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剧文体的初始预成图式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简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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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戏剧文体的“初始预成图式”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简评 季玢【摘 要】中国戏剧文体发展的现代进程始于 1907 年,而近代戏剧理论则为戏剧文体现代形态的生成提供了“初始的预成图式”,这主要表现在文体观念的更新、创作方法的转型和悲剧形态的确立三方面.【期刊名称】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6)011【总页数】5 页(P17-21)【关键词】近代;戏剧理论;文体【作 者】季玢【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正文语种】中 文【中图分类】J801 艺术史家冈布里奇曾说过:“没有一些起点,没有一些初始的预成图式,我们就永远不能把握不断变动的经验”182-83。中国
2、戏剧文体发展的现代进程始于1907 年,而近代戏剧理论则为戏剧文体现代形态的生成提供了“初始的预成图式”:“近代戏剧改革虽未能从整体上推翻古典戏曲的体式,但为戏曲与话剧的最初遇合,现代戏剧文体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2 1897 年,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馆印说部缘起在天津国闻报上连载,开近代戏曲理论批评之先河。此文的最大特点是以进化论学说立论,认为“说部”(当时小说和戏曲被统称为“说部”)比经史更易传、更适合普通百姓阅读,因此对社会的移风易俗有着积极的作用:“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形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312。严复是集新学与旧
3、学于一身的思想家,他自觉地把戏曲批评置于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进化论之中加以阐释,体现出近代理论思维的拓展,对以后许多批评家如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批评的重要范式。但严复的观点却显得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如在对比了书之易传与不易传的五个因素后,指出“不易传者”,“国史是矣”;“易传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312 以“稗史”喻戏曲,与传统戏曲观念视为经史“羽翼”的观点并无实质差异。与严复这种旁借理论、犹抱琵琶的态度相比,梁启超则以大胆的叛逆精神,向权威霸权话语发起了猛烈的总攻,明确地将传统文论视为“小道”、“邪
4、崇”的戏曲直接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不愧为近代戏剧改革的巨擘。这集中体现在 1902 年发表于新小说第 1 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篇文论中,梁启超提出了两大著名命题,即“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政治命题和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审美命题,并从审美功能方面揭示小说(戏曲)的社会功能。4审美功能只是“手段”,而社会功能则是“目的”,如此,梁启超抛弃了传统文论惯常的感性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而偏向于理性的推论与演绎。在力推戏曲的强大社会功能的理论基础上,梁启超以“泰西文明”为参照,对戏剧改革运动进行了具体的尝试。从其散见于小说论丛、丽韩十家文钞序
5、、饮冰室诗话、论桃花扇等有关戏曲的言论中,我们可知梁启超心目中的戏曲改良,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变革。内容上,要向福禄特尔(伏尔泰)、但丁那样胸怀国家民族,提倡“国民性”,加强“国民意识”。梁启超指出,“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536 他认为这种“国民性”的嗣续、传播与发扬光大,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者,乃是“戏曲”,故应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想以戏曲形式表现出来。形式上,则要依托古典戏曲、融合西方戏剧,所谓“委身于祖国之学,据今所学,而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6
6、59 但由于梁启超持政治实用观念,忽略戏曲的艺术特性和自身规律,虽然他也曾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戏曲的艺术特征,其过分重视戏曲的宣传、教化功能,使戏曲文学的艺术性反而成了更好地进行政治煽动的途径,因而成了社会功能的附庸。而王国维出于对艺术的真诚早就指出“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736 梁启超的戏剧理论远非完善,但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中国戏剧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梯,而不是过程的终结。它以强烈的批判精神、积极的新变观念、深刻的理论建构和开放的现实品格,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振聋发聩的反响。此后许多学人积
