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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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虽有争议,但是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将翻译文学完成排除在中国文学的范围之内。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中却难见踪迹,让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不禁有“弃儿”之叹。谢天振为翻译文学寻找的归宿是中国文学,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这里的翻译文学是指用汉语翻译的文学,而非泛指的翻译文学。有学者指出,“翻译文学能够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离不开谢天振对翻译文学地位的大力张扬。”但是对谢氏的主张也有不同意见,1995年前后,各方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进入新世纪后,谢天振仍然不改自己的主张:“我在编选择本翻译文学卷

2、时,心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我是在编一本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翻译文学卷,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译文选。”翌年,他更指出“在此前 3 本翻译文学的序言里反复讨论、阐述和论证过的一个命题”就是“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并且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谢氏的主张得到了邹振的背书,但是张南峰却认为“似乎有点绝对化的倾向”,“最不能同意的,是按照作者的国籍来判别文学或非文学作品的国籍。这样的标准,似乎带有一点任意性。”他认为按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这种观点虽然新颖,却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因此建议给予翻译文学“双重国籍”。张友谊认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

3、文学形成不等边三角形关系。宋学智认为张南峰的“双重国籍”,“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主张“给予翻译文学一个独立地位”,不“要把它继续束缚在传统的学科分类里”,认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存在,这才是真正符合多元系统理论的思考”。一 为“名”之争 翻译文学归属之争,其实是“名”之争。中国人向来讲究名正言顺,没有恰当的名头、名义、名分,虽行堂堂正正之事,却总觉得有些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有很长一段时间,翻译文学就像“黑户”,妾身未明,只好顶着外国文学的名头,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翻译文学归属之争实则也是为一大群人进行的名分之争。翻译的地位低下几乎人人皆知。不说古代,就说在

4、 21 世纪,也曾有人把文学翻译工作者比作“贩卖鸡蛋的小贩”,喻指小贩无权在鸡蛋上贴标签,就如同译者也没有资格在译作封面上署名一样。这实际上是将译者的贡献几乎一笔抹煞,因为鸡蛋由甲小贩来贩卖还是由乙小贩来贩卖,并无多大区别,但是我们能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和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没有多大区别吗?显然不能。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部作品之所以会出现巨大差别,其部分原因就是译者对原作认知和理解上的差异。任何文学作品,纵使刻画得再细腻,也只能是一个框架,读者在认知过程中,需用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想象力对其中的“空白”进行填充,才会使作品具体化。每个读者所使用的“填充物”不同,具体化后的作品也会面貌各异。译者

5、之于此,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便有同一作品的不同译者的面貌不同的译作呈现出来。因此,译者对译作最终状态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用郭沫若的话说,“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如果说硬要把译者比作贩卖鸡蛋的小贩的话,那么他也是进行深加工的小贩,贩卖新鲜鸡蛋的固然有,但是也会有相当多的人最终贩卖的却是咸蛋、卤蛋、松花蛋。除了译者外,我们说的“小贩”这一大群人,还应包括以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曾几何时,明明研究的是“中文”作品,却偏偏被冠以“外国文学研究”,这让很多学者多少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所以,对翻译文学回归中国文学的

6、诉求,实则也是这些学者对自身所从事的研究的合法性的诉求;此外,张南峰的“双重国籍”、张友谊的“不等边三角形”论以及宋学智的“独立地位”,都可以视为对翻译文学研究的合法性的诉求。二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承继关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我们通常在提到文学作品的存在时,主要有两种思路:物理主义思路和心理主义思路。“前者将作品看作物理实在,后者将作品看作观念客体”。但是英伽登却指出:“作品绝不等于纸张与墨迹,它首先是供阅读理解的句子,句子是依无形的原则而生效的井然有序的结构,这种结构不能还原为物,它与抽象的观念有关。然而作品又不是观念客

7、体是一种意向性客体,它存在于具体个人(作者和读者)的意向性活动之中。”当人们把翻译文学视同外国文学时,主要是因为作为“意向性客体”,译作和原作是要求同一的。而对于“依无形的原则而生效的井然有序的结构”的“供阅读理解的句子”,当它与“意向性客体”发生矛盾时,通常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这实际上是将文学翻译视同以信息传递为目的的科技翻译等,而忽视了文学翻译的特殊性。科技信息作为观念客体,其存在“是超时空的”,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却“产生于具体的时间并在时间中流变甚至消失”。所以,背叛在科技等翻译中罪大恶极,但是在文学翻译中却可能成为“创造性叛逆”,因而受到肯定。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是在具体个人的(作者

