时间上的界限。它们更多的是存在与思考之中或潜意识之中，并存于同一个创作活动之中。两者之中，分析是文学翻译创作的前提。通常译者拿到文本后，首先总是要仔细研读原文这里的研读也就是分析，接着他就要考虑如何用译语表达的问题这时他就进入了综合的阶段。无论在分析阶段还是在综合阶段，译者所使用的语言都是他的母语。而如果说，在分析阶段译者担任的还仅仅是读者的角色的话，那么，在进入综合阶段后，译者就已经担任起创作者的角色了，这时他所思考的问题几乎与原作者所考虑的问题一模一样。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家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原作文本的语言问题的

9、框框，他所思考的很多问题许多已经进入了作家的创作领域。当然，作为翻译的文学创作与作为原作的文学创作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原作的创作直接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家的现实，译作的创作则来源于原作，来源于原作家所表现的现实。但尽管如此，译者还是需要有能体会到原作人物感情、思想、行为的能力，需要有把这一切重新表现出来的能力，而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创造人们通常称之为再创造。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人们往往以为，再创造比原作的创造总要低一等。其实，原作的创造与译作的再创造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优秀的翻译家固然未必就能成为出色的大作家，但杰出的大

10、作家也未必一定就能成为优秀的翻译家，这种例子古今中外，可说比比皆是。因此，创造与再创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孰高孰低的问题，而应认清其各自的功用与特点。在文学翻译里，无论是译作胜过原作，还是译作不如原作，这些现象都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决定的。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

11、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4 三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炼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无所是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杨巨源有诗名城东早春，诗曰“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均。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把它译为：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When bud

12、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 That beautiful embroidery the days of summer yield,Appeals to every bumpkin who may take his walks afield.有人指出，译者以 early May 译原诗中的“新春”一词不准确，“因为在中国，五月初已经将近暮春了。译者没有研究中国的时序景物来比附，结果违反了同一律”5。这一批评当然不错，因为中国与欧洲的时序确实不同，early May 不同于中国的“新春”，用 early May 译

13、“新春”，这是对原诗的叛逆。但假诺我们细细推敲一下译诗的话，我们当能发现，这种叛逆似乎并非出自译者的本意，因为从整首译诗可以见出，译者对中文原诗的把握还是很准的，也是很严谨的，基本上传达出了原诗的诗意和意境。至于用 early May 译“新春”，显然是出于押韵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况且，对于英美读者来说，early May 也已经包含着“新春”的信息了，因此对这一译法似乎也情有可原。当然，与此同时这种译法也确实传达了一种错误的信息，使英美读者误以为中国的早春在五月之初，但这恐怕是诗歌翻译中普存在的一个难题，无法强求在一首译诗中就给予解决，这个难题也许可以借助同一首诗的不同译本来加以完成。另一

14、位汉诗的英译家宾纳（Bynner）所译的韦应物的诗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也招致一点物议。宾纳的译诗为：On the spring flood of last nights rain The ferryboat moves as though someone were pulling.有人指其以“似有人”译“无人”，两者反映的画面一动一静，“违反同一律”。同样这两句，王守义与约翰诺弗尔合作，把它译为：spring sends rain to the river it rushes in a flood in the evening the little boat tugs at

15、its line by the ferry landing here in the wilderness it responds to the current there is no one on board 王译比较忠实地传达出了原诗那种静态的画面，而且也没有了宾纳译本中的那个“多余的人”，但是王译同样也没有了宾纳译本中那种与原诗相应的简洁与韵味。王译实际上是一首散文诗这是对原诗韵律的一种叛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译者看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起很大作用的诗的外在美诗的形式和诗的语言形式，主要是在音韵方面，而这种音韵美在英译中是无法表达的，因此，他们的译诗，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看来是散文化德释

16、义，而实际上是一首不错的英语无韵诗。如果它译出了原诗的意境、神韵、美感，它就是一首好的译诗。而且它会被英语读者接受，加以欣赏，甚至参与欣赏再创造，完成对诗美的享受和感应”6。这两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窥见创造性叛逆的一些基本特点。由于文学翻译，一部作品被引入了一个新的语言环境，于是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形：翟理斯为了传达原作的韵味，结果把“新春”变成了“五月初”；宾纳为了追求原作诗的形式，结果引入了一个“多余的人”；王守义为了忠实地再现原作诗的画面，结果却丢失了原作的诗歌形式和韵律。四 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收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

17、学的传播与接受。人类的口头文学时期，许许多多的口头文学家们得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接受他们的创造性叛逆，从而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完满。进入书面文学时期，文学家们得创造性叛逆就变得有迹可循某些文学文本的变迁正是后代创作家对前人作品的创造性叛逆的证明。但这还仅仅是文学的创造性叛逆的一个方面，创造性叛逆的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它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所起的作用。一部作品，即使不超越它的语言文化环境，它也不可能把它的作者意图完整无误地传达给它的读者，因为每个接受者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理解、接受作品的。而一但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跨越地理、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就更

18、是不言而喻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无不在这部作品上打上各自的印记。这使得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创造性叛逆的这一性质，使得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正如中西比较文学手册中“翻译”条目所言：“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然而，不管翻译效果怎样，它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的媒介，是比较文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家认为作家通过外国作品的翻译，领略到某些本国文学中没有的新的因素，并将其在自己的作品

19、中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起到了媒介作用。”7一个国家翻译外国文学的作品本身意味着这个国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是外国文学对该国文学产生影响的表现。创造性叛逆所带来的翻译的个性、翻译的理论，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性共鸣及其译本的变迁等或表示了外国文学影响的踪迹，或反映了一国文学的情势，这些都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参考文献：1克罗齐.美学原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茅盾.翻译研究论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3Babara Godard.Language and Sexual Difference:the Case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New York:Routledge,1992.4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5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6许钧.文学翻译研究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7王克非.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