7、极响应并多方地阐发梁启超的观点,其中也不乏独特性和超越性的阐述,如无涯生的观戏记、健鹤的改良戏剧之计划、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箸夫的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以及天僇生的剧场之教育等文章纷纷刊出,一时,改良主义戏曲理论形成浩荡声势,戏曲改良运动也在摸索中开展起来。无涯生的观戏记标志着中国戏剧理论开始摆脱小说理论的纠结而有了自己独立的“家园”。首先,文章认为广东戏有两大缺陷,即形式皆为“旧曲旧调、旧弦索、旧鼓锣”,内容则为“红粉佳人,风流才子,伤风之事,亡国之音”,故“不可不大加改革”。867 其次,他以法国和日本的戏剧为例,说明戏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作用,以此显示当时中国戏曲
8、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其理论建构、思维方式、批评策略与梁启超如出一辙。再次,他从进化论的角度剖析广东戏及整个中国戏曲的源流演变,得出结论:“陈腐之曲本、晦淫海盗之毒风”,“足以伤风败类”870;而“贤人君子”之作,则“为移风易俗之助”,“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872。最后,他对具体的改革内容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即“一曰改班本,二曰改乐器”,但“改之道如何?曰,请详他日”,872 是为遗憾。观戏记不仅是一篇专门论述戏剧理论的文章,而且是近代地方戏改革的理论源头,继之,京剧、川剧、秦腔和评剧等改革思潮涌起,丰富了近代戏剧理论的内涵。但其缺失相当明显,一方面夸大戏剧的社会功
9、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交流是双向的,影响也是相互的,他只看到“西方”流向“东方”的表面河流,却没有看到从“东方”流向“西方”的潜在的或隐性的洪流,这也是近代戏剧理论者共同的悲哀。健鹤的改良戏剧之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涯生没有展开戏曲改革理论的遗憾。1904 年 5 月,他已经制定了较为具体的“最关紧要者”的五项“改良戏剧之计划”:一是强调“演剧之注意”。演员应以观众的欣赏需要为准绳,投身于角色的生活情境之中,在情感上与角色融为一体,才能使观众“吸受此地空气之辐射,已觉此身已非我有”。二是强调创作要注重“演剧之价值”,要求剧作家的创作“自今以往,必也一一
10、写真,一一纪实”,如此才能“描摹旧世界之种种腐败,般般丑恶而破坏之;撮印新世界之重重华严,色色文明,而鼓吹之是也”。这是时代对戏剧提出的新的需要。三是强调“剧部之组织与本能之扩张”,认为中国戏剧改良应该仿效日本剧部的组织机构。四是强调“脚本之改良与演剧之进步”。传统戏曲“大抵倚重歌板,而科白则仅资说明”,作者应将眼光转向世界剧坛取精用宏,指出中国剧本创作应趋向世界“演剧之大同,在不用歌曲而专用科白”,呼唤一种新的更契合时代与现实的戏剧样式。五是强调“演剧当根据实地”。戏曲的移风易俗、开启明智的社会功能的实现要依赖演剧“真”之艺术魅力。9健鹤的改良戏剧之计划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戏剧表演学、观众学、创
11、作学、剧场效应等方面的美学理论,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曾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也是中国近代戏曲改良的先驱者。其 1904 年刊载于新民丛报的中国之演剧界与王国维写于同年的红楼梦评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悲剧问题。王国维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为出发点,以其悲剧论为框架,引进西方近代美学的新观念,对红楼梦进行开拓性的阐释:红楼梦在美学和伦理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揭示了“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10114 中的人生悲剧,“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反叛了“世间”、“乐天”的国人之精神与“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10112 的文学传统。不同于王国维的借鉴西方悲剧理论强调悲
12、剧的审美效应,蒋观云则从中外演剧的比较中提倡悲剧的社会功能。他援引拿破仑的话来说明悲剧特性与功能:“悲剧者,能鼓励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高度评介了莎士比亚悲剧的世界地位,据此,作者断言“剧界佳作,皆为悲剧,无喜剧者。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11。因此,他呼吁中国演剧界不要去演那些“荡人魂魄而助其淫思”的才子佳人喜剧,而应多创作“泣风雨动鬼神”11的悲剧作品,救时济世,重铸国民精神。虽然王国维的悲观情绪一览无遗,蒋观云过分推崇悲剧、抹煞喜剧的社会价值,但是其“集百狐之腋,聚而成裘”的拓土维艰的努力促进了现代悲剧观念的逐渐生成,发展、丰富了现代戏剧形态的美学内涵。著名学者杨绛曾说中国戏曲
13、是“小说式的戏曲”12174。箸夫的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从编剧学的角度批评了传统戏本的题材来源“多取材于说部稗史”1360,“锢蔽智慧,阻遏进化”1361,缺乏现实生活的摹写。而中国老百姓“能识字阅报者,千不获一”,故“欲风气之广开,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戏本不可”1361。作者还以西方剧本的编写原则为圭臬,就如何改良戏本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用科诨”,适应观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将是日所演戏本宗旨、事实、演说大势,使观众了然于胸。而曲中所发挥之理论,可藉此展转流传,以唤起国民精神”1361。这里的“科诨”是情感与理智的有机融合,既能给观众以情感的审美愉悦,又能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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