8、和读者的)意向性活动中,是“流变”的。在某个层次上的有意“叛逆”,恰恰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忠实”。所以,最“忠实”的译作,也只能是原作这个“意向性客体”在某个时间点上的转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环境的变化,这两个原本也是十分相似的“意向性客体”因为“流变”而相去越来越远。不变的惟有原作中按一定次序排列的字词,而这种语序是无法翻译的。所以,将翻译文学视为外国文学是荒谬的。文学传统和翻译文学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任何文学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形成独特的文学传统。任何作品都是这个伟大传统中的一部分,是传统决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个传统又是个多元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竞争,此

9、消彼长,中心变成了边缘,边缘又变成了中心。文学作品的地位也随着(子)系统的变化而变化,有的是总占据中心位置,有的则从边缘进入到中心,而有的不免落魄,从中心滑向边缘。比如,莎士比亚在世时,曾受到攻击,说他是一个“乌鸦新贵(an upstart crow)”,混迹于文坛,妄想和当时占据中心位置的“大学才子们”一争高低。后来,“大学才子”很快从中心销声匿迹,直到艾略特把他们重新送回中心,而莎士比亚自从从边缘走进中心后,就牢牢地占据中心的位置。一部作品,总是位于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中。而当作品被译成其它文字时,作品总是中拔出来,扔到一个陌生的关系网中。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将一种文学的所有作品都翻译成另一种文

10、字,能够翻译的总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被翻译了的作品在新语境中所形成的关系,绝不等同于它们在原文学体系中的关系。所以,即使是达到了“化境”的译作也不能视同原作,它只能是一个失去了原有关系而缔结了新的关系的新作。不仅如此,原先没有关系的不同外国文学系统中的作品,因为翻译进入到译入语系统中,彼此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子系统。所以,把这个子系统下的译自某一国家的文学子系统视为该国家的文学,显然是不妥的。再者,文学翻译中的复译现象,也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翻译文学视为外国文学。文学作品的地位,是由其独一无二的特性以及与系统内其它作品之间的承继关系所决定的。但是文学作品被翻译时,我们却发现有些作

11、品被再三翻译,而有些作品却无人问津,从而造就了翻译文学系统的特殊性。当我们谈论翻译文学时,我们是否包括所有的版本?还是特指某些版本?如果我们把林纾的黑奴吁天录视为美国文学,又该如何看待黄继忠的 汤姆大叔的小屋?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其实两者都不是李逵,也不是李鬼。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大叔的小屋都译自斯托夫人的 Uncle Toms Cabin,但是两者并不就是 Uncle Toms Cabin。文学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林纾和黄继忠说的即使和斯托夫人说的相同,但是他们述说的方式肯定不同,所以译版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大叔的小屋都不是美国文学;它们和许许多多的其它版本共同构成了翻译文学的一部分。再以莎

12、士比亚为例。莎士比亚不仅是个戏剧家,而且也是个诗人,其戏剧和诗歌(甚至包括书信等)一起构成了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被翻译成中文时,并非所有人都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只翻译其中的部分作品,或诗歌,或戏剧。不仅朱生豪、卞之琳、孙大雨等各自翻译的 King Lear 彼此间形成特殊的互文关系,而且和其它戏剧间也形成了特殊关系,也和屠岸、辜振坤、黄龙等翻译的十四行诗形成了特殊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一部分,而不能视为英国文学。三 结语 在否定了翻译文学就是外国文学这一命题之后,该如何解决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谢天振等认为翻译文学隶属于中国文学,张南峰则提出淡化国籍概念,或者给予翻译文学“双重国籍

13、”,而张友谊和宋学智则主张翻译文学独立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笔者认为张南峰、张友谊、宋学智的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却过于理想化;相反,谢天振的主张或有望解决翻译文学“妾身未明”的问题。文学翻译就像迎娶洋媳妇。洋媳妇进了门,却没有户口,总是被看作是娘家人。长此以往,总不是一回事,所以谢天振要做的就是为洋媳妇报中国户口,把她的身份确定下来。金发碧眼却穿着中式衣衫,虽然看上去有些怪异,却并不妨碍她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媳妇。保留双重国籍虽然更能加强她与娘家的联系,但是却为中国律法所不容;让她在娘家和婆家之外独立门户,看似为她提供了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但是却和中国的世俗人情格格不入,只怕会寸步难行。所以,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下,把翻译文学归入中国文学史有其现实意义,亦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与其死皮赖脸地呆在娘家看兄弟们的脸色,不如理直气壮地在婆家伸张自己应有的权利。